高教发展参考
2020年第12期 总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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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20年12月30日
本期导读
【新政传递】
国家药监局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
【高教视点】
翟小宁:世界大变局中的未来教育创新
陈福宽、王薏欣：高层次人才培养呼唤深层次教育变革
【高教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与社会发展“双螺旋”模式
【他山之石】
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模式”和“中心模式”——“双一流”首轮建设期满之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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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传递】
国家药监局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国药监药注〔2020〕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局，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造福人民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药彰显特色优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为新时代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决策部署，结合药品监管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健全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传承精华，注重整体观和中医药原创思维，促进中药守正创新。坚守底线，强化中药质量安全监管。创新发展，推进中药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二、促进中药守正创新
(一)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重视根据中医药临床治疗特点和实际评估临床价值，注重满足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制定中药新药临床价值评估技术指导原则。建立与中药临床定位相适应、体现其作用特点和优势的疗效评价标准。鼓励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疗效评价。探索引入真实世界证据用于支持中药新药注册上市。
(二)推动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制。明确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制有关技术要求，促进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发，推进古代经典名方向新药转化。会同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组织研究、制定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意见。建立与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特点相适应的审评模式，成立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专家审评委员会，实施简化审批。
(三)促进中药创新发展。探索引入新工具、新方法、新技术、新标准用于中药疗效评价。推动开展多区域临床试验规范性研究能力与体系建设，促进中药临床研究质量整体提升。发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传承创新发展“孵化器”作用，鼓励医疗机构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支持以病证结合、专病专药或证候类中药等多种方式开展中药新药研制。
(四)鼓励二次开发。制定中药改良型新药研究相关技术要求，支持运用符合产品特点的新技术、新工艺以及体现临床应用优势和特点的新剂型改进已上市中药品种。支持同名同方药的研制，促进已上市中药同品种的质量竞争。优化已上市中药变更相关技术要求。
(五)加强中药安全性研究。引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动开展中药上市后研究和上市后评价。建立符合中药特点的安全性评价方法和标准体系，建立以中医临床为导向的中药安全性分类分级评价策略。加大对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验方、医疗机构制剂等具有人用经验的中药新药安全性评价技术标准的研究。根据药物组方、人用经验、制备工艺、用法用量、功能主治特点等，在临床试验期间或上市后，开展各阶段相应的非临床和临床安全性研究。
三、健全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
(六)改革中药注册分类。尊重中医药特点，遵循中药研制规律，将“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药品基本要求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特点有机结合。根据中药注册产品特性、创新程度和研制实践情况，改革中药注册分类，不再仅以物质基础作为划分注册类别的依据，开辟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注册申报路径。
(七)构建“三结合”审评证据体系。进一步重视人用经验对中药安全性、有效性的支持作用，按照中药特点、研发规律和实际，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加强对人用经验的规范收集整理，规范申报资料要求。
(八)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制度。对临床定位清晰且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用于重大疾病、罕见病防治、临床急需而市场短缺、或属于儿童用药的中药新药申请实行优先审评审批。对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以及国务院卫生健康或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定为急需的中药，药物临床试验已有数据或高质量中药人用经验证据显示疗效并能预测其临床价值的，可以附条件批准。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所需的已上市中药增加功能主治实施特别审批。
四、强化中药质量安全监管
(九)加强中药质量源头管理。修订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制定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指南，引导促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推动中药材产地加工，鼓励中药饮片企业将质量保障体系向种植加工环节延伸，从源头加强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控制。加强和规范中药新药用中药材、中药饮片的质量管理，明确质量控制研究相关技术要求。保护野生药材资源，严格限定使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加强开展中药新药资源评估，保障中药材来源稳定和资源可持续利用。
(十)加强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加大飞行检查力度，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在传承中药饮片传统炮制方法和经验基础上，修订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药饮片附录。持续修订完善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间产品和制剂等在内的完整的内控质量标准体系，保持药品批间质量稳定可控。推动中药制药技术升级，鼓励生产企业逐步实现智能制造。
(十一)加强上市后监管。组织中药专项检查，持续加大中成药和中药饮片抽检力度，持续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依法处置违法违规企业。聚焦掺杂使假、染色增重、非法添加、非法渠道购入中药饮片等问题，开展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对中药材交易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无证销售中药饮片行为，持续净化市场秩序。基于中医药发展实际，研究完善按照省级饮片炮制规范生产中药饮片的流通政策。强化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对监测中发现的风险信号及时组织评估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加强中药说明书和标签管理，推进对已上市中药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
(十二)加大保护中药品种力度。修订《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将中药品种保护制度与专利保护制度有机衔接，并纳入中药全生命周期注册管理之中，发挥其对中药创新药、中药改良型新药以及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等中药品种的保护作用。支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申请人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关专利信息的登记、声明。
五、注重多方协调联动
(十三)加强横向联系。积极按照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部署，加强与科技、卫生健康、中医药、医保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部门工作合力，推进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成果转化，满足临床需求，积极服务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督促落实各方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牢固树立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履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责任，推进中药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承担起药品监管责任，牢牢守住药品安全底线。推动地方党委政府扛起药品安全政治责任，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十五)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大中药审评审批改革宣传力度，加强重要政策、重大措施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各方预期，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中药传承创新的新格局。
六、推进中药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十六)完善中药法规标准体系。加快《药品管理法》《中医药法》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建设，健全完善中药全生命周期监管制度体系。加强中药标准管理，优化国家药品标准形成机制，持续完善以《中国药典》为核心的国家药品标准体系。建立和完善以临床为导向、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质量标准、技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反映中药质量。研究完善中药材中农药残留、重金属与有害元素、真菌毒素等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和检测方法。制定实施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加强地方药材标准和省级饮片炮制规范的监督实施。
(十七)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以编制“十四五”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为契机，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加强检验检测、审评审批、审核查验、监测评价等重点技术支撑机构建设。加强“智慧监管”建设，创新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药品追溯信息互通互享。推动相关部门共同开展中药材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中药材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推进中药生产企业建立药品追溯体系，对中药产品赋码、扫码，逐步在药品生产流通全过程实现可追溯。
(十八)加强中药监管科学研究。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深入开展中药监管科学研究，积极推动中药监管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强化成果转化应用，推出一批中药监管新工具、新方法和新标准。深化与国内一流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合作，建立中药监管科学合作研究基地和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强化中药监管基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
(十九)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加快职业化、专业化的中药审评员、检查员队伍建设，完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明确岗位准入和任职条件。科学合理开展中药专业人员的考核评价和职级升降，扩宽职业发展空间，完善薪酬待遇保障机制，确保高层次人才“招得来、留得住”。
(二十)积极推动国际传统药监管合作。深化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积极开展与国际草药监管合作组织(IRCH)、西太区草药监管协调论坛(FHH)等传统药监管国际组织以及有关国家或地区药品监管、药典机构的交流，深入参与国际传统药相关政策规则制定、标准协调，推动中药标准国际化。持续提升我国中药监管在国际监管组织中的话语权，推动中医药更好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国家药监局
2020年12月21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
国中医药国际发〔2020〕2号
内容如下：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
(2020-2025年)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粤港澳三地同题共答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服务“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创新探索。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扩大开放，坚持互利共赢，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构建粤港澳中医药共商共建共享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中医药高地建设新格局，为深入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立足禀赋，服务大局。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立足粤港澳三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大力发展中医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医药发展高地，为港澳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为助力健康中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率先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深入推进规则衔接、制度衔接，充分挖掘创新潜力，加快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一国两制”优势的创新典范，为全国构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积累经验，为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提供示范。
——共享发展，服务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将中医药多重价值和优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完善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加快中医药创新要素聚集，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让中医药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大湾区居民。
(三)发展目标。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合作体系基本确立，共商共建共享体制机制运行顺畅，建成一批覆盖大湾区的高水平中医医院、中医优势专科和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一批优势特色突出、具有较强服务功能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基地，打造一批国际水平的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科研创新成果，推动一批岭南中药知名品牌进入国际市场。到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发展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成为中医药特色服务引领者、中医药教育改革先行者、中医药科技创新示范者、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者，实现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对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贡献度日益彰显。
二、主要任务
(一)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医疗高地。以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为引领，建设国际中医医疗先行区。以香港建设首家中医医院为契机，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医医疗联合体和中医医院集群，鼓励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主体以独资、合资或者合作方式加入，围绕重大疾病和中医优势专科，聚集国际化、专业化医疗资源，提供覆盖粤港澳三地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开展中医经典病房建设，提升以中医为主治疗疑难重症和复杂疾病的能力。推进中西医协同攻关，将中医纳入多学科诊疗体系，形成并推广中西医协作诊疗方案。提高中医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建设中医药大数据中心和健康云平台，依托粤港澳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中医医院，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疗服务。借鉴香港公立机构中医药医疗服务支付方式。在CEPA允许港澳中医师赴内地开展短期行医的基础上，推动港澳中医师在内地公立医疗机构执业，吸引港澳年轻一代到大湾区执业创业。
(二)促进融合发展，打造创新高地。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科技研发专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大科学计划，研究谋划中医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围绕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支持粤港澳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中药作用机制研究和方法研究，深入推进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罕见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临床科学研究，着力解决一批制约中医药优势发挥和循证医学深入发展的瓶颈问题。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药质量控制、关键技术装备研发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形成一批创新成果，对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形成示范引领。建立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基地，打造中医药关键技术、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平台。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完善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与评价机制。支持完善地方饮片炮制规范，推动广东省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促进医疗机构中药饮片调配的标准化和现代化。支持粤港澳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的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
(三)夯实发展基础，打造人才高地。制定集聚国际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建立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工作站，吸引海内外中医药高水平专家以及复合型人才汇聚到粤港澳大湾区。依托粤港澳三地知名中医药院校，建立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机制，联合培养一批高水平中医临床人才、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型领军人才以及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构建符合中医药学科知识规律的院校教育课程和教学体系。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学分院，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允许港澳符合资格的中医药人员参与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评选及岐黄学者、青年岐黄学者等人才培养项目，融入中医药学术思想继承和创新发展格局。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医药培训基地，为港澳培养一批传承名老中医专家学术思想及临床技术专长、具备在医院环境中进行中医临床诊治能力的骨干人才。充分发挥港澳中医药专业社团优势，支持中医药专业技术交流与人才培养。
(四)深化互利合作，打造产业高地。紧扣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定位，聚焦建设健康湾区，促进中医药人员、产品、标准、资金等全要素在大湾区的流动与联通。建设一批具有岭南特色的中药材规模化、规范化、集约化并达到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种植养殖示范基地。依托广东省现有平台，开展中药材国际交易。探索粤港澳三地中医药标准融合发展，支持广东省药品检验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药国际标准权威研究机构，提升广东省港澳中药检定联合实验室的平台效应。充分发挥香港中药检测中心和澳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优势，建设和推广国际认可的中医药标准。支持粤澳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中心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委托配制。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立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医药创新研发与转化平台，打造中医药科技孵化器。简化港澳已上市的传统外用中成药注册审批流程，支持港澳地区做大做强中药产业。推动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生产的中药产品依法在内地申请上市。
(五)助力“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化高地。建立健全促进中医服务和中药产品走出去的新机制，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海外发展联盟，支持优秀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临床基地和优秀中药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产业园，促进中医立法，以多种形式开展中药产品海外注册，推动中医药技术和产品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支持高质量岭南中药品牌“走出去”，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支持香港建设首家中医医院，充分借鉴内地已有的建设经验，探索拓展境外中医医疗服务模式。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为载体，打造“中国服务”品牌，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一中心、一平台”优势，大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健康旅游和健康养老服务，面向国际消费者推出中医药健康旅游路线和健康养老服务产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政策支持。支持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议事协调范畴，聚焦粤港澳三地在中医药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和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差异，积极探索破解中医从业人员执业、中药产品互通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制定扶持政策，实施优惠措施，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提供政策保障，加速优质中医药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流动。鼓励深圳研究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下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新举措。
(二)落实主体责任。广东省要积极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创造条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构建开放共享、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积极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广东省建立区域互动、优势互补的联动机制，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和主动衔接，使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充分发挥制度整体效能，打造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三)推进组织实施。加强对建设方案实施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强化粤港澳三地沟通交流，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合作现有工作机制的作用，共同研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的重点工作，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强化底线思维，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及时研究处置各种风险。加强对政策措施落实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落到实处。加强正面宣传，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营造良好内外环境。
【高教视点】
翟小宁:世界大变局中的未来教育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世界日新月异，变幻莫测。虽然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但是偏执和冲突依然层出不穷。虽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广阔，但是挑战仍然十分严峻和复杂。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值此人类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面向未来世界的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未来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教育应该如何变革？应该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新型学习应该如何来组织？这是新时代的命题，需要我们对未来教育做出高瞻远瞩的思考，对创新人才培养做出新的探索。
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力量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培养创新力要构建立体的学习空间、跨界的学习课程、超越时空的学习共同体。
人工智能是科技创新的前沿，是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到2030年使中国人工智能的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是跨学科的综合领域，包括交叉计算机科学、数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认知学科、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等，本质上与STEAM教育深入融合。人工智能领域的课程，包括机器人、建模与仿真、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智能、人工智能与生物学、自动驾驶、大健康与人工智能、计算社会科学等多门前沿交叉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智能素养，注重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与前沿科技的联系，以前沿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
教育要在变革中不断超越创新，将人工智能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教育的重要性，重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开好人工智能课程，邀请人工智能专家与师生分享人工智能原理与前沿科技，激励更多的教师参与人工智能的跨学科教育，探索未来教育，探究未来人才培养模式。
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有两个重要因素：智慧共生，开源共创。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打破学科、年级、学校的界限，落实跨学科的科技创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随着课程的深入，要带领学生去高等院校、人工智能实验室、科技创业公司参观实习，与人工智能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设疑解惑，激发热情，碰撞思维。学生的学习空间要超越教室和校园，延伸到社会；学习时间要超越课堂，延伸到课外。要从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教育，到面向部分学生选修的跨学科实践应用，再到科技特长学生的深入实践研究，提供个性化的培养路径，形成金字塔型的STEAM+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结构，构建与人工智能感知、认知、创新三个层次相对应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体系。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调动学生探究的主动性。课堂是进行创新教育的主阵地，教师要潜心教学，悉心关注每一位学生，抓住每一次激发学生创造热情的机会，在学生内心深处播种创新的种子。学校和社会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活动，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体验科技之美，走上科研之路，追求科技创新梦想。
坚持系统观念的融合创新
深度融合创新。人工智能教育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世界视野。要融会国际教育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进行本土化创新。要加强国际交流，结合STEAM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要使人工智能教育成为一种素养教育，让学生能够正确认识、理解并应用人工智能。学生与教师是教育创新的主体，蕴藏着很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和教师共同进入教育和科技研究相互交融的发展循环之中，是真正打破壁垒、把握教育创新突破点的有效措施，对未来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要激发教师和学生的智慧与力量，共同进行教育创新，开放融合，打破壁垒，共享共进，线上线下全面结合，鼓励教师与学生共同创新，共创课程，共享教学资源，合作共进。
课程融合创新。教育与科技应该相互融合，携手并进，其中进行课程融合创新是有效抓手。创新融合课程的出发点是搭建综合平台，解放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学校要以基础课程、拓展课程、荣誉课程为载体，拓宽学习内容，为有突出特长的学生和在科技领域有个性禀赋的学生开设跨学科研修课。要通过开展STEAM＋人工智能教育，将不同类型的课程进行有机整合，构建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理、工、人文、艺术兼顾并重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教育必须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要遵循规律，为国育才，顺天致性，因材施教，形成不拘一格育人才、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生动局面；要尊重个性，激发潜能，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幸福与发展；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坚持系统观念，融合思维，开放共享，跨界整合，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培养创新品质，激发创新潜能，鼓励创新思维，使教育成为创新人才成长的摇篮，使创新成为一种文化。
连接心智的学习共同体
未来教育有无限可能，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是连接心智的学习共同体。美国教育家拉塞尔·L·阿克夫和丹尼尔·格林伯格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不再需要提供为工业社会服务的、驯良的、标准化的产品，而需要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教育，需要具有个性和创造力的新型人才和创新型学校。凯文·凯利在其书《必然》中讲述科技所塑造的未来社会，其中提到知化、流动、屏读、共享等未来发展趋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教育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未来教育将迅速更新，打破时空界限，不断强化心智的互动。
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已极大丰富，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跨界与整合的时空中。只有当学生不再需要纠结于应试，而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和情境需求决定选修的课程时，只有当人文与科技教育交融到一起时，才能成就高素质的未来人才。
面向未来的学习是基于跨学科整合、在真实场景中以项目实践展开的深度学习。教学不是教师在讲台上的独舞，而是与学生的共舞；学习知识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变为知识的建构者；小而精的高定制个性化学习会大量涌现。面向未来的教学更强调以讨论来深化思维、培养思维，更强调为解决真实问题而展开的项目式教学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和STEAM教学；任意时间、任何地点与更多人的时时互动，是未来因需求而学习的常态；基于三维空间整合的先进信息化教学环境，将逐渐更新现有教室等基本的学习环境；数据驱动也势必对教学评价系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未来学习的融合性，会促使未来课堂发生改变，未来课堂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立体性课堂，将会出现更多的架构在互联网上的新教育，而学习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社交化、个性化和终身化三个方面。知识不再仅仅储存于课本，因为网络的进步，直接造成的结果是，有些知识在人们还没来得及学到时就已经被更新。从更多人那里了解更多知识，让知识传播途径更扁平有效，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会发生转变：知识传递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变以前的单向流动为双向互动，教学活动逐渐成为学校为学生提供的一种服务，因此教师将担任更具有创造性的角色。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以教师为师、以学生为师、以人人为师，是师生角色与关系的重新定位。
面向未来的教育新生态
未来教育组织管理与评价，会产生多方面改变。名师将会被重新定义，优秀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变成了弱连接关系，这是此前的时代所难以想象的。教师不依赖学校也能生存，他们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打造自身品牌，成为被市场认可的网红教师和个体教师。所以在当下时代，一切回到人才、服务于人才，给人才以机会和平台，才是教育事业生生不息之所在。还有一点不得不引起注意：许多社会精英和有识之士纷纷加入办学的队伍，教育的参与者会越来越多。因此，如何找到教师自己独特的定位和价值，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教育变革，是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传统学校的组织形态，其优势正在退化，而其劣势则在新的时代更加凸显，尤其是标准统一、组织固化、运行机械以及在创新能力培养上的缺陷，会越来越明显。未来学校变革的主导趋势，是采用弹性学制和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根据学生的能力而非年龄来组织学习；将跨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围绕学生的真实生活重建课程体系，为每个学生提供私人定制的教育；将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提供灵活的教学安排，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学期或者固定的课程结构；将打破现有的学制，加强不同学段之间的衔接，为学生提供富有选择、更有个性、更加精准的教育。
未来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是大数据支撑下的评价。未来考试评价是诊断性的，大数据会记录学生学习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和个性化学习建议，它更多是做诊断而不是做鉴定。为适应个性化学习和人才成长需要，教学应该因材施教，评价应该多元开放，综合评价的科学性、发展性、激励性功能应该得到加强，束缚学生健康成长的诸多限制和单一评价应该被突破。
教育要为未来人才赋能。未来人才应该是人文素养和科技素质兼备的人才，是跨界综合性人才，是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中国脊梁。
世界在变，教育也要相应做出改变。社会无处不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呼唤着新的教育形式，以培养今日和明日社会所需要的创新能力。这意味着要超越识字和算术，聚焦新的学习环境和新的学习方法，以促进科技创新、公平正义、社会平等和全球团结。教育必须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共处，必须为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服务。这种教育观在今天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使命担当。(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8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
陈福宽 王薏欣：高层次人才培养呼唤深层次教育变革
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新阶段，踏上新征程。教育部等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总体目标为：到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结构更加优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服务需求贡献卓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
博士研究生由统考方式向“申请—考核”制转变是大势所趋
2003年以前，博士生入学统一考试是高校面向社会招考选拔博士生的唯一方式，它以考试成绩（多采用“初试外语+2门专业课笔试+面试”的模式）为基础，在保证博士研究生招生高效有序的同时也注重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
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201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明确要求“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和直接攻博等选拔机制”。
如今，博士研究生普遍实行“申请—考核”制，和直接攻博、硕博连读成为并行的招生方式。这有助于推进统筹招生，提高研究生贯通式培养水平，进一步拓宽选才范围。
截至2020年，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已经实施“申请—考核”制的有127所，占该类院校的92.7%，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均已实施“申请—考核”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实施“申请—考核”制的有85所。
实行“申请—考核”制在英美等国的研究生招考历史中由来已久。招生不依据统一的入学考试，而是根据申请者的教育背景、学术水平、工作经历、研究兴趣及职业发展等情况自主选拔。不管是借鉴国际经验，还是从改善我国博士生招生效果的角度出发，我国博士研究生招考方式，由统考方式向“申请—考核”制转变是大势所趋。
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加大研究生分流力度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研究生导师发挥着关键核心作用。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对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11月，教育部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从坚持思想引领、规范参与招生、把关学位论文质量、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等8个方面，对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提出了“十不得”要求，为导师指导行为划定底线，为建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同时，《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加大分流力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畅通分流选择渠道，分流退出的博士研究生，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可授予硕士学位；未满足学位授予条件的研究生，毕业后一定时间内达到相应要求的，可重新申请授予学位。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高校需加大研究生分流力度，在研究生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严把“毕业关”。近年来，研究生清退事件越来越多，高校严把“毕业关”已成为新常态。
设立新兴交叉学科门类，推动研究生教育深层次变革
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释放出信息，我国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门类。自此，交叉学科将成为我国第14个研究生学科门类。
科学上的突破和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交叉学科。新增交叉学科门类，加快培养交叉学科领域人才，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深层次改革的重要举措，满足了我国对交叉学科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国各高校（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数量达到了549个。开设交叉学科的高校共计160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济南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各有9个学科，交叉学科数量位居第一。“双一流”院校开设的交叉学科数量大于非“双一流”院校，共计310个，占比达到56%。
设立新兴交叉学科门类，加快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支持战略性新兴学科发展，是加强国家治理、应对国际复杂形势的需要，也将推动研究生教育深层次的变革。（来源：光明网，2020年12月26日）
【高教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与社会发展“双螺旋”模式
王战军 蓝文婷
世界一流大学是未来行业精英、政治领袖、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基地，与社会有着越来越紧密多样的联系，学校对校外机构的资金支持依赖增加，国家、社会对学校人才、成果及各种类型的服务要求提高。大学已成为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所处区域联系日益紧密。当一个地区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时，它可发挥一流大学的优质人才培养、前沿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区域等职能，为区域经济建设、国家战略发展、国际协同合作创造优质资源、提供智力支持，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一流大学知识和人才的集聚也会向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和溢出效应。一流大学和社会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发展理念愈来愈成为校、地领导共识，并付之于实践。
一、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导的校地同频共振“双螺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紧紧围绕“四个服务”，与所在区域高度耦合，互助共赢，为所在区域人民服务、为当地政府决策服务。
（一）社会发展需要一流大学
一个区域的社会发展如同一个生命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会从青春期转向衰老甚至死亡。只有不断创新，保持持续竞争力，才能始终保持发展不衰退的地位。社会是大学的栖身之所，大学推动着所在区域社会向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发展，为当地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高校的区域布局与所在地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政治地位呈正比关系，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办学能力和吸引高校集中分布的能力越强，高校的聚集度越高。在一流大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大学之间联系的强度都对知识创新产生显著影响。纵观全球，世界一流大学大多两所相邻、甚至三五成群，产生集聚效应，助力区域和国家的发展，例如美国的旧金山、纽约、波士顿、洛杉矶，中国的北京、上海、江浙、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均拥有多所知名学府，当地大学之间互补且相容，与区域发展息息相关。波士顿是美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其源源不断输送高端人才、提供科技支撑是其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原因；英国曼彻斯特的产业经历过繁荣和衰退，但曼彻斯特大学给予了其实现转型升级的人才和活力。
作为高新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甚至垄断者，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权力，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更是如此。若是仅依托产业而兴旺，区域最终会跟随产业更迭而衰落，若是依托高校而兴旺，区域将会跟随大学发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区域的名片，当地社会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社会贡献多元布局，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近几年，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愈加重视一流大学建设和校地合作。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年）》，明确“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共建高水平技术研发机构和人才培养机构等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但区域发展与高等教育相互促进的作用如何发挥，如何打造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美国旧金山地区是世界科技中心“硅谷”的所在地、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在这个小小的湾区坐落着多所世界一流高等学府，是全球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世界知名高等学府在旧金山地区聚集发展，结合当地特色发展壮大、贡献社会，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双螺旋”模式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国际视野。
（二）一流大学需要融入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要求高校面向国家与社会需求，提升对国家、地方建设发展的贡献率。世界一流大学对社会发展具有贡献度、支撑度和引领度，为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以智库形式服务政府决策、指导基层实践，为头脑风暴提供实践场所。贡献度体现为世界一流大学在服务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用于衡量高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支撑度体现于世界一流大学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与行业领域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重点战略领域、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相关行业中不可或缺地位的一种体现。引领度体现于世界一流大学在一门学科或文化理念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是大学世界影响力的有力体现。
社会发展为一流大学提供保障，包容求知的历史文化氛围为不同类型一流大学共存提供基础；适宜居住、交通便利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吸引外来师生；政府机关为地区、高校的国际交流保驾护航；经济发达、高新科技与时俱进，多产业交融发展可为高校发展提供各类实践基地。
（三）一流大学、社会“双螺旋”发展，共生共赢
区域在互相吸引、相互促进下走向更高更广的平台需要一流大学和社会发展的耦合共生，形成大学主导，社会参与的“双螺旋”模式：（见图1）独特的区域优势通过文化互动、地理互动、政府互动、经济互动等维度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道路上的“压舱石”。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对区域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贡献度、支撑度和引领度，成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图1大学-社会同频共振的“双螺旋”互促模式
二、旧金山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多维互动“双螺旋”发展模式
“双螺旋”模式下，世界一流大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体现于大学与所在社会的双向贡献，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具有深入的影响力、广阔的辐射力和前沿的引领力。世界一流大学是各种优质资源聚集地，拥有优质丰富的人才资源，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转化科研成果、推动资本流动、激发技术进步、驱动区域创新发展，在空间上辐射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创新生产力。美国旧金山地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社会与一流大学在文化互动、地理互动、政府互动、经济互动下高度耦合发展，为我国“双一流”建设发挥区域优势，丰富社会贡献，实现一流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提供国际经验。
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汇聚20余所大学。大学集群的形成并非偶然，旧金山能成为全美最具智力和文化多样性的地区之一，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宜居的地理环境、坚实的政府支持、多维的经济结构等分不开，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成为当地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表1呈现了旧金山地区的三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界排名，三所大学荣誉丰硕，人才济济，高端人才与技术成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社会贡献和行业贡献。贡献度、支撑度、引领度成为旧金山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的显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推动所在区域的社会发展，形成区校互促的良性循环。
表1旧金山地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排名
|
斯坦福大学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
上海软科世界大学排名 |
2 |
5 |
21 |
U.S.News世界大学排名 |
3 |
4 |
15 |
QS世界大学排名 |
2 |
27 |
/ |
THE世界大学排名 |
3 |
15 |
/ |
注：数据来自各排行榜官方网站，更新于2018年“。/”为未查到。
（一）大学与社会的文化互动
世界一流大学在旧金山地区形成过程中，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旧金山历经多次政权更迭，造就了独特的移民文化，人口数量多、族裔多样化，生源充足，对高深知识的追求迫切，诸多高等学府应需而生。1868年3月，加州第一所全日制公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在伯克利市成立，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52年体制改革，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逐渐独立。1885年，斯坦福大学成立。多元移民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旧金山包容开放的城市特质，推动了大学的招生与发展，同时旧金山的移民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为坐落于此的高校在各族裔民众心中营建了最初的国际印象，在初建之时便具备一定的国际知名度。
世界一流大学中师生的思想是最活跃的，他们接触着最新思潮，拥有着世界上最活跃的大脑，通过思维碰撞、头脑风暴助燃旧金山地区乃至全美的文化创新与繁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认为是美国最自由、最包容的大学之一。20世纪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其学生对于美国政府的抗议而全球知名，而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SpeechMovement）”更是引发了美国人对原有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反省思考，成为美国社会变革的引领者。旧金山艺术大学则促进了旧金山地区文化繁荣、引领全球时尚潮流。学校鼓励师生学以致用，积极与社区、公司合作为师生创作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学校师生不负众望，创造出优秀作品回馈社会。在校生参与了旧金山不少景观设计，其中为Bendway公园改造的设计使沿河的100英亩工业区恢复了活力，获得了美国著名景观建筑奖。动画和视觉效果学院的师生为一系列享誉全球的电影作出了贡献，包括《阿凡达》《独立日：复兴》等引起全球轰动的优秀作品，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等顶尖奖项。此外，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文体双开花，培养了众多优异的运动健将，推动体育文化精神更上一层楼。截至2019年，在历届奥运会上，斯坦福大学的现任学生或校友获得了270枚奖牌，139枚金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和校友在奥运会上共赢得207枚奖牌，117枚金牌。
（二）大学与地理环境互动
旧金山地区便利宜居、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为坐落于此的世界一流大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才。旧金山三面环水，冬暖夏凉，阳光充足，环境优美，是典型的凉夏型地中海式气候，被誉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城市”。不少高等学府依靠旧金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到了发展。其一，历史上曾经的地广人稀为高校提供大片土地。得益于充足的土地供应，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吸引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并逐步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科技尖端、人才高地的“硅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东北部的伯克利市，便是根据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获得联邦赠地建立起来的。其二，适宜居住的气候有利于吸引优秀师资。物理学教授、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理论物理学中心，吸引了大批顶尖理论物理学家、研究人员，形成“伯克利物理学派”，成为世界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华裔数学大师、二十世纪微分几何奠基人陈省身从1960年起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带领伯克利成为世界微分几何研究中心之一；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曾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高等教育等概念。其三，交通便利有助于高校开展国际交流。虽然旧金山地区地形复杂，但交通便利，拥有包括道路、桥梁、高速公路、铁路、隧道以及多个国际港口和机场。
旧金山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旧金山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美国工业发展领域向高科技转移，新兴产业往往选址于大型研究中心附近，世界一流大学的周边成为优选之一。论吸引计算机、电子和新能源等产业入驻的能力，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仁不让。斯坦福大学由于学校占地广，1959年工程学院院长FrederickTerman将大片空闲用地廉价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公司需与学校合作，提供研究项目和实习机会。随着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带的兴起，走在世界前沿的各高新科技公司纷纷在此安营扎寨，“硅谷”逐渐形成，成为全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和教师共开办了近四万家公司，惠普、谷歌、雅虎、耐克、Snapchat和LinkedIn等公司的创办人均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将多学科研究团队聚集在一起，为科学发现创造世界一流的工具，为世界开发科学和技术解决方案。截至2018年，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先后拥有13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过去10年中获得近1000项软件和发明的知识产权许可证，有48家初创公司基于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技术建立，发布了近700余项美国专利。
（三）大学与各级政府的互动
旧金山地区各级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助推体现于科学稳固的教育体系与坚实的财政支撑。其一，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和院校定位使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体系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形成了相对独立、功能分层、协调管理的形同“金字塔”的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加州大学系统——加州研究型大学，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州立大学系统——加州教学研究型大学；社区学院系统——加州教学型大学。三大系统的高校在旧金山地区相互合作协同发展，满足了学生与家庭对高等教育的多层次多职能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其二，各级政府在经费上强力支持高校发展。表2为三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财务收入与各级政府拨款与合同金额。拨款是高校通过各级立法机构收到的资金，用于支付当前的运营费用，而非特定项目或计划。各级补助金和合同是各级政府机构为特定研究项目或其他类型计划提供的收入，归类为营业收入。从表2可以看出，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再到当地政府，各级政府对高校皆有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
表22018年三所高校经费（单位：亿美元）
学校 |
州政府拨款 |
联邦补助金和合同 |
州补助金和合同 |
地方补助金和合同 |
总收入 |
斯坦福大学 |
0 |
13.16 |
0.31 |
0 |
77.07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3.91 |
4.11 |
0.94 |
0.13 |
30.58 |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
1.60 |
7.24 |
0.91 |
1.94 |
71.22 |
旧金山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为美国走入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世界一流大学在物理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支撑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建设与变革。可以说，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崛起阶段起于“二战”爆发，美国政府在参战之前积极进行军事技术研究，并通过研究合同为高校提供了大规模的科研资助。在此背景下，旧金山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在美国军事发展方面扮演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角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多位教授参与美国原子弹研发计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本海默教授被任命为美国原子弹研发计划“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的首席科学家。劳伦斯放射实验室在二战时期“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所之一。截至2019年，该实验室诞生了13项诺贝尔奖，有80名实验室科学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成员（美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之一），15位科学家获得了国家科学奖章（美国科学研究领域终身成就的最高奖项）。斯坦福大学在参与军事相关科研上毫不落后。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就是受政府资助建立的哈佛无线电实验室（HarvardRadioResearchLaboratory）的负责人，研发的雷达干扰器可对敌人的雷达接收器产生欺骗性的反射信号，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特曼在斯坦福大学成立系统工程实验室、主持成立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让斯坦福大学成为了美国军方喜爱的合作伙伴。
（四）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
旧金山地区多元多层的经济结构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所。旧金山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辅助协调发展，既满足了当地对经济产品的多元需求，又保证了不同工种从业人员的社会构成多样性，为旧金山成为文化活动中心奠定坚实基础。旧金山地区（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加利福尼亚（大都市统计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007.1亿美金，人均105918美金（统计于2018年9月），拥有全美最高人均GDP，若将旧金山地区作为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体GDP相比，排名世界第68位。旧金山是美国西部的金融中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跨国银行和风险投资公司、世界500强企业都在旧金山地区设立或设有地区总部。截至2018年9月，旧金山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排名世界第14位，在美国排名第3位。20世纪90年代，旧金山的经济从金融和旅游业转向生物技术和医学研究等多元化的高科技领域。硅谷是旧金山地区最有名的经济支柱，硅谷的形成与发展将斯坦福大学推至世界前列。旧金山地区健全的医疗系统为旧金山分校提供了健全完善的实践系统，当地医院与诊所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室”。整个海湾地区的顶级医院和医生团体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学科研系统高度耦合，为当地患者提供专业护理。此外，旧金山地区文化产业资源丰富。世界闻名的柯伦剧院（CurranTheater）和金门剧院（GoldenGateTheater）、亚洲艺术博物馆、伯克利博物馆等众多世界级艺术博物馆，顶尖的百老汇音乐剧，世界级音乐会等为高校学生们寻找灵感提供场所。
旧金山地区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和科研场所，大学也创造出了一流的学术成果用以实践回馈社会，造福社会，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为例，该校是专门致力于健康科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公共使命的推动下，学校带领一群专注的科学家、临床医生、学生和员工通过对健康的独特关注，努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学校现拥有1800多项活跃发明，不断将创新转化为现实世界的患者治疗。作为一所领先的公立大学，旧金山分校致力于其为社区服务、教育和关怀的公共使命。社区参与计划种类繁多，其中科学与健康教育伙伴关系（SEP）覆盖了旧金山90%公立学校的科学教育，牙科推广计划为低收入和无家可归的患者提供1300余个免费项目。此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公共服务范围早已超越国界，截至2019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员来自190多个国家，曾赴非洲、亚洲、大洋洲等地积极参与有关艾滋病、疟疾、药物滥用等问题的预防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在拥有完善的医疗系统与坚实的技术支持下，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成为旧金山的第二大雇主，为旧金山地区创造了近43000个工作岗位，产生约89亿美元的经济贡献。
（五）“双螺旋”模式下旧金山世界一流大学集群的特征
在立足本土、专注社会贡献的基础上，旧金山世界一流大学集群具有合作与竞争并存、区域位置与办学定位互补、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动性互为因果三个特征。
1.合作与竞争并存。知名高等学府与区域具有高度耦合性。以旧金山为例，一方面，三所世界一流大学与其余高校在旧金山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目的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从不同层次为旧金山的社会发展培养人才，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三所顶尖学府则担负着为当地、行业乃至国家培养顶尖人才、创造一流成果的任务。另一方面，高校之间互相竞争又依赖彼此的共生关系，推动旧金山地区一流大学集群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乃至全球的一流大学，它们同位于旧金山地区，在教师、学生、荣誉、资金等各类各式上竞争，不可避免地被公众进行对比，但这两所大学之间的共生是长期存在且非常深刻的，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克拉克·克尔说，“他们俩都需要彼此：任何一方都帮助另一方创造了一个知识共同体。双方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发展西海岸的文明。”
2.区域位置与办学定位互补。处于同一区域的高校集群各有分工。旧金山地区汇聚至少25所高等学府，分别坐落在旧金山的各个区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三所顶尖学府分布于不同地理方位，相互错开了一定的社会公共服务辐射范围，斯坦福大学位于旧金山的东南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旧金山的东北角，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则位于旧金山主城区内，互相之间有半小时至一小时的车程。办学定位上，斯坦福大学为私立高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分校为公立高校，其中旧金山分校专注于生命医院的研究生培养，三所学校在主要资金来源、办学使命、优势学科等方面大相径庭，各有独特之处，其中斯坦福大学属于依托区域技术创新的高等教育发展体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属于依托区域文化交融的高等教育发展体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则是依托区域机构合作的高等教育发展体系。
3.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动性互为因果。在世界一流大学形成发展过程中，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动性往往同时出现，互为因果。在时代背景下，19世纪硅谷的形成与美国迫切要求稳固国际地位激发了社会对高端人才与前沿成果的强烈需求；海岸湾区有助于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地的交流，气候宜人与淘金热有助于吸引各文化族群聚集；经济与人文发展对优质高等教育提出需求，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来校任教，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积极与地方、国家各级层面沟通联系，在一定积累下慢慢打造成了现有的一流师资队伍。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众所周知的著名案例，学校毫不吝啬地重金聘请一流教师、购进一流的实验设备、建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再加之本土自由包容的文化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学校的师资队伍在较短时间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发展。
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校地“双螺旋”发展路径
加快“双一流”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应更加明确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方向，紧密对接国家和地方需求，融入区域发展，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深入融合，聚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要素链，创新、开放、特色办学，提升服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贡献度和显示度。美国旧金山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与高校建设高度耦合，为我国“双一流”建设发挥区域优势，丰富社会贡献，实现一流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办学定位提供国际经验。
（一）更新观念，大学与社会需高度耦合共生
更新观念，认清大学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双向贡献，使二者高度耦合共生。在以往大学发展中，时常出现高校发展与区域发展脱节现象，高校倾向于仰望星空，关注学校在全国与行业的地位，区域则更为关注基层具体问题的解决，双方需求存在错位，导致现实发展中耦合度不高。“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可解读为一种区域与大学的关系：中国特色，决定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立足本土，社会发展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压舱石；世界一流，强调大学建设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区域发展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目前，国家教育部、地方政府、高校均有出台“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期望能够立足中国特色、发挥本地优势广纳顶尖人才，研发前沿成果，提高世界声誉。一流大学与社会之间，应当建立高度耦合共生的关系，作为大学受益者的区域应该主动承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的办学、科研经费，可根据本地经济、产业发展实际，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制定更为契合本地发展的规划。如果当地政府主动出击，愿意划拨更多的经费推动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它不仅能收获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将为本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铆足后劲。
（二）科学评价，提升大学的社会贡献度
“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是各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风向标，单纯使用论文数量、荣誉奖项、职称文凭等数据衡量容易引导大学建设走入“五唯”陷阱（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重数量而轻质量，重数字表象而轻实际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创新“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就要以创新为动力，打破排名思维，从国情出发，树立新理念，构建新维度，对标新思想。要打破排名思维，治疗“五唯”顽疾，除了突破对学术科研成果的需求，还要把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作为衡量标准，重视大学对社会、行业、文化理念等方面的贡献度、支撑度和引领度，树立追求实际贡献的评价理念。具体措施有：研究建立校地共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健全决策、执行、评价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发挥第三方评估作用，定期对合作共建发展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和规划方案，建立健全以人才培养、思想供给、学术成果、科研转化等优质产出为重点的评价机制。
（三）创新机制，共建世界一流人才培养高地
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需要创新培养机制，高位推动，搭建更为密切的合作教学科研平台，全方位共建人才培养高地。具体措施有：可设立由校地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高位推进校地合作，统筹协调研究编制规划、实施政策、重大项目、平台建设等方面工作；建立校地定期会商机制，形成常态化工作制度，定期总结成果、查找不足、补齐短板；建立校地人才交流机制，打破人才交流壁垒。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曾指出：“人们都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我还加一句话，没有硅谷就没有一流水平的斯坦福大学”。我国一流大学和所在区域应共同努力打造本地的“硅谷”。目前，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清华大学科技园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未来应当继续加强一流大学对当地科技发展的带动作用，校地双方共同规划布局学生实习实践、创新创业基地，把环大学创新创业带建设纳入所在区域的发展规划，在用地租房、科技项目、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四）发挥优势，一流大学集群助力区域社会发展
首先要建立人才智库，大学与所在区域社会共建优势学科、培养运用高端人才。一方面，鼓励各高校竞争合作，分工聚焦当地特色领域和主导产业，推进校际合作、校地合作，打造优势、特色学科、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培育一流人才。另一方面，推进校际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一流大学人才、科研、教育等优势，聚焦地方产业、资源，创新“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发展战略、现代管理、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人才、技术服务。其二，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校友优势，完善一流大学校友会交流平台。一流大学校友遍及世界各地，都是各行各业精英和骨干力量，掌握着行业信息、技术、资金等核心资源，地方政府要强化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校友会力量，搭建交流沟通平台，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其三，校地双方定期举办产业专题论坛，征集企业技术需求，推介重大科技成果，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究，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开展地方经营管理、创新创业等各类人才培训，提高人才素质，助力区域社会发展。（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
【他山之石】
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模式”和“中心模式”
——“双一流”首轮建设期满之际的反思
刘小强 蒋喜锋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打造更多学科高峰，促成一流大学的建设。”“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也提出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在教育部最后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建设对象也都是单一高校的单一一级学科。显然，无论是文件政策，还是“双一流”建设的遴选和实践，都表明了我国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建设一流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思路，也表明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模式就是“以一级学科为平台、以一流学科为基础”。本研究将这一模式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级学科”模式，简称学科模式。
当前，“双一流”第一轮建设即将期满，2020年目标的实现迫在眉睫。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有必要对我国“双一流”建设思路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进行反思，我们的模式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际趋势？下一步的方向在哪里？
一、学科模式之外：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心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地区普遍重视和加强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达国家地区的国际行动
1.德国以“卓越集群”为基础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德国2006年启动了旨在建设精英大学的“卓越计划”。经过两期的建设，该计划2019年升级为“卓越战略”。“卓越计划”设计了“研究生院”“卓越集群”“未来构想”（即面向未来的高校整体发展方案，参选高校要提出如何将本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方案）三类资助项目，由高校自主申报，获批“未来构想”项目的前提是至少获批研究生院和一个卓越集群。“卓越战略”实施后，项目设计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资助“研究生院”，同时将“未来构想”改名为“卓越大学”，入选“卓越大学”的前提是获批两个以上“卓越集群”。目前，德国共有34所高校获批了57个卓越集群，10所高校和1个高校联盟入选“卓越大学”。从卓越计划到卓越战略，尽管项目设计发生了变化，但是“卓越集群”保持稳定，可看成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
2.澳大利亚ARC“卓越中心”引领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于2003年启动了“卓越中心”建设计划，面向高校或科研机构建设高端研究中心。该计划实际上是1992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国家竞争力资助计划（NCGP）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获NCGP资助规模最大的项目。到目前为止，ARC在高校内共资助建设了5批、覆盖14所高校的53个中心。ARC卓越中心的目标就是促进高校、政府、企业及私人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集中澳大利亚现有最精英研究力量解决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建立并发展国际合作的研究网络，提升国际竞争力。澳大利亚虽然没有明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但是政府在高校对卓越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实也就是在建设澳大利亚的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14所获资助的高校全部进入ARWU全球500强，占其国内高校前20强的70%。在研究型的“八校联盟”高校里，来自ARC的资助占到总体资助的60%~80%。可见，卓越中心实际上起到了引领澳大利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作用。
3.日本从卓越中心到全球顶尖大学的建设轨迹。日本文部科学省2002年实施了“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资助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国、公、私立高校在数十个学科领域建设研究中心。2007年，“全球卓越中心计划”取代“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申请该计划的高校要建立一个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在跨学科、复合新兴学科方向上进行世界水平的高度创造性和先锋性的研究，以培育日本未来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领军人才。在两期卓越中心建设的基础上，日本又于2014年启动了“全球顶尖大学计划”，即以高校整体为建设单位，对优质顶尖或具有鲜明特色的入选高校进行以国际化为目标的全面改革，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从时间序列来看，日本三个计划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显然是“先中心、后大学”，以卓越中心为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比较清晰。
4.丹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UNIK中心。2007年，丹麦科学、技术和创新署推出“大学科研投资资本计划”（UNIK），强调高校不仅要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更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该计划通过在高校内投资建设研究中心，推动丹麦至少一所高校跻身欧洲前十。2009年，UNIK最终确定资助四个研究中心，每个中心获得1.2亿丹麦克朗的资助。UNIK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鼓励高校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型跨学科、高风险的研究中心，并以此引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其实在此前，丹麦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高校里设立了大量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均为丹麦的一流大学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5.瑞典林奈中心引领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林奈（Linnaeus）中心计划”是瑞典研究委员会2005年批准的卓越研究计划，并与瑞典环境、农业科学和空间规划研究委员会共同负责组织实施。该计划鼓励高校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并以研究中心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瑞典研究委员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批准了40个“林奈中心”，涉及医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四大领域。在甄选标准方面，“林奈中心计划”在注重研究总体质量与未来潜力的同时，特别强调中心的跨学科合作、与其他高校或机构的协同合作。
从上述5个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来看，除德国外，均大致可以说是以研究中心为基础，或者说是由研究中心引领、支撑，本研究将这一情况称为“基于研究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简称中心模式。在这里，日本是先建设卓越中心后建设整体的一流大学，在时间轴上历时性地遵循了这一模式，而我国台湾地区从计划I的“一流大学+顶尖中心”双线建设转向计划Ⅱ的仅仅建设研究中心，则更加鲜明地表明这一模式的“感召性”。
实际上，德国的“卓越集群”在本质上也非常接近研究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卓越集群是面向高校以项目方式资助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领域，所以集群是超越学科的，由若干学科的教师集合起来的一个研究团队，瞄准的是重大的、前沿的、国际领先的课题。可见，集群实质上是针对重大问题组建起来的、研究导向的跨学科科研团队，这与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将卓越集群也纳入到研究中心的类别之中，不再单独列出，并认为德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遵循的也是中心模式。
受资料所限，本研究不能详尽列出其他国家的情况。而且因为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很多国家也并没有国家层面、统一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动或计划。所以本研究并不敢认为所有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遵循的都是中心模式，也并不排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建设模式，但是本研究仍然坚持中心模式可能是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流模式。因为除上述国家之外，笔者在美国、芬兰、挪威、新加坡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也看到了中心模式的影子或影响。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支持的“科学技术中心”（STC）就是以高校为基地，联合国家实验室、工业组织和其他部门的研究力量，不但成功地创新了基础科学、解决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支撑、引领美国高校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又如芬兰和挪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国家层面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虽然没有明确这些计划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但是至今90%的研究中心都是依托精英高校建设。又如新加坡政府2007年推出“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已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共建成了5个研究中心，其宗旨就是依托新加坡顶尖高校创建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以吸引、保留并支持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推进一流的科研创新，该计划支撑和引领了这两所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二）“四跨一导向”：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共同特征
纵观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研究中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本研究将这些特征归纳为“四跨一导向”。
所谓“一导向”指的是“问题导向”，这是从研究方向来说的，即研究中心是针对问题、依托问题、建立在问题之上、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实际上很多研究中心是直接以问题来命名的。如澳大利亚2017年立项建设了9个ARC卓越中心，其名称分别为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人口老龄化、未来低能耗电子技术、极端气候、工程量子系统、量子计算与通讯、引力波等。显然，这些名称正是ARC研究中心所聚焦的研究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均是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重大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所谓“四跨”是指跨学科、跨学校、跨界别和跨国。“四跨”是从学术视野、力量构成和关系网络来说，指的是研究中心并不局限于单一高校的单一学科，而是跨越多个学科，并从多所高校和多个界别（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企业和NGO等）中组织研究力量、与其他国家同行进行实质性科研合作。
首先，研究中心基本超越了一校一学科的范围。所有的研究中心都组建了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而且他们大都突破了一所高校的范围。有的研究中心是以一校为主、从其他高校中引入力量。如新南威尔士大学2017年入选的“ARC量子计算和通信技术卓越中心”，就是由澳大利亚7所大学的20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共同致力于世界领先的量子研究以及开发完整的量子系统；有的研究中心则是由两所以上的高校合作、联合申报并共同建设的。如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在第二期“卓越计划”中被淘汰，但2019年凭借两个跨高校组建的“卓越集群”重新入选“卓越战略”：一个是与海德堡大学建立的“3D设计材料中心”，采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相结合的高度跨学科方法，专注于分子材料、制造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是与乌尔姆大学组建的“锂之外的能源存储中心”，汇聚两所高校优秀的电化学家、材料科学家、理论建模师和工程师，发展锂之外能源存储技术的实际应用。
其次，研究中心基本上是跨界的。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时代，高校已经失去了知识生产的垄断者地位，可能进行知识创造的场所大大增加，知识生产从高校“溢出”到政府专业部门、企业实验室、咨询机构等等。实际上，几乎所有上述国家地区的研究中心都跨越了高校这一界别，他们往往联合了科研院所的力量，一些还与政府、产业部门开展合作共建，形成了“三螺旋”、甚至“四螺旋”式的创新中心。如瑞典理工学院的“流体中心”，共有43个合作组织，包括25所国内和国际高校、8个国家实验室、10个行业合作伙伴。其中作为核心方向之一的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过渡性方面的研究，便是与空客公司和斯堪尼亚公司联合开展的。
最后，研究中心还基本上是跨国的。上述所有国家地区的研究中心都开展了国际合作，更有一些国家明确要求与国外机构联合建设中心。如澳大利亚ARC卓越中心计划特别规定，申请研究中心的机构必须联合一个或多个国外顶尖高校、研究机构或企业等合作组织，不断深化学术关系网络，推进国际前沿问题的研究。2017年建设的9个卓越中心，总共与27个国家的机构进行了合作，所有中心至少与4个以上国家的机构进行了国际合作，大多数中心跨越了7个以上国家。如新南威尔士大学的“ARC极端气候卓越中心”，就汇集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英国气象局等众多国外顶尖组织。
显然，研究中心正是通过瞄准跨学科的重大问题，突破一校一学科的局限，通过“四跨”在更大范围和视野内凝聚起世界一流的精英力量、开展世界一流的研究，从而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并支撑和引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二、学科还是中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可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上，我国选择的是学科模式，即以单一高校的单一一级学科为对象建设一流学科，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建设一流大学。发达国家地区遵循的则是中心模式，即以建设“四跨一导向”的一流研究中心来引领和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两种模式的形成不是“无中生有”，必有其现实依据和历史逻辑。这种分野可能与中西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力度、规模有关，也可能与不同体制下高等教育管理的路径依赖有关，或者也可以说是与不同地区科学发展情况和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快慢有关。更重要的是，两种模式的背后均有无形的精神意志力量的支撑，他们根植于不同环境的传统文化之中，均具有相对各自环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两种模式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因为资料有限，笔者在这里不妄加推测，只是想在一个平面上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做一简单的比较分析，以便为我们全面认识和反思我国的学科模式提供一个参照的“镜子”。
（一）中心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1.中心模式迎合了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科研导向的价值追求。在西方发达国家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地是科研导向的一流大学，强调的更多是一流的科研水平，这从国际上几个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如U.S.News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基本上是科研指标（研究声誉、刊物、论文、引文、会议、出版物等），几乎没有涉及人才培养。泰晤士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与科研相关的指标所占权重几乎达到了70%，即使在教学及其他方面的指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科研紧密相关的博士生教育和知识转化等。“世界大学排名以科研为导向，科研成果权重远远高于教学与社会服务权重。”实际上，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其教育最发达和最领先的部分也是与科研紧密联系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而不是占高等教育规模主体的本科教育。有实证研究表明，鲜有证据或资料显示世界前10名的大学在力争构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或宣传自己的本科教育居于世界一流。所以，即使如哈佛大学一般的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也被边缘化、虚化，成为了“失去灵魂的卓越”。研究中心是按照研究的需要来组织、以研究为本职的机构，以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来支撑世界一流大学，显然凸显了世界一流大学对一流科研的追求，这与西方科研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上述研究中心“四跨一导向”的特征也正契合了当前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新要求。自1970年末以来，人类社会的知识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知识和经济的双重转型。在经济方面，因为知识的深度融入，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知识，“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蓬勃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的发展模式被广为推崇，甚至成为国家的优先战略。在知识方面，因为政治、经济多方面原因，知识生产的经费愈益倚重外部的市场和社会，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从“求真”向“求用”转变，越来越注重应用的目的，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常态，知识也越来越从不接地气、纯粹的“真理”向追求能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创业的“用理”转变，“创新日益以组织或机构范围间的协作与合作为特征，创新活动需要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共同参与、协同作战”，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相互作用成为创新系统运行的核心。显然，“四跨一导向”的特征，正是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要求的具体体现。
2.中心模式不一定能承担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和政治使命。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也是首要的政治使命。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根本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站在“四个服务”的高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显得更加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成为高校的中心工作，即大学的首要功能依然是培养人才，任何偏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大学将不再是真正的大学，立德树人成为高校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成效成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可见，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导向和过分重视研究生教育、相对轻视本科教育根本不同的是，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人才培养应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心工作。
研究中心是针对重大问题、以科研为导向组织起来、按照科研的逻辑运行和管理的研究组织，它可能适合培养小规模、精英型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层次上的一流学术人才培养，但不一定适合学术层次更低、规模更大的本科教育。本科教育不同于以学术研究为直接主要目的和任务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它仍然需要为学生提供相对系统的学科教育、培养学生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基础，而这显然是以科研创新为目的、以“四跨一导向”为特征的研究中心所无法提供的。与中心模式相比，我国学科模式的最大优势可能应该体现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人才培养上。
一方面，从学科的知识层面来看，我国的一级学科作为学问的分类，是根据学理逻辑划分设置的认识领域和知识体系，符合人才培养的需要和认识成长的规律。教育部颁布的无论是专业目录还是学科目录，主要考虑的都是人才培养的需要。如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被明确为是“设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安排招生、授予学位、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也指出其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一级学科是“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显然，与中心模式建立在个别研究方向之上、探索零碎的前沿知识相比，一级学科则覆盖和拥有相对稳定、系统的学科知识，学科模式用一级学科承载的这种知识体系去培养人才、特别是本科层次的人才，可以让学生较快地形成系统的知识基础和认识结构。
另一方面，从学科的组织层面来说，学科在我国不只是认识的领域和知识的分类，还对应着高校的院系设置、岗位编制、资源分配等，成为社会建制、资源利益意义上的实体单位，学科以及建诸其上的院系是高校的基本组织单位和履行高校各种职能的基本平台。与研究中心从事不断创新、变化、灵活的科研相比，大规模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是系统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工作，不但需要覆盖学科全部知识领域的课程和师资，也需要教学工作、学生工作、资产设备、后勤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更需要相对稳定组织形式和管理协调平台。显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院系相对研究中心也更具人才培养的优势。
（二）学科模式可能不利于实现一流的科研创新
学科是高校组织的细胞，高校无论产出何种产品，或者说履行哪种职能，都要通过学科、在学科中完成。今天，不管学科如何交叉，不管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如何发展，国内外的高校基本上仍然是建立在学科之上，院系仍然是以学科为框架进行设置，即使是选择了中心模式的发达国家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如此。所以，建设了一流的学科，自然就建设了一流的大学，通过建设一流学科来建设一流大学的学科模式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我国的学科模式建诸于单一高校的一个个一级学科之上，可能与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特点和要求相悖，不利于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有的一流科研创新。
1.今天知识生产的情境日益从学科走向应用。在知识生产模式Ⅱ的今天，科研创新的水平不再只是科研成果在学术共同体内、以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等为代表的学术影响，还要看重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以贡献和效益为代表的社会影响，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越来越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向，知识生产越来越从过去基于单一学科的学科理论探究转向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研究转变。
学科是根据科学认识的学理逻辑进行的分门别类，基于学科的知识生产遵循的更多是认识的学理逻辑，并不关心现实的需要和问题。即使是“如化学工程、航天工程或最近的计算机科学”等应用工程学科也是如此。因为严格地说，这些学科只是新的知识形式，但不一定是新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他们仍然是知识生产模式Ⅰ中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学科模式基于单一的一级学科，在实践中可能会强化科学研究的学科导向和一级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利于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科研创新，这显然不能适应今天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要求和特点。
学科模式局限于一校一学科的力量，很难真正实现世界一流。目前的学科模式实际上是依靠一校一学科的单薄力量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但割裂了校内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纽带，而且还在高校之间激发竞争、阻碍了校际之间的联合和合作。另外，这种模式也还仅仅是立足于高等教育界和国内的视野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直接忽略了知识生产模式Ⅱ时代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非高校机构的知识生产力量，也忽略了在国际范围内跨国跨校的联合和合作。显然，相对于中心模式来说，基于一校一学科的学科模式视野太小、范围太窄，依靠学科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显得力小任大，力不从心，而且还造成了校际之间力量分散、单兵作战，甚至同一学科学术共同体的精英力量还互相竞争、各自为战、难以聚合，很难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精英团队，很难在科研创新上真正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
三、“学科+中心”：“双一流”第二轮建设的可能方向
可见，学科模式和中心模式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们根植于不同的环境，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追求，没有对错、高低之分，但是不同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可以相互借鉴。笔者认为，下一阶段“双一流”建设要在坚持学科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地区中心模式的经验，加强“四跨一导向”研究中心的建设，在更大范围组织世界一流的研究力量，形成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以一流研究中心实现一流科研创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格局。
（一）要坚持以一级学科为基础，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本科人才
中心模式是科研导向的模式，其在培养小而精、研究型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研究中心却无法承载规模更大、更为基础的本科教育，这可能也是西方一流大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较高、而本科教育相对平庸的原因。但是长期以来，受西方科研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并不很突出，甚至本科教育在学科建设中还长期缺席。如据有关统计，我国26个省份中有近1/3的省份出台的“双一流”政策文本并未对“人才培养”提出明确的建设任务，在考核评价上要么没有相关的考核表述，要么所涉及的考核指标较少。在高校学科建设实践上，校院两级分管学科建设的领导基本上不分管本科教学。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前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估内涵基本上没有覆盖本科教育。
2018年教育部等三部委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任务”。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政治使命，就要坚持学科模式，充分发挥一级学科知识体系系统完整、学科组织稳定的优势，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建设一流学科，以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要将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改变纯粹科研导向的“双一流”评价考核倾向，在建设目标、任务和评价指标上明确人才培养、特别本科教育的内容，突出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的评价和考核。
（二）一流学科要牵头成立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推动一流的科研创新
虽然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具体落实到一个个一级学科之上，但是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公布的建设方案来看，无论是一流大学的建设，还是一流学科的建设，大部分高校是以单一的一级学科为领头学科，组建了多个学科参加的学科群。显然，这种学科群的建设思路体现了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跨学科生产的现实要求。但是在我国高校，学院大都是建立在单一的学科（主要是一级学科）的基础之上，高校又是以学院为框架来管理的，人财物是以学院为单位来配置，建设学科群在客观上存在学院组织的壁垒。这样，很多情况下学科群难以找到有力的实体支撑和组织依托，没有了明确的主攻方向，最后停留在方案上、流于一纸空文，“双一流”建设很多情况下仍然局限于单一的一级学科的平台之上。
笔者认为，为了真正支撑学科群建设、实现一流的科研创新，应借鉴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中心模式，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由单一的一流学科牵头，依托一流学科引领的学科群来组建实体化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开展跨科研创新。这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实行一级学科和研究中心“两条腿走路”，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培养一流人才，以跨学科中心来开展一流科研创新，共同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三）要通过“四跨”在更大范围组织研究力量，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精英团队
世界一流大学是世界的一流，而不是国内的一流，是要在国际上进行竞争，而不只是在国内的比较。显然，要真正实现世界一流的水平，我们就要根据知识转型后知识生产的新特点，打破目前这种依靠一校一学科单兵作战、力量分散的局面，打开最大的视野、尽最大的可能，组建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英团队，进行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我们要打破学科边界，鼓励多学科、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的研究；要打破高校的围墙，鼓励校际联合申报，鼓励学科联盟或高校联盟共建一流学科和研究中心；要打破行业边界，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的跨界联合，构建“三螺旋”、甚至更多螺旋的创新模式或系统；我们还要鼓励与国外顶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引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紧跟世界科技前沿，整合世界一流资源，做到真正的世界领先世界一流。（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