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20年第10期　总第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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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20年10月30日

本期导读

【高教视点】

管培俊：在大变局中开启高教强国新征程

邱勇：要追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加快建设大学创新体系

【高教研究】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高等教育基本关系与高等教育学体系建设

【他山之石】

韩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及其运行特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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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视点】

管培俊：在大变局中开启高教强国新征程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为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将要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大变局、大挑战、大空间”。借此机会，我就如何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发展大势，“于变局中开新局”，开启高教强国新征程谈几点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在大变局中开新局，要准确把握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已经实现。全民终身学习机会进一步扩大、教育质量全面提升、人才供给和高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双一流”建设初见成效。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之际，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正在形成新的格局。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在变，从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基础支撑作用向支撑引领并重发展，高等教育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主体作用，质量水平的提升面临巨大空间；高等教育的结构类型在变，从相对单一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转变，结构优化面临巨大空间；高等教育的环境格局在变，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全方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高等教育格局的深刻调整面临巨大空间。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变化，必须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大势，走出富有活力和特色的高等教育中国道路。

二、在大变局中开新局，要准确把握全民终身教育体系下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9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互联网的日益发展为新时代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尤其是实现教育信息化、学习更加便捷带来了新机遇。随着教育信息化发展，教育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终身化，学习越来越个性化和泛化。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信息化新变化，统筹推进新技术应用与教育融合发展，灵活运用新兴信息技术、采用先进信息网络，传输学习信息和经验，以“互联网+”推进构建网络化、立体化的全民终身学习载体与平台，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快发展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教育，让更多的国民享有高质量的教育，以满足民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此次疫情期间，大规模网络教育显现出的优势与短板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要加快建设中国教育专用网络，扩展网络学习空间，支持在线教育高质量健康发展。要将教育专网建设列入国家教育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在教学点接入、省市教育网运维经费补贴等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以支持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专网建设应用全面覆盖，效益持续发挥。

三、在大变局中开新局，要准确把握后疫情时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新变化

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行动纲要，教育部于今年4月启动实施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2.0是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的必由之路，是顺应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正处在与信息时代的历史交汇期，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是在规模化教育的前提下实现教育多样性、个性化，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信息化已经并正在持续引发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发生深刻的变革。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线下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许多高校积极采用线上教学，保障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让我们看到了线上教育的美好前景。疫情缓解之后，许多高校把疫情期间积累的线上教学的好经验、好做法移植到正常教学工作之中，形成了良好的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的局面，线上线下教育融合正在从“临时性”“应急状态”逐步走向“常态化”，已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教育的大趋势。从长远来看，在线教育绝非仅仅是应对疫情的应急之举，很可能引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推动教育生态网络化、智能化。我们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这一新变化、新趋势，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快速复制传播、呈现手段丰富等独特优势，做好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有机衔接，以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

四、在大变局中开新局，要深刻把握智能时代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面临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教育包括教育治理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教育改革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非凡。当前，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日趋完善，以信息科技革命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政府、学校管理、社会、产业、家长、学生都要努力适应信息化的新变化，积极应对信息化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要加快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探索信息时代下的教育治理新模式、新手段、新方法；要主动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变化，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学校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变革，以开放创新举措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高质量的师资培训，改善教师队伍建设管理，不断提升我国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要运用大数据，助力教育评价改革，引领教育科学发展。为整体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保障。

五、在变局中开新局，要深刻把握并努力实现教育信息化为教育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愿景

目前，在全球化逆潮和新的国际竞争态势之下，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教育交流暂时受困，教育合作、科研合作暂时受阻，教育对外交流合作进入多年未有的困难期，线上国际学术交流成了重要通道。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认识到，教育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有更大的作为，一定离不开信息技术的保障和支撑。未来时期，随着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恢复及正常化，信息技术必将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将极大丰富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形式、内容和手段。我们要总结经验，从长计议，未雨绸缪，超前谋划，借助教育信息化翅膀，在未来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更有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拓更大空间！

“十四五”规划的蓝图正在绘就。在大变局中开新局，开启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需要全社会合力并进。现代远程教育功德无量。让我们在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协力同行，为加快教育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10-29）

邱勇：要追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加快建设大学创新体系

不能仅靠扩大规模解决问题、破“五唯”需打造良好的学术文化和生态

“在清华，部分学科的建设规划仍以扩大规模为重点，对规模与质量的平衡点把握不够准确。”近日，在清华大学第十八次科研工作讨论会闭幕式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指出，全校约一半的院系提出自身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办学规模不够的问题。

邱勇表示，过去几年，清华一直强调学校的资源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存在制约增长的外部“天花板”。在有的学科、有的方向上需要增加投入、扩大规模，但一定不是大面积地扩张，必须要强化对“质量第一”的认识和重视。

“清华已经总体发展到了强调质量、强调内涵的阶段。内涵式发展就意味着不能再把规模挺在前面，遇到问题也不能仅依靠扩大规模来解决。”邱勇说道。

四年前，清华大学在第十七次科研工作讨论会闭幕之后，全面启动了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在学科建设、基础研究、跨学科交叉融合等多个方面发力，清华大学科研实力不断增强，在类脑计算芯片、量子计算、先进核能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全球引领性创新成果。今年，清华大学再次召开全校科研工作讨论会，进一步查找制约科研高质量发展的矛盾问题，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

邱勇总结了清华在科研创新方面存在的20条具体问题，涉及学术生态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学科发展规划与学科调整机制、基础前沿与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创新平台和科研攻关团队建设、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机制、全球开放创新合作、科教融合与创新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在过去7个月的科研工作讨论会中，这20条是清华师生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问题也是我国高校从“数量阶段”迈向“质量阶段”普遍面临的困惑和挑战。

“找不准问题，我们就很难有新的提升。”邱勇说，“清华有着优良的科研创新传统和文化，在国家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总是在承担国家急需的重要科研任务，总是以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和重要的科研贡献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世界。”但他也表示，即使是清华这样一所学校，依然在学科布局、科研组织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以学科建设和调整为例，邱勇介绍道，早在2017年，清华大学就制定颁布了学科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但现在回头看，相关的具体原则、标准和程序，还需要作出更详细的说明。”邱勇也表示，这并不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批评和否定，而是随着现实操作的推进，对工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需要将制度不断完善，将关键环节不断细化。

在20条问题中，跟学术生态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相关的问题有4个。据科研讨论会过程中的一项调查显示，60%多的教师对清华的学术生态表示认可，“认为是好的，或者说是特别好的”。但邱勇指出，还存在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性还不够强、开放坦诚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空间不足等问题。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教师在谈到要适应国内的学术环境时，都会提到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空间不足的问题。在评价其他教师科研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时，往往不愿意第一个说，说了担心影响彼此关系，大教授说了之后自己也不愿意再说。”邱勇认为，破“五唯”最终指向的是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这也是最难的”。

近来，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启动学术评价制度改革，在破“五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19年4月，清华发布了《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今年6月，清华大学修订了院系教师聘任学术标准和研究生学位评定标准，不再把“数论文”作为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前提条件。

“建设一流的学术共同体、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是我们走向卓越最难的一步，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步。”邱勇表示，“我们要努力给自己树立更高的标准，努力克服大环境的不利影响，克服讲人情、找关系的问题，坚持共同的自律，增强对社会风气的引领。”

据了解，清华大学正在抓紧制定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科研创新体系的若干意见和与之相配套的面向2030的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总结凝练此次科研工作讨论会的思想成果。

“明年清华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开启新百年第二个十年的新发展。清华要从总结反思起步，再认识、再出发，坚定迈向新的征程。”邱勇说道。

自1956年以来，清华大学已举办18次科研工作讨论会（曾用名“科学讨论会”“科技工作讨论会”）。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表示，讨论会已经成为全校师生共同讨论学校科研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推进科研创新的重要形式和优良传统。（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10-27，作者系清华大学校长）

【高教研究】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徐小洲 江增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新使命、新挑战、新难题，建立和完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筑基培根的必由之路。

一、意义与难题：构建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社会与教育价值

国家治理是渗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社会资源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一个综合性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系统性、整 体性的复杂工程。它是一个协调的过程，同时涉及 公共和私人的部门，并且是持续的互动。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项事业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样，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整体事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综合治理体系中，教育治理体系涉及面最广、关注度最高。可以说，现代教育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大厦的“基石”，是社会现代化巨轮能否顺利航行的“压舱石”，教育在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从高等教育系统看，现代高等教育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尤为明显地体现为提供三个支撑：提供支撑现代社会治理的高素质现代人才，提供支撑现代社会治理的高水平科学技术，提供支撑现代社会治理的先进理论与方法。

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各级各类 教育治理各有特点。因构成特定环境的各种影响因 素、组成因素、作用因素的不同排序而达到临界状 态，形成了一个个动态的、全系统的可持续的变化， 同时又因为多样性和多元素之间的联系形成各自的 特点。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最高层次 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要求。现代高等教育肩负双重任务：以现代科技与文明推动现代社 会发展；以现代理念、制度、方法培养现代人。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这种不适应性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要求现代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引发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国际化等大学使命与任务的变革，也促进了教育内容、方法、平台的革新，建立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必须紧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一方面，把握什么是现代社会，顺应现代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需求；另一方面，明晰什么是现代高等教育，建立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治理体系。

（二）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若干问题

现代教育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高等教育现代化也是不断发展的。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明确新时代现代教育的新目标，也要深入反思与破解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存在的难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在教育认识、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矛盾与问题。

高等教育认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三不足”：对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认识不足，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对全球化教育发展趋势的认识不足。长期以来，管理者、教育者、学习者、家长等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惯性思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沿袭，并严重制约着教育认知与思维方式创新。认识的高度决定着实践的深度、广度和效度。现代高等教育治理迫切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高等教育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四脱节”：高等教育与社会脱节、高校与家庭脱节、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脱节。高等教育系统的选择性、闭合性、延时性等直接或间接造成了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隔离。这种隔离在阻断外界不良影响的同时，也割裂了高等教育与外界的正向对接，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引领、服务与衔接功能的有效发挥。

高等教育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四不够”：思想性不够、系统性不够、创新性不够、保障性不够。受认识与实践的影响，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具有盲目、本位、守旧、阻隔等缺陷和缺位，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落后于时代的制度要素和需要改进的发展问题，主动适应社会、科技、行业与人的现代化，加强高等教育制度的思想引领、全局谋划、开拓创新、机制支撑等方面的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难题是如何打破落后的发展理念、惯性思维与不合时宜的制度，在破旧立新中建章立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开创性的伟业，而任何开新业都离不开以思想观 念变革的先导作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同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我们要深入反思传统高等教育体制与管理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深入分析落后于新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要素与运行模式。如随着时代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念要从量的扩张转到质的提升，必须抛弃因循守旧的办学思想与行为，建立新的高等教育发展 观；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冲突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理念、目标、策略等必须做出新的思考与抉择；现代科技对高等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深刻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理念与路径必须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建设要求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创新。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必须厘清一系列关键性问题：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理念是什么？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把握什么思路与原则？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什么？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必须认真思考，以厘清思路、把握方向、廓清视野。

二、制度创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与思路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选择深受不同国家不同时 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要素影响。新中国建 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但是，面向新时代的新使命、新问题，我国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明确目标，攻坚克难，深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理念、思路。

（一）发展理念：科学、民主、协作、开放

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引领性作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交汇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思考如何顺应这个时 代要求、发挥高等教育的特殊使命与作用。21世纪的头两个十年，我国高等教育以大基数、高速度、低成本为显著特征，坚持以育人为本，以改革为动力，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走内涵发展道路，实现由精英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过渡。但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既不是简单化的修修补补，也不是激进地推倒重来，必须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扎根中国大地，把握未来趋势，作出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制度设。

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与国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的变革发展不可分割，只有在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准定位，遵从发展规律，才能承担新时代的重任。当前，我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前行，经济发展进入新方位新常态，同时正在向世界深度开放和互动。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现代教育管理的基本特征,但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只是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并不足以涵盖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全部任务。根据我国社会与教育发展需求，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要秉持科学、民主、协作、开放的理念。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既要适应经济社会科学的发 展规律，又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及其治理规律，促进大学功能的有效发挥。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必须 顺应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趋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走向社会中心，大学成为以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社会动力站，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必须发挥协作体的合力作用，共同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高等教育治理必须进一步加快面向社会、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开放步伐。当然，科学、民主、协作、开放的理念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并随着时代变革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二）建设思路：在统筹中和谐发展

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内涵丰富，包括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者、治理内容、治理制度、治理路径等要素，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任重道远。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着重把握以下四种结合。

政治要求与学术追求相结合。大学制度是社会制度与大学理想的结合体，反映着不同社会的价值追求。西方大学制度的演变折射出西方社会理想与大学价值追求。大学制度并非客观中立的结构体系，而是一定价值观念的现实化、实体化和制度化。任何社会的现代大学都是一定历史文化的产物，都 是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组织机构，因此现代大学的制度必然承载着当时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是一个“价值存在物”，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从中世纪近代大 学制度建立到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从大学欧洲中心到美洲中心，都体现出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大学治理方式的调适。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改革要认真总结和借鉴西方大学治理的合理成分。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然是现代社会主义理想、制度与现代大学理想、制度在中国的有机结合。如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使政治力量成为大学发展的助力棒；优化“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模式，避免运作过程中出现职责不明、边界不清、合力不足等弊端，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传统守正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纵观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大学一直在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中面临着不停的争论。任何一所现代大学都有其自身的 传统，在社会环境的变迁面前，钟秉林认为与其固守 传统，等待外部环境力量的强力推动，打破原有的内 在逻辑，不如去寻求与环境之间新的耦合点，从而在 继承传统并丰富传统的内涵的同时，为大学的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同大学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造就了大学各自的特色。如哈佛大学长盛不衰的法宝：保持开放与质疑、探索与服务、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尽管有过停滞或倒退，但作为理性社会组织， 大学因其探究真理的属性也一直在创新中发展，并推动社会变革。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既要吸收古今中外高等教育传统治理的经验，也要根据社会性质与时代特点，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理论升华与实践创新。在治理体系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甄别哪些制度与经验需要坚持、完善，哪些落后于时代的做法要调整与抛弃。

统一规约与个性发展相结合。高等教育发展是有规律的，大学治理必须遵循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适应社会需要的外在规律和教育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违反大学发展规律的治理方式，其治理效果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导致教育改革的失败。我们要总结反思中国近代大学制度产生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治理过程中实现规律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个性化相结合。

高等教育是个庞大的体系，具有多元、分层、分类的特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要根据其时代性、特殊性采取个性化的治理模式，实现大学治理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类型大学治理模式的特殊性有机结合。迈向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根据现代社会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特性，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道路。

4.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相结合。制度是源于特定的实践活动、基于特定的意

识形态、保障实践发展 的体系与规则。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他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问题，同时意识形态范畴本身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要妥善处理制度的刚性要求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允许现代大学既在实践中遵守制度，又在实践中开展制度创新。

现代高等教育治理要把握好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的尺度。在治理过程中，既要防止因循守旧，又要避免随意任性。制度刚性要求高校遵循制度规约的基本方向、原则和政策，按照既定的制度办学。实践弹性要求在制度没有具体涉及的领域或制度给出弹性的空间中，大学可以根据其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开展创新性实践，不断调整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或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安排。

三、三化融合：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随着创新型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 驱动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德国教授歌德和墨西哥教授罗伯特指出：“知识基础、生产力和竞争力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互动，社会对高等 教育系统纳入国家增长与发展模型的重要性，以及 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力和竞争力因素的价值认识， 引起了对大学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正是因为高等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其变革需求愈益迫切。”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视角，探索现代高等教育的治理路径，谋划以高等教 育创新为依托的社会创新。

（一）以多元化创新高等教育治理范式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了范式的内涵及范式变革对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创新意味着治理的理论基础、要素与行为规则的变革。从治理理念看，现代高等教育治理要实现从单一管制、管理向多元民主参与、治理的转变。相应地，现代高等教育治理实践鼓励参与主体多元化、管理方式自主性。

如何构建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高等教育 管理结构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机制。如在宏观管理上，不同时期多次调整党、政府、高校、市场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十条指出：“根据学校实际，可以按照有利于推进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有利于调动基层组织积极性 的原则，设置并规范学院（学部、系）、其他内设机构以及教学、科研基层组织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但是，从总体上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统得过多、管得过细的弊端依然存在。

高等教育如何从管理走向治理，首当其冲的是 理念变革。走向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入思考高等教育管理与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学者贝克等认为： “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运作形式和实现机制应该是多 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治理’相对于‘管理’而言， 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强调其协调性、合作性以 及沟通性，从而实现共同治理。因此，现代化的大学 治理，倾向于采用更加灵活、中心分散的治理系统”。显然，多元化是人们比较热衷的治理方案。

在多元治理结构中，民主化是与现代治理密切相关的概念。但是，高等教育治理民主化是一个多主体广泛参与、不断演进的过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柯罗认为：“民主化强调这样一个现实：在高等教育环境和其他地方，民主不是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参与式民主项目”。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格拉汉姆·巴德雷指出：“高等教育民主化因包容更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不断演变”。这种变化反应出高等教育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不断调适。尽管不同国家的国情与高等教育体系不同，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社会科技的变化必然引起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民主化因其参与治理的广泛性而备受青睐。

（二）以法制化夯实高等教育治理基石

法制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教育政策和法律体系建设是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教育政策与法律体系建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必须从应景性的政策约束走向法治化治理，相应地，决策方式由政策理性向法治理性与政策理性兼容转变。

我国高等教育在法制化建设的道路取得了重要进展。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等以 法制形式规约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原则、管理关系、管理内容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类型、规模、使命的变迁，既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法制，做到有法可依，又要进一步调整管理理念与方式，做到有法必依。

（三）以智能化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效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9年《人工智能：教育的挑战与机遇》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在知识、创新、商业和新法规等复杂生态系统中发挥独特作用。借助人工智能，国家政策能形成同时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和规则，创造或支持创新生态系统，给教育领域带来各种机遇”。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等领域的运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因其科技与人才优势，高等教育系统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上本应具有天然优势。然而，从高等教育管理实际来看，这种应然并没有转化为实然，许多技术创新尚未有效转化为管理实践。高校管理的信息基础设施、管理人才等普遍不能适应智慧教育的需求，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高等教育必须加强智能化基础建设，提升智能化管理能力，提高现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效能与效益。（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9期，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高等教育基本关系与高等教育学体系建设

张德祥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已有40多年的实践，令人尴尬的是至今尚未彻底摆脱“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与诟病。可以说，在我国学科建设领域，没有哪一个学科像高等教育学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学科危机意识。应该说，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面向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广阔前景与美好未来，彻底摆脱“学科合法性”的质疑，需要我们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理论与研究的“解释力、建构力、影响力”，促进高等教育学“再学科化”。而构建有“解释力、建构力、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离不开对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的审视与反思。

一、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相较于教育学而言，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形成的历史较短，并且在形成过程之中从教育学的体系框架中吸收了大量养分。本文将如此形成的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称为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这一体系框架既有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

1.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是从教育学移植过来的，高等教育学界对此并不讳言。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与奠基者潘懋元曾说：“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都是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有共性的一面。因此，高等教育学的基本体系同普通教育学的基本体系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了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的特殊性以及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特殊性。1983年11月，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学》教材听取意见座谈会上也谈到，《高等教育学》的体系“总的说，是参考普通教育学的一般体系而定的，但并非照搬”。潘懋元在1982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专著，创立了高等教育学科，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由此确立了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的论著，大多仍是按教育学的体系框架构建的。这个体系框架是以高等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系为主线展开的，进而对高等教育的本质、价值、功能、规律等基本问题进行论述。

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来自教育学的基本体系框架，而教育学体系框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陈桂生在《教育学的建构》中以康德的《论教育学》、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凯洛夫的《教育学》、刘佛年的《教育学》为案例，“揭示了现行教育学框架的由来”。黄济在《教育哲学通论》中也明确指出，“对教育的本质及其功能虽众说纷纭，但就其概括而言，不外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和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两大方面”，并进一步指出，“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系就成为教育中永恒的课题，而且是教育中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教育学的体系框架基于一个基本的认识：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制度、社会过程，离不开与社会的关系；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也离不开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分析教育的时候，就离不开分析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与人的关系。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教育学的这个体系框架是合理的、必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中。事物在关系中发展变化，关系构成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事物的矛盾运动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既然事物存在于关系之中，事物就只能在关系中被规定、被认识。黑格尔指出，“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与人的关系，不是人们刻意虚构的，而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人们抓住了教育若干关系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对于认识教育、研究教育、分析教育有方法论意义。按照这样的方法论，抓住教育内部与外部若干关系中两对基本关系即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进行分析，就是认识教育重大和基本问题的必要而合理的路径。在这样的分析中，人们获得了对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认识，如对不同社会形态教育的特征的认识以及关于教育本质、教育规律、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等的认识。因此，以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与人两个关系为基本维度建立起来的教育学体系框架是合理的。

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移植教育学的体系框架，有其合理性。其理由在于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态，与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教育一样，与社会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关系。因此，高等教育学体系建构离不开对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的关系的分析。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一部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历史。高等教育与社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比起普通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复杂，有许多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特点。

高等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首先，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其存在，都需要向人们灌输它的主流价值，延续对人的“政治社会化”，而对于即将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尤其重要，高等教育就成为年轻一代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与基本路径。其次，高等教育领域是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交流、交锋、交融的场所，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产生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重视高等教育的这种作用，利用与引导高等教育传播有利于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和思潮。第三，从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都和国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相协调、相衔接，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延伸。

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相比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复杂。首先，高等教育主要是职前的教育，具有专业教育的典型特征。人们接受高等教育之后，要在社会的各个职业岗位上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其次，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科专业建设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社会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包括知识结构、专业领域、学历层次等。因此，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等要与社会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职业结构等相适应、相匹配、相衔接。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高等教育是科学知识产出的不竭之源。高等教育能否提供、提供什么层次与类型的科学知识以及提供多少科学知识，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比起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更为复杂。首先，高等教育由众多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学科专业构成，这些学科专业几乎涵盖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各个重要领域，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使命。其次，高等教育担负着人类文化保存、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是人类文化繁荣发展的发动机。第三，高等教育是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是不同文明交流融通的纽带，是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与普通教育相比，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具有特殊性。现代的生理学、心理学分析了人的生长、发育、发展的客观过程，揭示了人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 阶段性、不均衡性、稳定性、可变性、个别差异性等特点。从个体的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大学生正处于成人早期阶段，这时，学生个体的生理发展接近完成，个体心理变化也趋于稳定，与少年和青年初期以及成年人的年龄特征都不同。首先，生理机能的成熟。大学生生理发展趋向成熟，使得大学生能够承受较长时间的复杂的脑力劳动。其次，心理需求增长。随着大学生生理机能的逐步完善，大学生的心理需求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提高和深化。大学生对理想的追求和未来的职业常常联系起来，期待在未来职业上有更大的创造，实现自我价值。大学生向往友谊和爱情，随着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加深，他们的情感体验愈加丰富。高等学校应该在课内和课外为学生提供发展其才能、扩展其知识结构、完善其人格、培养其高尚情操的机会，注重学生的个性丰富和全面发展。第三，自我意识的增强。大学生由于知识面的扩大、理解力的加深、情绪体验的丰富和个体需求的增长，自我意识显著增强。高等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时需要充分认识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这一过程，指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自我控制，对学生进行疏导、帮助和教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移植教育学的体系框架建构高等教育学的体系框架，从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以及高等教育与人的关系着手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

2.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的局限性

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对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关照不够和分析不足。在分析高等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系时，虽也考虑到了高等教育的特点和特殊性，然而，作为高等教育核心材料的高深知识，在传统体系框架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说，高等教育学传统体系框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关系，即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把高等教育中的高深知识与普通教育中的知识一样看待，进而忽略了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一般知识对教育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客观事实，因而也就难以全面系统地把握高等教育。

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都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构成。陈桂生认为，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资料，构成了教育的基本要素。教育资料由“各种文化成分构成”，经过“抉择与提炼”，被受教育者内化，并成为“教育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的中介”。叶澜把教育资料称为“教育内容和教育物资”，其中，教育内容指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认识、掌握、运用的对象，是教育活动中的纯客体；教育物资指进入教育过程的各种物资资源。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态，同样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资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但构成高等教育的教育资料和普通教育的教育资料截然不同，其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构成教育资料主要内容的知识不同。在高等教育的教育资料中，知识是指高深知识，而不是普通教育中的普通知识。高深知识作为高等教育中教育资料的核心内容，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根本的、全面的、深刻的、持续的。

陈桂生认为，“教育资料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教育的每一个要素都是变量，其中每一个要素都可能发生量的变化和质的转化，特别是教育资料在复杂教育过程中可能再分化成若干独立的要素。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教育学的研究中没有把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像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一样纳入教育学的基本体系框架呢？我猜想，理由可能是这样的，在普通教育中，作为教育资料主要内容的知识并不复杂和高深，其水平、结构、形态是相对稳定的，其量的变化和质的转化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对教育的结构、组织以及形态的发展变化的影响也是相对稳定的。普通教育的对象是未成年的孩子，研究者更关注的是选择什么样的知识、编排什么样的课程、怎样向学生传授。因此，把与知识相关的分析放到教学论和课程论等专门领域，而没有纳入教育学的基本体系框架之中。比起普通知识，高深知识更加复杂，更加深奥，更加专业，其水平、结构、形态都与普通知识不同，其“量的变化和质的转化”比起普通知识更加活跃、复杂。在复杂的高等教育活动过程中，高深知识不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联系的中介，而且是高等教育活动开展的核心依托，影响着高等教育活动的所有重要方面、重要环节、重要过程，也是影响高等教育的重要变量。高深知识自身的特性，对高等教育的性质、结构、功能、组织、形态、专业、课程以及高等教育变革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因而，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关系，而是如高等教育与人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样，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关系。“高深知识是理解高等教育的一把钥匙”，研究和分析高等教育，必须立足于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并且只有从这样的关系中才能准确理解、深刻认识、系统掌握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学合法性基础”，构建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和研究高等教育，绝不能忽略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

二、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学研究

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材料，是构建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因而，探讨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的构建问题，应以认识高深知识的基本内涵为起点。

1.高深知识的内涵与特征

伯顿·克拉克指出，“任何社会里，学术工作都是围绕着特殊的理智材料组织起来的”。

高深知识属于知识范畴。关于知识，有的从类型上划分，也有的从层次上划分。从类型的角度来看，有的将知识分为四类：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过程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有的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有的将知识分为事实知识、原理知识、技能知识和人的知识，等等。从层次的角度来看，葛兆光认为，知识有一般知识与精英知识之分，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英国史学家帕克把知识区分为日常知识和学术性知识。

对于知识的类型与层次虽有不同的认识，但大致可以看出，知识是可以分为“一般”和“高深”的。这里，我们姑且把“高深知识”看作是与“一般知识”、“日常知识”、“普通知识”相对应的知识，与“精英知识”和“学术性知识”相类似。简单地说，高深知识是知识中相对高级和比较深奥的部分，“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

高深知识是相对于普通知识、一般知识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相对性表现为，不同时期高深知识的内涵不一样，此时的高深知识，在彼时可能就不是高深知识。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中，高深知识的内涵是不同的，其边界会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知识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

 认识高深知识在高等教育学体系中的作用，必须对高深知识的特性有深入的理解。伯顿·克拉克指出，“近代高深知识具有若干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所产生的影响遍及整个学术组织”，即“具有专门化的性质”、“自主化程度越来越高”、“发现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陈洪捷认为，高深知识是知识中比较深奥的部分；高深知识是专门化和系统化的知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高深知识通常有专门的传播、发表和认可制度；高深知识总是与特定的机构相联系。

高深知识与普通知识相比，有诸多特殊之处。概括来说，高深知识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高深知识的专门性。高深知识与普通知识不同，它体现的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深刻认识，比起普通知识，它的专门性更强，这样一些专门化的知识通常以学科形态存在，可以理解为一定领域的知识的系统化。学科成为知识存在的形态，我们在高等学校感受的知识、接触的知识是一个一个的学科，高等学校对知识的保存、传播、发现和应用，都是围绕学科在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等组织形态也是围绕学科和学科活动组建的。

第二，高深知识的广泛性。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不断深化，学科也随之不断地丰富、分化。在高等教育中，人们加工的高深知识几乎涵盖了人类认识的所有领域，知识在这里无限聚集。“相比之下，任何国家的任何公司、企业、教会、军队、医院或政府部门都不可能涉及如此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其他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能像大学的学院群体一样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领域，因而广阔的知识领域是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

第三，高深知识的自主性。尽管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在不断进行，但一个领域的知识经系统化而形成学科后，其内部体系是确定的，各个学科之间也是有边界的，学科的交叉、跨学科是在不同学科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以学科形态存在的高深知识具有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主性。尤其是当代科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等“有机”特征，各门学科不仅相互之间的联系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地“成长”，并对社会产生影响，体现出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学科的这种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有其内在逻辑，但是，当学科知识发展的另外一种逻辑即学科之间交叉和融合起作用的时候，二者常常发生碰撞，新的知识领域由此而产生。

第四，高深知识的无限性。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在一段时间内，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从长远来看，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世界是可知的。高深知识既包含已知的知识，也包含未知和未完全认知的知识，人们对高深知识的认识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因而高深知识具有无限扩展的性质。几十年来，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石墨烯、引力波等新的概念接踵而来，冲击着人们的观念，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变化和发展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宇宙世界的奇妙，感受到发现高深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感受到高等教育永无停止的使命。

第五，高深知识形态和生产模式的多样性。高深知识在近代实验科学产生后获得快速发展，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高深知识不断分化。但是，当知识分化过细的时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认识能力，限制了高深知识的发展，阻碍了人们利用高深知识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另外，高深知识的发展，不仅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不断深化，同时，更多的高深知识常常在学科与学科的空白处、学科与学科的交叉处产生。此外，以问题为导向，学者、企业、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整合再创新的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也成为高深知识的重要形态和生产模式。因此，高深知识的发展呈现出知识的综合性、学科的交叉性等趋势，与此同时，知识迁移更加频繁，知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2.高深知识是构建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

由于高深知识自身的规定性、在高等教育构成要素中的地位，以及与普通知识相比所具有的特性，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持续的。这里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分析。

第一，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组织的实质与核心。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它的基本活动是围绕高深知识展开的。也就是说，高等学校以高深知识为基本的加工材料，围绕高深知识而运行，高深知识的保存、传递、发现、应用、理解成为高等学校的基本活动方式，这也成为高等学校彰显社会职能的知识基础。因此，高等学校围绕高深知识形成的基本活动方式决定了其学术组织形态，与传播知识相联系的就构成了教学组织，与发现知识相联系的就构成了科研组织，与应用知识相联系的就构成了成果转让等服务社会的组织，与理解知识相联系的就构成了学习组织。而当高深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学术组织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高等学校的学术组织形态的任何变化，都可以从高深知识的形态变化中找到根据。由此可见，对高等教育许多问题的理解都离不开高深知识，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而是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高深知识是理解高等教育及其管理活动的一把钥匙。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

第二，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水岭。高深知识的特性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内容的高深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高等教育活动方式的独特性。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高”在何处？“特”在哪里？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与普通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高”与“特”，不仅是由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人的关系决定的，也是由高深知识的特性决定的。正如布鲁贝克指出的，“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这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的不同在教育体系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可见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三，高深知识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因高深知识而产生和存在，亦因高深知识而繁荣与发展。一个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知识”。近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有多种原因，当时欧洲城市的兴起，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伴随城市兴起和市民运动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对大学的产生提出了需求。而高深知识的发展是近代大学产生的重要条件，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12世纪大学的起源与那个时期知识形态的扩张存在密切的关系。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从中世纪大学的四大学部到德国的讲座制，再到美国的院系制，以至近年来各国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中心等，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就是高深知识数量、结构及生产方式的变化。我国高等学校近年来推动的学部制改革、协同创新等都和高深知识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阎凤桥采用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考查了知识系统与大学组织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阐述了知识的历史性对大学的历史性的影响以及知识的社会性对大学的社会性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黄玉红基于客观主义科学观，系统分析了知识演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考查了“知识和大学的历史联系”，探讨了“知识和大学两者的变化曲线”。她认为，“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改变，完成了学院向大学的转型，现代大学模式得以确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似乎所有的因素都在施展着自己特有的影响，但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

  第四，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高深知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而不同层次与类型的高深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标识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黄福涛以法、英、德三国高等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课程的量变程度以及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作为主线，考察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演变历程，得出了结论：“衡量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各国高等教育个别特征和共同属性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尺度是课程的量变、量变到质变的程度，以及这种质变所引起的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平衡的打破、结构的调整、类型的转换、体制的改变，从而最终导致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形成。”从现实的高等教育来看，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从层次来看，有专科、本科、研究生之分，一个重要的区分尺度就是传授和学习的高深知识的程度与类型不同；从类型来看，有研究型高等学校、应用型高等学校、技能型高等学校之分，一个重要的区分尺度就是传授、发现、应用、理解的高深知识的程度与类型不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限的，新的知识和发明不断涌现，知识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这些新知识和新发明经过选择不断地进入高等学校的课程，再通过课程对象化到学生身上，成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由此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说高深知识不仅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检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

综上所述，高深知识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不是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环节、某一个过程，而是影响高等教育所有的重要方面、重要环节、重要过程。也就是说，高深知识对高等教育具有系统性、全局性与基础性的影响，是高等教育运行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变量。因此，要理解和研究高等教育，就不能忽略高深知识这样一个重要变量，不能缺少这个维度，否则，高等教育的分析框架就是不健全的，对高等教育许多问题的理解和研究就难以深入，也难以有效化解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的质疑。

三、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三个基本分析维度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三个基本关系，这也构成了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的三个基本维度。

1.从方法论视角看三个基本维度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构成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方面体现了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相同的基本特性，又体现了高等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不同的独有特性。离开高等教育与社会以及高等教育与人两个维度，我们就难以把握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形态的共有特性，也不能理解和阐释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形态的一般性。同时，离开了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这个维度，就不能理解与阐释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形态之一的独有特性，不能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形态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之所以能够作为高等教育分析与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在于这三个维度是高等教育内外部若干关系中的三个基本关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高深知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和社会文化资源，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是巨大的推动力量，同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是巨大的推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外部关系。但是，当高深知识与教育者、受教育者作为高等教育基本要素的时候，无疑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又成为内部关系。高深知识联结着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是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关系是事物的存在形态，任何事物都在关系中存在，在关系中发展，在关系中被定义，在关系中被认识。可以说，离开了关系，事物无以存在、无以发展、无以被认识，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概莫如此。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关系的存在物，同样在关系的网络中存在、发展和被认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我们认识一个事物，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所有联系，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联系都进行分析，而只能分析其最主要的、最基本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把握事物的基本关系，就成为我们分析和研究事物的重要方法论。高等教育是一个多重关系的集合体，“高等教育在关系中孕生”、“高等教育在关系中存续”、“高等教育在关系中演化”、“高等教育在关系中被认识”。因此，认识与研究高等教育，需要从关系的角度着眼。在复杂的高等教育关系集群之中，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是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对高等教育的分析和研究不能离开这三个基本关系。同时，也只有立足于这三个基本关系，才能深刻、准确、全面地认识与把握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应建立在这三个维度之上，即应以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为三个基本维度。

在人们谈到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体系时，常常要谈到逻辑起点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建立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通过概念、范畴、命题、理论的层层推导，逐步展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最终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活动中最普遍、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对此，一方面，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许多学者为寻找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作了大量的探索；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还很不成熟，寻找逻辑起点的条件也不成熟，这样的逻辑系统，不要说高等教育学，就是教育学也未形成共识。因此，需要继续创造条件，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与此同时，有的学者认为，构建一个学科体系未必一定要从逻辑起点开始层层推导，许多成熟的学科也不是从逻辑起点开始的。“每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其特殊性，逻辑起点办法不一定适用所有学科，经济学方法论不一定能在教育学中适用。在自然科学中公理方法论为许多学科普遍采用。”有的学者则认为，“作为学派或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的，而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无法达成共识的”，并进一步列举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创立了个性化的教育理论，指出“我们不能把这些学派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假设视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李枭鹰提出以“高等教育关系”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认识论元范畴，他认为，“元范畴是理论体系的‘轴心范畴’，是最集中反映对象整体本质的‘整体性范畴’”。把“高等教育关系”作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的元范畴观点，为我们构建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视角。由于“高等教育关系”涉及的关系众多，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关系”再抽象，即把“高等教育基本关系”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认识论的元范畴。这个基本关系就是前文所述的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

2.从解释力视角看三个基本维度的合理性

在高等教育分析和研究的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不仅在于方法论层面，还在于它对于高等教育学中许多重大和基本问题的理解或解释是不可或缺的。从高等教育史的考察中我们知道，高等教育从产生至今有三种力量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人、高深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社会对人的社会化水平的要求及对知识的要求与高等教育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之间的矛盾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人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以及人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而实现社会化、实现自身的解放与高等教育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之间的矛盾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中介，同时也是二者共同作用的客体，再加上高深知识的积累、学科的分化、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一直都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不是某一种力量孤立作用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多种力量相互作用以及共同作用的结果。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三个基本关系中某一关系的矛盾运动，都是以其他两种关系为条件或中介的。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中，这三个基本关系是耦合共生并发挥作用的。

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这三个基本关系影响的不是高等教育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过程、某一个环节，而是影响高等教育的整体与系统、整体与局部，影响高等教育所有的基本方面、基本过程、基本环节，由此人们抽象出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判断必然深深打上三个基本关系的烙印。因此，综合运用三个维度，会使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规律，对高等学校职能、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专业、课程，对高等教育的组织形态变革、高等教育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里只谈几个方面。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构建高等教育学体系框架绕不开这个问题。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识，有的表述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有的表述为“高深知识教与学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表述事实上都包含着人、社会、高深知识三个要素。表述可能不一，但是对高等教育本质的理解，只能从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基本关系中去把握，即在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

高等学校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高等学校职能的产生，与社会、人、高深知识密不可分。高等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使命，以高深知识作为加工的基本材料，其基本的活动方式是高深知识的传授、发现、应用、理解。当这样的基本活动与高等学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要求和人的要求结合，就成了高等学校的职能。

大学文化是在大学人、高深知识、社会环境三者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大学的社会实践是什么，即高深知识的传授、发现、运用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学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学文化也因此产生。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作用，因为人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大学同样如此。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基本内容如育人为本、学术自由、自主办学、社会责任等，都是对高等教育与人、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高等教育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性概括与抽象。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确定，受社会、人和高深知识的制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指向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涉及人才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高等教育制定培养目标，要受社会、人和高深知识的制约。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应该以社会需求为依据设定自己的目标，也应该以人的需求为依据设定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与普通教育没有区别，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涉及的高深知识数量巨大，结构复杂，而且又在不断地变化，对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才规格作出具体规定时，或者说制定培养目标时，必须在满足社会需要、人的发展需要的同时，还要依据学科知识自身的逻辑体系以及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必须要依据高深知识。因此，有学者指出，高等学校确定某类人才的培养目标时，必须以“学科专家的建议、学习者个体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为依据，并认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有三个来源，即知识、个人、社会。

高等学校专业、课程的建设，也受社会、人和高深知识的制约。高等学校是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高等学校的学生是通过一个一个专业培养的，专业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一般来说，高等学校的专业是根据社会职业分工而设置的，其培养的人才层次、规格和素质要满足社会职业分工的需要，所以，专业是高等学校与社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从专业本身的内涵及其基本要素来看，专业由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活动构成。从这个意义来说，专业是围绕培养目标形成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一般由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构成，其内容都是高深知识，是按照培养目标经过选择了的学科知识。

布鲁贝克提出了高等学校课程的“适切性”概念，这是理解高等学校课程的一个重要概念。布鲁贝克围绕课程的“适切性”，提出了“适切性的对象是学生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是那些实际的社会问题，还是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善？”实际上，布鲁贝克的课程“适切性”关系到三个方面，即课程与社会、课程与个人、课程与高深知识。课程本身是学科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结构化，课程不是学科知识的简单复制和移动、剪接。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学问本身太丰富、太广泛，不可能全部容纳在课程之中，我们必须有所扬弃”。这个“扬弃”的过程，就是“与高等教育目标相一致”的系统化、逻辑化和结构化的过程。因此，高等学校设置课程时必须考虑学科知识的“适切性”，也必须考虑对学生的“适切性”与对社会的“适切性”。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课程与人、社会、高深知识关系密切，或者说，高等学校的课程受人、社会、高深知识三者制约。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学科体系或学科范式，这在许多学科的建设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就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或学科范式作出诸多探讨，提出不同的学科体系或学科范式，这有利于“百家争鸣”、繁荣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尚不成熟，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让人们担心的不是争论与立异，而是沉寂与凝固，因而对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构建和高等教育学“再学科化”应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创造性，从而发挥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智慧，并在更多的探讨与争鸣中不断形成共识和接近真理。(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10期，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他山之石】

韩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及其运行特点探析

武鹏 王佳桐

为破解韩国当前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挑战，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应政策，创造有利于中小型企业创新创业的社会生态体系，着力开展企业家精神培育事业并推进创业教育改革。从近些年韩国创业教育成果来看，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在提高大学生创新意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职业价值取向以及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案例分析法系统梳理韩国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及特点，对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提质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一、韩国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形成背景

韩国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形成主要受三个方面影响：产业科技革命带动和社会问题倒逼、韩国政府系列支持鼓励政策，以及韩国高校谋求自身发展而进行的升级与完善。

（一）现实与发展召唤企业家精神

2017年，韩国国内失业率达到近14%，青年失业率高达9.8%，青年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指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当今时代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自我意识，是以革新为基础，超越现有资源界限，发挥自身能量和才能，最终创造出共有价值。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和参与创业实践活动可以增加其创业意愿甚至激发创业行为，因此，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变得更为重要。据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在创业后的生存容易程度属于中等水平，国家社会保障和创业支持能力水平较低，创业教育及支持条件亟待完善。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产业结构、雇佣环境以及工作方式的变化，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融合性人才，有必要强化企业家精神并大力推进创业教育课程的变革。

（二）政策和资金提供强有力支持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陆续出台创业教育支持政策。90年代开始，重点支持高校开展青年创业教育，随后逐步扩大支持范围和力度。近十年，高校创业教育支持政策则呈现出数量大幅增加、内容更为丰富、支持周期更长等特点。（见表1）2017年12月，韩国政府将中小企业厅升级为中小风险企业部，并专门实施了多样化的创业支持方案。2018年，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将技术创业支持预算拟定为6993亿韩元，比前一年增加13.8%。2019年，新设Maker Space 项目，事业预算从840亿韩元增加到1062亿韩元，集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制造业创业，并扩大对早期技术型创业者的教育支持。可见，除对中小企业规模性支持外，韩国政府逐步加强对创业领域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目标与需求推动高校课程改革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力排行榜中，韩国位列第19位，落后于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尤其在人力资本构成上，韩国处于劣势。

为培养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人才，韩国高校正在推进“创业与技术”交叉性教学，创业相关课程被部分学校指定为必修课程。课程体系目标方面，韩国大多数高校坚持创业教育应重在职业选择和职业指导，虽各高校课程体系标准不尽相同，但从毕业生就业去向来看，大学生初创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升。

二、韩国典型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韩国汉阳大学、忠北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三所典型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成及运行进行案例分析。这三所高校不仅是按照地理区域、办学主体、学校定位等标准选择的，它们也是LINC、LINC+、大学创业教育五年计划、创业先导大学培育计划及PRIME 等韩国创业教育项目重点支持高校。

（一）韩国首都圈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典范---汉阳大学

汉阳大学以在校生中的预备创业者和毕业生中的准备创业者为对象，系统培养学生应具备的企业家素质、态度和能力，倡导企业家精神及创新思维，有目的地培养技术创业者，以期将他们培养成为世界级企业家，为创造工作岗位和技术产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1.创业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为保障创业教育课程实施，汉阳大学投入大量资源。人力资源方面，教学人员数比全国平均值高出2倍，行政职员数比全国平均值高出4倍；经费投入方面，针对学生创业政府支持费用比全国平均值高出近6倍，校内经费支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以上；（见表2）组织建设方面，在汉阳大学安山校区（ERICA）集中建设创新教育中心，专门负责顶点课程设计、创意融合基地建设、现场实践支持中心运营等工作，并根据学校实际开展“全球企业家中心”和“社会志愿团”两项特色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