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20年第05期 总第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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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20年5月31日
（高教科技专期）
本期导读
【高教新政】
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中科院办公厅 工程院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的通知
科技部 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科技视点】
李克强：加快解决捆绑住科研人员手脚的问题
科技部部长：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总开关”
杜玉波：深化医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高教研究】
高校基础科研创新如何实现？——结合“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表征数据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思考
【他山之石】
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跨校合作为例
英国政府克服校企合作障碍的探索与启示
【科技资讯】
教育部启动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
我国创新指数居世界第十四位 进步贡献率达59.5%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出炉！
国家科研经费重仓布局新兴产业
8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布局基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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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新政】
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中科院办公厅 工程院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的通知
通知全文如下：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工程加速渗透与融合，科学研究的模式不断重构，学科交叉、跨界合作、产学研协同成为趋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供给和支撑，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战略意义凸显。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突出目标导向，支持自由探索，优化总体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支持方式，营造创新环境，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特提出以下重点举措。
一、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
1.加强基础研究统筹布局。坚持基础研究整体性思维，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日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加强重大科学目标导向、应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部署，重点解决产业发展和生产实践中的共性基础问题，为国家重大技术创新提供支撑。强化目标导向，支持自由探索，突出原始创新，强化战略性前瞻性基础研究，鼓励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制定基础研究2021—2035年的总体规划。
2.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加强面向国家需求的项目部署力度，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出战略性、前瞻性和颠覆性，优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地和人才计划中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强化对目标导向基础研究的系统部署和统筹实施。
二、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3.切实把尊重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完善适应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经费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增加对“人”的支持。重点围绕优秀人才团队配置科技资源，推动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在一起共同开展研究。落实科研人员在立项选题、经费使用以及资源配置的自主权，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切实保障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强化对承担基础研究国家重大任务的人才和团队的激励，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探索实行年薪制和学术休假制度，对科研骨干在内部绩效工资分配时予以倾斜。加快推进经费使用“包干制”的落实落地。认真落实《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安排好纯理论基础研究、对试验设备依赖程度低和实验材料耗费少的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
4.支持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引导企业面向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前瞻部署基础研究。扫除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制度创新，在科研模式、评价体系、人才引进、职称评定、内控制度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创新平台、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推动产学研协作融通，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贯通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
三、深化项目管理改革
5.改革项目形成机制。健全基础研究任务征集机制，组织行业部门、企业、战略研究机构、科学家等共同研判科学前沿和战略发展方向，多方凝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一线的重大科学问题。提高指南开放性，简化指南内容，不限定具体技术路线，对原创性强的研究探索以指向代替指南。合理把握项目规模，避免拼凑和打包，保证竞争性和参与度。推行评审专家责任机制，强化“小同行”评审，应用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评审须增加应用和产业专家。推进评审活动国际化。优化完善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和资助机制，建立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建议“网上直通车”，全时段征集重大需求方向建议。对于具备“颠覆性、非共识、高风险”等特征的原创项目，应单独设置渠道，创新遴选方式，探索建立有别于现行项目的遴选机制。对原创性项目开通绿色评审通道。
6.改进项目实施管理。在调整参与人员、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和经费开支科目方面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自主权。实施“减表行动”，简化预算测算说明和编报表格。建立定期评估与弹性评估相结合的评估制度，减少评估频率，可依项目自主申请开展中期评估，三年以下的项目不再进行中期评估。建立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全程跟踪，对实施好的项目加强滚动支持，对差的项目要及时调整。项目完成情况要客观评价，不得夸大成果水平。将科学普及作为基础研究项目考核的必要条件。稳步提升基础研究计划、项目和基地的对外开放力度。推动基础研究人才、项目等多层次、全方位、高水平交流和国际合作。
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
7.改进基础研究评价。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注重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基础研究评价要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反映基础研究特点，实行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基础研究论文发表后的深化研究、中长期创新绩效评价和成果转化的后评价工作。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宽容失败。高校、科研院所要严格落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要求，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
8.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加强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建设，完善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和后补助机制，深化新购仪器设备购置查重评议，强化管理单位主体责任，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推进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建设一批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科技资源库（馆）。加强实验动物资源和科研用试剂的研发与应用。构建完善的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保障服务体系。
五、完善支持机制
9.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加大对长期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重点团队和科研基地的稳定支持。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长期稳定开展基础研究，坚持本土培养和从外引进并举。认真落实《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重要方向，自主组织开展基础研究。重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形成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跨学科领域协同开展重大基础研究的稳定机制。
10.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体系。拓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渠道，逐步提高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通过部省联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共建科研基地等方式，推动地方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地方财政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积极推动与各行业设立联合基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深层次科学问题。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支持社会各界设立基础研究捐赠基金。
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中科院办公厅 工程院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
（来源：科技部，2020年4月29日）
科技部 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通知全文如下：
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国发〔2017〕44号)，进一步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现就推进高校技术转移机构高质量建设和专业化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以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强化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建设，促进科技成果高水平创造和高效率转化，加快“双一流”建设，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二)主要目标。
“十四五”期间，全国创新能力强、科技成果多的高校普遍建立技术转移机构，体制机制落实到位，有效运行并发挥作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显著增强，技术交易额大幅提升，高校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基本完善。培育建设100家左右示范性、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技术转移机构。
高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以下简称技术转移机构)是为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提供全链条、综合性服务的专业机构。在不增加本校编制的前提下，高校可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等内设机构，或者联合地方、企业设立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移、中试熟化的独立机构，以及设立高校全资拥有的技术转移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公司等方式建立技术转移机构。
(二)明确成果转化职能。
在符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权属相关法律和政策前提下，高校赋予技术转移机构管理和转化(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科技成果(包括知识产权)的权利，授权技术转移机构代表高校和科研人员与需求方进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谈判。高校在有关制度中规定或通过订立协议约定高校、科研人员、技术转移机构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按照服务质量、转化绩效确定技术转移机构的收益分配方式及比例。高校可以聘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协助其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三)建立专业人员队伍。
技术转移机构要建立高水平、专业化的人员队伍，其中接受过专业化教育培训的技术经理人、技术经纪人比例不低于70%，并具备技术开发、法律财务、企业管理、商业谈判等方面的复合型专业知识和服务能力。高校要支持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人员队伍选派、招聘等工作，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课程，开展技术转移专业学历教育，加速高层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
(四)完善机构运行机制。
技术转移机构要制定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标准化管理规范，建立技术转移全流程的管理标准和内部风险防控制度，鼓励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高校建立技术转移机构绩效评价办法，依法依规确定技术转移机构从事成果转移转化的服务收益，建立技术转移从业人员评价激励机制，畅通职务晋升和职称评审通道。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激励比例由各方协商确定。
(五)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技术转移机构应具备政策法规运用、前沿技术判断、知识产权管理、科技成果评价、市场调研分析、法律协议谈判等基本能力，逐步形成概念验证、科技金融、企业管理、中试熟化等服务能力。鼓励专业技术转移机构早期介入科研团队研发活动，为科研人员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和成果转移转化提供全面和完善的服务。
(六)加强管理监督。
高校要加强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知识产权管理等工作的统一领导。制定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理顺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的管理机制和规范流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和转化公示制度，健全面向转化应用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建立内部风险防范和监督制度，落实成果转化尽职免责的有关规定。
三、加强实施保障
(一)完善工作机制。
科技部、教育部建立联合实施机制，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科技部门、教育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支持，推进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将其作为高校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加大支持力度，健全运行机制。
(二)组织试点示范。
科技部、教育部在已认定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提高要求，指导和推动一批体制机制有创新、成果转化成效突出的高校，开展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建设试点，形成示范带动作用，促进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水平整体提升。
(三)完善支持激励政策。
科技部支持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立合作机制，开展面向需求的“定制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教育部将技术转移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纳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和成效评价，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支持符合条件的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技术合同认定服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的高校牵头承担应用导向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商业银行合作，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
(四)开展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价。
科技部、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统计分析，逐步完善与国际接轨的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统计指标体系，每年公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数据。科技部、教育部将组织第三方机构对纳入试点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开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案例宣传，及时总结推广新经验、新模式，对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成效显著的高校和个人进行表扬。（来源：科技部 教育部，2020年5月13日）
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知全文如下：
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规定，现就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树立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的理念，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和模式，着力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和藩篱，通过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实施产权激励，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二）基本原则。
系统设计、统筹布局。聚焦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改革，从规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流程、充分赋予单位管理科技成果自主权、建立尽职免责机制、做好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推进试点工作。
问题导向、补齐短板。遵循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规律，着力破解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政策制度瓶颈，找准改革突破口，集中资源和力量，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先行先试、重点突破。以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政策引导，鼓励先行开展探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路径和新模式，加快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
（三）主要目标。
分领域选择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试点主要任务
(一)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国家设立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完成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属于单位。试点单位可以结合本单位实际，将本单位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或接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形成的归单位所有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团队），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团队）成为共同所有权人。赋权的成果应具备权属清晰、应用前景明朗、承接对象明确、科研人员转化意愿强烈等条件。成果类型包括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生物医药新品种和技术秘密等。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国防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成果暂不纳入赋权范围，加快推动建立赋权成果的负面清单制度。
试点单位应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决策机制，按照科研人员意愿采取转化前赋予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先赋权后转化）或转化后奖励现金、股权（先转化后奖励）的不同激励方式，对同一科技成果转化不进行重复激励。先赋权后转化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应在团队内部协商一致，书面约定内部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指定代表向单位提出赋权申请，试点单位进行审批并在单位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5日。试点单位与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应签署书面协议，合理约定转化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比例、转化决策机制、转化费用分担以及知识产权维持费用等，明确转化科技成果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及时办理相应的权属变更等手续。
（二）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
试点单位可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应向单位申请并提交成果转化实施方案，由其单独或与其他单位共同实施该项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单位进行审批并在单位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5日。试点单位与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应签署书面协议，合理约定成果的收益分配等事项，在科研人员履行协议、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积极进展、收益情况良好的情况下，试点单位可进一步延长科研人员长期使用权期限。试点结束后，试点期内签署生效的长期使用权协议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
（三）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试点单位应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对成果转化的实际贡献相匹配。试点单位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包括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按规定给个人的现金奖励，应及时足额发放给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计入当年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不受单位总量限制，不纳入总量基数。
（四）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
充分赋予试点单位管理科技成果自主权，探索形成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试点单位将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全资企业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试点单位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五）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管理和服务。
试点单位要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管理和服务，坚持放管结合，通过年度报告制度、技术合同认定、科技成果登记等方式，及时掌握赋权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试点单位可以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探索和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资产评估机制。获得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应勤勉尽职，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对于赋权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应完善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维护各方权益。鼓励试点单位和科研人员通过科研发展基金等方式，将成果转化收益继续用于中试熟化和新项目研发等科技创新活动。建立健全相关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全社会监督。
（六）加强赋权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安全和科技伦理管理。
鼓励赋权科技成果首先在中国境内转化和实施。国家出于重大利益和安全需要，可以依法组织对赋权职务科技成果进行推广应用。科研人员将赋权科技成果向境外转移转化的，应遵守国家技术出口等相关法律法规。涉及国家秘密的职务科技成果的赋权和转化，试点单位和成果完成人（团队）要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制度，加强保密管理；试点单位和成果完成人（团队）与企业、个人合作开展涉密成果转移转化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审批，并签订保密协议。加强对赋权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伦理管理，严格遵守科技伦理相关规定，确保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安全可控。
（七）建立尽职免责机制。
试点单位领导人员履行勤勉尽职义务，严格执行决策、公示等管理制度，在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免除追究其在科技成果定价、自主决定资产评估以及成果赋权中的相关决策失误责任。各地方、各主管部门要建立相应容错和纠错机制，探索通过负面清单等方式，制定勤勉尽责的规范和细则，激发试点单位的转化积极性和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完善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监督检查机制，以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和改革方向、是否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定性判断标准，实行审慎包容监管。
（八）充分发挥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的作用。
试点单位应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完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制建设，发挥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作用，开展信息发布、成果评价、成果对接、经纪服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用等工作，创新技术转移管理和运营机制，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三、试点对象和期限
（一）试点单位范围。
试点单位为国家设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优先在开展基于绩效、诚信和能力的科研管理改革试点的中央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和中科院所属科研院所，医疗卫生、农业等行业所属中央级科研机构，以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地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选择一批改革动力足、创新能力强、转化成效显著以及示范作用突出的单位开展试点。
（二）试点期限。
试点期3年。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指导下，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知识产权局、中科院等部门建立高效、精简的试点工作协调机制，及时研究重大政策问题，编制赋权协议范本，加强风险防控，指导推进试点工作，确保试点宏观可控。相关地方要建立协调机制，推动试点任务落实，做好成效总结评估和经验推广工作。试点单位应按照实施方案的原则和要求，编制试点工作方案。
（二）加强评估监测。
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试点工作报告制度，试点单位应及时将试点工作方案、年度试点执行情况和赋权成果名单报告主管部门和科技部。对试点中的一些重大事项，可组织科技、产业、法律、财务、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专家，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发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作用，对试点进展情况开展监测和评估。对于试点前有关地方和单位已经开展的科技成果赋权和转化成功经验、做法和模式，及时纳入试点方案。对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和偏差，及时予以解决和纠正。
（三）加强推广应用。
充分发挥试点示范作用，开展经验交流，编发典型案例，加强宣传引导。对形成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通过扩大试点范围等方式进行复制推广，总结试点中形成的改革新举措，及时健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解决试点中可能出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调整的，依法律程序解决。
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按照本方案精神，强化全局和责任意识，统一思想，主动改革，勇于创新，积极作为，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国防领域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试点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参照本方案精神制定实施方案，另行开展。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 知识产权局 中科院
（来源：科技部网站，2020年5月9日）
【两会科技视点】
李克强：加快解决捆绑住科研人员手脚的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5月23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得是充分调动亿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科学家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如果把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充分释放出来，将会迸发出更大的创造活力。李总理说，现在依然有些旧的条条框框，束缚着科研人员的手脚，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解决科研人员在课题申报、经费管理、人才评价、成果收益分配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让更多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既赢得社会尊重，又获得应有报酬。这些问题不解决，客观上会捆绑住科研人员的手脚，于国于民都不利，一定要加快解决。（来源：中国政府网，2020-05-25 删减编辑整理）
科技部部长：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总开关”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言及基础研究在中国科技发展、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这样概括道。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日举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发布会，王志刚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指出，“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基础上没有说清楚，所以才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甚至于不知道方向在哪儿、路径在哪儿，所以，我们把基础研究作为非常重要的方面来不断部署和推进。”
王志刚表示，中国科技发展今后将从以下方面做好基础研究：
一是从提问题开始，要是基础问题，这方面非常难，要加强和科学家包括国际科学界的交流。
二是强调数学、物理等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基础研究的一个难点，但这方面如果不突破，可能其他方面就缺少理论。
三是强调应用研究的基础支撑。今天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广泛应用，但真正突破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现在还很难，基本算法还没有取得太多突破，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对中国和全球科学界都是很大挑战。
四是什么叫“从0到1”“从1到N”？怎么实现？规律是什么？这都是基础研究领域需要反复和科技界、科学家一起交流以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是基础研究要加大政府支持，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让科学家能更安心地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自由探索。当然，基础研究还要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静下心来开展研究。
六是改革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突出原始创新导向很重要，“不能把基础和应用、商业化的事情搅到一起，它们中间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基础研究怎么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源头支撑”。（来源：中国新闻网，2020-05-20，删减整理）
杜玉波：深化医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谈到医学教育改革时说，“医学教育承担着为维护人类健康、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重要使命，涉及医疗和教育两个最为直接的民生问题。此次疫情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充分认识到大力推进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加快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在此次“大考”中，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与挑战，这与几十年来我国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同时要看到，我国医学教育依然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特别是此次疫情下暴露了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现有公共卫生体系重治轻防，公共卫生人才短缺。医学教育体系重专轻全，全科医学较为薄弱。相关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研究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全民基本健康素养比较薄弱。
杜玉波建议，提升质量、调整结构，推进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改革。必须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科学调整临床、中医、公共卫生等不同专业人才的结构比例。提升医学专业学历教育层次，严格控制高职(专科)层次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稳步发展本科层次医学专业教育，适度扩大“5+3”一体化培养规模。
杜玉波认为，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要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逐步提升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地位待遇。同时，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设公共卫生学专业，加快建立多学科与医药卫生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全科医生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实践表明，能否培养大批合格的全科医生，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杜玉波建议，着力推进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制度，保障国家基层健康需求和医疗体制改革需要。同时，着力培养与分级诊疗体系相匹配的全科医生。
“我们要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在全社会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卫生健康素养。”杜玉波建议，要通过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整个民族生活习惯特别是卫生习惯的大变革。学校教育要从小抓起，在幼儿园、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切实加强符合各自年龄层次的卫生健康教育，促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思维模式，掌握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05-25，删减整理）
王树国：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教育、科技发展之路该如何走?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路该怎么走，中国的教育、科技发展之路该如何走。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几年前总书记就提出来“三个面向”，那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落实总书记“三个面向”的指示，两年前我们就创办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我们提出了“跑五”计划来具体落实“三个面向”的精神。
一是面对世界科技前沿，每个学科都要自问，在你这个学科，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发生了哪些变化？世界上这个学科最好的“五个”是谁？有没有你？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二是面向经济主战场，我们所服务的行业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你所相关的行业领域，世界上最好的五个企业是谁？有没有中国企业？如果没有，问题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办？
三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你学科相关的领域，国家有哪些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你组织参与了没有？如果没有，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这种倒逼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师生员工的内在动能。一大批世界知名的、著名的学术机构纷纷落户“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组建了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一些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攻关项目纷纷落户“创新港”，极大地提升了教职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向经济主战场，一批企业到“创新港”落户，组建“校企联合实验室”。
面对这样多变的世界，我们主动出击，主动作为，敢于创新，敢于担当，这就是“西迁精神”的现实意义所在。（来源：中国教育在线，2020-05-25，删减整理）
【高教研究】
高校基础科研创新如何实现？
———结合“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表征数据
罗志敏 马浚锋
一、引言：高校是我国基础科研的绝对主力
2018 年 3 月，科技部公布了“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其中 8 项都是由清华大学等高校完成的。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都是国际上量子、纳米、脑科学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也都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2018 年 7 月，教育部在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强化基础研究”以及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之后，同时印发了《前沿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试行）》和《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基础科学研究（以下简称“基础科研”）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就在于在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中，基础科研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都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紧密相关。
基础科研是指揭示某一自然或社会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一直是一国基础科研创新的生力军。依托高校发展基础科研，也一直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这是因为，与其他科研机构相比，高校在人才、学科、设备、信息等方面具有适应基础研究的综合比较优势。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大都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思想活跃的、包含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科研梯队，拥有有利于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且又有利于组织跨学科团队实施重大课题攻关的多门类学科专业，拥有先进的基础研究基地和科研设施，由此高校获得了从事基础科研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基础科研实现了很明显的发展，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也在迅速上升，无论研发支出还是产出数量与质量均是如此。但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缺乏前沿的原创性成果。如单就基础科研成效的重要指标 SCI 论文来讲，2017 年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论文被引用次数虽然均跃居世界第二，但各学科归一化引文影响力指标（FWCI 值）却低于世界平均值。这一巨大的反差，反映了我国基础科研的薄弱，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标志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不多，真正具备国际引领性的原创研究尤其缺乏。
那么，在我国当前的环境背景下，高校的基础科研如何才能取得原创性的成果呢？或者说，高校基础科研创新需要什么因素或条件才能实现呢？带着这一问题，本文将在建构相关理论解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由高校完成的 8项重大基础科研成果所呈现的表征数据，对影响高校基础科研创新的有关因素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得出对高校今后推进基础科研工作有益的结论和启示。
二、基础科研的影响因素：一个解析框架
对于影响基础科研的因素，陈雅兰等将基础科研创新纳入原始性创新范畴，对其影响因素及演化机理进行了探究，认为原始性创新是在原始积累、核心人物、创新文化、激励机制、原创技巧、科研兴趣以及团队协作等七个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唐筠、吴彦妮的研究则只专注于科研人员本身，发现教育经历、访学经历以及学缘关系会对科研产生一定的影响。卜琳华、蔡德章通过扎根理论所得出的发现则较为全面，他们认为，影响成果产出的因素有 4个———外驱因素、内驱因素、中介因素和调节因素。以上文献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础科研创新作为一个由不同要素以不同方式相互关联组成的复合体，总会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即其影响因素无外乎都可以划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
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内、外因素又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维度：个人层、团队层、平台层以及制度层。其中，前两者可归结为内因，后两者可归结为外因。与此同时，本文按照“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哲学原理，个人层主要提取“项目带头人”因素，团队层主要提取“科研团队”因素，平台层主要提取是否具备“科研平台”因素，制度层主要提取是否具备“制度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再继续进行细分，找出影响基础科研创新的最关键因素，以建构本文研究的解析框架。
（一）项目带头人与基础科研
项目带头人作为整个科研团队的主心骨，会直接关涉到科研团队建设以及基础科研项目的成效。对项目带头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项目带头人对科研创新的影响，即项目带头人需要具备何种特质以实现科研创新。如表 1 所示，这些特质大体上可划分为四类：（1）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学识水平、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专业研究能力、独特的知识结构；（2）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求知欲与进取心、良好的身心素质、治学的“孤往”精神；（3）前瞻性、趋势把握能力、国际化的视野；（4）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品德与责任感。
以此为参照，结合基础科研的特点，本文将项目带头人因素划分为四个方面：（1） 教育及工作经历；（2）科研兴趣；（3）科研精神；（4）知识积累。鉴于知识累积得益于个人的教育及工作经历，科研精神也以科研兴趣为基础，本文将其进一步归结为两个因素———科研兴趣与精神、知识及经验累积。
（二）科研团队与基础科研
科研团队是高校进行基础科研工作的有效组织形式。早在 1964 年，就有学者开始分析团队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并逐步拓展到高校科研领域（见表 2）。
科研团队对包括基础科研在内的科技创新的影响，无论是基于何种视角的研究，都离不开两个维度——内部的团队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团队创新环境。内部主要体现在科研团队是否具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外部则主要体现在团队内部人员之间、团队与其他个人或团队之间的合作。为此，本文将科研团队对基础科研的影响归结为两个因素———人才储备、跨界合作。
（三）科研平台与基础科研
科研平台是高校基础科研创新的基础保障和前提，也是高校基础科研实力的体现。但是，倘若平台没有充裕的经费投入，即使是最先进的科研实验室，恐怕也难以发挥其作用。例如，刘和东结合我国 1985- 2006年的相关数据，发现原始创新能力与财政投入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财政投入对于原始创新能力具有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
本文认为，在科研平台方面，如果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为高校基础科研创新的实现提供了基础设施，那么，充裕的科研经费则是创新实现的动力源泉。为此，本文将科研平台对基础科研的影响归结为两个因素——经费支持、基地平台。
（四）制度环境与基础科研
在本文看来，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主要是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机构针对基础科研的发展所做的顶层设计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从历史经验看，政府针对基础科研创新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等特性，对涉及人员实行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人才激励（资助）计划，这一制度最具有针对性，其政策效应也最为明显。刘云和杨芳娟的实证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这一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相继出台了若干科研人才激励计划，其中就包括中组部“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等一系列主要面向基础科研创新的人才资助和激励计划，并围绕这些计划配置了包括科研管理、人事制度、评价与保障机制等在内的政策措施。基于此，本文将制度环境对基础科研创新的影响归结为一个因素———人才激励计划。
（五）小结：一个解析框架
基于上文对基础科研创新影响因素所做的探讨和分析，可为接下来的案例分析建构一个解析框架（见图 1）。
三、八项代表性基础科研成果的案例分析①
（一）案例概况
在科技部公布的“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高校以压倒性的优势独占八席，且都是重大原创性基础科研成果（见表 3）。例如：成果“实现星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使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空间尺度量子物理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沿；成果“酵母长染色体的精准定制合成”原创性地建立了基因组缺陷靶点快速定位方法，被《科学》与《自然》杂志称为“第一个全合成真核生物基因组的重要里程碑”；等等。
（二）案例剖析
1.个人层
其一，浓厚的科研兴趣与执着的科研精神。科研创新工作强调杰出精英的作用，就在于其个人特质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对研究问题有着广泛的兴趣更能接近问题核心且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个人所持的自信与执着，则使他们能够容忍研究观点的差异，并坚持发展自己的原创想法。这也就是说，浓厚的科研兴趣使研究者在基础科研创新中能保持动力和定力，同时，基础科研周期长、出成果慢的特性也要求研究者具有执着的科研精神。八项代表性基础科研成果，无不体现了项目带头人浓厚的科研兴趣和执着的科研精神。例如，潘建伟首次接触量子物理时，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 2001 年回中科大组建实验室时，便像“候鸟”一样国内国外两头跑，一边在国外学习经验，一边指导国内的研究生建立实验室。在科研过程中，他与时间“赛跑”，每周工作 7 天、每天超过 12个小时。又如，高原宁从 2000 年回国以来便一直坚持研究，三十年如一日地潜心于科研。当媒体问及其科研动力时，他答道，“选择了你挚爱的事业，哪怕一辈子都耗在上面也是值得的”。
其二，长期的知识及经验累积。在科研人员的“包囊”或“工具箱”中，知识、技能、技术工具、科研经验等都是其从事科研创新的必要条件，虽然很难确定它们各自的作用比重，但却共同作用于科研人员的创新工作。基于此，本文至少可以认为，长期的知识及经验累积是进行基础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从以上八个案例中可以看到，项目带头人都有一个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他们长期在国内外高水平教学或研究机构进行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例如，程和平在获得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博士学位后，曾任美国 NIH 老年研究所心血管科学实验室钙信号研究室主任、资深研究员。他研习数学、力学、生物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学科，多学科的交叉和贯通，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
2.团队层
其一，人才储备。一些文献所作的调查发现，团队的整体素质、能力影响着科研创新的成功率和风险，这也就意味着，基础科研创新的实现，需要科研团队的领导者建设和拥有一支群英荟萃、后备力量充足的队伍。在本文看来，通过教学、学术交流、选派成员出外访学等方式进行人才储备，不仅是科研团队建设的基础，也是基础科研创新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是因为，基础科研创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越来越无法依靠研究人员的“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缺少厚实的人才储备，它就不能持续下去。案例中，各带头人都有各自的人才储备方式。例如：吕昭平委派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到国际学术大师的科研团队里去做短期访学及研究工作，并联合发表学术论文；元英进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构建基因组”课程引进到天津大学，并派学生前往美国实验室学习。
其二，跨界合作。
在基础科研创新中，增加科研合作伙伴，不仅有利于激发新的创新思想，也有利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基础研究的深入，遇到的研究问题也越来越复杂，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团队合作已成为推进基础科研创新的趋势。例如：元英进团队与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科学家形成了国际联盟，同时与美国纽约大学、华大基因、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通力合作；程和平团队不仅囊括了数学、力学、生物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同时还与来自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生命科学学院、工学院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跨学科攻关团队。
3.平台层
其一，经费支持。诸多研究文献认为，经费投入力度决定了社会各部门承担科研创新风险的程度，高强度的经费投入能够使研究者大胆尝试，进而提高创新产量和能力，在高校基础科研创新方面也同样如此。案例中科研人员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就，自然离不开政府及所在高校的大量经费支持（见表 4）。例如，元英进团队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技部、教育部博士点专项经费，中国高等教育博士项目研究基金，以及清华大学科研启动基金等多项经费支持。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到国家“863 计划”“合成生物技术”重大项目经费资助。再如，程和平团队除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专项支持之外，还得到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中科创星等社会资金的扶持，先后共获得相关支持高达7467 万元。
其二，基地平台。有学者认为，科研活动越来越依赖外部资源，也需要不断扩散的、广泛的合作关系以实现资源交换。这意味着科研组织要进行科研创新，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也就是基地平台来实现资源的汲取和交换。
在本文看来，先进、齐备的科研设施及办公场所等物质条件，就是基础科研创新所倚重的基地平台。基地平台对基础科研创新的支撑作用在案例中皆有充分的体现。例如，马丁团队依托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先进催化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碳素材料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真空物理重点实验室。再如，程和平团队依托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和钙信号实验室、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北京大学量子电子学研究所以及区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点实验室。
4.制度层
设计合理的人才奖励计划一直以来都是管理部门解决某一领域人才稀缺、提高绩效的有效方案，同时也被认为是科学创造力的重要驱动因素。在我国，以赋予某种科研荣誉称号为主要特征的人才激励计划，其有效实施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潜心基础科研，另一方面也能激励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拥有不断追求科研创新的动力和激情。案例中，各科研团队的项目带头人均入选人才资助计划。潘建伟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中科院“百人计划”；周德敏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高原宁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划”；马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吕昭平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尤力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元英进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程和平则同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以及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概而言之，以上案例分析表明，影响基础科研创新的个人、团队、平台、制度因素是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将其割裂开来或单独讨论，都难以整体性地认识和把握影响高校基础科研创新的因素。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个人和团队层面是基础科研创新的内因，是基础科研的实施主体和动力源泉；科研平台和制度环境则是外因，它们为基础科研创新的实现提供了外在的保障和支撑。
四、几点发现与启示
上文结合案例所进行的剖析，为今后我国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推进基础科研工作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必须明确和突出基础科研在高校整个办学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处理不好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学校如果过多地投入到产品开发或机构咨询中，就会走上避长扬短的弯路。按照一种形象的说法，高校这样做就是“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做了大量本该由企业研发机构做的工作。为此，针对基础科研依然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短板和痛点、仍然是高校整个创新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现实，高校，尤其是具有一定科研基础和实力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回归大学科研本位，将基础科研作为今后发展的一个“主战场”，保持定力，耕好基础科学研究这块“责任田”。
其二，科学地甄别和使用人才是高校实现基础科
研创新的第一步。在八项高校基础科研重大成果的案例中，项目带头人并非全数是国外高校培养的人才。例如：周德敏是北京医科大学与日本筑波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高原宁是北京大学理学博士；马丁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元英进是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生化工程方向博士。此外，他们的团队成员也大都是国内高校培养的人才。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尤其是一些研究型高校所拥有的科研条件并不比国外高校落后多少，也完全有能力培养出优秀的基础科研人才。而在人才引进中，高校也要做好辨才、选才的工作，不能一味地偏好“海归”而冷落“本土”人才，则就是对自身教育的不自信，也会导致人才的流失。
其三，培养和激发科研人员的科研兴趣和科研精神是高校实现基础科研创新的基础。纵观八项高校基础科研的重大进展，其背后都隐藏着科研人员浓厚的科研兴趣和执着的科研精神。因为创新没有捷径，而是一项艰苦、长期、曲折、复杂的智力劳动，需要科研人员不仅对自己的工作有浓厚的兴趣，还要有一种不怕挫折与失败、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如元英进团队的基础科研成果历时四年，经历两位学生知难而退、实验遇阻停摆一年、测序结果糟糕等波折。如若没有对该研究领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精神，根本不可能将研究坚持下去。因此，高校应将科研兴趣和科研精神的培养和激发纳入到整个基础科研人才培养体系之中。
其四，积极寻求跨界合作是高校实现基础科研创新的关键。跨学科、跨地域的科研合作，可以使一个复杂的科研项目由多个人、多个小组共同完成。这一方面降低了科研难度，缩短了科研时间，降低了研究成本，另一方面，也使科研人员在相互的信息交换中时刻掌握所在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在八项高校基础科研重大成果的案例中，没有一项成果不是过来自多个不同背景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完成的。2010 年，当得知美国科学家杰夫·伯克发起了酒酿酵母基因组合成计划并寻求国际合作时，元英进团队主动加入，并与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科学家形成了国际联盟。正如元英进所说：“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如果关起门来，即便有现在超过十倍的付出，也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今后我国高校完全可以利用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在基础科研领域积极寻求与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及团队的合作。
其五，完备的科研平台和充足的经费支持是高校实现基础科研创新的重要支撑。为科研人员提供设施完备的科研场所以及充足且持续的经费至关重要，否则，高校要实现基础科研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从案例中可以看到，重大的基础科研成果都得到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见表 4）。由于基础科研周期长、出成果慢，对其经费支持一是要足额、尽量满足其需要，二是要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做到不削减、不中断。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很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5%左右。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则可达到 15%- 30%。为此，高校还需要多方利用社会资源，除了建立基础科研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之外，还要为科研人员及其团队提供舒适便捷的工作场所和先进的科研设施，让他们有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
五、结语
本文结合最新案例所做的分析和研究，只是给高校实现基础科研创新理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律以及可资借鉴的路径。为了在基础科研领域涌现出更多像潘建伟、周德敏这样的科研人才，取得更多像“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所列示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性科研成果，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今后在推进基础研究工作时，不能全部寄希望于研究者凭自己的兴趣去自由探索，而是要用活国家已有的政策，结合学校的现有条件，采取一些针对性的、灵活的措施，引导和鼓励更多有潜质的科研人员去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总而言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最大限度地释放科研人员潜心
基础科研的能量。（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19的第17卷第5期）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思考
段志光
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人类同新冠肺炎这个新瘟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检验了既往培养的医学人才质量，也给其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带来若干思考。
一、全民健康是当前医学教育面对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现阶段，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疾病本身，而是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行为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在内的“大健康”；对卫生的认识扩大到包括职业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营养卫生等在内的“大卫生”；对以疾病为中心、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的认识转变成以健康为中心的“大医学”模式。社会对健康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医疗卫生行业，而是扩展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社会和全球范围。因此，全民健康是当前医学教育面对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课题。
全世界和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对其中普遍寻求的适宜性、质量、成本效益和公平等特征性要素做出新的反应，需要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但我国医学教育的必要改革在总体上显得迟缓缺位，一方面，大部分医学教育改革的理念仍然是以患者为中心、甚至是以疾病为中心，较少以健康为中心、以为了全民健康为目的的医学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被动改革较多，甚至有为了医学教育而改革医学教育的现象；同时，医学教育领域之外各级相关管理决策者，甚至卫生健康行业管理决策者，在医教协同、体制机制改革、经费支持和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理念滞后、改革动力不足和政策落实执行力不匹配。这几方面的情况，都强烈地反映出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考核机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归根结底，就是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加快建成适应全民健康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二、医学院校人文教育需由医学人文拓展为大健康人文教育，特别要加强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教育
本次疫情防控中，在校医学生群体总体上说，低年级没有展现出先于、高于和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健康素养，高年级没有展现出准卫生健康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这与当下局限于医学的人文教育有关。当前的医学院校中，无论医学专业、医学相关专业，还是非医学专业，进行的基本是医学人文教育，而非健康人文教育。
当下的医学人文 强调的是一对基本关系，即医患关系。其中的患者还常常被视为一个生物体，而非一个整体的人。在不断增加的挑战面前，医学人文教育的时代性问题和局限性问题更多地暴露，主要表现为：医学专业的全人教育教学薄弱，医学相关专业的人文教育教学薄弱，医学生的专业与人文融合教育教学薄弱，医学生敬畏生命、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责任教育滞后，人文教育的实效性明显不足。
在健康只是人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的时代，人们重视因趋利避害的本能救助而产生的医学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健康成为超越经济的社会态的时代，亦即在经济开始服从和服务于人类健康的时代，社会发展就需要这个重心从医学转移到健康。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背景和“健康中国”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问题。“健康中国”目标能否实现，不完全取决于医院多少、医生队伍水平高低、医疗条件好坏，国家投入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全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低。其中，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应该早于、高于和服务于社会大众。由此给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带来的挑战，就是教育目标需要从以医学知识传授为主向医学知识技术与人文平衡转变，教育内容需要从恢复健康为主向维持和恢复健康转变，专业教育教学需要由忽视人文教育向专业与人文融合转变，覆盖专业需要从医学专业向所有医学类专业转变，受教育者需要从部分学生向全体学生转变，教育者需要从部分教师向全体教师和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转变，服务对象需要从患者向全民转变，服务范围需要从医院向全社会转变。
在医学教育中居于重要位置的人文教育，需要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进行重点从“以疾病为中心”拓展为“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在以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时代，医学人文和健康人文需要有新的发展，那就是大健康人文的提出。大健康人文是指“对人的健康境遇和生命过程优化中的影响因素，给予个体或群体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促进和凸显人性的关怀”。大健康人文的“大”，至少需要从全人、全社会和全球等三个角度解读。可以看出，无论哪一个角度，大健康人文都涵盖了医学人文和健康人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完全凸显和实证了大健康人文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再次证明，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和敬畏生命、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职业素养的培养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三、改革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巨大挑战与不相适应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导致人才过剩与人才缺口现象并存；②公共卫生从业标准尚未健全；③缺乏高层次的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④教学内容过分注重医学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大健康人文素质的培养；⑤实践教学环节薄弱；⑥缺乏规范统一、有质量保证的毕业后教育体系。我国公共卫生教育的关键是提高办学质量，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层面，引导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毕业生整体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以构建中国特色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为目标，深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着力提高现场工作能力，使公共卫生人才在职业价值、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健康人文素质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笔者曾在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战略研究》之课题《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战略研究》结题报告中提出如下建议。①规范本科教育，优化研究生教育，加强继续教育。②构建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即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体系，在院校教育中，本科生强调“核心能力”，学术学位研究生强调“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强调“岗位胜任力”。③构建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教育模式，即围绕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健康，覆盖全球、国家、城市、社区、家庭和个人等不同层面，主要通过生命教育、健康教育、核心人文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和考核评价等载体实施，使未来的公共卫生人才在全民健康保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都成为始终能“抓住牛鼻子”、给人以关爱的卓越人才。④建立院校准入、专业准入、职业准入的国家标准。当前需要建立健全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相关准入制度。院校准入：专业教育质量评估；专业准入：通过专业认证；职业准入：与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和继续教育学分相挂钩，社区为本科层次，省级为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层次，国家级为博士和优秀硕士，卫健委等行业主管部门为医学+公共卫生学科背景。⑤宽口径培养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口拓宽至相关行业，不局限于医疗卫生行业，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对临床事务的指导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拥有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卫生人才。⑥公共卫生人才发展的环境与政策保障。落实政府在公共卫生教育改革中的完全责任。建立政府主导、卫健委牵头、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直属于政府，协同于高校，培养“双师型”公共卫生师资队伍，加大财政投入，实施向西部和基层倾斜的财政政策，保障应有待遇，避免人才流失并吸引优秀人才，简除繁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加大公共卫生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公共卫生专业教育 ，积极发挥公共卫生教育学术团体的引领、指导作用。
四、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
自古以来，医疗与卫生共生却未能共荣，很多时候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都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的短板，这些短板包括卫生健康工作者的公共卫生理念、公共卫生安全认知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与倡导等方面。健康中国建设既包括公共卫生从传染病防御到全面健康促进的战略转移，也包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促进资源下沉”等指导性意见，其中包括非公共卫生领域工作者，特别是卫生健康工作者在我国公共卫生发展应急体系的完善或重构中的参与和支持。
事实上，这些短板和社会发展需求都涉及医学人才培养中的“防”“治”关系问题。近些年，在疾病死因由传染病为主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的转移过程中，在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移过程中，“防”的专业人才培养中弱化了“治”的能力——公共卫生人才对临床事务的指导能力，“治”的专业人才培养中弱化了“防”的能力——临床人才对公共卫生事务的处理能力。在突发性、区域性明显的传染病少见，优质医疗资源不均衡，社会大众健康素养水平不高的现实中，非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多聚焦在个体治疗的战术层面，普遍弱化了群体预防、甚至自我防护的战略意识和理念。因此，需要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
五、加强全科医学教育的顶层设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暴露或者突出了全科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不强、百姓不信”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建立“医防融合”的综合防治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数量充足、技术过硬的全科医生队伍。
全科医学队伍建设的体制和机制涉及包括全科医生培养在内的多个方面。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到底是院校教育，还是毕业后教育阶段，本科教育阶段的学科重心到底应该定为一级的临床医学，还是二级的全科医学？院校重心到底是不是地方医学院校？培养目标是按照一人多能，培养临床医学通科和社区医学的复合型人才，还是按照多岗归一，分别培养基础学科、临床学科和社区学科人才，到社区实际工作中集成？教育教学内容重心到底是临床医学专业的翻版，还是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整合？继续教育到底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涉及顶层设计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无论如何改革，各方面需要明确的是，全科医生工作中的关键点是症状体征的鉴别诊断和健康信息的管理，以便确保其在第一时间能够发挥第一响应者的作用；全科医学教育教学中的关键点是培养目标设定，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因此，一要通过政策引导院校调整办学定位，强化办学特色，重视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真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要建立以质量文化为目标导向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通过订单、定向、转岗等多种方式的培养扩大队伍数量，通过进修培训和学历提升等教育提升队伍质量；三要提高全科医生这些健康“守门人”的全科素养，强化他们的传染病和流行病意识，加强他们的信息化技术能力，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关怀技巧；四要建立医联体新进人员在基层工作较长时间的工作制度。
六、加强中医药大学生的中医药自信教育
中医药对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数千年的贡献，已经通过它的有效性充分证明它的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在中西医结合和救治效果的贡献度上，使人们的理解更为深刻。其实，近些年，中医药的国际国内地位持续提升。2017 年实施的《中医药法》已将中医和西医并重的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第 11 版全球医学纲要，首次把中医医学纳入其中。新纳入的中医相关信息将会在 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实施，这就意味着中医在全球范围将会成为主流疗法，而不再仅仅是作为手术、放疗等补充替代疗法。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已发布 45个中医药国际标准，中医药正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为人类健康福祉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中医药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中医药应有的自信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中医药大学生的培养中。这就需要把中医药自信教育作为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把中医药自信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把中医药自信教育作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把坚定大学生中医药自信作为高校职能、教师责任、学生本分，需要改革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一个扎根中国、文化自信、互学互鉴、融合共生、共享共用的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为新时代培养坚守中医、融合西医的新人才。（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4期）
【他山之石】
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
———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跨校合作为例
沈蕾娜
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要克服绩效评价带来的大学之间的零和博弈和组织割裂，更加强调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以系统和开放的观点推进大学之间的学术整合，在建设路径上从方法论个体主义迈向关系主义，重视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交叉融合对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形成的关键作用。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 具有边界模糊性和人员流动性的特征，而一流的学术成果往往产生于大学边界的交叉地带。 正如美国学者亚当斯（Jonathan Adams）所说，“科学领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科研合作正拓展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众多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的科研合作不仅提高了科学家的科研产出数量，而且也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质量。 世界一流大学极为重视院校内部和院校之间的合作，借助学术关系网络不断地推进前沿知识的创新，保持自己的一流地位。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大学组织边界的跨越和交叉融合，建立了布劳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专注于人类基因组学的跨机构和跨学科研究，成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的新形式。
一、一流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的动因
（一）差异的建设性管理
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知识领域都成为一流，而是聚焦于最需要和最擅长的方面。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追求卓越和公共绩效的压力下，世界一流大学采取 “选择性卓越”（selective excellence）策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学科和比较优势。面对知识生产方式转变，20 世纪后半期以来跨学科研究和整合性研究逐步从学术生活的边缘走向学术的中心，着力解决新的学术问题和重大的人类问题。然而，学科制度和系科结构的相互强化以及大学之间竞争的加剧，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大学和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得“跨学科研究尽管重要但做起来难”。对我国而言，在周期性绩效评价的影响下，“双一流”建设会增强大学和学科的边界意识，从而制约跨机构和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和资源流动。但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保持边界的模糊性和推进知识交叉融合又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必由之路，依靠大学的自组织形成的交叉空间就成为原创知识生产的重要场所。
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跨机构和跨学科合作是为了实现“差异的建设性管理”，加快重大前沿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美国学者格雷（Barbara Gray）将这种“合作”界定为“能够发现问题不同方面的各方，建设性地探讨他们的分歧，并超越自身有限的视野范围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从此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一种“差异的建设性管理”。生命科学是 21 世纪的重大前沿研究领域之一，2004 年在布劳德夫妇（Eli and EdytheBroad）的 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正式建立了布劳德研究所，致力于通过基因组学研究探寻癌症、 精神病和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从差异性上来说，哈佛大学的优势在于化学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在于生物工程，而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的优势在于临床医学，布劳德研究所将发现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整合起来。以上各方的优势结合， 实现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推动了生物医学的突破性创新。
（二）知识的颠覆性创新
美国学者博耶（Ernest Boyer）将学术分为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四种类型，并指出四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跨学科、跨院校的学术研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整合的学术，它尽管不是直接指向认识和发现某种知识，但是通过对现有知识的重组能够带来重大的学术发现。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跨学科研究不仅仅是重新绘制一幅文化地图，而且是绘图规则的改变。 从创新的角度而言，跨学科和跨院校的学术研究能够实现颠覆性创新。
新的科学知识常常是在现有的知识技术汇聚、整合和重构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时产生的，而这种整合源于科学家之间的直接接触或科学文献的传播。因此，科学家跨国家、跨院校和跨学科的交流，是新的科学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亚当斯的研究发现，从《自然》杂志的刊文来看，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学者合作的文章的引用率比各自国内学者的更高，而牛津大学与葛兰素史克公司合作的文章的引用率也大约是该领域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布劳德研究所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奠定的跨机构、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基础上建立的，来自生物学、化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医学和临床研究的科学家，将分离的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整合，实现了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汤森路透发布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思想》显示，2015年度最热门的 19 位科学家中有 12 位来自于生命科学领域，在前6名科学家中有4 位来自于布劳德研究所。《全球科研影响力地图》报告按照最优论文和最优期刊比例对世界科研机构进行分学科排名，从2011—2015年的数据分析来看，布劳德研究所在生物化学、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排名第一。布劳德研究所的学术成就与学科交叉和跨校合作带来的颠覆性创新密切相关。
（三）学术组织的根本转型
现代研究型大学把以学科为基础建立的学系作为基本组织结构，学科与学系具有强大的相互强化机制，并越来越有力地卷入对方的发展。 学科结构与系科制度之间的共生机制，使得在传统大学内部开展跨学科研究会遇到诸多困难。 但大学组织的矩阵结构，又使得大学教师因强烈的学科归属倾向，本能地跨越大学的组织结构，增加学术共同体认同，并为跨机构的学术合作创造了条件。布劳德研究所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生命科学研究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过程中结成的虚拟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和应用的集成，促进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带来重大的发明和创造。然而，由于虚拟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会对需要长期追踪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为了实现知识溢出的内部化，也需要建立实体的学术组织，以突破大学内部封闭式的跨学科研究，形成开放式的组织创新网络。
布劳德夫妇最初就没有考虑捐资于传统模式的大学，而是试图建立一种跨机构和跨学科的新型合作研究机构，尽力推动医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布劳德先生认为，要实现前沿知识的创新和研究方式的转型，就必须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克服传统大学组织形式的制度约束。科学实践表明，整合多个领域的知识要比单一的学科更容易在科技与社会前沿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旦能实现高效的整合，这些汇聚在一起的‘宏观’模块将能为新想法、新发现、新思维、新工具的产生提供一种新的范式，从而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实现新的发明、创新、治疗流程，发展教育与培训的新模式、新策略。”为确保布劳德研究所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获得永久地位，截止 2014 年布劳德夫妇已先后捐资 7 亿美元用于研究所的独立运营，确保其成为一个成功的公益慈善类非营利性机构。布劳德研究所为核心会员建立了各自的实验室，为他们提供终身职或准终身职的岗位，使这些科学家得以持久地进行跨国家、跨机构和跨学科的研究。 正因为实现了从虚拟学术共同体到实体学术组织机构的转变，布劳德研究所才能持续不断地在基因组学、传染病防治和精神病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二、一流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的关键因素
（一）互补性与相容性
合作源于对方拥有彼此希望获得的资源。美国学者波兹曼（Barry Bozeman）等人认为，大学进行科研合作的最常见动机包括：获取专业知识；获取不具备的设备或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高获得科研资助的机会；获得声誉或显示度；学习缄默知识；汇集解决重大和复杂问题的知识；提高科研效率；培养学生；推进科学的专业化；闲逸的好奇。 大学科研合作的成效既与合作方的互补性有关，而且也与他们的相容性有关。换言之，合作必然涉及异质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或差异是合作得以开展的基础，然而过大的差异又会破坏合作的基础。因此，互补且相容是大学有效开展科研合作的必要条件。比尔肯斯（Eric Beerkens）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一个联盟中各方的互补性和相容性越大，合作的成效就越显著。从大学联盟的建立来看，不管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还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都具备精英大学“俱乐部”的性质，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从而确保联盟高校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层次上开展合作。对于一流大学而言，由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它们更能够开展高水平的跨机构和跨学科合作。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跨校合作的基础在于双方学科优势的互补性、地理位置的临近性以及价值取向的一致性。麻省理工学院在基因工程方面的优势，哈佛大学在生物化学方面的优势，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在临床医学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的统一，同时这种互补性也使得合作的各方嵌入到对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 这种相互嵌入程度越高，跨机构、跨学科的科研合作成效就会越高，从而形成一种合作共生的关系。布劳德研究所建立的基础是1990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基因组学研究中心（WICGR）和 1998 年成立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CCB），首任所长兰德（EricLander）曾担任怀特海研究中心主任 ，他同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系统生物学教授，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从地理位置上说，布劳德研究所就建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研究所附近，并已融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学术共同体之中。密切的学术联系、长期的合作研究基础，以及地理位置的便捷性，使得布劳德研究所更能够充分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优势，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二）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和亲密度创新是一种信息密集型活动，由于个体或组织拥有的信息量有限，他们常常需要借助关系网络促进知识的交流和流动，这种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以及关系的强度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依据博特（Ronald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理论 ，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即无直接关系或关系间断，因而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通常，如果企业倾向于获取和创造全新的知识，力求脱离和超越现有的知识基础，即进行探索式技术创新活动，那么企业占据较多的网络结构洞能够使其接触到更多的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连接的合作伙伴，从而能够拥有多样化、非冗余的信息资源，这有利于企业的探索式技术创新活动。 然而，过多的结构洞可能会增加维护信任的成本，并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制约个体或组织的创新。因此，需要用亲密的直接关系协调结构洞对创新的影响。
布劳德研究所占据的结构洞使其能够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全世界生物医学研究者和机构之间建立关联，多样化信息的汇集促进了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探索式知识创新。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紧密关系网络，这种直接关系增强了生物医学研究者之间的信任。在前沿科技领域，面对面的互动对于缄默知识的传递和转化更为重要，这种强关系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原始知识的创新。布劳德研究所的人员由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组成。教师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哈佛大学附属医院，他们都是各自机构中的全职人员，承担着全职的教学和其他任务。在这些教师中，有 48 名所级正式会员（13 名核心会员和 35 名非核心会员）、300 多名准会员和 23 名预备会员。专职科研人员有近500 名，其中包括 25 名任期 4 年、主持各个研究中心活动的“所级科学家”。布劳德研究所的开放性，使其汇聚了 3000 多名各类科研人员，在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建立了 100 多个合作项目。 边界跨越实现校际优势资源的互补和整合，同时边界的开放性又吸引到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和研究生，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和亲密性，加快了学术整合和知识创新。
（三）外力介入形成的耗散结构
研究型大学的前沿知识生产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是学科边界和大学边界使大学组织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依据耗散结构理论，企业创新应该建立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组织系统上，将产生负熵的各种因素引入系统中，如新知识的获取、新技术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制度的执行等。因此，大学组织之间的合作活动需要引入外部力量，才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二战”之后，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有组织的科研机构”（ORUs）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政府或企业等机构的科研资助。大学外部的科研资助促使大学的科研超越学科的局限性，聚焦具体的研究问题，从而推动了大学的跨学科研究。
布劳德研究所的成立，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生物医学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组工程中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但如果没有布劳德夫妇出资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合作机构，两所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仍然是一种虚拟的实体或松散的关系。作为一种第三方社会力量，布劳德基金会带来了两所大学之间科研组织形式的突变。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学科制度、系科结构和科层体系，也不同于研究型大学校内虚拟的跨学科结构，它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边界跨越性，能够为研究所输入新的知识和技术，形成一种耗散结构。这种从无序到有序的组织形态演进，成为推动布劳德研究所知识创新的强大动力。
三、一流大学之间协同创新的机制
（一）跨学科协同：学科与跨学科的互动
学科是知识的分类体系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学科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规训性，它限定了研究者的视野、认识与思维方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视角”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这种学科“视角”有利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但却不利于重大复杂问题的解决。
从组织结构来说，跨学科和学科是一个互相促进、不断提升的关系。从学科到跨学科要经历一个突破常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学科必然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力来抵制外力的破坏，从而阻碍跨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跨学科的科研合作也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高质量的创新。从知识生产来看，由于研究者需要涉猎多学科的知识，可能会“杂而不精”，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对于知识理解来说，可能会造成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冲突。
“二战”之后，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资助下，大学在传统的学科制度之外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通过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满足外部的需求。因此，从大学内部来说，已经形成了学科和跨学科并存的组织结构，这种矩阵结构对于促进高深知识的传播和创造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大学内部的学科和跨学科组织同时嵌入到相同的大学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情景，在解决一些复杂的前沿问题时会面临资源、设备和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 推进前沿知识创新，需要跨越大学的组织边界，脱离特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的束缚，实现学术资源的整合。这种边界跨越性具有极强的生成力，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组织环境中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的交换，显然比大学边界内部的跨学科合作更能够带来知识和技术的突破。
通常，应用研究或实验研究具有更大的跨学科性，对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需要多个领域的知识技能，而这不是一个人或一所大学能单独拥有的。布劳德研究所专注于生物医学的研究，这个前沿领域对跨学科的要求更高，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比较优势以及相应的劳动分工，更有利于提高科研的效率。同时，布劳德研究所的教师也从属于各自的大学或机构，这种双重身份和边界跨越者的性质，使布劳德研究所能够在学科和跨学科之间形成协同发展的机制，既激发了前沿知识的创新，又促进了前沿知识的系统化。
（二）跨行业协同：科研创新与城市发展
从开放系统的视角来看，科研合作不仅依靠跨机构和跨学科的学术互动，而且要与所在地区形成良性的互动。布劳德研究所的生物医学研究适应和带动了波士顿地区的生物医学产业发展。从医疗行业在大都市分布的密度和多样性来看，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是美国排名前三位的城市。波士顿地区聚集了8所研究型大学、多家美国最好的医院和公私立研究所。截止2018年，波士顿连续 21 年是美国获得国家卫生研究院科研经费最多的城市。200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宣布通过《马萨诸塞州生命科学法案》，决定在 10年内由州政府提供 10亿美元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2018年，州政府决定将这一计划延长 5 年，并且再提供 5 亿美元推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以及对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公司的税收激励等政策支持，使波士顿迅速成为世界上创办生物公司的最佳城市。此外，波士顿的生命科学发展规划涵盖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从中学课堂到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商业化，以及就业人员的发展和全球顶级公司的高薪聘人。过去 10年间，波士顿地区吸引了大批医疗保健和其他产业的公司，辉瑞制药公司和飞利浦医疗保健公司就分别于 2014年和 2015年将研发中心或研发总部搬到剑桥市。波士顿都市区的生物科技创新集群是布劳德研究所得以迅速发展的社会土壤。
布劳德研究所从内部和外部加快了缄默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和 商业化的过程。按照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观点 ，缄默知识通常是尚未完成正式编码的、高度个体化的知识，最初仅仅为少数人或前沿领域的科学家所认识，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才能传播。 越是前沿的缄默知识，与现有知识的编码体系的距离也越大，也就越难以转化为显性知识。缄默知识的转化需要经常与原创知识的发源地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因而地理的临近性是缄默知识转化的关键，一些世界著名的科技公司选址于大学附近的原因就在于此。随着科研合作的增强，为了促进缄默知识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传播，需要对其进行编码，这时前沿知识的缄默性就逐渐减少，这些知识也更加便于转换。从布劳德研究所内部来看，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临床研究的一套知识转化体系，并成立技术转化部门，从而加快了前沿知识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和转化。从外部来看，波士顿地区的生物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也为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创造了便利条件。布劳德研究所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使其保持了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跨国家协同：全球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现代大学自建立以来，就以探究和传播普遍的高深专门知识为使命，因而天然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尽管教授身份一般隶属于特定的大学，但学者们却普遍把获得国际同行认可作为重要的成功标志。正是大学学者这种追求学术卓越的内在动力，人类的认识水平才不断提升，并促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研究表明，重大原创成果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集中度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鲜明特征。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沿学术研究中心具有一种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吸引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加入，结成国际学术共同体，引领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一流大学通常具有强大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反映了它们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和支配，又反映了它们对全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此，促进跨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对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布劳德研究所的使命是推动生物医学的革命，加快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在这个共同使命的引导下，布劳德研究所汇集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健康专家，整合了医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工程学和数学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努力推进“深度的科研合作”。同时，布劳德研究所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建立和维持了一个国际学术联盟，致力于加快精神病、传染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研究进程。此外，作为一个学术自治的共同体，布劳德研究所赋予科学家们充分的自主权，鼓励他们大胆提出假设，推进生物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开放、合作、跨学科的组织特征以及学者自治的治理模式，使布劳德研究所能够吸引到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的高水平深度合作研究，不断产出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
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在所有学科领域都达到一流，必须聚焦优势学科，增强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是一流大学学术合作的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世界一流大学更加强调“差异的建设性管理”，积极构建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体系，推进跨个体、跨学科、跨院校、跨行业和跨国家的学术整合，利用这种矩阵式的学术关系网络聚合多种优质学术资源，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前沿问题，实现人类认识的颠覆性创新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11 工程”“985 工程”到“2011 协同创新计划”，再到“双一流”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政策推动我国大学水平不断跃升。当前推进“双一流”建设，既要强调大学优势学科的建设和大学之间的竞争，同时也要面向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推进跨学科、跨院校、跨行业和跨国家的学术合作，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提升“差异的建设性管理”能力，努力在前沿知识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形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2期）
英国政府克服校企合作障碍的探索与启示
黄道主 刘艳琴
一、引言
从人才培养拓展到科研成果转化已是校企合作的大势所趋。促成这一变化的，是正在发生的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均试图通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来推动校企合作，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崛起，最终实现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态势的目标。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校企间科研成果转化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已被人们自觉且充分地知晓，成为与人才培养旗鼓相当的重要内容。
作为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相比一些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已逐渐趋于弱势地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已露端倪，相较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不断增长的专利申请数量，英国不仅申请数量较少，而且一直呈下降趋势。英国政府对此早已警觉并深感忧心。为了扭转局面，英国政府高度重视校企合作，除了在人才培养方面出台了“教学卓越框架”政策之外，还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也颁行了重大政策。其中，2003年的《兰伯特校企合作研究报告》、2015年7月2日的《道林校企合作研究报告》、2016年11月的《道林校企合作研究报告——政府回应》( Dowling Ｒeview of Business－UniversiＲ esearch Collaboration—Government response，简称《政府回应》) 等成为标志性或者代表性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初步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有助于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
二、英国校企间科研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
英国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强国，世界一流高校为数不少，学术实力强大，科研表现卓越。但是，该国高校积淀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成果虽然深厚，但转化为市场商品的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企业倾向规避投资风险
出于逐利本性，英国企业倾向于规避投资风险，偏好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较长的时间段内，英国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呈逐渐下降趋势，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更是大幅缩水。首先，英国企业更青睐能在短期带来相对确定利润的并购重组。相较于校企间因科研成果转化伴生的经营风险，英国企业更愿意在并购重组领域投入更多资金。数据显示，英国企业的研发经费仅约为并购经费的3/5；英国入选欧盟委员会 ( European Commission，简称EC)全球2500家的重要企业在2015年和 2016年分别为135家、133家，但其研发资金仅约为入选企业均值的3 /4。其次，英国企业在校企间科研成果转化领域的实践经验不充分。英国工程技术委员会 ( th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Board ) 的调查数据显示，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相比，英国只有相对较少的企业与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在制药和卫生领域有科研合作，并以此作为他们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方式。据推测，英国企业与高校之 间的合作程度不到20%。英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没有与高校开展科研成果转化的合作经验，也不知道合作可能会带来的好处。换言之，绝大多数英国企业没有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与高校合作的主观意愿和知识背景。
(二) 校企之间争夺知识产权
所谓知识产权，通常是指针对发明、品牌、设计和创意作品提供的法律保护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专利、版权、设计和商标四类。围绕科研成果转化，校企之间就如何配置知识产权及其可能收益常常爆发激烈冲突，成为英国校企合作的大难题。比如，企业与高校对开发和使用知识产权就有不同观点。高校表示他们需要拥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确保他们未来的研究不会受到阻碍。但是，企业通常认为他们需要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来维持投资，而且这些投资被要求将知识产权开发成为某种产品。因此，很多大企业选择放弃与高校合作。英国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Financial Innovation)的一项研究发现，伦敦金融城中的企业会从事不与高校合作的短期研究项目，以保证项目的所有权归企业单独所有，企业凭此可以在短期内利用所有权交易来获得收益。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是在财务上还是在员工损耗方面，校企谈判的拖延成本可能很高。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认为在知识产权的配置上达成理想的协议非常困难，而寻求法律建议既耗时又费钱，所以，在面对高校提交的复杂合同时，企业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不参与合作。
(三) 现有专职人员能力不足
为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很多英国高校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在 校内自设技术转让办公室(the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简称 TTOs) 。TTOs 承担为咨询者提供专业建议的职能，包括商业研发、校企合同、产权保护和技术许可等。尽管TTOs 数量很多，在该部门从业的专职工作人员更多，但是其专业化程度仍相对较低。英国的许多企业也纷纷表示TTOs 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尽管有些 TTOs 拥有高质量的专业管理，但更多的 TTOs 的管理效率相对低下，对企业的态度也不那么友好。这一方面令高校不足以吸引企业投入研发资金，另一方面令英国的科研成果转化市场越来越小。由于科学技术转让需要广泛的专业技能，英国许多高校既难以追加培训经费，也难以招募到称职的专业人员。英国 2002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英国 TTOs 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学者或高校内部管理人员构成，其中有一半 TTOs 的专职人员不到4名，许多 TTOs 的工作人员都是新手，而企业则更愿意与有更多从商经历的组织或个人谈判。可是，有经验的企业家或行业高管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进入 TTOs 谋生的。
三、英国政府为消除转化障碍的主要探索
针对已经发现的主要障碍，英国政府积极寻求相互因应的应对策略。其主要指导思想是政策引导信息传播为主，资金支持校企合作为辅。目前，英国政府已探索出了一些消除科研成果转化障碍的具体办法。
(一) 加强校企之间信息沟通
英国政府认为，虽然校企合作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有很多成功经验，但是参与的创新型企业仍然很少；其根源在于校企均未认识到合作能够带来的利润前景，特别是企业没有意识到开发新科技为提高业绩、减少风险、降低成本等方面带来的好处。因此，英国政府首先做的就是采取有力措施使双方特别是企业，获得足够多的有效信息，从而不断强化科研成果转化的意识和需求。
目前，政府为建立专门且高效的服务中介，正在重点打造的是在线经纪人服务平台。该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来帮助学校和企业识别潜在科研成果转化的合作伙伴，并提供明确的指示信息以及如何获得知情人士的帮助。目前，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简称HEFCE)、创新英国组织 ( Innovate UK)、研究委员会 ( the Ｒesearch Council) 正携手高校与商业全国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 for Universities and Business，简称 NCUB)合作开发 “智能经纪人工具”。该工具旨在创建一个在线资源，帮助企业和学校，特别是企业为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寻找潜在的伙伴、设施和其他支持的提供者。NCUB 表示，这款工具充分吸取Gateway to Ｒesearch、_connec和equipment.da-ta.ac.uk 等网站的经验，力求开发出一种集合和改善这些功能的服务。2016年的《政府回应》 指出，NCUB正在开发的一个名为“Konfer” 的 “智能经纪人工具”，已在进行开放的 alpha 测试。该工具整合了由企业、慈善机构或国际机构以及公共机构( 比如英国研究委员会和英国创新组织) 资助的科研成果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可以实现定位潜在伙伴、在线匹配、预期评估等服务功能的数据库。为了促成合作，该工具不仅界面友好到让非专业人员也能顺利操作的程度，而且配备相对更具有信息优势的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地与中小企业积极主动地沟通，为其提供咨询，帮助其了解现有服务。
为了提高学校和企业特别是企业的合作积极性，英国政府还特别注重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已有案例的跟踪、总结与宣传。政府通过实地调查，访问企业中负责校企合作的工作人员，了解转化项目的投资与收益状况，并在总结报告中用清晰数据呈现利润情况。政府期望这些数据能够让企业意识到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的利润前景。二是对那些希望参与或者首次参与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相关负责人提供点对点的咨询服务，帮助这些人了解高校现状，明确利润预期，解答可能的疑惑等。
(二) 优化知识产权收益分配
为了化解争夺知识产权带来的校企冲突，促成转化合同的成功订立，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些优化知识产权收益分配的可操作的策略性指导意见。这些政府意见的方向是明确校企双方的各自期望，为合作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若缺乏合作的共识，那么校企双方对合同的理解会歧义丛生，难以达成一致。
一是从成效良好的转化合同中提炼模板协议，明确科研成果在转化时需要遵循的商用原则，且获得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在转化时必须遵循。英国研究委员会(Ｒesearch Councils)和创新英国组织( Innovate UK) 通过不断积累研发合同协议的成功经验，从而不断建立新的 “模板协议”。其代表性成果是 2005 年成型并不断更新的 Lambert 工具包。该工具包有一套旨在简化校企合作协议谈判的决策工具和模板协议，包含1个决策指南、7个模板研究合作协议 ( 适用于双方，详见表 1) 、4个模板联合协议 ( 适用于多方，详见表 2) 、1个 “快速通道模板协议”、1个国际协议。这些协议内容均是基于平等协商原则达成的知识产权配置或归属的条款。在英国知识产权办公室 ( Intellectual PropertyOffice，简称 IPO) 的大力推进下，该工具包大获成功，80% 的使用者认为简化了建立和保障有关知识产权的校企协议，近一半使用者认为大量节省了谈判的法律成本、资金和时间等资源。目前，该工具包已经被英国运用到国际合作中的协议商定，比如与来自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家的高校或企业的独立协议。
二是为新手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与英国IPO协商、探索并建立了提供专业的知识与建议的独立渠道，是创新英国组织 ( Innovate UK) 的主要职责之一。设定这一职责的目的是为那些第一次或者从未参与校企合作的相关方，提供校企合作谈判中有关知识产权和合同建立的专业知识，让各方了解转化合同建立的大致过程，以及如何配置知识产权才能避免矛盾冲突，从而帮助各方 (主要是企业) 更好地参与知识产权的谈判。
表1 7个模板研究合作协议 ( 双方) 及其相关条款
表2 4个模板联合协议 ( 多方) 及其相关条款
(三) 提升专职人员业务水准
英国政府尝试提升 TTOs专职人员的业务水准。为减少培训成本，英国政府出面组织协调高校 TTOs专职人员的培训工作。作为校聘人员，TTOs专职人员的任务是在不伤害科研工作者利益的前提下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并尽力促成校企间科研成果转化的合作协议。然而，这是一项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均有很强挑战性的工作。一般而言，专职人员需要具有相当专业且宽厚的知识储备，例如，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特定法律知识，市场营销和合作谈判的工作技巧，与科研成果转化相结合的市场意识、专业知识等，甚至还需要企业家所具备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与企业负责人、风险投资家、商业规划、管理和公司运营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与协作的技能。这些知识与技能很难在一小群人身上同时找到，而且具备这些能力需要专门培训，然而购买培训服务的价格则很昂贵。为此，英国政府认真向美国学习有益经验。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the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简称AUTM) 是一个企业会员约占到一半的非营利性的专业组织，主要为从事科研成果商业化的人们提供认证课程。课程内容是一系列与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培训项目，旨在提高大学中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人员的技能并丰富其经验。这有助于通过建立科研成果转化网络，提高大学对商业需求的认识，从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英国政府正在引进和开发类似课程，用于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人员的培训，期望借此让高校认识到企业的真正需求，从而更具针对性地开展转化工作。
为了帮助高校衡量 TTOs的工作绩效，评估专职人员的工作能力，英国政府还提出了如下指导性建议:一是关注科研成果转化长期战略的有效性，而非短期收入。二是鼓励各方应推广与知识产权和合同相关的最佳实践案例并推动其应用。通过案例帮助参与者减少不必要的合作失误。三是强化高校TTOs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分享专业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反思并改进转化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四、英国政府推进校企间科研成果转化的启示
与英国处境类似，我国高校同样积淀了大量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 政府、学校均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但是，我国同样存在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较低的问题，与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需求不相匹配。究其根本，主要是信息有效对接的程度比较低、利益分配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为此，国家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英国政府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参照经验，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 实现成果信息有效对接
科研成果转化首先要解决科研成果如何才能尽可能高效快捷地与潜在的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问题。我国并不缺乏转化机构和转化模式，但是资源整合不足、效率优化不够，因而缺少的是信息丰富且服务高效的中介。现有实践办法已较多:一是高校自设负责成果转化的职能部门，并制定校内适用的科研成果转化管理办法；二是高校依托自身科研成果，创办大学科技园或者高科技企业；三是由高校与企业直接联合举办研究院或者企业；四是鼓励高校教师和学生利用科研成果创业；五是由政府创办成果转化孵化中心，比如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等。不过，上述办法的缺点也很明显———成果传播范围有限、利用空间较小，相关主体各自为战。其中，由高校或在校师生亲自经营高新企业的做法不仅容易影响科研与教学的份内内职责，而且因有关企业运营的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上也存在天然不足，投资失败的风险很高。而英国政府多方整合科研成果的校外数据库，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经济人服务平台，实现了既不干扰高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又为企业需求提供匹配度高的科研成果的效果。我国也可以加大国家级服务中介的建设力度，实现科研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打造企业寻找研发对象的平台; 更可在成熟之后推向国际社会。
(二) 完善校企纠纷解决办法
科研成果转化的校企纠纷集中在知识产权及其衍生利益的分配。目前，国家采取的策略是法律保障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就法律保障而言，我国知识产权法规体系虽起步晚，但发展快且已成体系。其不仅有 《知识产权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般性的法律法规，还有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以说已可初步应对科研成果转化会遇到的法律问题。不过，政策保障在意思自治、平等协商的角度为校企双方提供有效指引，从而高效协调学校、教师、企业乃至政府等在内的相关主体利益诉求方面还有改进空间。科研成果转化归根到底是民事活动，要求各方就转化事宜达成共识才能促成合同订立; 政府要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支持行为，更不能以奖贷补助等资金支持策略过度影响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英国政府在充分尊重学校和企业的自主性前提下，高度重视成功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对既有案例进行聚类分析，提炼出科研成果转化的商用原则、常见协议模板和专业咨询服务等有益经验。这些经验有利于防范和处置利益诉求的冲突，可以大大减少合作协议和处理纠纷的各种成本。我国可以由主管行政机关牵头探索类似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相关利益主体推介，扩大有益经验的影响范围。
(三) 提高中介人员服务能力
专业分工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管理手段。在科研成果转化的活动中，合理分工有助于充分挖掘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潜力。目前，高校及其科研人员、企业经营者处于前沿科技研发和终端技术商用的两端，二者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亟待补足，比如由中间经纪人匹配潜在供需、由中试方开展中间试验等。我国的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水平亦参差不齐。英国政府除了新增中介服务平台及专职人员之外，还非常重视既有机构及其专职人员的服务质量提升。英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引进和开发服务于成果转化的培训课程，努力提升中介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另一方面加强对中介组织 (比如TTOs)工作效能之绩效评价的监督指导工作，推动有益经验的交流传播。这些做法有助于细化科研成果转化的具体分工，为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发挥所长创造机会。对此，我国政府亦应聚焦成果转化既有各种资源，在不影响学校和企业自主性的前提下加强业务指导，促进信息交流，让中介服务的效率更高。
回顾英国政府围绕校企合作有关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窥见其将转化活动视为科技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网络化过程，以中介服务为中心构建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网络的政策导向。这相较于当前我国注重资金支持的政策重心有较大差异，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来源：《高教探索》2019年11期）
【科技资讯】
教育部启动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
近日，教育部发布《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试行）》，聚焦未来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人才需求，推动整体实力强、专业学科综合优势明显的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提供优质资源和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为抓手，以改进体制机制为保障，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把握新工科“新的工科专业、工科的新要求”建设内涵，着力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坚持面向未来、坚持交叉融合、坚持科教结合、坚持学生中心、坚持开放创新，着力做好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培养，重点推进以下七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一是凝练未来技术特色，在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打破传统按照学科门类划分的知识体系，凝练独具优势、基于专业交叉的未来技术特色。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形成以科技前沿技术为驱动的面向未来技术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面向未来技术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培养机制、评价机制，探索新技术、新工具、新标准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三是革新教学组织形式，鼓励高校突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和时空限制，大胆革新教学组织形式，营造有利于产生各类颠覆性、突破性成果的创新氛围和育人环境。以组织模式创新为抓手，引领带动工程教育在理念、范式、标准、路径、技术、方法和评价等方面的全链条、深层次变革。四是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适应未来技术人才培养特点，推动大师领航，建设一支满足培养未来技术领军人才培养需求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五是深化国际合作，深化与世界顶尖大学的战略合作和互学互鉴，吸引国际学术大师参与学生培养，吸引高水平国外本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人类未来挑战提供人才保障。六是汇聚各方资源，汇聚科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等各方资源，为未来科技发展和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提供技术、经费、师资等全方位有力支撑。七是优化管理机制，全面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构建与未来技术学院建设目标相适应的运行、管理、评价、质量保障等相关机制，推动新工科未来学院建设持续改进。（来源：教育部，2020-05-21，删减整理）
我国创新指数居世界第十四位 进步贡献率达59.5%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国际高被引论文数居世界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9.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整体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
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突出“从0到1”的原始创新，加强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建设。通过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下线。
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科技重大专项持续攻关，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集成电路实现14纳米工艺产业化，5G研发应用和产业化全面推进。国家自创区和高新区成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载体，169个高新区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10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2.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5.1万家。
科技创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科技支撑乡村振兴成效明显，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1.15万家企业，新增18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生态建设加快推进。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打通了科技、金融、产业和成果转化的通道。通过破除“四唯”倾向，进一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不断完善，2019年全国技术交易额达到2.2万亿元，超过2019年度全社会研发支出总额。
科技开放合作迈出新步伐。中国与主要国家进一步加强创新合作对话，围绕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生命健康等深化研发合作。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和技术转移4项行动。把港澳地区打造成科技开放合作的枢纽，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澳门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对外连通的重要窗口和通道。（来源：人民日报，2020-05-20删减整理）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出炉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近日在全国出版。报告显示，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合同项数为11302项。
其中，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32 家。国家财政资金资助研发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增势明显，合同金额为56.1亿元，同比增长78.4%。
报告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得到了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的指导。
科研人员获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67.6亿
报告指出，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攀升，转化奖励显著增长。2018年，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6.8万人次。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67.6亿元，同比增长44.9%。
成果转化老难题待新解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3200家高校院所中，共有688家单位（21.5%）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且只有307家单位认为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指出，不仅是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普及面不够，现有技术转移机构服务仍存在“规模小、服务少、能力弱”的现象，高水平、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人才严重缺乏。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还有几个老难题待解，比如，中试熟化平台缺乏，供需双方对接渠道需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不充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和政策咨询服务缺位等。
“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纳入考核体系权重过低，人才考核评价‘四唯’问题依旧存在，成果转化人员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在韩军看来，目前还缺少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成果评价的权威性难以界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需落实、咨询体系待完善。
据了解，科技部等相关部委和单位正在密切合作，考虑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解决此类问题。（来源： 科技日报，2020-05-13）
国家科研经费重仓布局新兴产业
今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指南及征集意见稿已公示近50个专项512个项目，资助金额逾100亿元，涉及高新技术、社会发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四大板块。其中，高新技术和社会民生类占全部公示专项的六成以上，网络通信、新能源、医药等相关的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国家科研经费“锚定”的重点领域。（来源：经济参考报，2020-05-15，删减整理）
8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布局基础医学
2020年“强基计划”将进行首次招生，本计划旨在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是国家为未来发展重点打造的“人才培养直通车”。
5月6日起，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开始陆续发布本校招生简章，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基础学科进行招生。具体招生专业由各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合理安排。
此次36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中，共有8所试点高校在生物医学、基础医学专业进行招生。
这一举措将人才选拔和培养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推动教、研、学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解决基础医学学科领军人才短缺和长远发展的问题。（来源：中国教育在线，2020-05-11 ，删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