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20年第03期 总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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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20年3月31日
本期导读
【新政传递】
教育部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的通知
教育部 科技部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高教视点】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证
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之道
教育创新彰显大学责任与担当
高校做科研，望向更远处
【高教研究】
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刍议
一流人才培养：标准、关键与条件
【他山之石】
大科学时代的会聚研究——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科研模式创新与启示
【高教科技资讯】
中国科协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屠呦呦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揭晓，“量子”研究占据两席
不“数论文”! 清华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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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传递】
教育部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推动课堂革命，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促进育人方式转变，支撑构建“互联网+教育”新生态，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二）应用模式
“专递课堂”强调专门性，主要针对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缺少师资、开不出开不足开不好国家规定课程的问题，采用网上专门开课或同步上课、利用互联网按照教学进度推送适切的优质教育资源等形式，帮助其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
“名师课堂”强调共享性，主要针对教师教学能力不强、专业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通过组建网络研修共同体等方式，发挥名师名课示范效应，探索网络环境下教研活动的新形态，以优秀教师带动普通教师水平提升，使名师资源得到更大范围共享，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名校网络课堂”强调开放性，主要针对有效缩小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质量差距的迫切需求，以优质学校为主体，通过网络学校、网络课程等形式，系统性、全方位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或全国范围内共享，满足学生对个性化发展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三）总体目标
到2022年，全面实现“三个课堂”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态化按需应用，建立健全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课的问题得到根本改变，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信息素养持续优化，学校办学水平普遍提升，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有效弥合，推动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统筹规划和落地实施，推动应用普及
各省级教育部门要以问题为导向，按照省级统筹规划、区域整体推进、学校按需使用的原则，制定分级分层、相互协调的“三个课堂”总体推进计划，有组织地推进“三个课堂”实施。各市县教育部门要根据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结合教育信息化工作部署，制定“三个课堂”应用实施方案，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系统推进“三个课堂”常态化应用。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加强与学科教学的融合，并向全方位育人拓展，制定“三个课堂”常态化应用的实施细则，使教学教研活动有章可循。鼓励特色发展，不同区域和学校要因地制宜、创新路径、分类推进，形成区域内、区域间“三个课堂”应用的新形态。
（二）健全运行机制和考核激励，激发应用活力
健全组织运行机制，把“三个课堂”纳入日常教学管理体系，进行统一管理与调度，明确不同应用模式下输出端与接收端的工作要求和操作规程；科学确定输出端的辐射范围，合理控制接收端的数量；加强输出端和接收端的线下互动，增进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推广“中心校带教学点”“一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的教学和教研组织模式，鼓励组建实体机构以“联校网教”的方式集中开展“三个课堂”应用实践。完善考核激励机制，统筹优化本地教师队伍结构，合理配备英语、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教师；把教师在“三个课堂”中承担的教学和教研任务纳入工作量计算，并在绩效考核、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建立多方参与机制，积极引导行业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公益机构、志愿者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共建共用、共享共赢的“三个课堂”应用生态。创新建设运维机制，鼓励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专业化的运维服务体系。
（三）强化教师研训和教研支撑，增强应用能力
结合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发挥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种子”教师和培训者开展“三个课堂”相关培训的能力，加强国培、省培、市县培训项目有效衔接，开展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全员培训，重点解决在线授课、网络教研、操作实践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增强教师“三个课堂”应用的基础能力。采取整校推进方式，加强对校长、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的业务培训，更新教育理念，提升信息化领导力和信息素养，提高“三个课堂”的应用管理和服务水平。建立中小学校优秀教师、省市县教研团队、高校学科教学专家等多方联动的“三个课堂”应用能力研训队伍。组建网络研修共同体，以先进理念为引领，以学科教学为核心，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新兴技术为支撑，推进“三个课堂”应用校本研修。通过开展教学比赛、出版案例集、召开现场会、举办应用展示活动等方式，宣传推广“三个课堂”应用的先进经验。
（四）优化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改善应用条件
统筹多方资源，全力补齐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在“三个课堂”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等方面的短板。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技术方案，选用性能适切且成本优惠的信息化教学设备，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和设施。鼓励充分利用现有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普通教室，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对“三个课堂”的基础支撑作用，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基础数据的互联互通能力，广泛开展直播式、录播式、植入式、观摩式等多样化应用。加强“三个课堂”与网络学习空间应用的融合，依托网络学习空间拓展资源共享、教学支持、学习交互、学情分析和决策评估等服务。综合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不断增强“三个课堂”的智能化、共享性、互动性。
（五）开展质量监测和效果评估，提升应用效能
加强对“三个课堂”的统筹管理，构建基于网络的教学安排、课堂教学、教学研究、质量监测、评价反馈的闭环系统，确保“三个课堂”教学质量。依托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采用网络巡课、教学实录等方式，通过对“三个课堂”应用的信息采集和数据分析，实现对“三个课堂”应用效果的动态监管，辅助科学决策、支撑精细管理、促进精准教学。建立“三个课堂”应用进展信息报送和发布制度，及时掌握和通报工作进展与应用成效。结合对地方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以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构建“三个课堂”应用质量监测与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制定评估办法，定期开展测评并发布评估报告，促进质量监测与效果评估的常态化、实时化、数据化，提升“三个课堂”应用的效率、效果和效益。
三、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各级教育部门要明确工作职责。教育部负责制定“三个课堂”应用的宏观政策和标准规范，加强工作指导。各省级教育部门要明确统筹“三个课堂”应用的职能部门，开展多部门协同联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组织制定实施和考核办法，为“三个课堂”应用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各市县和学校是应用主体，负责对“三个课堂”运行环境和应用服务等进行维护管理，保障“三个课堂”稳定运行、迭代升级和有效使用。教研、师训、电教、信息、装备等相关业务部门应从教研指导、教师培训、技术支撑、运行维护、咨询服务等方面，保障“三个课堂”的常态化应用。
（二）经费保障
中央财政在相关项目中加大对地方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开展“三个课堂”建设与应用。引导地方加强对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三个课堂”建设与应用的经费投入，制定“三个课堂”输出端学校和教师激励政策，为设备采购、购买服务、资源配置、教师培训、教学应用、考核激励等提供经费支持，保证经费的合理使用。统筹考虑“三个课堂”建设经费、运维经费、应用经费和培训经费的合理比例，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三个课堂”建设，提供高质量的运维和支持服务。
（三）安全保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文件要求，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制度和个人用户信息保护制度，探索建立应用软件安全评估机制、数据分级保障机制、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根据“谁主管谁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逐级落实“三个课堂”网络安全责任。各级教育部门应要求“三个课堂”相关服务提供方，规范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定期排查网络安全隐患。加强对“三个课堂”建设与应用相关人员的网络安全教育，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维护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
教育部
2020年3月3日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科发基〔2020〕46号
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切实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考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竞争前移，科学探索不断向宏观拓展、向微观深入，交叉融合汇聚不断加速，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产生颠覆性技术。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从0到1”原创性突破，既需要长期厚重的知识积累与沉淀，也需要科学家瞬间的灵感爆发；既需要对基础研究进行长期稳定的支持，也需要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一步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人为本、深化改革、优化环境、稳定支持、创新管理，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导向，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基本原则。
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坚持需求导向和前瞻引领。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强化重点领域部署，鼓励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关键领域先发优势。
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创新人才评价制度，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注重青年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育，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不唯帽子、不唯名气、不唯团队大小。
注重方法创新。适应大科学、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科学研究的新特点，注重科研平台、科研手段、方法工具和高端科学仪器的自主研发与创新，提高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
优化学术环境。遵循基础研究的规律与特点，推动基础研究分类评价，探索支持非共识项目的机制。鼓励自由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更多学术自主权。弘扬科学精神，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
强化稳定支持。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科技计划等，对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加大稳定支持力度，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二、优化原始创新环境
（三）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一是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对人和创新团队的评价，注重评价代表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贡献，让论文回归学术，避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二是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新的评价制度。坚持定期评估和分类考核制度。将完成国家任务情况和创新效能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制度。三是建立促进原创的基础研究项目评价制度。基础研究项目重点评价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注重评价代表性成果水平；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重点评价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的效能和应用价值。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评价试点。
（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自主布局基础研究。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结合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遵循科研活动规律，自主布局基础研究，扩大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学科布局和科研选题自主权。鼓励科学家围绕重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把冷板凳坐热。鼓励和支持科学家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努力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设计新方法、发现新现象。推动科教融合，围绕重大科技任务加强科研育人。
（五）改革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形成机制。根据改革完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的有关要求，完善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形成机制，在指南编制方式、有效竞争、开放性、项目评审机制、评审专家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基础研究项目形成方式和管理方式。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过程的灵感瞬间性，对原创性课题开通项目申报、评审绿色通道，建立随时申报的机制。对于在重大原创性突破研究过程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实行滚动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港澳机构开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进一步研究向港澳特区科研人员开放基金项目申请的具体方案并逐步实施。
（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深化政府间科技合作，建立国际创新合作平台，联合开展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开放力度。鼓励国际科研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七）加强学风建设。提倡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坚持严谨、求实的良好作风，力戒浮躁张扬之风，树立诚信、严谨的正确导向，弘扬爱国奉献、诚实守信、淡泊名利的科学精神。加强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对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责任人开展失信惩戒，加大对科研造假等学术不端的惩治力度。
三、强化国家科技计划原创导向
（八）强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原创导向。稳定支持各学科领域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数学、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的支持，稳定支持一批基础数学领域科研人员围绕数学学科前沿问题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夯实发展基础。坚持自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并重，引导科学家将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个人兴趣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实现对科学前沿的引领和拓展，全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坚持学科建设的主方向，推进跨学科研究，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学科发展方向。稳定支持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鼓励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为原创项目开辟单独渠道，采取专家或项目主任署名推荐、不设时间窗口接收申请，探索实施非常规评审和决策模式，着重关注研究的原始创新性，弱化对项目前期工作基础、可行性等要求，优化完善非共识项目的实施机制。
（九）国家科技计划突出支持重要原创方向。坚持全球视野，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在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前瞻部署。在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中突出支持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原创方向，持续支持量子科学、脑科学、纳米科学、干细胞、合成生物学、发育编程、全球变化及应对、蛋白质机器、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等重点领域，针对重点领域、重大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键数学问题，加强应用数学和交叉研究，加强引力波、极端制造、催化科学、物态调控、地球系统科学、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等领域部署，抢占前沿科学研究制高点。创新“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重点专项”的组织模式和机制，加强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支持我国科学家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产出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原型，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前瞻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的支持，推动颠覆性创新成果的产生。
（十）国家科技计划突出支持关键核心技术中的重大科学问题。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对关键核心技术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给予长期支持。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网络协同制造、3D打印和激光制造、重点基础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结构与功能材料、制造技术与关键部件、云计算和大数据、高性能计算、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地球观测与导航、光电子器件及集成、生物育种、高端医疗器械、集成电路和微波器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等重大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四、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十一）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机制。要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真正选对人、用好人。加快培养一批在国际前沿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领军人才，赋予领军人才技术路线决策权、项目经费调剂权、创新团队组建权。重视培养基础研究领域的青年人才，对青年人才开辟特殊支持渠道，重点支持淡泊名利、献身科学、潜心研究的优秀青年人才。推动教育创新，改革培养模式，把科学精神、创造能力的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重视素质教育养成，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创新能力的教育培养，培育一批具有基础研究创新能力的人才。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多方引才引智，广聚天下英才。
（十二）实施青年科学家长期项目。统筹利用现有渠道，聚焦重点研究方向，准备支持一批30—40岁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有志于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优秀青年科学家，瞄准重大原创性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科学问题，在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空间科学、深海科学、纳米科学等基础前沿领域和农业、能源、材料、信息、生物、医药、制造与工程等应用基础领域开展基础研究。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青年科学家人选由一线科学家推荐。被推荐人根据确定的重点方向提出项目。项目负责人自主确定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服务。承担单位对项目团队成员可实行年薪制等灵活分配方式。
（十三）在国家科技计划中支持青年科学家。抓住中青年时期这一实现原创性突破的峰值年龄，依托国家科技计划培养青年人才。在重点研发计划中加大对3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强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资助计划的支持，鼓励青年科学家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构建分阶段、全谱系、资助强度与规模合理的人才资助体系，加大力度持续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加大对博士后的支持力度，积极吸引国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在国内从事博士后研究。
五、创新科学研究方法手段
（十四）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端通用科学仪器的设计研发。聚焦空间和天文、粒子物理和核物理、能源、生命、地球系统与环境、新材料、工程技术等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科学前沿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充分发挥设施的集聚作用，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促进科技交叉融合，形成国际顶尖科研队伍。培育具有原创性学术思想的探索性科学仪器设备研制，聚焦高端通用和专业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推动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产业快速发展。
（十五）大力支持科研手段自主研发与创新。加大力度支持科研平台、科研手段、方法工具的创新，提升开展原创研究的能力，大力加强实验材料、数据资源、技术方法、工具软件等方面的创新。着力开展高端检测试剂、高纯试剂、高附加值专用试剂研发和科研用试剂研究，加强技术标准建设，完善科研用试剂质量体系。完善科技资源库（馆）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提升科技基础资源整理加工、保藏鉴定以及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鼓励研发国产高端设计分析工具软件，保证研发设计过程自主安全可控。在重大研发任务中加大对高端试剂、可控软件研发和基础方法创新的支持。
六、强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
（十六）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作用，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提出者和组织者，牵头组织全国相关领域的科技力量，发挥集群优势，开展协同攻关，承担起行业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独立责任主体申请和承担国家科技任务的机制。
（十七）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期积累。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孕育重大原始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国家战略重大科技问题，在特定优势领域长期持续开展科技创新，在重点学科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形成持续创新能力。强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独立性和自主权，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重要领域开展前沿探索，提出新方向，发展新领域。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稳定支持力度，聚焦前沿、长期积累、突出原创。
七、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十八）推动企业加强基础研究。鼓励企业面向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前瞻部署基础研究。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基础研究机构合作，共建各类研究开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企业实验室与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紧密衔接和实质性合作，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提高企业研发能力。重视企业内部创新环境建设，鼓励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发挥国家科技计划的导向作用，在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论证和实施过程中，组织企业家、产业专家和科技专家共同凝练来自生产一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重大科学问题，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十九）引导企业加大投入。切实落实企业研发费用按75%比例税前加计扣除等财税优惠政策。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衔接基础研究和应用需求。做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推动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
八、加强管理服务
（二十）加强组织协调和统筹实施。组建基础研究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研判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凝练基础研究重大需求，在推进重大工作部署中发挥战略咨询作用。建立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统筹各类科技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的资助政策与管理机制。强化中央和地方协作联动。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作用，推动知识产权权属改革，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二十一）加大中央财政的稳定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投入机制。探索实施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共同组织国家重大基础研究任务的新机制。
（二十二）加大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制定出台加强地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北京、上海、粤港澳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
（二十三）改进管理部门工作作风。科技管理部门要提高站位、做好统筹，坚持“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管理部门全面提升微观管理服务水平，在放权上求实效，在监管上求创新，在服务上求提升，努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生态。
教育部 科技部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SCI论文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二、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影响。SCI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使得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三、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应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对于服务国防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般不把论文作为评价指标。
四、完善学术同行评价。组织实施部门要完善规则，引导学者在参加各类评审、评价、评估工作时遵守学术操守，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不简单以SCI论文相关指标和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代替专业判断，并遵守利益相关方专家回避原则。组织实施部门可开展对评审专家的实际表现、学术判断能力、公信力的相应评价，并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制度。
五、规范各类评价活动。大力减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事项。涉及学术评价的，组织实施单位应就评价指标和办法听取本单位科技管理部门意见。制定明确的工作流程和决策规则并在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公示。实行代表作评价，精简优化申报材料，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重点阐述代表性成果的创新点和意义。评审过程应严谨科学，遵循同行原则，对评审对象合理分组，遴选合适专家，并合理设定工作量，保障专家有充足评审时间。
六、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减少对学科、学校的排名性评价，坚持分类和分领域评价。对创新能力的评价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评价结果减少与资源配置直接挂钩。引导社会机构准确把握国家方针政策，科学开展大学评估排行。
七、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在职称（职务）评聘中，学校应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实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不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判断的直接依据。在人员聘用中，学校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
八、扭转考核奖励功利化倾向。学校在绩效和聘期考核中，不宜对院系和个人下达SCI论文相关指标的数量要求，在资源配置时不得与SCI相关指标直接挂钩。要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避免功利导向。
九、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学校应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过程，发挥基层院系和导师的质量把关作用，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结合学科特点等合理设置学位授予的质量标准，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
十、树立正确政策导向。高校、高校主管部门及其下属事业单位要按照正确的导向引领学术文化建设，不发布SCI论文相关指标、ESI指标的排行，不采信、引用和宣传其他机构以SCI论文、ESI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来源：教育部 科技部；2020年2月23日）
【高教视点】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证
袁占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大学推进内涵式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内在需求。高校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通过理念、制度、能力、方法等的革故鼎新，不断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
科学理解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统一领导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逐步确立，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中华民族走上了重塑民族自信、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以及制度执行力。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从以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制度等，逐步走向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举办、管理高等教育和社会、市场多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新体制。通过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初步构建起了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并在深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改革中，形成了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基本格局。
回顾4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加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改革的同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始终处在变革与改善之中。高校在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注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从而开启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新征程。以此为开端，我国高校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调整院系结构，实现了管理重心下移；建立学术委员会，实行教授治学；健全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继出台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一系列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重大改革措施。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改革不适应现代大学需要的体制机制、规章制度，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育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及其有关部委先后颁布实施《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2017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19年）等后，推动构建政府与大学、大学与学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着力提高学校自主管理能力，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此可见，大学治理体系主要包括由党委领导形成的政治权力、校长负责形成的行政权力、教授治学形成的学术权力和师生参与形成的民主权力等四个要素构成的治理体系。而大学内部治理能力，则是指通过健全和完善各种体制机制，正确协调处理好四种权力关系，提高规范管理学校各项事务和增强依法治校的综合能力，包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能力、吸引和集聚高水平师资的能力、科学研究与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学科交叉生长的能力等。
精准把握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入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与完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始终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治理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关系到传承与创新什么样的文明等重大问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问题是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上来，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增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治校理政的能力，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始终发挥大学章程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中国之治”的强劲号角，大学治理离不开法制保障，更不能偏离法治轨道。大学章程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内部治理的基本准则。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大学章程为核心，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传承大学灵魂精神、弘扬大学文化价值、坚持办学优势特色、凝聚办学理念共识。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制定有用和管用的规章制度，制定能够准确体现党的主张和师生意愿，立得住、行得通的规章制度。要全面梳理学校在教学、科研、干部人事、学生事务、后勤保障服务等各方面的制度规定，全方位开展“废、改、立、留”工作，加强规章制度库建设，整合形成系统性强、层次清晰、内容规范，具有各学校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体系。
健全完善权责一致的监督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健全和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关键是要建立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平等制衡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尊重并支持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要合理划分学校、机关、院系的权责边界，建立权责分明、以院系为主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做精机关、做实学院，加快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建立以学院为管理重心的运行体制。要建立和完善学校理事会、工会、教代会等制度，建立健全学校重大决策的民主协商机制，拓宽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方式。要大力推进党务、校务公开，建立权力运行公开机制和流程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激励和责任追究机制。要整合纪检、监察、审计机构的力量，做到各种监督机制协调联动，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牢牢抓住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
治理是过程论思维，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规范学校内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权责运行的过程，也是建立与学校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也是积极深化学校综合改革的重要目标。
推动形成扁平化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目前，高校权力的纵向配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直线型的科层制，作为共同体的学校居于最高层，代表学校行使职能的机关居于次级，而学院基本上就是一个执行者，一个操作和运行的单位。第二种是扁平化的事业部制，学院相对有一些自主权、经营权，可以有一些独立的人、财、物权。第三种是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那样的独立的联邦制。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确立世界坐标，将学校的使命放在国际坐标中。目前，我国众多高校倡导的“做精机关、做实学院”，就是在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中实现校院两级治理体系扁平化。这种校院治理体系中，职能部门的角色定位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战略管理；二是研究制定政策；三是宏观调控、监督管理；四是对外联络；五是提供公共服务。学院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主体，承担起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主要责任；同时，要在职称评定、教师考核、自主理财、自主用人、资源配置等方面赋予院系更多的职责和权力。
建立权责明晰的工作推进机制。确定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职能部门与学院各自的角色定位后，要尽快厘清权责清单和权责边界。权责清单建立后，机关和学院将会更加清晰自己到底有哪些权力、怎么用好这些权力，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总体而言，对职能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做到有求必应、无需不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对学院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要主动出击、履职尽责，实事求是，雷厉风行。合理配置校院两级责权、建立清单化的工作推进机制，将有助于机关简政放权，在“放管服”中优化对学院的支持与服务，增强学院在学校内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释放学院活力、激发学院动力。职能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深入全面研究政策，广泛采纳学院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学院的建议多一些包容和考虑，少一些“事无先例不愿为”，为学院干事创业搭建广阔的舞台。
建立多层次的监督制约机制。随着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学校的管理重心开始向学院转移，学院成为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多种权力的聚集区，加强对学院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学校和各职能部门要深入研究，把放权和监督紧密结合起来，把激发活力和制度约束紧密结合起来，先期介入、加强监管，积极探索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学院的党政联席会、二级教代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生“三代会”等制度，明确基本职责、基本权力以及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的理念，扩大师生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学院的办学活力，激发全体师生参与治理的热情。
建立全员发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实现由“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就是在学院内部、学院与机关、机关与机关之间搭建起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学院要认真做好师生的思想动员和行动组织，鼓励和发动广大师生参与到方方面面的工作中来。要广泛听取搜集学院师生员工的需求，以师生需求作为学院决策事项、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用是否满足师生需求，反推学院制度流程是否合规合理。机关职能部门要把精力放在创造环境、理顺机制、搞好服务上，梳理办事流程、精简办事程序，为师生提供“阳光雨露”式服务。要把功夫下到规划设计、解决问题、沟通协调上，精细精准地支持学院改革发展，将学院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及时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协调沟通，提出有利于学院事业发展、学校内涵发展的好方案好办法。
建立导向鲜明的考核评价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不适应新时代、新目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静下心来多做一些调查研究，钻研校史、院史、专业学科发展史，钻研学院、学科发展的特色与现状，把问题找准、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透，才能缜密而务实地推进各项工作。要加快推进职员制改革，实现职员职级与干部职务层次并行，通过干部的“双线晋升”“双向任职”，拓宽干部晋升渠道，激励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热情。要完善落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引导干部充分流动，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进一步强化分类考核机制，让能干者、实干者有动力、有舞台，让平庸者、观望者没有市场。
总之，大学治理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既有社会性、时代性，又有大学自身的特殊性。我们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眼长远、超前谋划，将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宏图中，置于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民族振兴中，置于服务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置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中，以创新的思路和举措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革新发展，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2019-12-10；作者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之道
钟秉林
瞄准区域战略需求，明确高校发展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需要有国家站位，从国家对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角度出发，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为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功能。尤其要明确人才培养规格，优化专业结构，对接产业需求，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创新驱动。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抓住内涵建设关键
提高质量、追求卓越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目标定位。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必然会以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己任，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展一流的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是建设一流学科的重要支撑，是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纵观国内外大学，无论是学科专业特色突出的学院，还是综合实力突出的大学；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无一不将本科人才培养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地方高水平大学应厚积薄发、励精图治，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内涵建设的关键着力点。
明确差异发展战略，避免发展路径趋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我国致力于探索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努力形成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一直在实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是一种多样化的发展观，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要鼓励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又要重点支持部分高校追求卓越，争创世界一流。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遴选、建设和评价机制，充分体现了质量为本、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价值导向，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引领学校特色化发展。地方高水平大学应明确差异化发展战略，坚持特色发展、多样化探索，避免同质化发展路径。这既是服务区域、服务地方的需要，也是冲击一流高校或者一流学科的必由之路。
协同多元参与主体，探索治理模式创新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特征之一是从管理走向治理。高等教育决策过程越来越受制于政府、企业、教师、学生、专家群体等多元利益群体的影响，多元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冲突日益呼唤多元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这一点在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地方高水平大学既接受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部门的管理，又与地方政府、企业、社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治理能力提出挑战。地方高水平大学应积极探索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发挥大学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积极对接产业与社会需求，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参与、共建共享、内外协调的大学治理体系（《北京教育》杂志，2020-01-17；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
教育创新彰显大学责任与担当
郝芳华
当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5G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波信息技术与行业领域的有机融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体现在教育发展领域，就是越来越体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趋势。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疫情“大考”，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次重要契机，检视着我国在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走向教育强国的路上必须经过的教育创新。以教育信息化发展驱动高等教育创新，不仅是利用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来驱动，更需要从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举措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信息技术驱动大学教育教学创新
发挥信息化教育教学的优势，以信息技术驱动高校教育教学创新，需要坚持不懈地注重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强化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推动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创新。
理念转变是教育创新的先导。“欲立事，先立心”。遵循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教育创新需要切实树立“四个转变”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教学内容从以专业教育为主向通专结合转变，教学空间从以课堂教学为主向课内课外结合转变，教学评价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过程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转变。理念转变的重要体现就是坚持贯彻把方法交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鼓励教师开展规模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教学。
教学文化营造教育创新的氛围。理念转变又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高校要高度重视有利于教育创新的文化建设。注重利用好“教学节”“教学创新奖”“名师工作坊”“种子教师示范课”等教学文化营造活动，在广大师生中形成“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教学理念，引导广大教师具有从容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融合课程教学的能力，广大同学具有网络环境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资源建设保障教育创新的供给。实现教育创新，需要有丰富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供给。高校不仅要独立建设、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数字化课程资源，这是高校的核心产品，也是高校教育水平的真正体现，同时更要有开放的思维，协同的意识，共享的措施，加强协作，共享资源。只有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处理好共享使用的关系，高校教育教学才能体现自身的教育核心竞争力和独有的教育实力与教育影响力。
在线教育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在线教育不能简单地将线下实体课堂复制成网上直播课堂，而是需要多方面、多渠道、多手段、多内涵的混合式教学，必须以需求来驱动优质教学资源的开发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创新。在线教育的本质，需要鼓励教师进行课堂创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和学习活动设计，利用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创设合理的学习情境、布置适度的学习任务；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学习、网上小组协作学习、班级同学互评互助等丰富多样的在线教学活动，切实提升在线教学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实现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推动实现基于大数据的精确学情诊断、学习过程跟踪、学习效果评价和个性化资源推送，探究规模化前提下的个性化教学。
平台建设支撑在线教学的质量。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教学环境是保证在线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撑。多链路高带宽的网络线路、教育大数据存储与计算中心、智慧教室、云端一体化教学平台，需要不断的技术迭代和周期性的敏捷更新，平台功能、软件性能、用户体验都需要不断得到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建设直接影响着在线教育的服务质量。
信息素养构建教育创新的生态。教育创新的根本在于师生的信息素养和教育创新的生态。致力于构建信息时代以学生为中心的连接、共享、自主、开放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和育人生态，全面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应该鼓励教师形成课程团队，发挥“头雁效应”；同时可以设置“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教学研究项目，组织专门的经费进行立项资助，以“集团化协作”模式遴选重点，树立示范效应，以点带面，带动教育创新生态的构建。
教育创新本质在于探索教育强国之治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路上，信息技术驱动下的高等教育创新，实质上反映着我国对教育强国的教育治理的探索和实践。
问题导向，提升教育治理水平。高校要充分利用开展在线教学行动的机会，提升高校育人水平、优化内部治理，从教育理论、培养目标、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评价体系、教学环境和信息工具等维度进行教育教学体系的整体完善和创新。大学应充分发挥教育智库的功能与优势，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战略功能，推动出台一系列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新理念、新标准、新方案等，形成面向重大公共事件的“互联网+教育”的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
教育研究，促进教育战略发展。大规模、全面性地开展网络教学，在实践层面产生了许多具有体系性、规模性、多模式、多层次、差异化的在线教育教学案例，为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为教育行业的迭代升级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实践经验，将促进教育和教育技术领域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构建更加智能的新型远程教育教学环境，开展关键技术科学攻关，突破一些基础教育信息科学难点问题，全面带动高校相关学科的高位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力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
平战结合，着眼教育长效发展。目前，疫情防控的形势依然严峻。但是，高校应及时谋划恢复开学后的工作，做好顶层设计。首先，应该积极制定疫后返校开学的工作方案，实现网络教学与面授课堂的无缝对接，尤其是妥善解决疫情导致学期变短带来的实践、考试、毕业等教学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其次，高度重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展，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推进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应用，注重形成教学改革的良性循环。注重疫情期间经过检验的有效教学模式和案例的推广，提升师生信息素养，重塑师生教育理念、学习方式，引导提高教学质量，适应教育体系变革。（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年03月31日）
高校做科研，望向更远处
大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科研创新的重要阵地。
目前，我国高校在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同时积极落地转化、服务民生发展。多元的学科背景、完善的人才梯队、丰富的研究资源，使得高校在科研创新中具备独特的竞争力，能够紧盯未来科技趋势，攀登一个又一个科研高峰。
移动信息通信与安全、超循环气动热力、材料生物学与动态化学、高能量物质……这些基础前沿领域，一直备受科学界关注。近日，教育部在7所高校立项建设前沿科学中心，旨在打造相关前沿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中心和人才摇篮，在国际取得领跑地位。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主体，我国高校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要瞄准前沿领域，也要关切社会民生
中科院院士、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崔铁军已经深耕电磁场和微波技术领域30年。他的团队于2014年率先提出用数字编码来表征超材料的新思想，在物理空间上叠加了数字空间，用不同数字编码排列控制电磁波走向，诞生了世界首个现场可编程超材料。
在崔铁军看来，高校科研应始终聚焦前沿领域，围绕国家战略、重大工程开展工作。近年来，高校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2018年，全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为589.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高校对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为51.1%，发挥着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在前沿领域成果丰硕。在今年揭晓的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从通用项目获奖情况来看，授奖项目共239项，144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奖198项，占授奖总数的82.8%；91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159项，占授奖总数的66.5%。
除了引领科技发展方向，高校也在服务和响应民生关切。随着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机器人科研开始与助老工程相结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宋爱国教授的团队与假肢厂合作，在传统假肢基础上增加了力觉、触觉等传感器，研发出灵巧的机械手。此后，团队又陆续研发了拥有电子皮肤的柔性触觉机械手，拓展了康复机器人的认知训练功能，并正在研制传染病生物安全检测机器人。
此外，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梨的高效育种、月季栽培和运销、微细矿物颗粒的资源回收利用等项目，也都反映出高校科研对社会民生的关注。
“国计民生的需求不断发展变化，高校科研也要敏锐捕捉、与时俱进。”宋爱国坦言，服务社会民生要瞄准关键核心，再高大上的研究理念也必须落地，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利用多元研究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这些年，许多南京市民发现，扬尘污染问题在逐步得到缓解。这离不开“智慧工地”建设：在南京市900多个大型工地上，装配式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可以对工人是否戴安全帽、有无人员抽烟、大气污染指数等实时监控。这背后，是东南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相关团队在保驾护航。
传感器何时安装、地下管线如何铺设、无人车线路怎样规划？要让科学研究与现实需求实现“握手”，需要科研应用管理各方面人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庆教授说：“智慧城市建设面对的是复杂的城市系统，从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到运行管理，涉及众多学科、不同领域。”他认为，高校位于科研创新链条的最上游，不仅要与中游、下游的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和应用主体紧密配合，更重要的是发挥学科背景多元、人才梯队完善、研究资源丰富的优势，让学科交叉、跨界融合成为可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2018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要求各高校在实现创新引领中，开展系统、深入的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研究。不久前，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布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意见时，也强调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信息科学、医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东南大学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芃认为，交叉融合的学科资源，使国内高校在发展前沿领域过程中，人才结构更多样，获得学术支持也更为灵活。他所在的研究院，就有来自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等10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时常在最前沿的研究领域碰撞出火花；两届研究生团队也来自多个本科院系，已在程序开发、数据分析、图像识别等工作中挑起大梁、形成创造力，在教学相长中推动学术进步。
眺望未来发展趋势，指引当下科研方向
2018年底，十大科学与技术问题新闻发布会在东南大学召开。按照惯例，关于科技发展和趋势等问题通常由一些权威的研究机构或学术组织来发布，由一所大学独立发布并不多见。
这十大科学与技术问题都是科技前沿热点，包括数字“克隆”人、6G移动通信先期研究、信息超材料、分子铁电材料、网络群体智能等。
东南大学副校长丁辉介绍，在全校范围内征集并提出这些科学技术问题，旨在使科学研究更加聚焦国际科学前沿，形成支撑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引领性技术，做有前瞻性的科学研究。
“铁电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功能性材料，在航天、信息、能源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如声控开关、体温焊枪、B超探头等。”“分子铁电材料”的建议人、该校化学化工学院教授熊仁根介绍，无机—有机分子铁电材料可以安装在心脏中，利用心跳形成的能量持续工作，实现对健康监测；也可以利用塑性相变产生大的熵值，用于不需要气体压缩来制冷的固体制冷空调中。
1920年，法国人瓦拉塞克在罗谢尔盐中发现最早的铁电效应，揭开了研究铁电材料的序幕。100年后的今天再回望这段历史，熊仁根感慨万千：“高校搞科研创新，不仅要立足当前，更应该着眼长远。”
未来目标也为当下科研指引方向。发布会上，熊仁根制定了团队科研的远景目标：从基础科学研究，到材料技术开发，到应用探索，全链条一体化推动分子铁电材料的发展，保持我国在国际研究的领先地位。一年多过去，当时的目标在逐步实现：团队有了高水平学术论文、更多的学界话语权、世界领先的成果应用。“用未来指导当下，我们增添了动力，也增加了信心。”熊仁根说。
“在明晰定位、发挥优势的基础上，学校科研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在量子信息、网络空间安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丁辉介绍，2019年，东南大学牵头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4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304项，科研到款总经费超过28.3亿元，授权国内外专利1802项，位居全国前列。（来源：人民日报，2020-03-18 ）
【高教研究】
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邓传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中国奇迹”、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推动、保障下取得的。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高等学校数量居世界第二，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办学质量显著提高。高等学校数量从1949年的206所增加到2018年的2940所，本专科招生规模从3.1万人增加到791万人，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78年的10708人增长到2018年的85.8万人。2018年，普通本专科招生791万人，毛入学率已达48.1%，即将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体现在4个“60%”：高校所拥有的院士、“国家杰青”获得者、“千人计划”入选者、“万人计划”入选人员等高层次人才占全国总数60%以上；我国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60%以上由高校承担；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60%以上建在高校；国家科技三大奖60%以上是由高校获得。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设立近2400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016年我国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高等教育这些成就的取得，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作用。
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
世界上没有标准的大学制度样板，也没有不变的大学制度模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大学结合其办学理念和发展环境，探索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学制度经历了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如在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方面，不同时期分别施行了校务委员会制、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等，直到1989年中央确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被1996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法定化。围绕这一根本领导体制，中国大学制度建设持续推进。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并部署了十大改革试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是其中之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根本制度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首先是中国的。要扎根中国大地，契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其次是现代的。要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适应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体现治理效率，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次是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其中根本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本制度包括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制度、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等，重要制度包括决策议事规则、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学生管理、招生管理、合作办学、后勤管理等治校办学的方方面面。《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落实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加强大学章程建设，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支撑和保障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优势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形成的，是被实践证明“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好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认识不到我们的制度优势，就不能解释这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1. 领导力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领导。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管干部、管人才，切实为高等学校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保证、组织保障、人才保障，引领高等学校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2. 决策力优势。由于中国高校办学、管理有了体系化制度保障，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进一步得到理顺，高校逐步由政府附属机构转化为独立法人，政府主要负责宏观管理，学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学校党委通过集体决策方式行使决策权，使领导班子更加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决策也更加科学有效。
3. 执行力优势。学校党委、行政通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形成的决策，能够最大程度统一思想、调动力量、凝聚资源，转化为强大执行力，使决策及时得到贯彻落实，保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功能的发挥。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一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就是制度的有效实施。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从规模扩张到了内涵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非常强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对中国高校提出新命题新要求。推进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使这一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1.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这是办好高校的根本保证。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保证，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要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基本功，落实好《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抓实抓严学校和院系党建工作，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加强对高校课堂、论坛、讲座、网络等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营造规范有序而又生动活泼的学术生态。
2.深化依法治校，提高学校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们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发布关于依法治理“校闹”的意见，组织召开全国高校法治工作会议，负责或者参与了高校学生管理、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高等学校招生、高校师德规范等规章的制定，指导高校开展法律纠纷的应对，努力提高高校对依法治校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水平。2020年，我们还将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把依法治理作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学校管理的基本方式，把法治融入学校治校办学的各方面各环节，以法治化推动、服务和保障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持续推进高校章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评估高校章程实施情况，建立章程实施监督机制，健全章程的解释和修订程序。高校要以章程为依据，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构建形成规范统一、分类科学、层次清晰、运行高效的规章制度体系。
3.加快教育立法，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保障机制。建设一流大学，法律制度的完备是基础更是保障。2015年，我们推动修订了《高等教育法》，将此前高等教育目标宗旨、拨款体制、办学体制、质量监督、学术治理等方面形成的改革成果予以法律化。回顾《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的20年，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阶段，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过程，高等教育质量快速提升，法律的保障作用得到了实践的证明。目前，正在推进学位条例、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其中包含了如何进一步改革学位制度，减少和优化行政审批，增强学校自律，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如何根据发展需要，明确教师权利义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如何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制度，促进不同类型高校的协调发展等，这些内容都与高校改革发展密切相关。
4.推动“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治理环境。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高校管得过多过死的状况基本改变。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与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办出特色的需求相比，目前的管理方式还远不适应，高校自主权还不够，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解决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要进一步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扩大高校在专业设置、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外事审批、教师职称评审、人员总量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放管服”改革列入了2018年首轮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列入了年度教育改革重点督察事项。各地各校普遍制定落实办法和实施细则，高校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目前，正在研究构建教育部门权责清单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努力使教育部门职能更加优化，职责更加明晰，权责更加协同，服务更加到位。
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经费保障、一流的学生、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学术成果，还要有一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期待“双一流”建设高校进一步发挥标杆和引领作用，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经验，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系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刍议
吴云 管仲军
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发展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积极融入“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加快自身发展与建设；二是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国家先后出台系列文件，启动“双一流”建设工程。2018年6月，北京市《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要求及分类发展思路。首都医科大学作为北京市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共建院校，为深入贯彻国家和北京市“双一流”建设和高校分类发展的要求，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立足学校发展实际，学校提出了建设新时代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战略目标。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它有哪些特征、如何实现？以下就这些问题谈一些基本看法。
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概念界定
学界普遍认为，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自身发展形成的一类大学形态。它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服务职能、功能特征和发展水平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从研究型大学中剥离出来的一个层次，并从“高水平”和“研究型”两个维度对大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内涵要体现卫生健康行业独特性、高等教育及高等医学教育基本规律以及大学发展层次与水平。所以，笔者认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是以创新性的卫生健康知识和技术传播、生产与应用为中心，以产出杰出的卫生健康类科学研究成果和培养卓越的卫生健康人才为目标，在卫生健康事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卓越作用并享誉海内外的大学，是介于一般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中间状态。
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分析
关于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特征，学界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可以从研究型大学的本质与功能、世界大学排名标准、世界一流高校办学特征、美国研究型大学特征、国家关于高水平大学或研究型大学以及“双一流”建设的要求等方面入手，立足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特征与目标，归纳与总结新时代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一些理想特征。
1.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的保障，也是大学实现依法自主办学的必然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文化作为支撑，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必然选择。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涵。二是坚持依法治校，突出学校章程在学校制度体系中的统领地位。三是坚持民主管理。涉及师生重大利益的制度制定，要充分听取广大师生意见，体现和保障广大师生的合理诉求和合理权益。四是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规则。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监督”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与机制。五是进一步加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建设。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要素。建立完善的利益相关者沟通机制、指导机制、监督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共同治理机制，对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必须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2.功能定位科学匹配
大学功能是大学使命和办学目标的集中体现。定位是指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应承担的职责。大学功能定位准确与否，不仅影响我国整体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90%以上的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主体组成部分，其办学功能定位是否准确、合理、科学，对于高校自身生存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地方高校功能定位既不要盲目攀比，也不要妄自菲薄，科学认识自身的使命和目标是准确定位功能的基本前提。首都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首医大）作为地方院校，是北京市属重点医科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临床医学特色办学鲜明、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医、理、工、管等相结合的多科性医科大学，是北京市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共建院校。首医大立足与首都“四个功能定位”“四个服务职能”“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善标准”相协调、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在遵循医学教育及其人才培养与成长规律、学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定新时代学校功能定位是“立足首都、服务首都、面向全国、走向世界”。首医大的功能定位坚持地方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一是强调以满足首都医药卫生事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需求为导向，办学及服务必须立足北京。二是考虑地处首善之区，强调必须面向全国、服务全国，提供高质量服务，培养高水平人才，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强调学校发展要实事求是，立足实情，结合首都区域发展与国家全面发展需求，科学规划。四是强调学校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及与周边社会环境发展的协调性，以实现学校功能定位的科学匹配。
3.高水平医学学科
学科是办学水平的标志，是学术声誉的体现，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是科学研究的载体，是师资队伍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建设的思想就是办学的思想，综合实力的排名实质上就是学科的排名[3]。一所学校，一不惟大，二不惟全，只要形成学科优势，就能办出特色。学校的特色在学科，学校的水平也在学科。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并有所创新是学校快速发展、持续发展的生命线[4]。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高水平的医学学科有利于凝聚高水平师资队伍，开展高水平医学科学研究。只有始终保持医学学科的前沿水平，才能有高质量的医学毕业生、高水平的医学科研成果和高水平的医学社会服务。根据ESI数据库2019年3月14日（统计时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最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首医大有7个学科位列ESI全球前1%。其中，临床医学学科位列全球前1‰，已经处于国际顶尖水平标准。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位列全球前5‰。免疫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社会科学位列全球排名前1%。虽然学校已经拥有国际顶尖医学学科，但未来还需要更多世界一流或高水平医学学科做支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发展最具优势和前景的医学学科专业，突出重点、彰显特色，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多个医学学科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学科发展态势。
4.高水平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关键，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拥有世界学术权威和大师，是一流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培养、造就和汇聚一批世界高水平，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能担当起教学、医疗、科研发展重任的学术大师和科技领军人才，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提升创新力的当务之急，也是决定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成效的关键。实现路径在于，加大引进力度，高薪吸引和引进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国外学成的青年博士和博士后回国工作。加大中青年教师培育力度，有计划地选派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进修和培养，参与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建设适应医学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型师资队伍。
5.高水平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是影响世界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世界四大排名体系指标中，有三大排名体系明确“学术声誉”所占比例。THE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声誉体现为“教学声誉（15.00%）和学术声誉（18.00%），合计33.00%；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声誉指标分为最近五年的全球学术声誉（12.50%）和最近五年的地区学术声誉（12.50%），合计25.00%；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全球声誉（50%）一级指标下的“学术声望”指标达到40%、雇主满意度为10%。ARWU上海软科世界大学排名体系虽没有直接以“学术声誉”作为评价指标，但以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10%）和教师折合数（20%）体现学校声誉，合计30%。由此可见，学术声誉对于世界高水平大学排名的重要性。作为衡量一所大学的学术质量在学术界及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学术声誉在当今各项大学评价体系的构成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大学评价体系建构的基点”[7]。《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主编菲尔·巴蒂指出，在国际人才市场对学生、学者和学校管理人员的争夺更为激烈的今天，大学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至关重要[8]。学术声誉本质上等于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声誉、学生的质量和社会认可度、学校为国家科技发展所作贡献等多方面的总和。对于高水平或是一流大学，乃至顶尖大学而言，其良好的学术声誉始终被公众认可。
6.高水平研究成果与转化
科学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功能与指标。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其关键特征不仅在于重视科学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活动形式表现出的研究性与创新性，并有杰出的科学研究成果。据统计，1946年—1987年，诺贝尔奖成果中的70%是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做出的。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必须明确使命，增强科研能力，以高水平医药卫生类科研及成果来支撑自身的发展与建设。一是坚持瞄准国际前沿，开展医药卫生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着力推动医药卫生类知识和技术原始创新。二是坚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研究和应用，着力推进重大医药卫生类科技创新。三是坚持面向区域医药卫生重大需求以及医药卫生行业共性核心技术研究，着力推进重大应用技术创新。引领国家和区域优质医疗服务体系的技术发展方向，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生物治疗、精准医学、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紧跟医学发展的国家或国际前沿，增强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衡量标准除了本土化的国家科研基金科研项目与科研经费外，还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国内科研奖项；被Nature、Cell等国际学术期刊和SCI、SSCI、SCIE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论文数及高被引论文数与比例数等。另外，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还必须积极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积极推进转化医学学科的发展及转化医学科研模式的实践，广泛且快速地转化医疗成果。转化医学科研模式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科研协作网络，需要打破学科间知识体系的固有屏障，发挥主体间资源互补优势解决特定医学问题。首医大拥有独特而丰富的临床资源，应构建通畅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首都医科大学转化医学中心的作用，积极促进基础与临床的合作，开展重大疾病防治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推进重大发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在核心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显著突破，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切实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产业发展问题。近年来，转化医学呈现出显著的多学科交叉性，逐渐延伸到临床与公共卫生之间的转化，同时与化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计算生物学以及材料科学等学科交叉，这些都是未来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要关注的问题。
7.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世界高水平或一流大学享有盛誉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拥有优秀的毕业生。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地位，它既是一所大学办学的基础和关键，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同时，研究型大学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都将博士生学位授予数多少作为衡量其教学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否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指标。世界一流大学中，研究生对本科生的比率很高，如麻省理工学院为1.25∶1，哈佛大学为1.42∶1，康奈尔大学为1.42∶1，斯坦福大学为1.37∶1。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或学术型人才也是未来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重要功能与目标。近年来，作为教育部卓越医生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首医大承担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全层次的卓越医师培养项目，还不断加强医学博士生培养质量。既稳定发展医学本科教育，又积极推进医学研究生教育，努力向着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奋进。
8.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既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态度。国际化发展战略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有益选择，主要体现为师资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及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师资国际化主要是师资结构与水平的国际化，即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杰出学者，大力引进海外顶尖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和海外名校的博士、博士后，推进师资来源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带动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提高。学生国际化主要是生源及其学习经历的国际化。一是积极吸引优秀海外留学生来学校学习，提高留学生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提高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二是为本土医学生创造更多条件，推动他们学习经历的国际化，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树立国际化合作办学理念，理顺国际化办学机制，积极开展海外传统医学办学实践。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全球化时代大学提高科研实力和学术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应深化与世界各国著名高校和学术组织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合作交流，巩固和加强各种类型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合作项目或高级别国际学术研讨等，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的国际化与全球化。
9.高水平医学服务
大学不仅是传承知识、创造知识的殿堂，而且也是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衡量一所大学是否高水平，重要的是它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深远作用，即能为国家和区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积极引领。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立足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提供高水平的医学服务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的重要功能。一方面，要体现需求导向，如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医大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确定了“顶天立地”的人才培养层次定位，即全面培养学术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全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要体现行业特殊性，以为区域内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优质的医学服务为己任，包括诊疗、预防、康复、保健、安宁疗护和健康教育等，真正做到医教协同。
10.高水平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资本，也是大学软实力的体现。高水平的大学文化是高水平大学的灵魂，高水平大学必定有高水平的学校文化。研究发现：42所入选“双一流”的高校虽然具备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具有丰厚的大学校园文化基础。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以医学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建设体现“敬畏生命、珍重健康”为价值取向的大学医学文化，并引领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等发展。
思考与建议
关于新时代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建设，一是要完成好大学在医学及相关人才培养、医学知识和技术创新、医学服务、医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医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主要职能。充分发挥学校的优势与特色，形成并突出核心竞争力，在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医学服务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要整合影响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功能发挥的内外因素，取长补短、合力而为。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举全校之力来建设；同时，还需要从周围环境中，从校内外多元利益主体的支持中吸纳资源和有利因素。三是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拓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增强学校声誉。四是要争取多方面的人财物支持以及政府政策支持，把它上升为国家或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医科大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不断积累，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来源：《北京教育》杂志；日期：2020-01-15；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
一流人才培养：标准、关键与条件
施晓光
“人才”（Talent）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是它存有歧义。不同人群的理解、解释不同，见仁见智。二是它具有历史阶段性。不同历史时期，人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会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三是它具有标准的多样性。不同的领域、行业的人才标准是不同的，难以用一个尺度衡量。四是它可以分出不同层次。一般来讲，人才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合格人才”（Qualified Talents）和“优秀人才”(Excellent Talents)。前者是指符合某种职业或行业从业基本要求的人才；后者是指在本领域或本行业知识和技能超群的人才。本文所讨论的一流人才培养主要指“优秀人才”的培养问题。
标准：一流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从广义上讲，所有能够在政治思想道德、知识、能力和素养等方面达到相当高水平的，符合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需要的领军人物都可看作是优秀人才，或者称之为“一流人才”。这些“一流人才”可能是奋战在尖端科研技术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学识渊博知名的大学教授，也可能是勤于钻研经验丰富的革新能手和活跃在生产一线技艺精湛的技术人员，也可能是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普通劳动者。然而，不论哪个行业，不分哪种职业类型，一流人才都应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古人所言：“志不强者智不达”。大凡事业有成者必有鸿鹄之志，志存高远。而且，一旦理想目标确定，这些抱有鸿鹄之志、志存高远者往往就会按照既定的目标，执著追求、信念坚定、始终如一。他们既不会为追求目标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而心生畏惧、止步不前，也不会为征程道路上的各种诱惑而消磨意志、安于享乐。
第二，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经验，了解和掌握本领域最前沿的专业和学科发展的动态。一流人才除了能够像合格人才一样，具备某种职业所需的普通专业知识和技术，他们往往还是从合格人才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拔尖人才。与合格人才相比，优秀人才专业力和领导力更强，视野和洞察范围更加宽广 。他们既掌握全球和国际动态，又深谙本国国情和本部门的实际状况，能够做到既可“仰望星空”胸怀天下，又能“脚踏大地”扎根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善于“全球思维和本土行动”领导者。
第三，具有强烈求知欲、探索欲以及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一流人才之所以优秀，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在于他们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们往往对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当然，这种探索精神和创造力是他们不懈努力学习新知，善于利用多年经验积累和从不停顿训练自己反思、批判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结果。
第四，善于组织与合作，具有超强协调能力和领导力。在当今全球知识经济和“知识生产模式II”的时代，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科技创造活动越来越强调“协同创新”和“团队合作”，优秀的人才除了自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他们具有的另外的优秀能力和品质就是超强的协调、组织和领导力。
理念和模式：培养一流人才的关键因素
俗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育人在学校，成才在社会（企业）。”这两句话背后的寓意在于：一个人从“合格人才”到“优秀人才”是学校教育和后天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观念文化是影响人才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高校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从社会边缘走到社会中心。高等教育成为人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的教育阶段。它已不再被看作是只能满足贵族阶级闲暇好奇的“装饰品”，而是作为现代人生产和生存的“必需品”。高校给大学生们打下什么基础，埋下怎样的种子，最终会直接影响结出怎样的果实，使大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流人才培养最终能否完成取决于如何营造出适合大学生成长的一流教育环境。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苏联理念和模式影响较大，“三中心”（学科中心、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等专业主义的思想和方式方法在课堂教学中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直接影响我国一流人才的培养，从而导致两弹功臣钱学森发出著名的叩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要想创造出适合一流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其关键之处在于从教育思想更新、育人模式变革入手，在理念和模式上开展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第一，形成先进大学理念。“大学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精神、大学组织（教育），及其本质和内在逻辑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如美国学者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批评哈佛大学这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是如何放弃教育宗旨和办学目标，从真正的崇尚教育向迎合消费者需求方向发展的。他实际是在警告哈佛大学的办学者：“如果失去大学精神，失去灵魂，哈佛难以卓越”。我国学者龚放教授在一次讲演中也指出：“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软实力和竞争力”。办学思想是指导学校发展的“指南针”或是“北极星”。如果“指南针”失灵，如果“北极星”消逝，一所大学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乃至一切工作都会失去方向感。
第二，大学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化机构。强调大学本质属性实际上是在强化大学的“文化身份”，使之成为“有文化的大学”。强调大学文化身份的目的在于强调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大学组织及其文化不同于政府、军队和企业文化。政府和军队强调忠诚、纪律和等级，属于“科层文化”，也有人将之比喻为“牧犬文化”；企业文化追求收益，树立“标兵”，奖励“第一”，属于“效率文化”，也有人将之比喻为“牧羊文化”。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劳动方式的特殊性，大学文化是强调个体的独立与尊严的学术共同体文化，属于“学术文化”，也有人将之比喻为“牧猫文化”。大学文化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身精神气质、治理风格和办学特色。一所大学“追求什么”“倡导怎样”“树立什么”是一所大学价值观和办学理念的集中反映。例如：北京大学之“兼容并蓄,思想独立”；清华大学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哈佛大学之“让真理与你为友”；斯坦福大学之“让自由之风永远吹”等。优秀的大学组织文化应该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一种“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文化。只有这样的组织文化才有利于新知生产、批判性思维养成以及独立人格之形成。只有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之中，大学才会更加容易形成其自身文化自觉、文化个性和文化品味；大学教师才会更容易发展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气质；大学生才能更加容易养成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意识。
第三，不断探索育人模式改革，扩大“培养圈”。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有各级各类高校2,914所，其中有部委所属的“双一流”建设大学，也有地方普通本专科院校；有强调学术导向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强调“技术实践”导向的应用型大学和“技能就业”导向的高职型院校。不同类型和层级学校，其定位、使命和任务也各不相同。每一所高校都在按照各自特定的培养目标，为受教育者设计不同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然而，在我们看来，不论哪种类型和层级的高校，追求“卓越”“培养一流”的办学理念都是一致的，没有本质差别，其都是在根据社会和生产部门的需要，按照不同的人才规格，培养高素质和高质量的通用和特殊人才。换言之，由于人才概念的丰富性，一流人才的培养工作不能只依靠研究型大学，尤其是那些具有“双一流”建设称号的院校来完成，培养一流人才并不是少数顶尖研究型大学的专利，而是我国所有高校，包括应用型和高职型院校共同的使命。当然，有资格承担使命的前提条件是这些院校本身应该是一流的，是追求卓越的，是具备培养一流人才条件的。
学科、专业与教师：培养一流人才的基本条件
什么是一流院校的基本条件？任何院校，不论其属于哪个层级、怎样的属性、哪种类型，都必须围绕学科发展、专业设置和教师队伍建设三个核心要素进行。通常情况，各个学校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规划时习惯上这样表述：以学科为龙头，以专业为基础，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然而，为什么要这样表述，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更加明确的回答。
第一，学科（Disciplines）既是知识概念体系，也是学术制度安排。例如：我国学者马陆亭教授指出：“大学由学科组成、办大学就是办学科，学科是大学特色的重要体现”。大学发展之所以“以学科为龙头”，这是由学科的作用所决定的。什么是学科？较权威的解释是把学科定义为“按照学问性质而分的门类”。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科是一种知识体系，通常也称之为“学科体系”，即指某个学科的内部框架结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知识在不断增长，学科内部结构不断分化与整合，从而导致新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不断涌现。在高校，学科发展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因为学科体系是课程体系构建的基础，而课程体系又是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开展教学活动的载体。不同类型和层级学校，在构建课程体系时，根据培养目标对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新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会影响资源的配置、课程体系的研发，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师资队伍的建设。何以如此？因为学科体系是学术人员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知识生产的特定领域。没有学科发展，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得不到更新；没有学科发展，在学科领域工作的学术人员和教师得不到成长。尽管学校类型和层级不同，对学科体系价值的利用和选择可能会有差别，但作为课程体系构建的基础，作为学术人员成长的环境，学科价值本身都是一致的。不论是对哪一种院校来说，确立学科“龙头地位”的信念都是不能动摇的。所不同的是：研究型大学学术人员可能专注学科知识的生产，促进基础学科理论的发展，而应用型大学和高职型院校学术人员可能更加重视对学科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运用研究。
第二，人才培养专业基础地位的确立是由高等教育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按照字典的解释，专业（Specialization Program）是指专门从事某种工作或者职业；在高校中，专业是高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分工需要而划分的学业门类，是一组课程计划的集合，是专业所需知识的有序化和结构化。换言之，高校所设置的各种专业，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根据不同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编制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及集合。高校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中，人才培养是其最基本的职能，是在专业框架或目录下完成的。对于人才培养来说，专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不同课程体系的组合，是以课程体系或者学科体系为基础的。因此，开发出一流课程体系，建立有竞争力的特色专业，与建设一流学科同等重要。没有一流学科就不会有一流的课程体系和一流的师资队伍，也衍生不出一流水平的专业，培养一流学生也只是空中楼阁。反之，没有一流专业也就不会产生对一流课程体系和一流学科体系的诉求，高校也就不会想方设法招揽一流的师资人才，加强一流学科体系的建设。
第三，一流人才培养是通过一流教师的高水平智力劳动实现的。教师的素质及其劳动效果决定着一流人才培养的产出和质量。众所周知，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知识生产和社会服务等。这些职能的发挥都必须通过教师的工作来实现。教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是高校生存发展依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劳动体现在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之中。教学活动主要的任务是通过知识传承培育新生代人才，科研活动主要是生产知识，社会服务主要是知识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尽管后面两种活动没有直接通过教学形式培养人，但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也与人才培养发生一定的关系。例如：让学生进入实验室或参与社会某些工作等，都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培养活动。另外，每名教师一般归属于一个学科或专业，在学科和专业领域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做得越深，学科就变得越强，专业教学水平也就越来越高。因为越是一流的学科和专业越容易汇集优秀研究和教学人员，所以良好的学科和专业环境有利于知识交叉和学科生长，有利于年轻的学术人员成才和发展。由于学术人才在大学和学科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目前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一场新的争夺“优秀人才”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积极方面看，这反映出各个高校对学科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是优秀教师人才和科研人员价值的一种体现；但从消极方面看，“争夺人才”大战导致部分“非双一流”建设院校优秀人才被“挖走”，人才流失问题严重。这种非理性的“抢人大战”对我国学术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因为“双一流”建设的目的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双一流”建设院校和非“双一流”建设院校的关系如同“高峰”与“高原”的关系，没有“非双一流”建设院校的高水平，“双一流”建设院校必将受到系统整体水平高度的限制。因此，培养一流人才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专属任务，而是全体高校的共同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专业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在普通高校发展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来源：《北京教育》杂志，2019-12-21）
【他山之石】
大科学时代的会聚研究
——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科研模式创新与启示
林成华 徐瑞雪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的会聚发展正在加速重塑世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正逐渐成为社会创新网络的中心枢纽，主动地承担起服务人类社会进步、国家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的公共使命。然而，面对人类发展的资源短缺、生态失衡、公共安全等重大挑战问题，单一学科知识破解乏力，通过多学科交叉会聚的大科学、大项目探索重大挑战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背景下，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纷纷推出旨在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重大挑战计划，特别是美国大学率先在学科会聚和重大挑战计划的体制机制和运作策略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走在了全球大学前列。本文分析了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的组织模式创新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我国大学的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一、会聚研究：大科学时代一种新的科研范式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在加速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现在和将来，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大学的公共责任、大学服务社会的核心能力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面对人类发展的公共难题，面对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一种新的科研组织文化和科研范式——会聚研究正应运而生。
1. 会聚研究是一种破解难题的新策略
当今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恶化、资源短缺、人的异化与价值冲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人类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传统以单一学科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已不能有效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复杂性、变异性问题，会聚研究逐渐成为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新策略。会聚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知识、技术方法与工具的综合性研究框架，它不仅强调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会聚，同时还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会聚融合。会聚研究以各学科已有重大成就和发现为基础，有力地突破了原有学科壁垒的局限和掣肘，为有效解决重大挑战和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更多可能性的解决方案。
2. 会聚研究是交叉学科研究的新拓展
事实上，通过汇集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开展面向复杂问题的“会诊式”合作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 世纪初，“交叉学科”的方法就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实验室，大学学术组织的很多重大项目也来自于多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传统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一种“问题驱动”研究，而当前的会聚研究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研究的新拓展，更多的是一种“愿景驱动”研究。它强调对多个学科领域的思想、方法和技术的高水平整合，强调对复杂情境下愿景和目标的共同认知以及在学科交叉会聚中形成的共同概念和话语体系。每一个学科领域就是会聚研究的一个专业模块，各个专业模块又会聚整合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为新思想、新发现、新方法、新工具、新创造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充分发挥了专业模块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
3. 会聚研究是科研组织文化的新变革
相比于传统以学科为基础的科研组织模式，会聚研究则意味着大学科研组织文化的深刻变革，意味着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组织制度文化环境，意味着一种新的基于共同愿景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框架。会聚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愿景驱动的“联合创新”，它不仅仅需要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多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知识的会聚融合，需要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科研组织的协同与研究者的合作，还需要来自政府、产业界、慈善界和金融界的合作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思想碰撞和资源整合，以使会聚研究形成最广泛的有利于愿景实现的利益同盟以及包括经费在内的会聚研究开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这就意味着会聚研究将对传统科研组织模式带来管理架构、体制机制和组织文化方面的冲击与变革，并形成一种新的科研生态系统。
二、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的发展概况
为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生存发展难题，美国社会各界积极寻找应对之道，诸多一流大学根据自身学科优势积极协同其他高校、政府、企业、慈善机构乃至社会公众纷纷开展重大挑战计划，探索清洁能源、新型材料、公共卫生、和谐城市等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问题的解决方案。
1. 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的发展进程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计划是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致力于整合政府、研究型大学、企业、基金会等组织资源，利用科学技术创新来解决国家或全球问题。“重大挑战”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肯尼迪总统的登月计划，该计划在当时促进了美国航天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的就业并大大鼓舞了整个国家。2008 年，美国国家工程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安全、健康和快乐生活四大工程重大挑战主题，并宣布了涵盖发展清洁能源、改善医学和医疗保健、加强网络空间安全、推进个性化学习等14 项重大挑战项目。[1]2009 年，美国工程院在全球大学中发起了“ 重大挑战学者计划”（GrandChallenges Scholars Program），旨在培养应对21 世纪重大工程挑战的拔尖人才，重点加强学生五项能力培养。[2] （见表1）2013 年4 月，时任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 创新性神经技术大脑研究计划”（BrainResearch th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旨在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大脑功能，加快神经技术研发，他呼吁企业、研究型大学和慈善基金会共同加入这一重大挑战计划。[3]此后，美国工程院、英国皇家工程院、中国工程院分别于2013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联合举办了四次全球重大挑战峰会。全球重大挑战峰会旨在会聚包括全球研究型大学在内的各方资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问题寻求跨学科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诸多美国一流大学纷纷发起了“重大挑战”计划。2013 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率先启动了“可持续洛杉矶”等重大挑战计划，随后斯坦福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等多所大学纷纷将自身科研计划与区域发展相结合，推出各有特色的“重大挑战”计划。2017 年10 月，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战略论坛成立，对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标志着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由“自由探索”进入“行业协同”的新阶段。
2. 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的核心领域本文选取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卡内基梅隆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10所参与重大挑战计划的美国一流大学作为案例（见表2）。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主要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可持续发展难题为核心，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精准医学：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启动的“抑郁症重大挑战计划”、印第安纳大学的“精准健康计划”和“瘾危机计划”、明尼苏达大学的“个性化健康发展计划”、普林斯顿大学的“健康挑战计划”等，几乎所有案例大学都把医学和人类健康作为重大挑战计划的核心主题。（2）环境保护：如印第安纳大学的“环境预防计划”、麦吉尔大学的“城市环境改变计划”、明尼苏达大学的“ 水与可持续生态系统建设计划”、普林斯顿大学的“水与环境挑战计划”、密歇根大学的“健康和环境改善计划”等，大部分案例学校的重大挑战计划都关注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问题。（3）社会治理：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可持续洛杉矶重大挑战计划”、明尼苏达大学的“ 公平社区建设计划”及“ 人与社区能力提升计划”、普林斯顿大学的“应对城市挑战计划”等，多数案例大学把寻找未来城市治理方案作为重大挑战计划重要选题。（4）科学技术：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登月计划”、纽约大学的“智能神经研究计划”、斯坦福大学的“新材料研究计划”和“信息技术发展计划”、密歇根大学的“ 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等，多数案例大学配合国家战略都把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作为大学的重要战略。（5）人文艺术：如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 艺术发展计划”、密歇根大学的“人文科学与艺术培育计划”等，一些大学根据自身的人文艺术学科优势把人文艺术发展作为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总体来说，重大挑战计划关注的问题既立足当下困境又面向未来发展，既立足区域社会更面向全球人类。
资料来源：Popowitz, Michelle Dorgelo, Cristin, Report on
University-Led Grand Challenges[R]. UCLA,2018-2-13, P5-8.
3. 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的主要目标重大挑战计划往往目标宏大、雄心勃勃，它更能吸引公众的关注力并获得更多新的资源支持。它致力于推进知识创新，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并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主要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解人类发展难题。重大挑战计划的提出立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其目的不仅是学术追求，不是等待市场和决策者采纳，而是运用多种科学知识解决复杂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可持续发展。[5]二是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在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和国家重大挑战计划的指引和驱动下发起的，是大学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并在国家创新图谱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需要。三是提升大学社会声誉。重大挑战计划确立了大学优先发展领域与发展战略，彰显了大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以及大学的公共责任，是大学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四是增进学科交叉会聚。重大挑战计划的兴起标志着一个以“会聚研究”为特征的新的科研时代的诞生，会聚研究可以大大增进多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强化原有学科或产生新的学科领域和创新成果，保持并促进大学的学术卓越。五是拓展外部资源网络。重大挑战计划的宏大愿景及其会聚研究模式吸引和激励更多有天赋的研究人员与行业专家、产业伙伴、政府领导人以及更广泛的社区建立合作，可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大学的外部资源支撑网络。六是培养未来问题解决者。重大挑战计划的开展为拔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和机会，其形成的合作网络和创新成果使得大学会聚研究能更好地反哺教学，培养更多优秀的未来问题解决者。
三、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的科研模式创新
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在校内通过改革以传统学科为特征的院系组织管理架构，鼓励工程学、生物学、计算机和医学等专业技术类学科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人文社科类学科相互渗透，在校外通过协同政府部门、行业企业、慈善机构和投资机构等争取技术支持和经费资助。同时，通过激励性的教师评价制度、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等机制创新为重大挑战计划提供制度保障。此外，重大挑战计划积极开展实践社区建设，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公共论坛等形式为实施重大挑战计划的大学提供思想碰撞和智慧众筹的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和最佳实践分享。重大挑战计划的组织模式如图所示。
1. 促进协同联动的科研管理架构
为了加强领导力建设，大学在发起重大挑战计划的同时一般都建立了协同联动的管理架构。这种管理架构有别于传统学科的组织形式，它是一种适应“会聚”研究文化并与大学自主权协调一致的内外协同联动的组织模式，包括了领导、执行和监督咨询三个层面的组织设计。[6]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可持续洛杉矶”重大挑战计划为例，学校成立了指导委员会-跨学科研究委员会-学术与技术咨询委员会的三级管理架构。其中，指导委员会是领导机构，由学校副校长、研究办公室主任以及各跨学科研究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负责整个项目的规划、协调、宣传以及项目进度管理等。跨学科研究委员会是执行机构，由能源、水资源、生态系统健康和空间等多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具体负责各研究领域探究计划的制定与整合工作。学术和技术咨询委员会是咨询机构，由学术界知名专家、政府部门领导、产业界、慈善机构等合作机构代表组成，承担着监督和审议工作计划的职责。整个“可持续洛杉矶重大挑战计划”的组织体系涉及40 个不同的部门，包含150 多位专家学者，共同为实现洛杉矶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会聚研究的三级管理架构，实现了愿景驱动下的校内多学科多部门的协同和校外多主体的联动，有助于“重大挑战”计划所需资源的有效会聚。
2. 助力交叉会聚的制度文化设计
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涉及国家战略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沿问题，需要会聚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联合政府、产业界和慈善界等多方资源，共同探索问题解决方案，这意味着需要营造一种多元会聚、包容合作、激励创新的制度文化氛围。一是培育会聚研究文化。积极营造“多元会聚”的科研组织文化，通过重大问题的愿景感召，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鼓励政府、产业界代表、社区成员以及捐赠者的支持和参与，在重大挑战计划的策划与执行上形成广泛的群体参与，以更丰富的科研视角集中相关利益主体的智慧和资源，参与者有时高达数百人。[8]二是建立教师联合聘任体系。会聚研究中跨学科教师的聘任管理是一个难题，为了在制度上保障重大挑战研究的师资参与，密歇根大学等高校较早地建立了交叉学科教师联合聘任体系，他们通过出台《交叉学科教师联合聘任手册》明确联合聘任发起的程序、基本原则、联聘教师的日常管理、评价、晋升和激励机制等，为会聚研究的教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9]三是推进项目规划与管理。重大挑战计划是一个长期的与时俱进的大科学计划，每个项目的实施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并形成了清晰的愿景与目标体系，同时建立了有序的项目管理流程和评价标准。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启动“可持续洛杉矶重大挑战”计划的同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对计划开展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同时以环境报告卡的方式对项目进行实时追踪和反馈。
3. 追求公众参与的项目传播策略
公众参与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应积极回应社会的期望与需要。社会公众作为利益相关者，其参与会聚研究有助于弥补专家知识的不足，有助于表达不同的利益关切，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社会适应性。[10]因此，项目传播策略也是重大挑战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多美国大学在重大挑战计划发起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大目标、大影响”的愿景，通过广泛的媒介传播，吸引公众的参与和投入。一是广泛征求意见的重大挑战研究选题。每一个重大挑战构思之初，就向校内相关学科师生、企业、政府部门和社区成员等利益相关者征求意见，在聚集利益相关者智慧的同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二是全面覆盖的融媒体传播策略。重大挑战计划充分利用移动网络、社交平台等传播媒介对重大挑战计划进行宣传，以寻求更多社会关注。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研协理副校长兼重大挑战计划执行主任米歇尔. 波波维茨（Michael bobowitz）所说，重大挑战计划不再是局限于学校和科研机构保密的科研计划，而是公开于公众视野之中，寻求社会关注、汇集公众智慧、吸引公众参与。三是自觉接受监督的项目进展通报制度。通过发布专业评估报告或蓝皮书等形式定期向合作伙伴和社会公众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并自觉接受广大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以确保项目沿着既定的方面发展。社会公众的关注与参与，对于重大挑战计划研究方向的确定、关键问题的解决和研究效率的提升都有着重要意义。
4. 多方合力支持的资金来源结构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大学自身并不能提供大学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因此，大学需要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资源支撑体系以维持大学的持续发展。[11]美国大学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及社会的关注度和大学的筹款运作体系，多元化地为重大挑战计划募集经费。一是大学种子基金。重大挑战计划发起大学一般都通过设立种子基金、创新基金或引导基金来激励广大教师参与。如麦吉尔大学为可持续系统计划（MSSI）提供了多样化的基金支持:（1）MIIS 创意基金,鼓励师生都能够探索大胆新颖的想法，如果成功的话，会对可持续性产生重大影响。（2）MSSI 创新基金，支持将可持续发展项目推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包括从商业化到政策制定所需的活动。（3）新机会基金，鼓励从多学科角度审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4）MSSI 景观学者计划，为跨学科研究人员培训提供支持。[12]此外，院系层面也会设立一些引导基金来鼓励师生参与。二是政府扶持基金。当下，大学发起的重大挑战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同时，政府部门也根据国家战略部署设立专项基金来支持大学开展重大挑战研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可持续洛杉矶”重大挑战计划的物理和材料科学团队在2018 年7 月获得了美国能源部975 万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推动新一代电池材料和设备的相关研究。三是社会捐赠资金。重大挑战计划目标宏大、意义深远，因此也更多地获得慈善基金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青睐，很多大学在宣布重大挑战计划的同时也发起了相应的筹款活动。慈善基金会、企业以及公众等通过设立专项研究基金、重大挑战学者计划、重大挑战研究生奖学金等方式支持大学的重大挑战计划。
5. 面向重大挑战的人才培养模式
开展会聚研究是应对未来社会发展问题、适应知识生产的新趋势。[13]但是会聚研究的有效实施需要新一代科学家的支撑，这类科学家善用综合学科知识和技能研究当前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并能有效分享最佳实践。美国大学在推进重大挑战计划的同时，也积极推进重大挑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14]一是创新面向重大挑战人才储备的课程体系。启动重大挑战科研计划的大学纷纷进行教学改革，坚持科研反哺教学的理念，创新面向重大挑战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把重大挑战计划相关学科知识和已取得的关键成果纳入学生课程体系。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展了本科生大挑战计划，学生可以通过参与科学研究或者学习与大挑战相关的课程得到自我能力与知识技能的提升；明尼苏达大学2015 年秋季开始专门启动了大挑战课程，为跨学科研究团队提供竞争性的资助和后勤支持。二是鼓励学生参与重大挑战计划研究项目。诸多大学通过设立学生重大挑战研究基金来鼓励学生有意义地参与重大挑战计划相关实践研究、设计思考和问题解决等，帮助学生在科研实践过程中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未来重大挑战计划的持续开展储备人才。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设立的“重大挑战本科生科研学者计划”等。三是设立专项人才培养计划。通过人才专项定向培养某一重大挑战研究领域的后备人才。如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为本科生推出了“太空后备生”计划，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培养所需人。
6. 推进经验分享的实践社区建设
重大挑战计划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跑项目，在项目进展过程中保持动力是每个大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多层次的实践社区建设为重大挑战计划营造了一个可以激发新想法、保持持久科研动力的重要平台。一是建设学生主导的校内实践社区促进师生交流。2017 年3 月，麦吉尔大学成立麦吉尔可持续发展研究研讨会，这是一个由学生主导的研讨会，通过主题演讲、毕业生讲座和网络会议的形式邀请研究人员、毕业生与学生分享想法和实践经验。二是建设大学主导的开放式实践社区促进最佳实践分享。领导重大挑战计划的大学可以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通过利益相关者访谈，举办研讨会、公共论坛、年度庆典等多种活动进行经验交流，分享最佳实践，激发新想法。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机会大大激励了学生、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到重大挑战计划中，开展自发的跨学科交流，产生了更多的科研合作项目、新工具和新方法。三是建设协同联动的校际实践社区密切同行联系。2017 年10 月，“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实践社区”（the new Community ofPractice for University-Led Grand Challenges）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实践社区在为所有参与重大挑战的大学提供交流机会的同时加强了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合作。
四、重大挑战计划面临的重大挑战
重大挑战计划充分利用了会聚研究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积极效用，在聚集多方智慧有效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难题时拥有显著优势。但就目前而言，会聚研究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学科知识饱和度、数据标准建设、项目领导力建设、跨学科协同创新等方面的挑战。
1. 学科知识饱和度问题
重大挑战计划关注的问题相对复杂，涉及学科领域众多，但是，所涉学科种类的多样性本身给重大挑战计划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参与学科及其专家的选择困难。在研究的不同阶段，研究重点的不同导致参与的学科类别不一致，到底选择哪些学科以及选择多少人员参与才能保证研究的质量是一个难以准确判断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多学科交叉带来管理成本提升。重大挑战计划所涉学科种类的多样性意味着需要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参与，人力资源的丰富一方面加快了问题的解决，但同时意味着管理成本的提升，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实验室空间、仪器设备和更多的经费。因此，组织者需要在多学科人员数量与经费资源之间做出平衡，很多时候限于管理成本和经费的制约，项目不可能无限制地吸纳更多人员参与，这样会带来一个解决重大挑战难题所需学科知识的饱和度问题。
2. 实验数据标准化问题
数据标准化是开展会聚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多学科协同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各学科使用数据标准的不一致会给会聚研究带来许多挑战。一方面参与重大挑战的学科之间统一的数据标准难以制定。比如工程学等专业技术类学科的实验数据偏客观，而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的实验数据更加主观，这两者的数据标准要达成一致，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另一方面，没有统一标准，数据难以实现有效分享、重大挑战计划最佳实践难以复现。学科数量的多样性导致各学科研究人员之间要实现及时的实验数据共享存在片面性和滞后性。同时，数据标准的难以一致和数据分享的片面性导致数据库建设存在障碍，最佳实践的过程难以被科学有效地记录，因而使得重现最佳实践、促进经验分享变得困难。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数据标准、保障数据有效共享、推进最佳实践复现是会聚研究面临的又一挑战。
3. 项目领导力建设问题
在重大挑战计划的管理过程中，项目领导者需要扮演多种角色、承担多重责任。一是愿景提出者。项目领导者能够凭借其深厚的多学科知识积累，为重大挑战计划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通过美好愿景凝聚团队、感召利益相关者参与重大难题破解。二是战略规划者。重大挑战计划是一个长期的、与时俱进的科研计划，项目领导者需要为计划的实施规划可行的路径。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启动“可持续洛杉矶重大挑战”计划前首先制定了一个五年发展规划，为计划开展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三是人才吸引者。项目领导者需要凭借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通过愿景感召和开创的事业吸引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投身到会聚研究中。四是团队建设者。项目领导者需要着力打造会聚研究文化与制度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和文化氛围的营造凝练团队。五是关系协同者。项目领导者需要善于协同校内外各相关主体的关系，会聚思想、广纳资源、形成合力。六是首席发言人。项目领导者不仅仅是科学家，同时也是项目的首席发言人，他需要面向公众积极宣传汇报项目成果和项目进展，以扩大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吸纳更多社会资源。
4. 内外多主体协同问题
重大挑战计划是强调多学科交叉与内外多主体协同的会聚研究。一方面，从大学内部看，存在多学科协同问题。传统的高校院系组织强调以学科为基础的纵深研究，学科细分、领域众多，在推进单一学科深化研究的同时也削弱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传统以学科为导向的教师聘任、考核评价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等降低了教师参与会聚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从大学外部看，存在多主体联动问
题。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问题，仅靠高校一方之力是远不能有效解决的，需要政府、产业界、慈善组织、投资机构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联合发力。但是，与外部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十分复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何建立与政府相关部门良好的互动关系，如何加强与产业界的深度融合，如何吸引慈善组织的捐赠，如何增加投资机构的信心等，都需要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一种责权清晰、高效有序、快速联动的合作机制，这对重大挑战计划的成败至关重要。
五、经验与启示
新时代，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中国百年复兴大业到了历史性交汇的时刻，我国大学应当彰显大学的卓越品格和公共属性，在服务国家战略、造福人类公共福祉、推进创新强国建设中主动当担，有所作为。当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一批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根据自身学科优势先后推出了重大挑战计划，如浙江大学的“双脑计划”、“量子计划”等。然而，我国大学的会聚研究还在探索期，在管理架构、运行机制、资金来源、人才培养等方面皆存在较大进步空间，美国“大学主导”的重大挑战计划在科研模式创新方面的探索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1. 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打造学科会聚生态系统大学在开展会聚研究时，往往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壁垒的掣肘，使多学科交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推进会聚研究亟需探索新的科研组织模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打造一个以重大挑战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会聚生态系统。一是面向未来和全球性难题布局重大挑战领域。根据大学自身学科优势，聚焦国家战略和全球性重大技术与治理问题，积极布局会聚型学科领域，凝练重大会聚研究项目，努力实现重大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突破。二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牢固树立“大科学、大合作、大交叉、大会聚”的科学研究与科研组织新理念，充分发挥学科交叉会聚的“溢出效应”和“增量效应”。着力打破传统学科边界，深化文理渗透、理工交叉，推进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双向或多向交叉会聚，推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融通发展，形成充满
生机活力的学科交叉生态系统。三是促进学科会聚造峰。以重大挑战问题为导向，在学科交叉会聚基础上，形成互联互通的学科合作网络，促进战略性新兴学科迸发成长，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引领学科前沿创新突破。
2. 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培育一流会聚研究文化
一流的会聚需要一流的制度文化做支撑，面向重大挑战的会聚研究需要在科研组织体制机制上突破传统、锐意创新。一是建立并完善首席科学家制度。面向全球招聘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学术声望和学术领导力的领军人物，作为相关领域会聚研究的首席科学家，赋予首席科学家在研究规划、人员选聘、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同时，通过会聚研究实践进一步推进战略科学家的培育，加强首席科学家战略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建立完善“领导-执行-咨询”三维协同的会聚研究管理架构。可考虑在学校层面设立会聚研究指导委员会，负责全校会聚研究的规划、指导和协同；根据会聚研究领域设立若干由首席科学家领衔的研究委员会，负责会聚研究项目的策划和执行；同时设立由外部专家和利益相相关者代表组成的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会聚研究的决策咨询和项目监督。三是建立会聚研究教师联合聘任制度。通过联合聘任制，打破教师的学科壁垒，建立起交叉学科教师聘任、管理、评价、激励和发展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会聚研究。四是建立大型设备和科学数据共享机制。会聚研究不仅是智慧的会聚，也是工具、方法、基础设施和资源的会聚。因此，需要打破学科藩篱，促进学科间大型设备和科学实验数据的共享，这对于提高科研效率和催化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五是设立会聚研究种子基金和成果奖励机制。鼓励学校和院系层面设立种子基金，不断简化会聚项目资助管理框架，同时加大对会聚研究成果的激励，调动广大师生共同参与重大挑战计划的积极性，营造浓郁的会聚研究文化氛围。
3. 丰富社会合作网络，拓展外部资源支撑体系
会聚研究不仅要推进校内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还要在重大挑战计划大愿景的驱动下会聚政府、产业界、学术界、慈善界、金融界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等，形成大合力，攻克大难题。一是聚焦国家战略，争取政府政策与研究经费支持。服务国家战略是大学公共责任的应有之义，重点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瞄准制约国家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争取政府部门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力争在国家创新版图中有所作为。二是加强与产业界的联动发展，争取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大学要根据会聚研究积极与相关企业在跨学科人才培养、联合技术攻关和战略性捐赠等领域建立互动机制，争取企业资源对会聚研究的滚动投入。三是加强与学术界的协同与资源共享，促进思想碰撞和联合创新。重大挑战计划的实施需要更多学科的交叉联动，一所大学并不能在所有学科上都占优势，它还应根据会聚研究领域选择一批优势互补或优势叠加的高校共同推进协同创新和重大难题的解决。四是加强与慈善界的合作，争取更多慈善捐赠。近年来，慈善资金投入前沿科学研究已成为重要趋势，大学需要通过加强自身的“领先能力”建设来吸引更多的慈善捐赠，为会聚研究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五是加强与金融界的深度合作，吸引更多创投基金支持。重大挑战计划从“思想到技术到产品”金融支持不可或缺，与金融界的合作可以加快推进重大挑战计划的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和产品应用。
4. 加强实践社区建设，促进经验分享公众参与
加强实践社区建设对于促进先进实践的经验分享，促进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和传播，加深社会理解、公众参与和吸引新的投资，推进会聚研究领域行业标准、行业规范的建立，推进“大会聚”科研生态的形成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建立会聚研究学术共同体。通过定期举办共同体会议、专题研讨会、座谈会等促进会聚研究的管理者、研究者和投资者等相互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打破研究活动的封闭性，推动知识传播、思维碰撞和最佳实践的分享。二是设立最佳实践奖。每年编写最佳实践案例，宣传成功有效的会聚研究科研经验，通过企业捐赠等形式设立最佳实践奖，激励更多的最佳实践涌现和经验分享，面向共同挑战形成更大范围内的智慧碰撞和实践发展。三是探索设立会聚研究数据的国家标准。国家层面要加大投入，建立会聚研究数据的国家标准和共享机制，引导大学、科研院所、
企业等以国家标准建立数据库，突破传统科研的边界，促进大科研数据的相互检验和一定范围内的实时共享。四是促进社会理解和公众参与。大学要加强传播能力建设，通过研讨会、咨询会和项目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公众传递项目价值、项目需求、项目目标和项目进展等信息，促进交流凝聚共识，实现面向社会公众的集心集资集智。
5.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会聚人才战略储备
大学在推进会聚研究的同时还要推进会聚研究反哺教育教学，致力于第二代会聚型科学家的培养，加强会聚型研究人才的战略储备。一是在会聚型人才培养目标上，强调“超学科”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实现人才的能力结构由“T 字形”结构向“梳子形”结构转变，培养在“大会聚科学领域”具有综合基础知识和多个交叉学科精深知识的“超学科”复合型人才。二是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上，强调“挑战性”和“创新性”，实现由原来的“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转变。会聚研究时代，我们要探索建设超越学科边界的“挑战性课程”，更加注重以现实生活和重大挑战问题为中心、以问题解决、意义和价值创造为导向，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方法相结合，注重超越学科的知识与能力的集成，同时注重职业与领导力发展，为学生将来进入学术界或产业界做准备。三是在学习方式上，更加注重师生共同参与的团队式、项目式、体验式、探究式和跨学科、个性化学习。强调由好奇心、想象力和热情驱动而非专业驱动的学习，强调师生共同探索、创造新知识。四是在实践教学上，更加注重学生合作研究经验的积累。通过设立面向本科生、研究生的跨院系、跨学科的“大挑战科研项目基金”等，以产业实践或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目标，强化学生科研训练，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
【高教科技资讯】
中国科协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2月11日，中国科协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团结信任 创新争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科协和学会启动全国应急科普联动机制，开展科学辟谣，组织义诊及心理咨询，科技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开展联防联控， 191个全国学会共同倡议为决胜攻坚提供科技志愿服务，172家科技馆联动为青少年提供了“空中课堂”科学教育。
《倡议书》表示，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的关键阶段，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更加紧密团结起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要求上来，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决战有我的担当精神，为打赢阻击战再作新贡献。
《倡议书》从坚定信心听党话、科学防治强支撑、合作发展解难题、崇尚科学树新风、开放交流凝共识等5个方面，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各尽所长，主动奋战一线、潜心科研攻关、开展战略研判、参与科学普及，为防疫抗疫贡献力量。
《倡议书》呼吁，研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学必以服务人民为荣光，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信任，创新争先，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来源：中国科学报，2020-02-12）
屠呦呦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2日公布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获奖名单，共3人获奖，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屠呦呦。
该奖项旨在奖励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杰出生命科学研究，研究主体可以是个人或机构。今年是该奖项的第五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告中说，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因其在寄生虫疾病方面的研究获奖。她发现的全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在20世纪80年代治愈了很多中国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作为一线抗疟治疗方案，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非洲疟疾致死率下降66%，5岁以下儿童患疟疾死亡率下降71%。
公告说，来自美国的凯托·洛朗森教授由于在生物材料再生工程的临床应用、干细胞科学等方面的创新工作获奖。另一名获奖者是来自爱尔兰的凯文·麦圭根教授，他研发的太阳能消毒技术帮助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人们获得了干净饮用水。（来源：新华社，2019-10-23）
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揭晓，“量子”研究占据两席
2月27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发布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探测到月幔物质出露的初步证据、揭示非洲猪瘟病毒结构及其组装机制、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等10项重大科学进展，从30个候选项目中脱颖而出。
根据得票高低，“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分别为：
1.探测到月幔物质出露的初步证据
2.构架出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异构芯片
3.提出基于DNA检测酶调控的自身免疫疾病治疗方案
4.破解藻类水下光合作用的蛋白结构和功能
5.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研制出高温块体金属玻璃
6.阐明铕离子对提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寿命的机理
7.青藏高原发现丹尼索瓦人
8.实现对引力诱导量子退相干模型的卫星检验
9.揭示非洲猪瘟病毒结构及其组装机制
10.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
（来源：科技日报，2020-02-27 ）
不“数论文”! 清华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
去年4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之后梳理确定92项相关制度并逐步推进修订，其中39项校级制度现已完成修订31项，其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不“数论文”。目前，全校各院系都在积极推进教师聘任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和研究生学位评定标准修订工作。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现象不仅要改变习惯性做法，还要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价程序保障学术质量和学位质量。去年以来，各院系陆续开展学位评定标准修订工作，但还不够细、不够到位，还存在一些认识问题和举措问题，全校上下必须一起努力，确保改革目的、改革意图得以完整实现。学术评价体现了学校的价值导向，必须保证形式变化与价值导向的一致，保证形式与内容一致。
清华大学发布的《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立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明确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把教书育人投入与成效纳入教师学术评价体系；强调学术共同体建设，推进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建设。（来源：新华网，2020-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