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9年第08期 总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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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19年8月30日
本期导读
【新政速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高教研究】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价值取向及绩效评估体系建构
高等教育改革的“双重属性”与动力机制优化
【高教视点】
思政课的育才功能应该强化
企业组织变革下的高校人才培养
【他山之石】
广东打造高教“联合舰队”
【高教资讯】
科技部、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通知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
大学生暑假打工青睐“职业技能”岗位
《智慧学习工场2020建设标准指引》发布
首届中国光学科技奖颁奖：北大南大浙大获一等奖
东北大学获第十八届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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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速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现就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1.重要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思政课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要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有的地方和学校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课堂教学效果还需提升，教材内容不够鲜活，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存在短板，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深化，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思政课建设相对薄弱，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有待增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思政课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切实增强办好思政课的信心，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
2.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二是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三是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落实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要求，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四是坚持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效应。五是坚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积极为这支队伍成长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六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注重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二、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
4.整体规划思政课课程目标。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引导学生把党、祖国、人民装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
5.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在保持思政课必修课程设置相对稳定基础上，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特点构建形成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全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博士阶段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硕士阶段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本科阶段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专科阶段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必修课。各高校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高中阶段开设“思想政治”必修课程，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开设“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程。初中、小学阶段开设“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可结合校本课程、兴趣班开设思政类选修课程。
6.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素养为重点，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
7.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定教材建设规划，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国家统一开设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全部由国家教材委员会组织统编统审统用，在教材中及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地方或学校开设的思政课选修课教材，由各地负责组织审定。研究编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导纲要，研究编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技创新文化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进课程教材指南，编制中华民族古代历史和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英雄人物、先进模范进课程教材图谱，分课程组织编写高校思政课专题教学指南，组织专家编写深度解读教材体系的示范教案，实施思政课优秀讲义出版工程，开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书单，建设思政课网络教学资源库。
三、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8.加快壮大学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各地在核定编制时要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配备要求。高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在编制内配足，且不得挪作他用，并尽快配备到位。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强中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各地要统筹解决好思政课教师缺口问题。各高校可在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关的学科选择优秀教师进行培训后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可探索胜任思政课教学的党政管理干部转岗为专职思政课教师机制和办法，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辅导员参与思政课教学。高校要积极动员政治素质过硬的相关学科专家转任思政课教师。采取兼职的办法遴选相关单位的骨干支援高校思政课建设。各地应对民办学校指派思政课教师或组建专门讲师团。制定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9.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以培育一大批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为目标，制定思政课教师队伍培养培训规划，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面向思政课教师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修班，办好“周末理论大讲堂”、骨干教师研修班，实施好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建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依托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重点开展理论研修，依托高水平师范类院校重点开展教学研修，全面提升每一位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知识素养。建立一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组织思政课教师在国内考察调研，在深入了解党和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丰富思想。组织思政课骨干教师赴国外调研，拓宽国际视野，在比较分析中坚定“四个自信”。完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校三级培训体系。本科院校按在校生总数每生每年不低于40元，专科院校按每生每年不低于30元的标准提取专项经费，用于思政课教师的学术交流、实践研修等，并逐步加大支持力度。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政论、时政节目要积极推出优秀思政课教师传播理论成果，展示综合素质，增强社会影响力。
10.切实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严把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明确与思政课教师教学科研特点相匹配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提高评价中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各高校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工作中，要单独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校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委员会要有同比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按教师比例核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各类岗位占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岗位比例不低于学校平均水平，指标不得挪作他用。要将思政课教师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纳入学术成果范畴。实行不合格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
11.加大思政课教师激励力度。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把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中的优秀分子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在“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四个一批”等人才项目中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设立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岗位津贴，纳入绩效工资管理，相应核增学校绩效工资总量。要把思政课教师作为学校干部队伍重要来源，学校党政管理干部原则上应有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经历。党和国家设立的荣誉称号要注重表彰优秀思政课教师，教育部门要大力推选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等先进典型。对立场坚定、学养深厚、联系实际、成果突出的思政课教师优秀代表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12.大力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注重选拔培养高素质人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教育教学，统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构建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提前批次录取或综合考核招生等方式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给予推免政策倾斜鼓励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攻读硕士学位，采取硕博连读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式加强培养。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专门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并逐步按需增加招生培养指标。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思想政治工作，加大发展党员力度，提高党员发展质量。
四、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13.加大思想性、理论性资源供给。进一步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为重点建设学科，为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实学科支撑。深入研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提供多角度学术支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领航作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根据需求逐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支持有关高校联合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组织思政课教师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14.加大思政课教研工作力度。建立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机制，普遍实行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全面提升教研水平。遴选学科带头人担任各门课集体备课牵头人，学校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建立思政课教师“手拉手”备课机制，发挥思政课建设强校和高水平思政课专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建设，完善思政课教师网络备课服务支撑系统。建立纵向跨学段、横向跨学科的交流研修机制，深入开展相邻学段思政课教师教学交流研讨。推动建立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交流机制。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
15.切实加强思政课课题研究和成果交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设立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开展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研究，逐步加大对相关课题研究的支持力度。各地要参照设立相关项目并给予经费投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成果学术阵地建设，首批重点建设10家学术期刊和若干学术网站，支持新创办一定数量的思政课研究学术期刊。制定思政课教师发表文章的重点报刊目录，将《人民日报》、《求是》、《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及地方党报党刊列入其中。委托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分片建立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中心，设立一批思政课教学质量监测基地。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单列思政课专项，每2年开展1次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定期开展优秀思政课示范课巡讲活动。打造一批思政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探索建设融媒体思政公开课，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16.全面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水平。强化“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把思政课教学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职责，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在发展规划、人才引进、公共资源使用等方面给予马克思主义学院优先保障。建好建强一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示范性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有条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一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工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上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推动各地宣传、教育等部门共建所在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实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培养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建设。
17.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和中小学学科德育。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五、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
18.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地方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志性工程摆上重要议程，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议研究思政课建设，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完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高校和讲思政课特别是“形势与政策”课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学期结合学习和工作至少讲1次课。各地要把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纳入思政课建设整体布局。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考核和政治巡视。
19.推动建立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机制。加强和改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推动高校领导干部兼任班主任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职能部门力量深入一线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服务学生发展的制度性安排。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作为思政课建设第一责任人，要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和工作经历，带头走进课堂听课讲课，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高校党委常委会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会议专题研究思政课建设，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4个课时思政课，高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2个课时思政课，可重点讲授“形势与政策”课。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讲话等要鲜明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学校党的建设工作考核、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评估标准体系。
20.积极拓展思政课建设格局。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思政课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教育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要牵头抓好思政课建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要指导抓好军队院校思政课建设。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对不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指导。有关部门和各地要保证思政课管理人员配备，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强化中考、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对学生学习思政课的指挥棒作用，将思政课学习实践情况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探索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学生评奖评优重要标准，作为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参考。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就近与高校对接，挂牌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机制。制定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汇聚办好思政课合力。加大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来源： 新华网，2019-08-14）
【高教研究】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价值取向及绩效评估体系建构
伍 宸 宋永华
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的价值取向是高校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组织对其国际化办学行为终极目的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确认和利益选择，是“如何开展国际化办学及其要实现什么样的办学目标”这一根本目的的体现，并由此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价体系和绩效评价行为的深层结构，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目标的设定、评价指标的构建、绩效评估的实施及结果的应用。价值取向是指标体系的灵魂，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和确立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且决定了指标体系的变迁。与此同时，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还会对评价对象的办学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起根本性的指引作用。因为，评价对象将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价值取向的外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求获得更高的评价。“双一流”建设是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刻发展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双一流”建设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重点改革任务，并强化绩效考核和动态管理。因此，必然强调对各入选高校或学科国际化办学绩效的考核。要做好国际化办学绩效考核，需要有先进的价值取向做引导，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出科学、合理和完整的评价体系。
一、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高等教育国际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不少国家和地区将国际化办学作为其举办高等教育重要的战略之一。 按照高等教育国际化知名学者简·奈特的定义，“高等教育国际化”即“在院校与国家层面，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探索的不断深入，需要在一定的价值取向下建构起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国际化办学绩效进行科学、 合理、客观的评价。 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绩效，即从宏观上看，关注国际化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哪些“附加值或质的差异”，这是产出或结果的路径；从微观院校层面看，关注个体与整个国际化策略的质量。
近年来，在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和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发展背景下，以国际化办学提升办学质量和全球竞争力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在实践办学中，从国家战略到各高校均把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最为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在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将“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高校五大改革任务之一。 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也将“国际教育与合作”作为重要的遴选条件之一。 从各高校具体办学实践看，不仅各研究型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甚至高职院校也推出各自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总之，国际化办学已经成为政府考核高校办学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各学校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为此，作为重要的办学活动，就需要监控其办学行为和开展绩效评估。 美国、OECD、日本大阪大学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自开发出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各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进行评估。 1995 年，出于对全球越 来 越 广 泛 的 跨 境 教 育 现 象 及 其 质 量 的 担 忧 ，由OECD 下属的“高等教育院校管理委员会”（IMHE）与“学术合作协会”（ACA） 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质量保障和国际化的研究项目———“国际化质量评价过程”项目（Internationalization Quality Review Process，简称IQRP）。 2001 年和 2006 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CE）先后两次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现状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问卷评估。 评估内容涉及明确承诺、专业提供、组织架构、外部资金、大学对师资的投入、国际学生和学生项目等六个维度。 此外，我国中山大学等高校也开发出相应指标体系对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进行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 （见表1、表 2）
从表 1 和表 2 看，几个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项目各有特点，对各自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其中的一级指标看，各个评估项目体现出了各自的价值追求，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时间较为久远，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新发展实践缺乏理解与关照，同时也缺乏对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更为深层次和丰富价值取向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全球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到了全新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实现方式。首先，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将国际化作为重要办学手段，还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特质，如耶鲁大学提出要“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和院校合作，致力于促进文化理解，改善人类状况，深入研究宇宙奥秘，培养下一代世界领导人。 ”麻省理工学院则提出“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和教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流的研究、无与伦比的技术创新和尖端的科学与工程教育等相结合的声誉。 ”其次，国际化办学实现手段也呈现日益多元特征。 不仅包括显性的人员交流，科研合作和国际性社会服务等，还包括隐性的不同办学理念之间的互学互鉴，高校管理制度的吸收借鉴，国际性多元大学文化的相互融合等。 最后，对国际化办学绩效有新的内涵和要求。正是由于国际化办学实现手段不断丰富多元，国际化办学的绩效也同样有新的内涵和呈现方式。诸如对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研国际合作有新的内涵，要求通过国际科研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等。
二、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特性及绩效定位
运用“绩效”概念来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活动的效果， 所指的不仅是一个办学绩效层面的概念，还应包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实现方式、 办学理念、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等在内的整体考察。从根本上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源于对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自身特性的理解及其绩效定位。
（一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当代世界一流大学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还是其基本特质
具有较高的国际化水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 其主要内容包括：具备国际化的办学视野与理念，能够站在世界前沿思考大学发展方式与未来发展方向；能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各行各业精英人才；能够开展前沿、跨国或跨境的科研项目并产出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产品， 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等。因此，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不是一种宏观的办学理念，早已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特质之一以及保持办学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前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学———不仅为美国培养领导人，探索知识前沿，而且面向整个世界。 ”因此，从其人才培养上看，如果说耶鲁大学过去是以培养全美领袖型人才为主，那么全球大学就要拓展其范围，将其扩大为世界培养领袖。 从科学研究上看，耶鲁大学的科研要关注全世界的课题，从环境、健康到世界和平。 此外，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也认为：“我们是一个美国的大学， 但是我们有全球的沟通网络和全球责任”。因此，当代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办学既是其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其基本特质。
（二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将国际办学资源整合进办学全过程，还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配置办学资源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发展背景下，与大学发展相关的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已成常态。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在开展国际化办学过程中，不仅将国际办学资源整合进办学全过程，还通过自身影响力和办学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配置教育资源，并进一步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段时间以来，高等教育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全球参与和国际参与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新政策取向。 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单向的资源整合走向多向、多维度的资源拓展与配置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必然表现形式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发展时代背景下，大学办学所依赖相关资源日益便利地在跨国或区域间配置与竞争，唯有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与配置相关教育资源的大学才能够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些教育资源包括：全球性的学术声誉与影响力、全球性的师资与生源、全球性的科研项目与办学经费等。近年来，越来越多世界一流大学到我国开设异地校区或联合办学就是例证。如英国利物浦大学到苏州举办西交利物浦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 本科学位课程等。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化，未来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学将会把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配置办学资源作为其核心战略之一。
（三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提升办学质量与增强竞争力的手段，还要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作出贡献
在全球化深化发展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共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人类共同面临的疾病威胁，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远远超出了单一国家的范畴和能力，需要全球力量携手与共，共同攻坚克难。 而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要发挥其中坚力量。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与声誉，拥有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合作与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拥有开展跨国科研和提供跨国社会服务产品的能力。 因此，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世界一流大学提升办学质量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还要在国际化办学过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而做出突破性贡献。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国际青年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同时，大学通过国际合作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能源源不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与动能。 一方面，大学以国际化办学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而获得国际性声誉与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化办学构建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能主动参与制定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规则，产出新的理念与发展思路等。 如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就要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寻得新的发展机遇，诸如哈佛大学在其最新的国际化战略中就提出要帮助降低发展中国家疾病死亡率，帮助秘鲁降低结核病死亡率等。
（四 ）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不仅需采取显性学术与组织策略，还需重视隐性教育要素的跨境流动并相互借鉴吸收
在国际化办学实践中，大学主要采取学术和组织策略开展办学活动并实现办学目标。 所谓学术策略，包括学术项目、研究与学者合作、外部关系、国内与跨境、 课外活动所属的各种具体国际化办学活动或项目。 所谓组织策略，包括支撑国际化办学正常进行相关的管理、运行、服务与人力资源等内容。在此理论支撑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实践也主要采取学术与组织两大策略。反映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的评估上，其指标体系也主要反映这两方面的内容，但缺乏对隐性的国际教育要素的关照与评估。在国际化办学过程中，隐性的教育要素包括：办学价值取向、理念和大学文化等要素。 在国际化深刻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实践办学中，除了开展国际化学术策略与组织策略推进国际化办学外，来自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办学主体还需不断深化在办学价值取向、理念和大学文化等隐性教育要素之间的交流、 碰撞与融合。 目前隐性的办学价值取向、理念与文化在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日趋明显，通过国际化办学创新办学理念和文化也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我国日益兴起的中外合作办学，就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理念等方面进行积极创新。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都在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理念上借鉴、吸收和融合中西方教育各自优势，积极改革创新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建构
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价值是多元价值构成的复合体，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基于前文对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构建出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中各核心要素的价值诉求。 国际化办学可分为办学目标、办学内容、实施方法以及办学结果呈现等内容，各部分蕴涵各自价值内涵和持有不同价值取向。
（一 ）坚持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相统一的国际化办学目标价值取向
心理学家 Rokeach 把价值取向分为两大类：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终极价值指的是反映人们有关最终要达到目标的信念，工具价值则反映了人们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方式方法的看法与选择。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目标来讲，其价值取向也可分为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两类。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终极价值取向就是指办学主体要求通过国际化办学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而工具价值取向则是指办学主体采取什么样的国际化办学模式或者手段。在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办学实践中，早已将国际化要素融入到学校办学的全过程， 如培养高度国际化的各级各类人才，开展国际前沿的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布局的社会服务网等。因此，在当前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过程中，需要坚持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的统一，既要考察采取了哪些国际化实现手段，也要考察通过国际化办学在国际化特质上的表现，并以终极价值取向为主，国际化办学的本身不是目的，唯一的目的在于根本性地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二 ）坚持办学资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统一的国际化办学内容价值取向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与大学相关办学资源全球范围内配置已渐成常态，与此同时，是否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意识与能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及一所大学办学能力的重要标志。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资源跨区域流动和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从全球化的制度动力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伴随着市场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 商品、服务、信息、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和配置， 跨越国家边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多。基于此，所谓高等教育资源全球配置，即是在此时代背景下与大学办学相关的如师资、生源、学位、课程与教材、办学模式与理念、办学经费等各种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与配置，跨国或境的办学活动日益增多。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作为办学主体将国际化、跨文化与全球性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而是要求办学主体为获得全球竞争力和声誉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配置相关教育要素资源。 因此，当代国际化办学具体内容就要求坚持办学资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统一的基本价值取向。 特别是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对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力度，还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统一的价值取向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在全球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市场中的能力和话语权。
（三 ）坚持显性与隐性相统一的国际化办学实施策略价值导向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具体实施策略中，主要包括显性的学术与组织策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高级发展阶段，与高等教育办学相关所有要素资源会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包括显性要素资源，也包括隐性的教育要素。显性要素资源主要包括生源、师资、办学经费、课程、教材、学位项目、科研项目、伙伴关系、管理制度与政策等，对大学的办学起直接和显性的影响。 相对于显性教育要素资源，那些隐藏于大学组织之中对大学办学行为起隐性的、潜移默化作用的则称之为隐性教育要素， 如大学的办学价值取向、办学理念、校园文化等。 相对于显性教育要素资源对大学办学行为的直接影响，隐性教育要素资源对大学的作用和价值同样不容忽视。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隐性教育要素资源对形成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办学特色与核心竞争力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那些拥有前瞻性价值取向，先进办学理念与深厚校园文化积淀的大学往往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代表。 因此，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实践中，要坚持显性策略与隐性策略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即不仅积极开展各种显性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还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实现不同价值取向、办学理念、不同大学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与创新。
（四 ）坚持质量提升与价值贡献相统一的国际化办学结果呈现价值导向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办学主体为提升办学质量并获得全球竞争力的一种理性战略选择，是大学的发展战略之一。随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交往便利的同时，也需要共同面对更多复杂、棘手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借助政治、 经济与外交手段，同样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作用。因此，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就不仅是作为办学主体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战略选择，还要坚持价值贡献的基本价值取向。所谓价值贡献取向，即要求全球化背景下，大学在国际化办学过程中，在不断提升自身办学质量和竞争力的同时，借助自身几大功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与重大问题，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与奉献。在办学实践中体现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与世界担当，具有跨文化交流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开展国际科研合作，解决全球性和重大的科研难题；积极开展国际性社会服务工作，协助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解决社会性问题；发挥高等教育公共外交的作用，协助政府解决国际冲突与争端等。
如表 3 所示，国际化办学全过程均蕴含了丰富的价值取向，办学目标、内容、实施、办学结果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及其国际化发展的新特征与新内涵，这些价值取向的提出既有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办学实践的支撑，也有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与把握。 基于此价值取向，笔者建构出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能够准确把握当代国际化办学的内涵特质，另一方面也对未来的实践办学有正向的强化作用。
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构建起科学、合理、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的关键。本研究构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估体系是基于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化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描述与把握， 并由此提出国际化办学的四大价值取向，它们是建构科学、合理与完善评估体系的价值基础。
（一 ）构建追寻国际化办学特质的目标绩效评估体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办学主体的办学方向与重点。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相统一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目标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际化不仅是重要办学手段，更是当今世界大学， 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天然特质，其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均体现着国际化的办学要素。 与此同时，国际化办学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国际化办学提升学校办学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才是目的。 因此，在对高校国际化办学的目标进行评估时， 就不仅要对国际化实现手段进行评估，更重要的是对办学主体自身所具备的国际化特质以及通过国际化办学在办学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上的表现给予评价，转变既有国际化办学评估以“数人头”“数项目”“数论文”“数经费”为主的不良倾向。具体来说包括：一是通过国际化办学所呈现出的国际化办学特质如何；二是通过国际化办学在办学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提升上的具体表现如何。 （见表 4）
（二 ）构 建全球范围内资源拓展与配置的国际化办学内容绩效评估体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绩效评估的内容为绩效评估的对象或客体，即在开展绩效评估过程中主要考察的对象是什么，也就是考察办学主体在实践办学过程中开展国际化办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坚持国际化办学资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高等教育要素资源全球流动与配置的基本特征与规律。 因此，在对国际化办学绩效进行评估时，就不仅关注通过国际化办学引进了多少境外优质教育资源，还要考察通过国际化办学在境外有多少本土教育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以此改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估重视对教育资源引进的评估，而忽视甚至缺乏对教育资源走出去的关注。具体来说包括如下一些基本内容： 一方面国际教育资源引进情况如何， 如通过国际化办学引进了多少优质教育项目、引进了多少境外高端人才、 国际优质生源招收情况等；另一方面考察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如在境外开展多少办学项目、 本校教师到境外高校任职与交流情况、本校课程或教材被境外高校采取情况、本校办学理念或相关制度被境外高校吸收借鉴情况等。具体的一级和二级指标及评价目的如表 5 所示。
（三）构建立体国际化实施策略评估体系
要根本性、有效实现国际化办学目标，离不开立体的实施体系，即前文所提要坚持显性与隐性策略相统一的实施体系。 因此，在对国际化办学实施手段进行评估时，就不能只关注大学开展了哪些国际化办学活动与项目，制定了哪些国际化管理制度，成立了哪些国际化推进组织等。而是要进一步关注通过国际化办学吸取和借鉴了什么先进的国际化办学理念，营造并涵育了什么样的先进校园文化等。 具体来说，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评估大学国际化办学所采取的学术与组织等显性策略如何；二是评估大学国际化办学所采取的隐性策略如何。具体的一级指标及评价方法与目的如表 6 所示。
（四 ）构建质量提升与价值贡献相统一国际化办学结果呈现与反馈绩效评估体系
基于前文的论述，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具有全球竞争力与高度国际化的大学，还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世界担当精神和价值贡献的意识与能力。因此在对国际化办学结果的评估过程中，就需要坚持质量提升与价值贡献相统一的基本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除考察办学主体通过国际化办学在提升自身办学质量上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考察其通过国际化办学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如何。 具体包括：教师学生参与国际性公共服务数，所做出的科研成果解决了什么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以及提供了什么富有价值的国际性问题解决方案，开展国际性援助数及合作项目数等。 具体的一级和二级指标体系如表 7 所示。
五、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改革内容以及重要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彰显办学主体对国际化办学行为的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刻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树立什么样的国际化办学目标，采取什么样的国际化实施路径，有哪些具体的办学内容，并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办学结果？因此，有什么样的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及其评估体系，就会显示出什么样的办学绩效结果以及导致办学主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办学策略和开展什么样的具体办学活动。因此，在“双一流”建设的时代使命下，我们要在对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及其国际化基本特征深刻理解与未来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基础上，坚持正确的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价值取向，构建出相应的指标体系，并采取恰当的评价方法。 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绩效评估的最终目标在于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起正向强化作用，为早日实现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远大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然，在开展具体评估工作时，还需要对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并为各一级和二级指标赋值，以及为每一个二级指标设置若干观测点，这些观测点都需要有详实和真实的数据做支撑，在评估过程中以量化数据统计为主并辅以必要的质性评价。 特别是在对指标体系赋值时，要有所侧重，能够保证通过国际化办学根本性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5期）
高等教育改革的“双重属性”与动力机制优化
刘国瑞
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于恢复高考和对外派遣留学生，高等教育改革也曾是来自大学管理者的主动诉求。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高原期”，增量改革如“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等成效显著，存量改革如管理体制等不尽如意；高等教育改革呈现出强烈的外部驱动特征，基于大学自身逻辑的改革活力不足。近年来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反思渐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认识上还有进一步廓清的空间。改革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必须采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论。而对高等教育改革属性的再认识及对改革动力机制的再设计，无疑是把高等教育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逻辑起点和有效抓手。
一、高等教育改革“双重属性”的认识逻辑
在高等教育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上，有三个重要的认识逻辑：一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双重属性论”，即教育既有经济基础的属性，又有上层建筑的属性；既有经济的功能，又有政治、文化的功能。二是约翰·S·布鲁贝克提出的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种哲学逻辑。三是伯顿·R·克拉克提出的政府、市场、学术三角协调模式。尽管有些学者对上述逻辑的全面性和适切性等提出质疑，但他们仍然是当下最有效的分析工具，其所揭示的相互关系也仍然是当下现实的存在。
历史与现实都已经证明，改革的具体意蕴在政府、企业、大学、社会组织等层面以及不同的行业领域，会有很大的价值选择差异。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改革中，高等教育改革是比较特殊的领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改革是利益聚合与冲突的焦点。现代大学承载了太多的重大责任与利益，既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高度聚合的领域，也是传统利益与新生利益冲突的焦点之一。二是高等教育改革越来越面临尊重经济规律与遵循教育规律的协调问题。由人才培养规律、学科建设规律、教师成长规律、科学研究规律等构成的高等教育内部规律与经济规律显著不同。现代高等教育日益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但任何市场化取向的局部改革都可能会危及大学的本质属性，功利性需求与大学特性的冲突愈演愈烈。三是高等教育改革始终面对着控制与自由的冲突。随着知识和技术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战略地位的日益重要，无论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均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在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政治力量、市场力量和学术力量三种基本力量中，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日益强势；另一方面，追求卓越的特性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任务始终是大学的一种基因，大学具有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及历史条件下都能存在的“自在”的独立性——总是具有自己的问题域与观念系统及其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大学必须保持一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才能发挥智力源、思想库、航标灯等长久作用。控制与自由之间不但是永恒的矛盾，更会涉及放权幅度、节奏、方式等动态问题。在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改革越来越具有从属性和独立性共存的“双重属性”。
所谓从属性，是指高等教育改革在宏观层面上是政治、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改革规约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进程和节奏。为维护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前提；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等教育体制做出顺应性变革的动力；政府日益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主体，外部驱动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力源。19世纪末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若干次重大转型，从人类历史和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些重大转型无不是在经济社会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如德国为适应机器大工业发展及先进生产力对专门人才需求迅速增长的形势，创办了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新型柏林大学，拓展了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重塑了大学的组织结构；美国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新需要，通过《莫里尔法案》等催生了“康奈尔计划”和“威斯康星思想”，拓展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强化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尽管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往往发生在院校层面，是高校自己推动和实施的改革”，但没有哪次改革不受特定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至少上述两次重大改革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而进行的。
所谓独立性特质，是指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基于教育内部规律和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的独特领域和独特价值选择。独立性改革的主要动力既可能来自于大学组织内在的生存、发展、竞争的需要，亦可能源于知识革命、信息革命和人的发展诉求提高等因素的挑战。独立性改革是大学群体面临的共性问题与大学个体自主性实践的结合，是大学内部基于共同愿景的行政管理集体与学术联合体协同推动和实施的，在根本上是为了坚守大学的本质和更好地履行大学的职能。
高等教育改革的从属性与独立性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体。从属性源于高等教育事业的社会属性，改革的动力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外部压力驱动是主要路径。独立性源于大学组织的学术特性，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大学自身发展的需求，内生动力驱动是改革的主要路径。从属性改革框定了高等教育在国际国内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时空定位、责任使命与结构功能，并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实施赋予了合法性依据和资源性支撑。独立性改革维护了大学的本质属性，并为大学在复杂变革时代保持适应和坚守的平衡奠定了内在基础。
理论上，涉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应属于从属性改革；涉及大学教学、教师、科研等领域的改革，应属于独立性改革。具体的情况，会因国情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凝聚从属性与独立性改革共同愿景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这是主权国家下任何一项事业或任何一类组织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连接从属性与独立性改革的主要纽带是资源，现代政府日益通过资源配置方式改革达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大学作为高度资源依赖型的组织也日益强化了对政府的依赖。在强政府、弱市场的体制下，从属性改革是强势的，独立性改革是弱势的，即便是理论上应该属于独立性改革的领域，也会受到政府的巨大影响。
从属性改革与独立性改革有共同的愿景，也会有利益冲突。当两者获取最大价值认同和实现步调协同时，改革就会取得最佳效益。但在实践中，基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的取向与大学的逻辑、学者的追求之间以及统一性要求与差异性实际之间的冲突，使得从属性改革与独立性改革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协调、不同步等现象。作为改革的实际责任主体，大学往往是被动的。大学的自由度与大学拥有的资源往往存在着负相关，这种现象尖锐地展现了高等教育与外部各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
二、高等教育改革“双重属性”的中国实践
（一）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国模式
梳理过去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所具有的鲜明的双重属性特色，改革也在两条路径上展开。
第一条路径是基于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政策驱动、舆论发动、组织动员、项目牵动、评估检查、自上而下、由外到内的从属性改革路径。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导核心。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新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高等教育改革始终是伴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重点任务的变化和重大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省级党委承上启下、高校党委抓好落实，党的领导是高等教育改革得以不断深化的根本保证。
政府始终是主导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决定力量。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政府的推进和引导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都起到核心作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通过制定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实施方案、细化具体领域的改革、加强教育法规建设、建立以评估和资源配置为杠杆的推进机制等措施，直接组织推进高等教育各项改革，并通过五年发展规划明确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政策一直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风向标、推动器的作用。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行政主导，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设计、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刚性约束和激励措施等，主要是通过党中央国务院、国务院部委、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性文件部署实施。这些政策文件，既是改革的目标设计、任务部署和行动路线图，亦是检查评价改革效果的标准。
项目日益成为牵动改革的重要纽带。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实现重大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计划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以及“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高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将绩效评价与资源配置相结合，成为牵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杠杆。
舆论发动与组织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改革的重要优势。每一次重大改革任务出台后，都会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解读等形成强大的舆论场，使政策措施的精神最快速、最广泛地得以传达。也都会通过召开各层次的会议、培训等，迅速地层层部署和落实，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这种模式，也自然而然地使高等教育改革形成了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推进局面。
第二条路径是由高校自主推动的独立性改革。如在办学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校企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校地合作办学、一校两制、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等改革；在发展模式方面所进行的校产置换、一校多区等改革；在组织结构方面所进行的学部制、院系制、柔性教学科研组织、跨学科教学科研组织等改革；在教学方面进行的学分制、讲座制、本科生导师制、小学期制、跨学科（专业）培养、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改革；在人事分配制度方面所进行的精简行政编制、教师聘任制、绩效奖励制度等改革。这些改革呈现以下特性：一是由点到面，即少数学校的创新型改革实践逐步被更多学校所模仿、借鉴。二是自下而上，即学校层面的改革探索被政府部门认可并总结提炼后转化为政策。三是由内而外，即学校的发展需求延展为更广领域的协同性改革，如高校为集聚资源、提升竞争力等需要而进行的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合作，逐步上升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跨领域协同改革模式。这些具有丰富多样性、个性化色彩的改革实践，契合了大学个体的千差万别。但由于大学个体资源禀赋和战略管理能力的差异，也出现了系统性、持续性不够的问题。一些极具创新性的改革，因为缺乏外部政策环境，出现了“孤岛效应”。一些移植于国外的改革模式，因水土不服，未能落地生根。
从属性改革是主线，独立性改革是副线。两条路径汇聚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党把方向、定政策、配干部、抓宣传，政府做规划、定项目、配资源、抓检查，学校抓落实、出经验，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层面的探索整体推进，统一要求与创新性实践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改革局面。
（二）从属性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的有效性
从属性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路径。一是高等教育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的几次重大转型紧密相关，早已不只是教育自身的事情，政府作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主导重大转型期的各项改革是必然的。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完善过程中，政府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者和各种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政府的主导本身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具有合法性的保证。三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高等教育体制始终是改革的核心，这些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改革不突破，基于大学自身逻辑的改革也难以进行，而这一改革绝对不可能在高等教育系统内自行推进和完善。四是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离不开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充分问题，离不开政府、社会、学校的协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等教育的有效发展，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五是我国独特的民主集中制模式能够有效协调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越来越广泛的专家参与决策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教育规律的尊重；而政策制定之前的广泛调研既有效发掘了可推广的经验也聚焦了要解决的问题。从属性改革与独立性改革是相对的划分，他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从属性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重大经济社会转型的驱动下，以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为标志，高等教育改革在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分配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教学制度等各方面逐渐展开、持续深化，并取得了巨大成效。打破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度显著提高，地方高等教育取得重大发展；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就，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显著提高；打破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中外合作办学、民办高等教育等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校办学自主权稳步扩大，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大学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教职工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对外开放呈现不断扩大深化的态势，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在发展中国家建成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大国的奇迹，也就不会有继续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自信。实践证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是卓有成效的。
（三）从属性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始终处于经济社会重大转型期，面对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高等教育的系统功能与大学职能之间又存在非完全重合性，从属性主导的改革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诸如：自上而下的改革，强调全国的一盘棋部署和统一性要求，而对巨大的地区和校际差异照顾不足，导致地方政府与高等学校两个改革主体的积极性不高，出现了责任层层加码与动力层层衰减并存的现象；改革的民主程序与法治保障尚不完善，尤其是在授权、履权和限权上存在制度性缺陷，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地方两个层面的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更有效的协同，教育改革政策之间以及教育与其他改革政策之间存在不对话、不搭桥的现象；改革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分离，责任约束为主而利益驱动不足，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以及政府利益与学校利益、企业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缺乏更有效的协调；出于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既有积极意义上的政策变通和制度创新，也有消极意义上的应付和走形式）等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地方或部门为改革而改革，以文件代替改革实际行动；有些地方在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中出现了上放权下收权现象，通过绩效考核合同和资源配置杠杆，把下放的权力以新的方式重新聚拢在一起，规则制定权、资源配置权和评估检查权相结合，事实上形成了更严格的控制。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创新，而当下改革本身就面临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前并不缺乏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关键是如何将来自不同方面的改革诉求形成合力。优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已经成为增强改革设计合理性与推进有效性的必由之路。
三、基于“双重属性”的高等教育改革动力机制优化
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已经从奔着问题去、针对具体领域，进入到全面系统综合改革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要求更高，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互动关系正在加强，将面临更复杂的利益关系。建构一个要素齐备、力量聚合、利益兼顾、协同共振的高等教育改革动力系统，优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需要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与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协调统一的总体框架下，重点关注以下主要问题。
（一）强化高等教育改革的系统思维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人民诉求的变化与需要。经济发展需求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然催生高等教育服务理念、服务模式以及结构与功能等的深度变革。政治始终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然对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同步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选择、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也势必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三个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又是相互影响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必须是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仅仅着眼于某一需求的改革或者是将改革割裂开来的做法，必然导致碎片化、循环式重复改革等低效结果。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要努力实现必要性、方向性与有效性的统一。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当高等教育事业或大学组织面临巨大的生存、发展、稳定压力时，就要抓住制约功能、效率等的因素，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高等教育改革 “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必须始终“坚持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本方向。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不能把什么都算作改革，更不能出现改革依赖。把什么都归于改革的做法，既有责任转移的嫌疑，也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造成某些问题悬置，久拖不决。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要凝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合力。一方面，建立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的机制，是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保障。要注重发挥好省级政府承上启下的作用，深入推进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改革，强化省级政府依法统筹推进区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职责；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的“四梁八柱”搭建完毕，已经进入内部施工阶段。应积极探索建立新的从属性改革与独立性改革协同并行的新格局，更加重视独立性改革的价值，更加重视发挥大学在改革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进一步厘清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责任
政府在改革中起主导作用是就整体而言，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层面和领域都依靠政府来驱动，更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要依靠行政运动方式。高等教育改革动力层层衰减现象，与我国行政体系中改革能力（包括权力、资源等）逐级下降的客观事实直接相关。优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一要避免出现顶层设计宏大而基层实施路径狭窄或实施力量薄弱的“倒金字塔”现象，始终注意在各个层面凝聚最大公约数，使改革成为团体的接力赛，而不是个体的马拉松，保持持续的改革动力。二要适应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要求，科学设计政府之于改革的边界、作用方式，处理好全局与局部、整体与个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改变以政府利益代替学校利益、以公共利益代替其他利益的局面。三要进一步深化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政府、大学、社会的关系，明确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四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放出活力和动力，以创新监管管出公平和秩序，以优化服务服出便利和品质，实现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
（三）加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法治建设
改革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任何改革都必然触及现有的秩序和利益格局。改革也存在风险性，特别是作为“百年树人”的高等教育事业，其改革成败关乎国家兴衰和社会和谐。要在改革设计者、改革实施者和被改革者之间最大限度建立价值认同和步调协同，最关键的是通过法治建设建立自上而下的责任约束和自下而上的利益激励。一要坚持以法律规范引领和推动教育改革、促进和保障教育发展，凡属重大教育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二要推进依法赋权、依法履权和依法限权相统一，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三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大学、市场的边界，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主体的利益关系，有效调动和保护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与创造性。四要通过法定程序凝聚共识，并将各方共识以法治方式确认下来，用法律固化和推广成熟、有效的改革成果，避免出现昙花一现、“人走政息”等短期行为。
（四）优化高等教育改革相关各方的责权利关系
优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的根本问题，是找到各方面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动力的最大公约数源自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这是一个凝聚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动力系统。任何一个具体领域、层次、方面的改革，都要服务服从于总目标，都是整体改革的一个部分，都必须在与其他相关领域的联动中不断推进。如何在保障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其他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差异性，尽可能寻找共同利益点，激活所有利益群体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要坚持以公平正义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保证改革既要从公平正义开始又要回到公平正义上来，使公平正义成为最有效调动各方面参与高等教育改革积极性的前提条件。二要坚持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切实做到责权利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努力建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局面。三要将贯彻竞争中性原则作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建立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中央部委院校与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高校、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能够同台竞技，既对公办院校、优势院校形成压力和推动，也为民办院校和一般院校发展带来实质性利好，为高等教育注入新的重要动力。四要完善改革决策与实施中的民主程序，鼓励地方、高校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8期 作者系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高教视点】
思政课的育才功能应该强化
沈赤
消弭思政课与专业课在育人功能上的分裂
学校的课程教学是否满足学生成人成才的需要，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待这些课程的态度。长期以来，人类知识体系高度分化的发展趋势，各门课程的功能不断地被狭隘化，知识的分门别类变成各门课程在育人功能上的互不相关。似乎一类知识只与成人相关，而另一类知识只是用来满足成才的需要，这导致了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的课程教学中，专业课程把满足大学生成人需要推给思政课，思政课也把满足大学生成才需要推给了专业课，人为造成了成人教育与成才教育的分离和思政课与专业课在育人功能上的分裂。但这种状态不能充分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和期待。
大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本质上是对成人与成才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相互联系、互相促进。一方面，成人需要蕴涵着成才需要，一个有益于他人、人民和国家民族的人，必须拥有满足他人、人民和国家民族需要的才干，才能真正成为有德之人，即成人必须成才；另一方面，成才需要也蕴涵着成人需要，真正的“才”，不是满足一己私欲而是造福人民和民族的才能，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成人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是成才的必备条件，因为任何才能都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价值理性的根基，所以成才也必须成人。
时下，思政课程以“课程思政”的形式向专业课程拓展和延伸，通过发掘专业课中的德育元素，以期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实现成人教育与成才教育的统一。此举凸显出了专业课程本来就有的“德育”功能，在占比很大的专业课程中实现了成人教育的“全覆盖”，其意义重大而深远。由此反观思政课，在坚持价值性和立德树人主阵地的同时，也不应囿于成人教育而无视大学生成才需要，而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成才教育。
成才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成人教育内生的必然要求。问题在于，大学生对思政课的成才功能是否有所期待？答案是明确的。毋庸讳言，当下大学生对专业课的重视程度普遍高于思政课，调查分析显示，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思政课对专业学习和成才没有帮助，在思政课上没有获得成才需要的满足。部分学生用逃课、上课不认真听讲等消极方式，表达对这种忽视成才教育的思政课的不满。
诚然，各门课程都有自己的学科背景和知识体系，有特定的教学内容和目标，然而无论这方面的差异有多大，都无法改变它的成人与成才相统一的教育功能，也就是说，任何课程教学都必须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在这一点上思政课也概莫能外。
思政课具有强大的育才功能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政课，具有强大的成才教育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以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就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各门科学和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给予科学研究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以具体科学的发展成果为依据，反过来又指导具体科学进一步发展，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决定了思政课程应当、必须也能够满足大学生的成才需要。大学生接受的是专业教育，这种教育通常以若干门具体学科为支撑，有其特定的知识视野和思维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比，无疑是一种“个别”或“特殊”。大学生要想真正成为某一专业或学科的“行家里手”，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专业学科的认识和实践中自觉接受其指导，强化运用能力，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大学生成才的内在要求，是建功立业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政课是“授人以渔”的基础理论课，专业课的学习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不断强化和实际运用。
从专业知识学习本身看，大学生也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洗礼。上世纪90年代，安德森等人将认知目标从低阶到高阶依次排列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前三者为低阶学习，后三者为高阶学习。高校日益重视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注重大学生高阶学习能力的培养。高阶学习能力的核心是高阶思维，主要指创新能力、问题求解能力、决策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集中体现了知识时代对人才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是适应知识时代发展的关键能力。高阶学习能力必须建立在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基础之上，这是其他学科和课程无法替代的。高阶学习能力的培养，极大凸显了思政课在大学生成才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坚持实践性原则，关注现实世界，主张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也要以现实为检验标准；坚持辩证性原则，认为任何事物都包括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方面，要坚持适度原则促进二者的统一；坚持批判性原则，肯定发展的无限性和上升性，不故步自封，对真理抱真诚客观的态度，不盲从权威。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以三大功能满足大学生成才需要：从认识功能来看，通过哲学思维，人们可以对具体活动进行一般规律及本质的认识，这便克服了表象认识的缺陷，从而科学指导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批判功能来看，哲学思维可以通过批判活动，引导人们对具体活动进行反思，从而不断指引人们寻求正确、科学的解决方法；从建构功能来看，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通过哲学思维，可以指导人们掌握改造客观活动的实际方法。
如何发挥思政课的育才功能
思政课成才功能被弱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专业课学习对思政课学习高阶思维培育的内生需求被遮蔽或抑制了。
我们要在教学中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实践中“活”起来，恢复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智慧结晶的本来面貌，充分发挥其对大学生成才教育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只有把它转化为教学体系，才能有效地开展教育教学。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即精髓，“管用”强调实践性导向。因此，在思政课程的教学中，应当重点突出实事求是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全面历史分析问题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系统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价值评价方法、社会分析方法、人的分析方法。这10大方法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全部，但却是它的核心部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大学生增加学科专业造诣所必备的科学素养。
在思政课教学中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学的关键是，不仅向学生说清楚“是什么”，更要说清楚“为什么”和“如何用”。只有坚持学理阐述和实践应用并重原则，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才能彰显出独特魅力，学生才能真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
在专业课程中开展的专业教学，也必须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的实践应用和巩固强化展开教学活动。在专业课教学中，可以运用“触点式思维”，即在专业学科知识体系中寻找学科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触点”，顺其自然而不牵强附会，使学生在不经意间、犹如春雨润物般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化，心智得以开启，视野得以拓展，境界得以提升。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育是“三全育人”的重要推进器。由于方法的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广泛渗透在所有教育教学环节，能有效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因此，思政课老师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学体系，在思政课各门课程的教学中，积极主动地引导大学生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专业课老师要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育教学视为自己的“正业”，强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和实践应用能力，做好与本学科方法有机结合工作，把专业知识和方法的传授过程，同时变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育和应用的过程。（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08月27日）
企业组织变革下的高校人才培养
王永生
数据显示，2030年全球将有8亿人的岗位被机器取代，1亿中国人将面临职业转换。早在2017年的世界物联网博览会上，马云就曾宣布：“未来世界程序化的工作都会被机器所取代，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人活得更像人，机器更像机器。”的确，如今AI技术正逐渐走出实验室，走进人们的生活。未来AI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尊重科技拥抱科技的社会一定能够向好而生。
组织变革呼唤什么样的人才
人类过去25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产业及企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化、组织与人关系的重构。
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加速了信息流动，降低了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分析的成本，生产过程智能化的趋势越发明显，也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路上，以可再生能源、互联网通信、智能化和数字化制造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的到来，也正在深刻改变着产业和企业的组织方式。很多企业都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积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依赖人力和资源投入的思维定式与习惯，按照智能化的思维，促进生产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
这一切也引起了社会职业及就业结构转型，程序化、非创意性的工作毫无疑问将被人工智能解决，依赖多学科、多领域、大跨度的非程序化、创意性的工作需求将持续增加。
可以肯定，相对于单技能型的人才来说，未来有创新能力的跨界型复合人才将真正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体，他们就业创业的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将越来越宽广。
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新型组织形态需要新型人才，新型人才也需要新型的教育来支撑。事实上，当前的高等教育作为人才的供给方，确实正在以支撑引领国家现代化为目标，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组织变革的迫切要求为出发点，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宽广的视野，推进自身的变革，实现内涵发展，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促进教育和产业、创新的有效链接。
更新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走出的改革第一步。2018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鲜明地提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教育理念。“以本为本”旨在推动本科教育重新回到大学办学的核心基础地位，在思想上把学校办学重点真正放在本科教育方面。“四个回归”是要求高等教育实现“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要求发展厚重的本科教育，打牢人才成长的根基。不仅要关注显在的知识和能力，更要关注潜隐的人格和价值；同时把人才培养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使培养的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仅仅是“单向度的技能型人”。
高等教育为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正在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突破，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高等教育创新什么样的实践
众多高校都在主动谋划，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组织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契合度，推动实现自身的“变轨超车”。
为适应变革需求，高校必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刚刚过去的4月份，教育部召开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通过计划2.0的实施，将引导高校全面优化专业结构，发展新兴前沿学科专业，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在人才培养上，新工科更加注重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推动工程教育改革，设计专业新结构与课程体系，希望实现从学科导向转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打造工程教育开放融合新生态，培养卓越复合型工程师。
新的教育目标引领着教育教学形态的重塑。高等教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教的中心”向“学的中心”转移。比如推动课堂革命、治理水课、打造金课、以智能信息技术推动智慧教育快速发展。在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中，更注重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在学习过程中彰显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让学习的“过程价值”远大于作为探索结果的“知识价值”。（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7月15日，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
【他山之石】
广东打造高教“联合舰队”
在5G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核心技术是决胜的关键。近日，科技部公布了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2018年度拟立项的项目信息，广东高校表现亮眼。
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开展新型网络与高效传输全技术链研发，助力我国成为B5G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和标准研发等方面的全球引领者。在该专项中，10所高校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拟承担15个项目，5所广东省内高校拟承担8项。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3所高校分别承担2项，承担项目数与清华大学并列第一。在拨款经费方面，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牵头总经费分别为9260万元、7446万元、6385万元，在10所高校中分别位列第一、第二、第四。
这5所广东省内高校都是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参建高校。近年来，在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省市共建本科高校等系列高等教育重大工程基础上，广东以前瞻性谋划、大手笔投入、大力度改革，对省内主要本科高校重新排兵布阵，推出“冲补强”计划，改“一列纵队”为“三大军团”，分类扶持。参建高校在不同层次争创一流，特色内涵发展，为广东乃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提供强有力人才、智力支撑。
“顶天立地”冲向高教强省
大而不强是广东高等教育的“心头痛”。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0年保持全国第一，常住人口连续13年排名第一，全省高校在校生近20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大省。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入、二孩政策深入实施等原因，广东学龄人口持续增长，自2013年起，广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全国率先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并接连推出了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省市共建本科高校、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经过三年的高强度建设、超常规投入，广东高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从“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大赛获奖数来看，广东省内高校近年来进步飞快，位居全国前列。但在国家“双一流”学科数、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类学科数、两院院士新增选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数、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等厚积才能薄发的领域，广东仍较为逊色。
“我省高等教育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不多，粤东西北地区高校整体实力偏弱，部分高校办学特色还不够鲜明，高等教育支撑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还不足。”在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景李虎看来，这些问题不仅与广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不相适应，还与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强烈期盼不相称。
2018年1月，广东经过深入调研、全盘谋划，充分考虑前期高等教育系列工程建设基础，以增量方式统筹推进“冲补强”计划。该计划由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北地区高校振兴计划、特色高校提升计划三个子计划构成，参建高校按办学水平、地域、特色等因素，对应分成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三类组团，分类发展。
自此，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吹响“顶天立地”的奋进号角。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承担“顶天”重任，分为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两类进行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省的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邢锋认为，“冲一流”的高校是塔尖，它们集中在珠三角核心区域，而粤东西北地区高校数量少、实力弱。广东直面痛点，引导粤东粤西粤北地方高校、特色行业高校扎根地方或行业，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或行业产业特色发展，成为“立地”的塔基、塔身。
为在三年建设周期内，推动全省41所本科高校和147个重点建设学科“极速前进”，广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财政投入，省财政计划三年投入130亿元。
用“改革灯塔”引导高校“百舸争流”
改革创新是广东的天然基因。在推进“冲补强”计划时，广东以问题为导向，围绕“人、财、物”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内生活力。广东还通过分类指导，推动参建高校错位、特色、内涵式发展。
“原来由于投入结构和管理制度不太合理，用钱的很难管得了钱，花钱的很难决定钱怎么花。”景李虎直指痛点，原来专项资金太多，容易捆住高校领导的手脚。在他看来，钱应该投到哪里、投多少，高校领导自己心里更有一杆秤。
去年，广东对症下药，出台新政，打破逐事审批的传统做法。省财政下放资金审批权，教育专项资金使用只需经广东省教育厅党组会议集体审议、分管省领导审核，报省财政厅备案即可，实现教育经费总量管理。广东省教育厅打破推动工作靠专项的路径依赖，向“冲补强”计划参建高校下放资金使用权，实现经费一揽子方案。
对“冲补强”计划专项资金，参建高校可以自主确定资金分配和投向，干好大事。中山大学曾以文科、理科和医科见长，工科是其短板。而广东正值创新驱动关键期，对工科方面的大成果尤其渴求。近年来，中山大学顺势而上，充分运用自主权，将资金等资源向“天琴计划”等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倾斜，工科综合实力尤其是产业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有“放”也要有“管”。广东省教育厅引导参建高校有所为、有所不为，根据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调整学科专业。为鼓励参建高校以长远眼光进行布局，把“冲补强”计划专项资金用在刀刃上，广东省教育厅列出不允许用于普遍提升全校教职工工资待遇、偿还贷款等负面清单，并提前三年告知各学校每年专项资金大概数量。
为引导高校进一步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广东对不同组团高校适用不同的绩效考核体系。对于冲一流的高校，广东建立以ESI全球排名、国家科技奖励等通用核心指标为主的绩效考核体系，实行目标管理。对于补短板、强特色的高校，广东是结果性指标和过程性指标并重，并分别着重考核短板改善情况、特色学科发展情况。
“我们还根据投入产出绩效比，构建优上劣下、奖先罚后的绩效管理机制。参建高校上一年度的综合表现，将直接影响当年专项资金额度。”景李虎介绍，广东工大、华南农业大学就因上一年度绩效考核表现突出，分别获得约2000万元奖励，而表现不佳的少数高校专项资金则被削减。
“学术势能”转变为“产业发展动能”
“学科之树纵向生长，我们提炼出学科优势特色，牵手全球高端人才，通过研究所等平台促进产学研，把学科高势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中科院院士、南科大校长陈十一介绍，该校6个入选“冲补强”计划的重点建设学科，基本都建立了“特色基础学科为龙头”+“市一级科研应用平台”的新型产学研格局。
“冲补强”计划引导参建高校积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增强引领式创新能力，服务地方创新驱动和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和“星星之火”。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与清华大学等联合打造了石化装备智能安全技术体系，为茂名石化等企业新增利润7.1亿元。该校根据区域产业需求，与茂名市等地共同重点打造化学工程与技术等五大理工科学科专业群，助力广东做强做优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
广东统筹考虑国家战略、行业区域急需等因素，引导“三大军团”努力补齐全省理工科学科这一短板，打造教育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协同联动体制。“冲补强”计划重点建设的147个学科中，理工科学科占据超过半壁江山。冲一流高校则瞄准重大战略需求，在优势特色学科“高原”上打造“高峰”。补短板高校则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柱产业发展需求，与地方政府共同确定重点建设学科，奋力争先。
“冲补强”计划参建高校理工科等学科正异军突起。据统计，参建高校共72个学科入围ESI排名前1%，比2018年1月增加12个，稳居全国第四；6个学科入围全球排名前1‰。同时，“冲补强”计划强调人才培养的本位性，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作为根本指向之一，参建高校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华南农大与温氏集团等一批大型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协同育人，通过共同设计培养方案等方式，构建“校内课程学习+企业课程学习+公司实习实训”的教学模式。一大批下得去、稳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振兴带头人正脱颖而出。
自2018年1月以来，“冲补强”计划参建高校以第一完成单位斩获3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9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共承担2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专利授权达12988件。（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9-07-12）
【高教资讯】
科技部、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通知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
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和中科院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法依规行使科研相关自主权，充分调动单位和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创新动力活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适用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中央级科研院所，从“完善机构运行管理机制”“优化科研管理机制”“改革相关人事管理方式”“完善绩效工资分配方式”“确保政策落实见效”等方面出台具体措施，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法依规行使科研相关自主权。
《意见》指出，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改革精神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组织所属高校完善章程，推动科研院所制定章程，科学确定不同类型单位的职能定位和权利责任边界。（来源：人民日报2019-08-21）
大学生暑假打工青睐“职业技能”岗位
近日发布的《95后VS 00后：2019暑假职场生存数据报告》显示，95后大学生是暑假工主要构成人群，00后占比在逐渐上涨；首批00后大学生已经进入预备“职场”，体验社会工作的酸甜苦辣。
报告由一站式灵活用工平台“兼职猫”发布，调研数据来源于该平台2600万求职用户，时间跨度为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结果显示，“职业技能”“餐饮服务”“实习”，是大学生暑假打工最多选择的从业方向。95后、00后的他们对于暑假工的选择倾向呈现分化现象，前者更青睐高成长性岗位，更倾向于脑力劳动，如办公室类实习等技能岗位，而后者则“来者不拒”，对于户外作业或劳动输出型岗位亦可接受，更期望接触社会。报告从企业用工角度出发，观察与就业人员不同视角的暑假职场现状。由于季节性用工或从企业成本层面等因素，零售、互联网、工厂类企业成为暑假兼职需求最旺去处，用工需求增加为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排在其后的是餐饮、市场推广类企业。（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07-04）
《智慧学习工场2020建设标准指引》发布
近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发布《智慧学习工场2020建设标准指引》，并宣布实施智慧学习工场2020建设标准的指引、认定、咨询和培训等工作。智慧学习工场作为产教融合的新载体，将推动产教融合向着试点更广泛、要素更聚集、模式更灵巧、载体更丰富、内涵更兼蓄、创新更协同的方向演化升级。
自2017年10月以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在多个层面开展多种类型的智慧学习工场创新实验，先后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金融、先进设计与增材制造、新商科等领域进行学科专业集群型实验，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启“乡村振兴学院”园区型实验，以及康复大学、中山科技大学、佛山理工大学、金华理工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新型大学与校区设计实验，与首批五家试点单位合作开展“学硕创新工作站”单一功能型实验，还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启动初期实验。
据悉，智慧学习工场创新实验过程中，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同步启动了智慧学习工场2020系列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标准是在总结了多层次、多类型创新实验案例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内外最新理论，对关键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后形成的。（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08-06 ，有删减）
首届中国光学科技奖颁奖：北大南大浙大获一等奖
2019年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大会暨成立40周年庆典活动10日在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会上颁发了首届中国光学科技奖，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的科研成果分别获得3个一等奖，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的成果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首届中国光学科技奖共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2名。北京大学完成的“飞秒激光与原子分子作用的电离机制及相干控制”项目、南京大学完成的“超构材料光子芯片”项目分别获得基础研究类的一等奖，浙江大学和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超分辨光学微纳显微成像技术”项目获得应用成果类的一等奖。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与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的成果分获二等奖，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华南理工大学与广州新视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成果分获三等奖。（来源：新华社 2019-08-11）
东北大学获第十八届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季军
2019年第18届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国际赛总决赛8月25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较量，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丛德宏老师指导的ACTION团队从16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参赛队中杀出重围，最终夺得第十八届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季军！此外，ACTION团队还荣获大赛最佳技术奖。
今年8月23-25日，东大ACTION团队出征蒙古，征战第18届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国际赛总决赛。东北大学的“脊梁”四足机器人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赛！“挺”起使命担当，“迈”出中国速度！
参赛的这支东北大学ACTION创新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队员主要来自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学院。“拒绝平庸，挑战极限”东大ACTION团队从2016年到2019年连续4年获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CON）总冠军，创造该项赛事连续夺冠高校新记录。（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08-2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