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9年第07期 总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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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19年7月30日
本期导读
【高教新政】
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
【高教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视角的学科评估思考
新时代医科院校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高教视点】
高校“十四五”规划应考虑的问题
准确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
【他山之石】
医学精英教育才能给生命以最好的照护
【高教资讯】
陈宝生：至2020年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
2019自然指数年度榜单发布17家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位居全球百强
10所中国内地高校有学科排名世界第一
在这个高精尖领域，中国已成为领军者
16所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通过认证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拟推荐项目出炉20所大学上榜
我国学者新技术突破拍出肝癌细胞“超清写真”
中山大学完成全球首个AI医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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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新政】
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推动高校深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结合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实施，加快构建高校支撑乡村振兴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升高校乡村振兴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发挥科研育人、实践育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提升乡村振兴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坚持创新引领。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组织模式，加强协同创新，完善评价体系，针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充分发挥高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
坚持服务导向。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大需求，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推进产教融合，加快一流农业大学、一流农业学科建设，努力形成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新局面。
坚持开放协同。促进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地方政府、高校与企业等各类各层次之间的深度合作与开放共享，统筹好各渠道资源，加强行动间的系统衔接，形成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合力。
坚持国际视野。高校围绕全球农业问题、环境问题、粮食安全、人类营养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农业农村发展与减贫事业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三）主要目标
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求为目标，通过五年时间，逐步完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强化高校科技和人才支撑体系，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能力和质量显著提升，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使高校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和成果供给的重要力量、高层次人才培养集聚的高地、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政策咨询研究的高端智库。
二、重点任务
发挥高校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全面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施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七大行动。
（一）科学研究支撑行动
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技术创新策源地的重要作用，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引领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提高我国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提升前沿科学与技术水平。支持高校围绕国际农业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发展需求，提升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在农业生物组学、生物育种等战略必争领域不断形成新的优势，在新一代系统设计育种、合成生物学等农业重大科学与前沿技术方面加强布局，抢占农业科技发展制高点。
——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创新。发挥高校学科综合优势，促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与农业发展的交叉融合，带动农业向绿色、智能发展的技术变革。支持高校以信息化主导的智能农业，生物技术引领的农业生物制造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技术为导向，加强交叉融合的创新布局，探索新模式，引领新方向。
——加强乡村振兴的战略研究。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重大、热点、前瞻性问题开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专栏1：科学研究支撑
1.强化农业领域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围绕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效益，重点解决农业生物遗传与基因编辑、农艺性状与生境互作、重要病虫害和疫病致病机理、动植物优良种质资源挖掘、作物高光效机理、农业资源演进与利用、气候与生态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乡村治理、农村组织等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发掘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与农业领域交叉融合的前沿技术，以高科技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
2.组织承担农业农村重大科技任务。积极参与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和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积极争取在主要农产品供给、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智慧农业、现代林业、现代海洋农业、宜居村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承担重点任务。
3.建设高校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高端智库。支持高校开展乡村调查研究，聚焦乡村发展热点问题，加强城乡融合发展，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乡村基层结构与社会治理、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祉与村庄民生等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咨询。
（二）技术创新攻关行动
支持高校加强服务乡村振兴技术创新，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强化联合攻关、推广转化与集成应用，解决制约和影响农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与装备。加快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及其他新兴科技与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重点突破重要动植物高效育种、农业标准化、农业大数据与信息化、智能农机装备与制造、食品制造等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
——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创新。面向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等重大战略需求，在大宗重要农产品安全生产供给、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食品健康与营养、农业装备现代化和信息化改造、农产品创新性利用等领域加强创新研究，形成技术支撑体系。
专栏2：技术创新攻关
1.现代农业产业支撑关键技术创新。围绕影响现代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加快高效育种、农业生物制造、农业标准化、农业大数据等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系统部署，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围绕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宗作物、现代畜牧业、渔业、园艺、林业及草业现代化提质增效的重大需求，通过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形成系统化科技支撑体系。重点突破农机农艺信息融合、生产全程机械化、运营智慧化、农产品加工精细化等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着力提升产业高效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能力，引领优势特色农业现代化。
2.农业生态安全科技创新。以乡村生态宜居和农业生态安全保障为目标，攻克人居环境重大科技需求，开展农业发展绿色行动，推进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和优美生态环境有机融合。
3.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支持高校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对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系统突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键科学问题，助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三）能力建设提升行动
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围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以科技创新基地和高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为抓手，加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能力建设。
——加强农业农村领域重大条件平台建设。支持高校积极牵头或参与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馆）等国家级科技平台基地。新建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提升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条件能力。
——建设乡村振兴的协同创新平台。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乡村和企业等主体协同互动，建设乡村振兴协同创新中心。支持高校以地理分布和地域农业特色为基础，建设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性乡村建设试验基地。加强高校与政府农技推广机构、农业科研院所、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紧密衔接，整合资源，互补优势，形成横向联动、纵向贯通、多方协同的乡村振兴服务新模式。
——加强高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优化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布局，成立全国性和区域性联盟，构建国家需求导向、项目任务带动、平台资源共享、学科优势互补的高校乡村振兴科技服务机制。支持高校以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为依托，统筹现有综合示范基地、特色产业基地、分布式服务站以及教授工作站、实验站等平台，选择典型县市、乡镇或村庄，通过资源集聚，推动学校科技成果与地方、企业需求对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创新发展，把高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
专栏3 能力建设提升
1.建设高校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支持高校采取校地、校企共建等形式，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各类园区，建设一批以农业应用技术研发、产业科研试验和农业区域示范为特色的高校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有效放大辐射带动效应。
2.加强乡村振兴服务基地建设。以高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基地为基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互联网+”条件下的乡村振兴服务手段，支持高校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与地方政府、涉农企业等合作建设一批集科研试验、技术示范与推广、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振兴服务基地，建立校地、校企合作研发、合作转化、合作推广、合作育人的长效机制。
3.加强高校乡村振兴科技服务联盟建设。建立全国高校乡村振兴科技服务联盟及区域性高校乡村振兴科技服务联盟。以联盟为抓手，构建高校乡村振兴的创新链、服务链，建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收益分享机制和大型仪器设备、实验基地、生物资源和信息文献等共享信息平台，转变高校过去传统个体化、自发性为主的服务方式，发展为多高校、多学科、多领域、多区域、多团队共同参与的协同服务新局面。
（四）人才培养提质行动
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加快培养不同类型农林人才，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促进学科专业发展建设。支持高校加强农学、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涉农学科与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升级改造现有涉农学科专业。进一步加强交叉学科和新兴涉农专业建设，加快建设生物技术、智慧农业、智能装备、农业遗产、休闲农业、共享农业、航天农业、互联网农业以及农业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新兴学科，发展新兴涉农专业。
——强化人才培养。深入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支持高校围绕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建设一批一流农林专业，打造一批线上线下精品课程，推动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模式创新，构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与校外实习基地联动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一批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加强基层人才能力培训。支持和鼓励高校对农业技术人员、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农村实用人才等开展常态化培训，重点加强对在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家庭农场主、科技示范户等生产经营主体的专业技术技能和科技素质提升开展培训。
专栏4：人才培养提质
1.创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支持高校在乡村振兴拔尖创新、复合应用和实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深化改革，开设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政产学研通力配合的乡村振兴实验班，推进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加大教师队伍、教学条件建设等方面的建设力度，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接班人。
2.加强乡村振兴高层次人才培养。积极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鼓励和引导高校适度扩大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培养青年创客、“新农人”等乡村振兴高端人才，推动青年人才扎根乡村创业。
3.广泛开展乡村振兴基层人才培训。加强高校培训能力建设，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培训需求，编制培训教材、制定培训方案、创新培训模式。建立高校与政府的协同培训机制。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技骨干、新型职业农民、大学生村官以及“三农”党政干部等开展专题培训。面向乡村基层干部和涉农人员开展成人学历提升教育。
（五）成果推广转化行动
支持高校围绕农业产业发展需求选题立项，研发新品种，集成新技术，探索新模式，形成一批先进适用农业科技成果，联合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开展成果推广转化示范。
——加快农业技术转移转化。鼓励高校建立一批技术转移中心、成果孵化平台等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面向企业的技术服务网络，通过研发合作、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等多种形式，实现科技成果市场价值。支持高校与行业部门加强合作，在乡村产业、教育、文化、医疗、建筑、交通、生态、安全等领域孵化一批乡村振兴引领型企业，推动形成若干产业集群和乡村振兴示范村。
——打通转移转化机制障碍。健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方式，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加强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健全农业科技领域分配政策，落实科研成果转化及农业科技创新激励相关政策。
——服务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与乡村产业兴旺的重大需求，鼓励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基地等开展农业农村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支持建设一批有示范性的高校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基地，支持高校师生开展农业农村领域创新创业活动，推进高校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和产业应用。
专栏5：成果推广转化
1.构建高校乡村产业振兴创新联盟。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地方政府等深度合作建立产学研联盟，构建集科技服务、科技孵化、专利运营为一体的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立健全专家教授驻村、驻企等对口联系服务制度，建立专家大院、院士工作站、教授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学生实践基地等，鼓励科研人员在生产一线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2.鼓励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组织高校学生积极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农业”赛道）等赛事，参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活动，围绕农业产业发展、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农业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创新创业实践，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营造全社会共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氛围。
3.加快重大成果的推广应用。深入推进高校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围绕地方主导产业和高校优势学科，推进高校间、校地企等多种形式合作，探索建立产业推广联盟。探索“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地-基层技术示范与推广站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两地一站一体”链条式推广模式。指导和推动高校利用“互联网+”建设农业科研技术信息服务平台。
（六）脱贫攻坚助力行动
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与科技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引导，积极开展精准脱贫行动，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开展精准脱贫的实验示范。支持高校围绕精准脱贫总目标，开展教育、文化、经济、生态的一体化试验与示范，探索政府、企业、农户及社会主体综合协调的脱贫机制。总结和集成中国特色的精准脱贫理论，为国际反贫困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书写科技脱贫攻坚“高校样本”。支持高校组织专家学者、科技服务团等专业力量，深入贫困地区一线，带动企业、校友等多方力量帮助贫困地区打造新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在延伸产业链、拓展农业功能、发展新型业态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贫困地区“三产”融合发展，打造脱贫攻坚的“高校样本”。
专栏6：脱贫攻坚助力
1.精准脱贫机制综合实验示范区专项。引导高校进行精准脱贫机制综合实验示范区建设，围绕致贫的制度和非制度性因素，构建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农户为主体，高校与其他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长效发展机制。
2.区域农业生态治理创新工程。重点针对华北地下水紧缺、东北黑土地退化、西北荒漠化、西南石漠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北方农田盐碱化等进行科技创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七）国际合作提升行动
支持高校与发达国家开展高水平合作，强化农业科技交流，联合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支持高校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高水平国际合作。支持国内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开展粮食安全、农业政策交流、种质资源交换、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对外投资促进、农业合作规划等相关科研交流活动，开展农机、种子、农药、化肥和农产品加工等优势农业产能合作研究。
——促进国际人才交流。支持高校引进国际知名学者参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鼓励和支持国内学生赴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农业发达的国家留学，多方式、多渠道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与国际主要学术组织合作，积极承办重大国际学术会议。
——提升开放创新服务水平。实施《高校科技创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计划》。支持高校与国外机构建立优势互补的实质性、多层次、多渠道合作。发挥高校农业走出去社会化服务组织作用，为我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海外拓展提供境外农业资讯与咨询服务，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中非合作”中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专栏7：国际合作提升
1.打造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新建一批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基地，吸引汇聚国际学术大师，扩展农业研究国际视野；新建一批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开展农业科技前沿合作创新；新建一批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推动海外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工作。
2.举办国际乡村建设高峰论坛。支持有条件高校联合国内外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国内选择典型区域建设永久性的主题和特色鲜明的高层次乡村振兴国际学术论坛，及时交流国内外乡村建设学术研究进展和实践经验。
三、支持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引导多元投入支持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各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要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统筹各类资源、加大探索力度，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支持乡村振兴领域交叉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推广转化等工作。
（二）强化实施落实
各高校应成立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领导小组，积极研究制定具体落实举措，细化行动方案，并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发挥其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三）创新体制机制
持续深化高校“放管服”改革；根据高校性质和类别，自主设置相应比例的农业技术推广岗位，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质量和成效为导向，充分调动各类科技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积极性；完善乡村振兴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多样化评价机制，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服务乡村振兴。
（四）加强宣传推广
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高校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重大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各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直属高校要及时总结报送本地或本校典型经验和做法，加强服务乡村振兴典型事迹与人物的宣传报道，强化典型带动，形成示范效应。（来源：教育部网站 2019-06-12）
【高教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视角的学科评估思考
张 炜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绘就了路线图。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评估体系，当前，第五轮学科评估在即，“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学科评估体系”至关重要。
一、学科概念及学科设置
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学校教学的科目以及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国内文献一般将学科英译为“discipline”，但二者的词义并非完全一致。
人类系统化了的知识主要是以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但对于知识的划分却是人为的产物。由于划分的目的、维度和需要不同，划分的结果并非绝对和唯一。一般来说，可以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框架划分，也可以按实证学科与规范学科的框架划分，自然科学还可按照科学学科、技术学科、工程学科的框架划分，体现了对于学科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判断，相互之间有可能存在差异和矛盾，但不可将不同的划分方法相互割裂和对立。另外，由于学科的细化与交叉融合并存与发展，不少高校出现了一学科多学院（系）和一学院（系）多学科的状况，给现代大学治理带来了挑战。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高校设置了大量新的学科专业。为了收录全国中学后教育机构开设的学科专业，进行分类和赋予代码，提供信息服务，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通过收集信息、归总分类、征求意见，研究开发了学科专业分类系统（CIP），分为学术型、专业应用型、职业技术型3类，通用于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各个学历层次水平的教育。CIP于1980年颁布，1985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修订了4次。
在2000版CIP（CIP-2000）中，有38个两位数代码、360多个4位数代码、1300多个6位数代码。在CIP-2010中，这3个级别的代码数量又都有所增加。笔者认为，由于中美两国学科专业分类方法不同，不可简单地将美国CIP的两位数代码、4位数代码和6位数代码与我国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类比，并以此贸然判断两国间学科数量的多寡。
NCES按照学科专业新增标准、删除标准及整合原则，对高校现有学科专业进行筛选、汇总、归类和发布，在历年《教育统计摘要》中，都会根据CIP代码发布相关信息，但并不严格按照CIP的分类体系。如关于“学习的学科专业”（major field of study），《教育统计摘要2001》的表213中，以26个类别对在校学生进行分类统计，而表266至表270均以34个类别分析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情况；《教育统计摘要2017》的表311.60中，以45个类别统计入学学生情况。
关于“学科分类”（discipline division），《教育统计摘要2001》的表255至表257中，以32个类别分析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的年度变化；而表262以40个类别划分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不同类型高校；《教育统计摘要2017》的表320.10和321.10中，以35个类别对非学历教育证书和副学士学位授予情况进行统计。
另外，关于学科目录的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侧重于管理上的“规范功能”，主要“是管理者对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进行管理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之一”，高校围绕政府划定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学科建设；另一种侧重于管理上的“统计功能”，主要用于高校学科专业现状的信息发布，便于高校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实践中，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国更多地采用前一种模式，但也在试点推进自主设置学科专业，扬长避短、各取所长，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已有31所高校获准可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二、学习借鉴与中国经验
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不断加强，人员和技术的快速流动，这些都对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至今尚未查到“学科建设”相应的英文术语，但从我国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些都是一些国家高校学科发展的着力点。在政府问责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对本国大学的教育和科研进行评估，尽管受到不少质疑和诟病，但似乎目前还没有找到新的、更为有效和广为接受的替代方法，一些研究提出的绩效评价模型，其“可用性和实效性存在较多挑战”。
（一）美国
美国宪法规定教育管理权划归各州，这可能是美国联邦政府未直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高校评估或学科评估的一个主要原因。但美国也有多种形式和途径的相关评估，联邦政府在此方面也并非无所作为，特别是通过认证来实现对高校评估和问责的目的。
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在美国出现于19世纪后期。截至2017年，美国共有7个地区性认证机构、5个全国性宗教类院校认证机构和7个全国性职业院校认证机构。主要由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或国家教育部（USDE）审查并考核这些认证机构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并以此决定是否同意其列入认证机构名录，来监督对高校和学科的评估。
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既包括院校认证，也包括学科专业认证，二者有所不同。高校认证重点关注4个方面：一是学校如何测度学生学习；二是学校如何评估所开课程；三是学校如何使用上述评估改进它们的课程和培养过程；四是学校如何与认证机构和在校生分享学生学习的信息，如毕业率、许可通过率（licensure passage rates）和就业情况等。高校认证要对学校所有的学院、系、学科和相关活动进行认证，而学科认证则对一个本学科领域的专业学院、系或学科专业进行认证。
联邦政府将认证视为高等教育质量的“守护者”，认证结果成为美国政府财政拨款和高校获得资助的重要依据。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如果学校或学科不参加或未能通过认证，似乎也能继续生存，但实际上就失去了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和学生资助的资格。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高校和学科是否参加认证就并非是“自愿”（voluntary）行为。
同时，一些州政府推动实施标杆管理以及组织开展院校研究，也都含有评估的因素。另外，美国研究理事会（NRC）于1982年、1995年和2006年组织开展了3次博士点评估。需要注意的是，NRC对于博士点的参评有限制条件，一是所评学科在美国近５年至少授予了500个博士学位、至少有25所高校有授权点；二是参评高校的参评博士点在过去5年至少授予了5个博士学位。评估方法也经历了从声誉调查到量化评估、从规模数据到人均和比例数据、从主观到客观的3个转变。2006年，221所高校的5000个博士点参与了评估。
（二）英国
英国政府通过制定学术标准加强对大学的质量管理。1990年，聘请资深学术人员对高校的学术标准和质量管理进行同行评估。1997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成立之后，接手已于1993年启动的教学质量评估（TQA），2001年才结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评估结果却招致大量的批评。
2003年，QAA启动了院校审核（institutional audit），于2005年完成，重点审核高校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机制的有效性；二是院校公开的有关课程质量和学术标准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三是院校层面和学科层面的内部质量保证运作程序的实际情况。
英国政府还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机构加强对高校科研的绩效管理。根据《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分别成立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3个拨款机构。1992年起，英格兰开始实施对高校的科研评估（RAE），评估结果与拨款挂钩。
2014年，RAE被科研卓越框架（REF）取代，针对以往评估中存在的分组太多导致机构臃肿、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等弊端，REF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由“科研产出导向”向“社会价值导向”倾斜，整合评估单元和专家小组，以专家评议为主、计量评估为辅，量化数据“仅供同行专家作为评估参考，暂未作为评估的主要工具”，其结果依然与英国政府对大学的拨款直接相关。
对于上述评估，赞扬和诟病都不少。批评意见主要有：过度的工作压力，对教学的忽略，追求数量忽略质量，员工学术道德和学术质量下降，科研经费分配的马太效应，细致繁琐的评估要求对于大学自主性的侵蚀，组织评估的管理者权力日益膨胀，权力的天平从学者向行政人员倾斜等，甚至还有“废除学科评估，重建英国高校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传统”等比较极端的声音，英国新一轮的评估值得关注。
（三）中国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要增强“四个自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学科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从高校层面看，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提高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平台，对于高校发展起到了统领作用、推动作用和奠基作用。
实际上，“学科建设”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用以指称我国高等学校中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相关的各种活动”，或者说是对学科演进的一种促进和引导活动，“既包括学科的合理划分、学科的恰当设置、学科的逐级建制化，也包括学科布局和结构的调整，甚至包括学科环境的营造。”而对于上述活动的评价，就是学科评估的应有之义。
同时，学科建设的成效评价对于学科评估有明确需求，而学科评估又促进了学科建设工作。实践证明，学科评估是检验学科建设水平、诊断学科发展问题、衡量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推动学科稳健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我国的学科评估在起步阶段，曾借鉴了国外相关经验和做法。如在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支持下，两国专家在高校重点学科评估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于1997年共同提出“对中国科研及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建议方案”，并对此方案在中国的实际操作效果进行了检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探索出一套比较成熟可行、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评估体系，对推动学科内涵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应持续坚持、不断完善、总结提高、主动发声，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树立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永立潮头的决心，有些国外尚未做过或没有做好的评估工作，恰恰可能是我们的创新亮点和超越之处。实际上，当前一些国家也在关注和学习我国学科建设与评估的经验，对此应坚定自信。
目前，我国实施的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中心）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是以第三方的方式开展的非行政性、选优性、服务性评估项目，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持续性的特征”，取得了成效和经验，也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通过进一步的“系统性改进升级”，有助于学科评估促进高等教育教育结构、方法、内容、手段、体制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进程，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三、学科评估的中国特色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构建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这既充分肯定了评估的重要作用，也对如何完善评估提出了要求。应不断探索科学的评估方式方法，进一步促进学科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化，健全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日趋完备、水平稳步提升、特色更加鲜明、贡献度不断提高、现代化加速推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高等教育整体上达到世界中上水平，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四个服务”，立足基本国情，着力改革创新，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之路。
（二）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方面，要坚持以育人为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当中，深入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立德树人工作及成效是学科评估的核心内容、根本导向和首要标准，要以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评估重点，“建立正确评价导向，检验育人内涵、育人体系、育人目标的落实成效”，聚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对办学理念、培养定位、生源质量、培养过程、课程体系、毕业生质量等的多维评价，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促进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合理把握定量指标和定性评价的平衡，引导教师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突出对国家战略和发展的贡献，使学科评估为人才培养营造更好的制度空间。
（三）分层定位与分类评价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建立完善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我国即将步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更加多样，即由单一人才向多样化人才过渡，由适龄教育向终身教育过渡。
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构建适应终身学习需要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全时学习和在职学习相结合的新型开放高等教育系统，并加强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和沟通，为建立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和能够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做贡献，高等学校的分层定位越发重要。
因此，高等学校之间的基础、实力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的地位、承担的任务有所差异，但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学科特色，这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充分挖掘传统，因地因校制宜，找准自己的发展坐标和位置，在办学类型、规模和层次等方面准确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力争成为同类型院校中的佼佼者，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防止和避免一哄而起和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
现代高等教育在欧洲中世纪起源后，人类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等重大变革。每一次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都引发了大学理念的演进，导致一些学科的含义与界线的变化。而当高等教育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使命和任务时，高校的办学定位与学科建设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和多类型的趋势，不可能只用一种模式办学，也不能只用“一把尺子”度量所有高校的学科建设。
学校定位对于学科建设定位具有导向性作用，而学科建设定位又是对学校定位的具体落地落实，应与学校的整体定位和目标保持一致，突出表现为不断根据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需要，以及学校的整体定位和目标，打开学科边界、创新学科交叉机制，促进学科融合和开放合作，增设新的学科门类，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形成新的生长点。要大力加强学科制度建设和创新，营造健康的学科文化氛围，不能“用某类学科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学科建设、指导学科评价”，防止学科的过度建制化，避免学科边界的约束限制。这些都对分类评价提出了要求，评估工作既要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传统学科的领先优势，又能实现学科结构的有序拓展”。
第四轮学科评估进一步细化了评估指标体系分类，设置了人文、社科、理工、农学、医学、管理、艺术、建筑、体育等9套指标体系框架，并对每个一级学科设置不同的权重，在分类评价方面较之前三轮学科评估有了显著的进步。建议在未来的评估中，进一步细化分类，如将理学与工学分开，既要进一步突出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原创特性，也使得工学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优势得以凸显，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在不同领域做出贡献。
（四）多元多维与减负易行
学位中心提出“多元多维”新的评价思路，以人才培养、创新能力、服务贡献和影响力为核心要素，把本科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定性和定量、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学科专业建设与学校整体建设评价并行，重点考察建设效果与总体方案的符合度、建设方案主要目标的达成度、建设高校及其学科专业在第三方评价中的表现度。要围绕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善质量标准和监测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四唯”，创新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方法，在进一步凝练核心指标的同时，提升同行评议和问卷调查质量，避免简单地用“显性的、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加强评估伦理和文化建设，提高专家诚信水平。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学科评估现代化，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有效地促进高校统计和填表等减负。
（五）科学发布与分析服务
应依据中国“自己”的学科目录进行评价，可以选择借鉴国际学科评价的结果，但最终还是要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进行发布，避免不同国家学科分类差异的歧义和误解。同时，应进一步“加大评估后服务，拓展分析服务内容”，充分发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重要功能，加强对于评估结果的反思与研究，多元运用结果，不主动将评估结果与资源、利益直接挂钩，不鼓励简单地根据学科评估结果对高校排名，防止高校的趋同化导向。
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和新征程，应不断改进和完善学科评估方法，提高学科评估能力与水平，使得学科评估更好地体现和适应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和治理要求，有助于高校及其教师鼓劲加油和激励上进，更加清醒地认识教育规律、自身状态、努力方向和相应措施，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学科评估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评估话语体系和品牌，在国际上主动发声，不断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先进经验、奉献改革方案、树立发展典范，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质量全面提升的内涵式发展。（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7期，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新时代医科院校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别敦荣
医学是最早的高等教育领域之一，医学人才是高等教育最早培养的专门人才之一。在欧美古典和早期现代大学，高等教育主要培养教师、医师、律师和牧师等四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国现代学堂创办之初，医科院校是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所以，研究高等教育，应当关注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近年来，医疗卫生需求和医学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与之相适应，医科院校改革与发展不断推进，表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一、新时代医科院校发展的新机遇
高校办学是有规律的，不论医科院校还是其他类型的院校，办学都需要做到两个适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适应人的发展需要。就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就是要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当然，也包括政治发展的需要。不管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发展有什么新的需要，高校和高等教育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使学校和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与社会需要相匹配。就适应人的发展需要而言，高校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满足人受教育的需要。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高校的办学既要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还要满足个体人的需要，而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因为每一个人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体的，他既有社会阶层和社会群类的共同要求，又有自身个性化的要求。所以，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适应个体发展的需要。只要把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弄清楚了，才能够看清一所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要求。
新时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又为医科院校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 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需要。直到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很低。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加快，迅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在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但这一目标在2005年就实现了。所以，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将202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调整为50%。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还会提前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已经成为必然。对于医科院校来讲，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意味着什么？对医学教育会带来什么机遇？这个问题值得思考。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发展没有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时期， 医科院校的教育或医学教育发展不足，所以，社会上长期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不只是医学教育的问题，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问题，社会所有领域和行业都受到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影响。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医学教育慢慢地就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需要，能够解决基本的医治疾病的需要了。但总体上医学教育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医学教育发展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数量上讲，将会进一步扩大规模。医学教育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治病救人无小事，一般来讲，医学教育都应是精英教育，因此，医科院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将面临大提高的需要。在高等教育没有普及化的时候，所谓的精英化高等教育，可能主要还是办学规模小，能够接受医学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尽管我们有水平比较高的医学教育，但总体上是不够高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高等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现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能达到 80%以上，适龄人口基本上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教育很自然地就要去追求更高的水平、更高的质量。总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来临，当整体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基本都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医学教育数量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也就可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发展水平和质量问题。所以，从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来看医学教育，医科院校发展有新需要。
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内涵式发展既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的必然要求。对于医学教育来讲，内涵式发展的动力应当更强一些。 除少数几所学校外，我国大多数医科院校都刚刚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外延式发展阶段，扩大了招生规模，拓展了学科专业领域，新增了学科专业数量，开发了新的办学空间，也增加了很多新的教职员工。从较小规模的学校变成了较大规模的学校，从单科型院校变成了多科型院校，从功能比较单一的学校变成了办学层次、类型和功能比较多样的学校。有的高校办学规模成倍地增长，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稀释效应，优质教育资源在外延式发展中被稀释了，学校整体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在这种发展中是很难提高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学教育不仅要有质量底线，更要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医疗卫生专业人才，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服务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医科院校办学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注重内涵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提升人才培养品质，增强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参与性和获得感，将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3. “大健康”发展的需要。过去一讲到健康、医疗卫生，都是少数病人的事情，健康人群没有这一需求。新时代，健康的概念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大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共识。“大健康”的概念扩大了医疗卫生事业的范围和人群，全民健康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天讲的“大健康”，几乎是所有人的健康问题。从出生开始，生老病死都有健康问题。现在讲究生得优、活得好、病得晚、走得好，“大健康”概念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包括进去了。 很显然，对于医学教育，对于医科院校的办学而言，有很多新的机会，传统的办学需要有所突破。“大健康”还带来了新的医疗空间的拓展、 新的医疗卫生教育空间的拓展，包括要开办或开拓一些新的医学教育专业、新的学科专业方向或新的领域，培养能够适应“大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人才。
4.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现在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就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由过去的依靠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到一种高质量的、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上来，要使我国社会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按照国际统计数据，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如何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转变发展方式，依靠科技、依靠更先进的技术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也就是由创新驱动发展，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换不可能在一两年完成，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一项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密切的任务。 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医疗卫生产业发展，如医疗卫生装备制造业、中西医药品开发制造以及医学检验和诊疗技术研发等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有密切关系，医学教育和医科院校在这些方面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二、新时代医科院校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医科院校怎样才能把上述机遇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践？ 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大胆的创新。教育部要求各级各类高校进行综合改革，表明高校改革已经进入复杂的矛盾交错阶段，单项改革已不足以带来推动学校实质性的转型升级发展，只有综合改革才能达到目的。高校要对改革进行整体设计，明确改革任务，分步实施，重点推进。 全国有2600多所普通高校，医科院校是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院校相比，医科院校的转型升级发展有其特殊要求，需要尊重医科院校发展的需要。
1. 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在我国医科院校中，有的是教学研究型院校，有的是研究型院校，但主要还是教学型院校。 部分医科院校的教学实验室，课程安排都做得很好，基础教学、临床教学都做了很好的安排。但是，一说研究与教学的关系、研究怎么支持教学？有些什么样的研究机构？研究所、研究中心在做些什么？正在做的研究与教学发生了什么联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比较少了。 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前，在医疗卫生事业还不够发达、医疗卫生人才需求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医科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利用难得的办学资源培养人才。但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的今天，医科院校应当尽快提高办学水平，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实现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这是第一个方向。
2. 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教育模式转型。传统的医学往往主要关注人什么部位、器官有病，把病治好就行。不管这个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以后会怎么样，先解决的是人最急迫的需要。所以，与满足人的这种健康需要相适应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基于生物学的原理建立起来的生物医学教育模式。近期，出现了“新医科”的概念。“新医科”究竟新在哪里？前些年，一批医科院校有的被合并到综合大学去了，有的并入了理工科大学。最近又有一些高校在申报举办医学院，如何看待一些高校办医学院？第一，要看是什么样的高校在办；第二，要看是怎么办的。什么样的高校可以办医学院呢？这就涉及了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这是必须要满足的。单纯地办一所医学院，在今天就不合适了，没有其他的学科来支持，只是依靠医学学科来培养人才，这是传统的办法，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如果是纯粹的理工科大学要办医学院，也不一定合适。第三，还要看它要办什么样的医科，如果是要培养一些与科技相关的医疗装备人才，理工科大学去办有优势；但如果要培养执业医师，就不一定合适，因为其学科基础条件达不到今天培养医师的要求。
在之前的高校合并中，一批综合性大学把医科大学或医学院合并进去了，由于有些高校合并的效果不太好，因此，有的人说这个合并错了，如果不合并，医科院校保持独立办学，能办得很好或者办得水平更高。我认为，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合并后学校没有办好，不是合并本身的问题，而是学校行政管理上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来促进融合造成的。为什么说应该合并呢？这就涉及医学教育模式转型问题。 在现代医学教育模式转型上，美国是转得最彻底的。在20世纪以前，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与我国改革前差不多，医科院校大多都是独立办学。1906年，美国一批教育专家对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医科院校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最后，他们于1910年提交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其基本思想是当时人的健康需求已经不是单纯的医科大学和医学院办学所能满足的，必须走综合化的医学人才培养的道路。建议医科院校转型发展，要么与综合大学合并，要么自己综合化。医学教育模式要由生物医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教育模式。也就是说，医生的培养，不只是要教会他看器质性的病变，不只是会治疗身体器官的疾病，还要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其次，他还能安抚病人，要懂心理学。此外，他还能让病人治好了病之后，懂得保健、预防疾病。这就对医生的个体素质提出了新要求。这一要求只有在综合性大学里才能实现，综合性大学有学科基础，能够对医师的综合素质给予更好的培养。所以，医学教育模式转型成为美国20世纪初期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在美国4000多所普通高校中，极少能够看到独立设置的医学院或医科大学，医学院基本都在综合性大学中。
医科人才的培养一般需要经过基础教育阶段和临床教育阶段。美国医学教育是在综合大学四年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开展的，而四年本科教育与医学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一般所说的通识教育。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医学人才，也就是培养医学硕士和博士。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医生，他需要接受扎实的、充分的基础学科教育， 然后才能接受“Doctor”的培养和教育。这是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
在我国，很多医科院校合并以后，学校还是把医科人才培养看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教育，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学校多学科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没有利用学校的文科、理科教育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医学教育，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没有转变。如果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不转变，尽管学校合并了，但医学院还是独立办学，人才培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3. 从传统的医学教育向“大健康 ”背景下的医学教育转型。有人说，21 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是人人享有保健的新时代， 是人们更关心健康的时代。这些都与“大健康”相关，与医学教育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医科院校办学需要有什么变化？ 传统的医学教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大健康”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有很多新的、可以探索的空间，包括开办一些新的医学教育领域，如整形康复医疗，人口老龄化和残疾人的医疗卫生保障，等等。新科技发展也可能促成新的医学教育领域出现，尤其表现在人工智能与医学的结合方面。 总之，“大健康”为医学教育发展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医科院校可以有很多新的作为。面向“大健康”的医学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很多需求现在还处于萌芽之中，等到10年或20年以后，很多需求就可能是大规模的。如果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在专业方向设置、学科建设以及相关的研究方面提前布局，积极探索开拓，我们就可能赢得未来。
4. 从按部就班办学模式向战略管理办学模式转型。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我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有两层意思：一是整个社会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二是高校发展有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高校要办出高水平、高质量，靠什么？有人说，办好学校就要有高水平人才，离不开更多的投资。所以，高校人事部门就到处挖人，学校领导到处去找资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除此之外，我以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这就是基本办学模式转型问题。我国高校办学要从根据上级指令、经验性、按部就班地办学转变到战略管理上来。由于文化和体制的原因，我国高校比较习惯于上级部门要求怎么办学就怎么办学，尽管这样不会有什么“风险”，但古今中外没有一所高校是根据上级部门统一要求办学而办成高水平大学的。
战略管理是对高校整体办学转型的要求。实行战略管理不只是对学校层面的要求，从学校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到二级院系办学，都要实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一种前瞻性地谋划和设计未来发展，是一种抓住发展机遇，采取重大行动，争取未来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办学方式。 从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生命周期看，战略管理是这一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改革举措。战略管理需要有战略规划，要有专门机构和团队来负责战略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高教视点】
高校“十四五”规划应考虑的问题
吴伟 朱嘉赞
五年规划是事业发展的指南针和路线图，在凝聚共识、引领发展、调配资源中发挥重要作用。2019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关键之年，也是各领域“十四五”规划启动之年，在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描绘五年期间应对事业新常态的战略总纲，意义相较以前更为重大。我们认为，高校“十四五”规划必须重点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立德树人纵深推进
虽然高校正在被赋予更加广泛的使命和任务，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党中央全面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虽然高等教育相关的计划、项目、平台的设计都在强调人才培养，但实践中依然存在“忙起来不要”的问题，或者被其他短期目标和任务干扰的现象，可以说是高校长期内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十四五”期间，高校应继续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推动立德树人向纵深发展。具体来看：一是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培养人才上的基础性指导地位，把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专业知识教学体系充分贯通起来，培养忠诚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为立德树人提供广泛的成长场景，包括课堂外、校园外、书本外，尤其是把培养空间拓展到鲜活的生产实践中，把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三是用迭代思维来重构培养体系，包括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体系、体现交叉融合趋势的课程内容、利用现代化手段的教育教学过程，特别是要让人才需求方（如企业）参与培养过程，这就需要战略性谋划和系统性实施。
贡献国家创新发展
当前，全球创新活动进入新的密集期，各国间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以及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更应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大国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随着创新范式的转变、全社会创新格局的调整，高校的这一优势地位正遭遇严峻挑战，在部分环节上有被科研机构、领军型企业所替代的危险。
“十四五”期间，为进一步发挥国家创新事业全局发展的贡献者作用，高校要着力提升重大创新任务承担能力，不断产生能够代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核力量”的重大创新成果。具体来看：一是不断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在前沿理论研究、工程基础研究上打造优势，依托重大科技设施推动学科交叉和资源整合；二是利用校内外各种力量提升技术攻关和工程化能力，把一体化协同科技创新团队作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重大工程需求的基本依靠；三是改善创新发展的“软环境”，营造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优良学风，鼓励原始创新，尊重学科差异，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一步释放科研生产力。
关键环节改革破冰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按照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要求，各高校结合实际分别制定综合改革总体方案并加以实施。近年来，各领域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营造了深化综合改革的氛围，但进入深水区之后仍然有很多亟待破冰的关键难题。目前，继续深化改革的宏观环境不断向好，高校在经费使用、人事管理、学生培养等关键领域的自主权不断加强，这也为高校在深层次上逐步打消了以前因为改革方向反复带来的风险担忧。
故而，高校如能利用“放管服”改革契机，实现关键环节改革的破冰，必将极大释放办学活力。具体来看：一是人事管理上减少传统体制与市场机制的龃龉，以人事新体制激活教师队伍创新潜力，甚至可考虑在新平台、新队伍、新任务中充分运用市场化用人机制，并实现教师校内各学科之间和校内外的有序流动；二是重塑校院两级关系，界定清楚“院为实体”改革中的责权利关系，在推动管理重心下移的同时，实现校院良性互动和协同共赢，不断激活基层办学活力；三是在全校层面解决资源驱动与愿景激励的关系，在增量资源向重点领域、特色方向上倾斜投入的同时，还要规避“资源富集时代”的自我发展动力式微和可持续发展乏力的问题。
全球视野开放办学
虽然当前全球化浪潮出现了一股逆流，中美科技教育合作遭遇寒流，但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流动共享与开放链接的演进趋势并未改变。当前各高校开展的国际化活动，更多地被视为提升国际影响力与综合实力的重要方式。面向未来，更应该把全球化作为高校的运行状态和发展场景，并据此构建开放协同的办学体系。
具体来看：一是消融人为隔离，实现国内外师生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比如逐步实现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推动中外学生培养过程一体化，消除校园生活“孤岛”，促进中外学生相知、相亲、相融；二是以全球化视野塑造办学范式，包括建设更多的国际化课程、应对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三是打造全景式的国际化办学特区，对接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办学资源，为改变总体办学面貌起到更好的示范效果。（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6月24日）
准确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
袁靖宇
对外开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在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剧烈交锋，充满空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键当口，总结教育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和政策导向，推进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外开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2001年），打开国门，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教育开放乃至国家整体开放的突破口。1979年中美建交，翻开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带来深远影响。适应国家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我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并强调在国际事务中韬光养晦。面对国内国际风云变幻，我们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和西方制裁的考验，积极改善国际环境，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这一阶段，出国留学是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高校师资是公派留学的主体力量。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这一政策始终得到坚持。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的需求，高等教育试图突破苏联模式。1986年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项目。
第二个阶段（2002-2011年），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合作大于竞争的特征，在国际经验本土化的基础上出现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趋势。2002年正式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开启了全面学习借鉴国际教育先进理念、融入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和趋势的过程。伴随世界上“中国崛起论”的流行，我国“在国际上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努力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建构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200年，我国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教育援助也在迅速增加。2009年上海中学生首次参加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取得优异成绩，引起世界关注。2010年，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和资源并重、服务教育与服务国家大局并重的态势。2011年，中国超过法国，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大国，
第三个阶段（2012年-），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入我国政策日程，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发生摩擦。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11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全方位外交布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无能，种族暴力事件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不时爆发，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国家发展格局和外交战略赋予教育输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使之成为中国对未来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种外交投资形式。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教育总体水平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后，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由国际借鉴转向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另一方面，美国继2017年将我界定为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者，2018年对华政策从合作与竞争并重转为以遏制为主的状态，2019年开始全面限制双边教育、科技、人文交流。
危机当前，沉着应战，我们必须以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外开放推动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我们真的把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想清楚了吗？我的观察是可能还没有。我们的本领长了，心气也高了，某种程度上心气比本领长得还快。有两个数据可以部分反映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竞争力在世界参照系中的表现。第一个数据，目前全球GDP前十强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为国际学生净流出国，且流出量呈持续增长趋势；2017年中国的国际学生净流出人数为71万人。不仅如此，中国低龄留学成为趋势。第二个数据，根据相关高校调查，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攻读学位课程，主要看中学费低、留学环境、地缘优势而非专业设置、课程质量方面的因素。我们要自信，更要自省。放飞梦想，要从脚踏实地做起。
实现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准确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决定看法，方法决定做法，方法决定成败。
一要坚持全球视野中的历史方位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由世界教育追赶者向并跑者发展的过程特征没有变——这是我们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出发点。坚持历史方位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中国教育世界教育追赶者地位没有变的“质”与教育总体水平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的“量”之间的关系、东西方教育相向运动和时代规律推动中国地位大幅提高的“正变量”与对外开放的风险和挑战在增加的“负变量”之间的关系，扩大和加快教育对外开放，主动作为，化危为机。
二要坚持问题意识中的全局思维方法论。一是从发展我国现代化事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开放可能带来的教育主权遭到侵蚀、文化安全受到威胁、教育公益性被消解、教育质量保障和资格认可方面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预防。二是注重协调发展和稳定持续发展，善于面对和把握教育对外开放中大量存在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防止主要矛盾解决后次要矛盾的激化、转化。三是重点突破，把握整体推进的关键环节，着力构建能够适应开放世界的教育内部结构特别是现代治理结构；对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制订扩大和加快对外开放的行动方案。
三要坚持战略思维中的全球伙伴方法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具有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的鲜明特征。中国已经基本构建了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与18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教育交流协议，与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坚持全球伙伴方法论，必须突出提升中国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这个首要和关键，确保来华留学质量和涉外办学效益的重点，攻克人文交流有效性的难点，把握“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新的增长点，整体推进由伙伴关系联结起来的教育对外开放。（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07月30日）
【他山之石】
医学精英教育才能给生命以最好的照护
我们强调医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是因为医学最终的落脚点体现为对人的照护，体现为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终极利益的维护，体现为努力让人类生命得其圆满。
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我国最高医学教育机构，自建校起一直在国内医学界居于领衔地位，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当协和发展进入新百年，再次为天下先、开风气先，肇启接纳多学科本科生学医的“4+4”新型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创立“卓越护理人才贯通培养改革试验班”，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协和教育受益于协和精神对青年学子的熏陶培养。协和的精神绝不是唯我独尊、一览众山小的浅薄，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特质和综合的存在，是对“科学济人道”的追求和践行，是思想上的自由原则和行为上的担当执守。协和精神并非虚华张扬、树叶婆娑的摇曳和彰显，而是将高贵蕴于诚实和朴实。因为“实”，协和人在思考表达问题、面对病患时，能坚持诚实的态度，在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中，能真正地改善患者感受。协和精神的存在，成就了协和百年精英教育。
我们强调医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并非是因为医学界自视甚高，而是因为医学是“多学”，是科学，更是人学，关乎人类的终极利益——生命和健康，其最终的落脚点体现为对人的照护，体现为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终极利益的维护，体现为努力让人类生命得其圆满。
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从医：他们掌握着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拥有人类最善化的德行，既能用最先进的科技去减轻患者的痛苦，又能够在科技的使用上闪耀着人性和理性的光辉。只有这样最高素质的人来从医，才能够代表人类的终极利益，才能够构建出和谐的医患关系，生命才能更加泰然。
协和医学院是医学精英教育中的精英。一百年来，协和医学院作为中国最早建立八年制医学教育、开创中国“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时代、居国家领衔地位和最具导向性的医学院，为国家民族培养了大批引领行业发展的医界泰斗和栋梁之材，为社会大众奉上健康福祉。
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今天的协和培养的学生，除了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和完善的知识体系外，更要承启协和文化传统，具备行业发展意识，抱持悲悯之心、士子之心和家国情怀，能担负回馈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
自2018年起，北京协和医学院发展迈入新百年，再开中国医学教育先河。
一是正式开始实施经典涵义上的“4＋4”学制临床医学教育模式，以此根植医学多学科性的种子。
“4＋4”学制临床医学教育模式是从各大学多专业本科生有志学医者中，择其优秀者，完成本科教育后进入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4＋4”模式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北美，是世界医学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种，具有以下三大“妙处”：一是纳多学科者学医从医，医学生与医生群体由此具有多学科背景，医学界由此形成多学科素养与能力；二是纳天下贤才学医从医，医学院由此可以广揽各大学贤才；三是纳爱医者学医从医，让真正有成熟的学医志向者学医从医。此“三纳”可为医学的发展注入核心动力。因此，“4＋4”模式是在目前教育体系下，所能设计出的几乎最佳的临床医学院校教育模式，可望培育出未来推动医学发展的高素质医师和医学界领导者。
【高教资讯】
陈宝生：至2020年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
5月16日，在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主旨报告时透露，中国对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和尝试，计划到2020年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9-05-17，节选）
2019自然指数年度榜单发布 17家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位居全球百强
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获悉，2019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日前正式发布：17家中国机构跻身全球100强，中国科学院位列全球首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居全球第10位和第13位。
此次最新的自然指数是基于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统计数据。该排行榜显示，中科院在全球科研机构综合排名中高居榜首，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分列2~5位。同时，中科院在化学、物理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3个学科领域继续排名第一；在生命科学领域排名全球第5，比上年提升一位。
自然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十家领先的科研机构为：中国科学院（第1），北京大学（第10），清华大学（第13），南京大学（第1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17），中国科学院大学（第24），浙江大学（第27），复旦大学（第34），上海交通大学（第41），南开大学（第51）。
化学依然是中国实力最强的学科，中国在该学科的高质量科研产出几乎是物理学的两倍，是生命科学、地球和环境科学这两个学科总科研产出的三倍。中国有五家机构跻身化学科研产出全球前10：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在化学、物理学、地球和环境科学这三个自然科学学科的高质量科研产出均居全球第一位。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是依托于全球顶级期刊（2014年11月开始选定68种，2018年6月改为82种），统计各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型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数据库。运用这个数据库，可以根据各机构的论文发表数量及类别来进行排名和期刊索引，这一数据库的实时在线版免费为公众开放。（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07-02）
10所中国内地高校有学科排名世界第一
2019年度“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于6月26日发布，排名对象为全球4000多所大学，覆盖54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五大领域。10所中国内地高校有学科排名世界第一。
学科排名位列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高校及学科名称分别为，清华大学的通信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仪器科学、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武汉大学的遥感技术、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航空航天工程、北京交通大学的交通运输工程、江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和中南大学的矿业工程。
调查显示，美国大学在各学科排名上占据绝对优势，在35个学科中夺冠，其中哈佛大学占据14个学科榜首。此外，就跻身世界前一百名学科数量而言，中国内地高校前五名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32个、清华大学30个、上海交通大学27个、浙江大学25个、中山大学21个。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由上海软科公司发布，使用一系列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对全球大学在相关学科的表现进行测量，包括科研规模、科研质量、国际合作、高水平科研成果、国际奖项等。软科旗下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排名之一。（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07-01）
在这个高精尖领域，中国已成为领军者
“量子计算机就像初生的婴儿，未来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对整个科学界还是个未知数。”两年前的今天（2017年5月3日），中国宣布研制出世界上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研究团队带头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如此评价刚刚出生的“神算子”。这台被称为玻色子取样机的取样速度比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2.4万倍，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倍至100倍。
这些关于量子计算研究的系列成果发表于《自然·光子学》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自然·光子学》的审稿人当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研制出了量子计算领域的埃尼亚克（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ENIAC）”。
中国正加速度进入量子时代。一项新研究的论文显示，中国已经拥有量子技术，可以跨越欧亚大陆，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的距离上完成有用信息的完美加密传输。根据该论文，量子密钥可以通过卫星传输，对相隔万里的城市间发送的信息进行加密。
据新华社报道，其实对于量子时代的科学应用，中国“量子人”团队有着明确的科研路线图：通过量子通信研究，从初步实现局域量子通信网络，到实现多横多纵的全球范围量子通信网络；通过量子计算研究，为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实现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有效挖掘；通过量子精密测量研究，实现新一代定位导航等。（来源：参考消息2019-05-05，有删减）
16所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通过认证
2018年，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组织认证专家组，依据《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对南京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三峡大学、湖州师范学院、潍坊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郑州大学、新乡医学院、河北工程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原遵义医学院）、吉首大学、暨南大学、川北医学院等16所高等院校进行了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现场考察。
2019年3月26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发布认证结果，16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均通过认证。
（来源：中国教育网 2019-05-09）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拟推荐项目出炉20所大学上榜
5月22日，教育部拟推荐申报的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项目公示，共有20所大学专利项目入选。其中，10所大学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厦门大学及西安交通大学。（来源：教育部科技司，2019年5月22日）
我国学者新技术突破拍出肝癌细胞“超清写真”
磁共振成像是现代医学重要的检查与诊断手段，但只能达到微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杜江峰院士团队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徐涛院士团队合作，运用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平台与方法，成功将原位蛋白质磁成像分辨率推进到了10纳米级别，并拍摄到肝癌细胞的“超清写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进展》日前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在磁成像平台上对人的肝癌细胞扫描成像，观测到了细胞内部的铁蛋白，分辨率达到了10纳米，成功拍摄到肝癌细胞的“超清写真”。此次研究成果为未来实现细胞原位的蛋白质磁共振成像应用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也为开展细胞原位分子尺度的磁共振谱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来源：新华社，2019-04-25）
中山大学完成全球首个AI医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刘奕志、林浩添眼科人工智能团队牵头完成全球首个AI医生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为探索人工智能临床转化和落地应用标准，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相关研究被选为封面文章发表在最新一期《柳叶刀》子刊《EClinicalMedicine（ECM）》。据悉，该研究论文是中国科研成果首次作为该杂志封面文章发表。
通过与人类医生对比发现，CC-Cruiser在真实临床门诊中对先天性白内障的诊断准确率为87.4%，与实验训练阶段的准确率98.87%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AI诊断所需的耗时却明显比人类医生短，而且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参与者对人工智能门诊的体验满意度高。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Ameenat Lola Solebo在同期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研究团队采用了非常实用有效的方法，向我们展示并验证了AI医疗诊断平台对儿童先天白内障诊断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一开拓创新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来源：科学网，2019-0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