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9年第06期 总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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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19年6月30日
本期导读
【高教研究】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实施“五大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高教视点】
地方应用型大学，何为高水平
把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进行到底
【他山之石】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是如何进行能力培养的？——以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学院教育学院专业课教学为例
高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优化研究——基于对美国六所大学创业课程设置情况分析
【高教资讯】
第二届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召开
重庆文理学院自主研发一类新药获批进入中美临床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清华大学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共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
红医联盟在沈成立
浙大研究团队突破超声对颅脑成像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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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眭依凡
一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笔者形成了三个学术观点。其一，在国与国的激烈竞争中，败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或将来一定是高新知识落后的国度。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垄断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权力，国家兴衰大学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个关于高新知识及与其高度相关的大学之价值的判断；其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必要充分发挥我国体制“高度集中带来的高效率”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央政府要在制度供给侧为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创造必要的体制机制环境前提下，做出以资源配置为激励手段、以提高大学竞争效率为目的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即以“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数量控制、资源集中”“效率优先、实力取胜”“机会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遴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彻底改变传统学科的概念及“多多益善”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模式。这是对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如何遴选给予的宏观决策建议；其三，当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包括良好观念与制度环境及充足经费投入的外部条件完全具备且稳定后，一流大学建设的得与失、成与败取决于大学自身如何治理。这涉及大学内部治理之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及其如何治理才有利于一流大学建设的现实操作问题。
关于大学内部治理对一流大学建设是否具有影响和制约以及具有什么影响和制约，笔者有如下的思考。一是大学能否自觉按一流大学应有的规律办学治校育人，这属于大学治理之理念层面的问题。笔者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六要素》一文中予以了专门阐述；二是大学能否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确保资源高效率利用，这是关于大学资源如何科学配置及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笔者在《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性思考》及《学科还是领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概念的理性解读》中予以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三是大学必须构建有利于一流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效率优先”的治理结构，这是涉及大学治理模式的问题，笔者在《论大学的善治》一文率先提出了大学善治结构的建构必须遵循“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治理原则。
大学理性、物质基础及治理模式这三个要素构成对一流大学建设发生影响的金字塔。（见图1）首先，大学的学术属性决定了其必须是一个自觉自律的理性组织，其行动受制于大学理性且其行动结果很大程度是被大学组织及其成员所持的理性预先决定的。一流大学建设必须以遵循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属性及规律为指导，所以大学理性之于一流大学建设中具有置顶的重要性。其次，大学是需要靠消耗大量资源以支撑的贵族型学术组织，对巨大资源的依赖是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由于资源之于任何一所大学都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即便在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也只能是少数大学的理想和目标。其三，上述两个要素具备后，一流大学能否建成则完全取决于大学的内部治理模式，所以治理模式是一流大学建设底部厚重的不可逾越的操作性基础，对一流大学建设的得失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大学理性的问题学界已经讨论很多了，不必赘述。近3年我国在经费预算排名前10位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至2018年预算最低的武汉大学也达93.5亿元人民币，而清华大学高达269.5亿元人民币。尽管从决算情况看，上述大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大学的预决算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有些大学增速十分惊人。如清华大学2017年的预算比2016年增加了51.1亿元人民币，决算增加了24.99亿元人民币，每年预决算增幅数亿及上10亿元人民币的大学亦非少数。（见表1）为便于与欧美一流大学对照，笔者请熊万曦博士据相关大学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就2018年US. News世界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前10位大学的年度经费开支情况制作了表2。其中年度开支最高的是斯坦福大学为58.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406.3亿元），普林斯顿大学最少为14.6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01.8亿元）。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凡一流大学无不是强资源依赖型学术组织。
二
就经费投入而言，我国排名居前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已经接近或不输于世界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欧美大学。若考虑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资源条件的极大改善是在中央高层基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在中央深改组对此专题研究后2015年10月由国务院制定推出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1月，又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并在同年10月把加快“双一流”建设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政策制度背景下的结果，所以可以断言，新一轮的一流大学建设无论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方面还是资源供给方面均极大满足了一流大学建设的需要，时下是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适逢其时的最好时期和最好环境。
然而，若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仰望星空的理想变为脚踏实地的现实并非易事。如图2所示，笔者把改革开放后40年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1998年提出，是“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阶段；第二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2015年开始，是“双一流”建设阶段，两个阶段正好相隔20年。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两个阶段的20年间我们都遇到了建设发展中的瓶颈。第一个瓶颈是“985工程”“211工程”期间的“经费短缺”，该阶段我国主要通过加大投入解决一流大学建设的资金困窘问题。但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缺口较大，这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费更多用于整体办学条件的改善；第二个瓶颈是进入“双一流”建设阶段后如何解决“治理效率不高”的问题，因为在制度供给和资源供给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如果我们的“双一流”建设成效不佳就不能再以制度供给不足、资源不足等外部环境不够好为借口加以推脱。若真是这样，中央高层以“双一流”建设取代“985工程”“211工程”的意义和价值则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事实上，就上述两个发展瓶颈而言，资源充足仅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资源充足并非一流大学建成唯一的必要条件。相对而言，富有效率的大学治理体系及与其高度相关的大学治理能力之于一流大学的建成更加重要，否则大学的资源优势就会因为治理效率的低下消减甚至变成沉没成本。在资源问题解决之后一流大学建设得失成败就没有了资源困窘的藉口，其内部治理体系的优与劣则成为决定大学竞争胜负的实力所在。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及其竞争中，我们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效率不高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若不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加以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引领的改革即致力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恐怕其不仅难以肩负以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建成的重任，甚而连建成一所富有办学效率之大学都难成其为可能。在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中凡办学治校者必须认识到，旨在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大学竞争，其竞争力提升与资源困窘的矛盾已经发生了向竞争力提升与内部治理体系落后之矛盾的转化，进入一流大学建设生态群的大学竞争，决定其成败的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竞争。不解决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提升治理能力的问题，在一流大学的激烈竞争中，我们就可能由于一流大学竞争要素金字塔结构中具有底部承重作用的治理模式的问题而功亏一篑。
三
关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讨论，首先需要厘清现代化概念。《2017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一文，在“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的前沿热点标题下，专门辟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与标准”的内容，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界定，引用了3位学者的观点。其一，“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教育现代化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有效增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评价的切入点是教育形态，是对教育管理、教育体系、课程与教学、教育资源等的评价以及对教育结果的评价。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须促进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实现教育的健康发展”；其二，“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应从‘公益性’和‘公共产品’概念转向‘共同利益’概念，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和学习形式应走向多元、平等，学习者的学习应具有终身性、连续性和自主性，应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纳入政策视野”；其三，“教育强国必定强在质量上，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保障和教育贡献四个维度。”上述关于教育现代化内涵的表述，让笔者更加坚信“现代化”在学术上是个涵义边界不清的模糊概念。事实亦然，在2013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主题为“改革·质量·责任：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论坛上，应邀在大会主会场和分论坛做学术报告的5位外国学者，无一人直接讨论现代化的概念，他们全部脱离论坛的主题自说自话言论高等教育不同领域的问题。会议期间，笔者专门问及个别海外学者为何不根据论坛主题需要讨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回答是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好把握。其实在西方学界多是把高等教育现代化“当作以某种价值为取向的社会发展进程来认识的，如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网络教育等，这是代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基于研究规范和给上述论坛做总结报告的需要，笔者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界定如下：“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以国际高等教育最高水平、最先进状态为参照的目标体系和追求，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反映未来某阶段或现实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进一步的认识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和状态，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适于国家竞争和国家需要又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并构成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为了有利于指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报告中我又具体提炼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操作意义的六大要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善治的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信息化及高等教育学习化社会。其中善治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具体到高等教育的实施者而言即属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被我们诸多大学所忽略而现在到了不得不加以高度重视的时候了。有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上位概念的认识，关于本研究“大学治理现代化”之概念的界定就有了如下的借用：所谓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大学从以控制为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向以效率为目的现代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以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的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为目标追求的，富有竞争力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素包括：大学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及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述关于大学治理体系的理解，无疑要比“大学治理现代化指以累积治理有效性来强化其合法性的过程”这一仅强调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提高治理有效性之说，要全面且更贴近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界定。
为加深对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借用物理学的“场论”及“耦合”两个概念及其理论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予以形象化的说明。何谓“场论”？物理学中把某个物理量在空间的一个区域内的分布称之为场，如温度场、密度场、引力场、电场、磁场等，任何物理场均有其势能且彼此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耦合”是与“场论”彼此密切关联的概念，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许多的物理场，物理学要解决的是这些物理场的叠加问题，即场与场之间能量的传递和接收，这种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问题就叫耦合。物理学的场论可以引进到社会组织系统的治理，借鉴这一理论可以把大学视为由诸多组织形式的能量场构成的巨大系统。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把大学组织系统简单划分行政子系统和学术子系统，但就权力体系而言大学是个复杂系统，其内部的场远不止这么简单。大学内部的行政子系统与学术子系统都是具有能量且彼此影响的势场，但两个系统在大学内部的职能约定不一样。如行政系统专司管理职能，其通过建立一套规则对学术系统施加影响以维护大学组织必要的运行秩序；而学术系统专司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职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主要取决于学术系统的能量大小及其作用的发挥，但在大学这个大系统中学术系统受制于行政系统的影响。所以有什么样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大学，若大学的行政体系像个官僚机构，大学就是一个难以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官僚机构至少是半官僚机构，学术系统的社会贡献因此就会受制。之于一流大学建设而言，只有该大学的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成为相互配合的协同系统，即两者形成的能量场发生高度耦合，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设计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结构安排两者的逻辑才能自洽。在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一流大学的建设成效才能达至最佳。有了上述关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感性认识后，下面简要讨论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3个问题。
1. 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关于大学治理理念的现代化的强调和认同，首先要回归对大学组织基本属性的认识。大学是高度依赖个人创造力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笔者曾作过如下的定义：除了其所有要素都必须是世界一流外，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这样三个特征，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实力，在学术上做出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知识贡献，因此获得了国际最高评价且广泛认同的社会声誉。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卓杰教师的遴选及其价值体现之于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决定性。由于经典意义上的大学是近一千年发展历程已经高度成熟的理性组织，就大学组织属性等理念而言，其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对其认识的返璞归真。如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学术组织，对其具有决定性的要素就是人才。一流大学是一流人才支撑的结果，如果一流大学希望在学术系统中的教师其积极性及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那么大学的行政系统要回答如下问题：学术系统及其成员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下能做什么及能否做得更好？我们是否有能够遴选和延聘到卓杰人才的制度设计？以及这些专业卓杰者是否处在受尊重且其聪明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文化环境中，等等。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其大学校长均持有这样的治校理念并以此引领其治校：聘用最优秀教师并让他们心情舒畅地留下来安心工作。2018年6月笔者带着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的几位同事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总校及伯克利分校去调研，在对硅谷的创建者、计算机图灵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约翰·亨尼西先生的访谈中，他对关于“大学治理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做了如下的回答：如果要我选择一个最重要因素的话，那就是信任教师并与教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如果教师不信任你，认为你不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大学将一事无成。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大学发展的历史，大多数失败或被迫辞职的校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师对其提出了异议而非董事会。在对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的回答，他的重点依旧在教师以及学生：我们一直努力确保教师和学生能够做得最好，即教师从事最好的研究，学生获得最好的学习机会。就我和教务长而言，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为教师服务，我们一直视自己为教师的服务人员。当然，关于教师及其学生之于一流大学建设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并不是大学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全部，但他们是最具引领性的，脱离了教师和学生，大学失之存在的意义也失之存在的基础，一流大学尤其如此。
2.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在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时要克服两个误判：其一，把加强大学内部的管制与大学的秩序混为一谈，以为加强对大学内部的管制就能强化了大学的秩序；其二，大学的行政权力是指向效率的而学术权力是有悖于效率的，所以学术权力必须服从行政权力。大学是一个以智力劳动为特征的学术系统，过度控制带来的所谓秩序只会导致对学术生态的伤害和学术活力的窒息。关于大学治理效率的最终判据绝非大学的行政权力的效率本身，而根本取决于由大学学术系统决定的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知识创新的社会贡献度。所以，一流大学其治理结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行政系统不再是对学术系统的简单管控而是通过共同治理方式让两个系统形成的能量场高度耦合，行政系统的价值所在是让学术系统的能量得以充分的释放而不是相反。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行动方案应该做出如下的选择：建立健全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权力机构并通过《大学章程》明确其权力责任及其合法性，特别是要积极推进治理重心向学术系统的下移及治理权力的下放这一治理结构调整，让学院（学部、学系）更多地决定和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如同大学向政府提出自主办学的诉求一样，大学内部的学术机构也有类似的诉求，一流大学在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进程中，其领导层对来自诸如学院（学部、学系）等学术组织的这一权利诉求不仅要予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付诸于行动。关于斯坦福大学的治理结构约翰·亨尼西先生如是说：斯坦福大学的决策及其治理实行分权制，董事会在斯坦福大学的权力架构设计方面具有最终权力，校长和教务长在诸如财政等事务上也有一定权力，但诸如教师招聘、学位授予和课程设置等学术事务则由教师他们自己的学术权力系统决定。大学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主体在学院，斯坦福大学一方面赋予院长很多权力以便其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注意招聘那些具有领导力的能够引领学院开展开拓性工作的学术领导者，以便他们能够很好地担负起诸如决定学院预算等学院治理的事务。
3.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量子力学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以科学家的睿智和敏感发现人类在对世界认识上的一个不足。他提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系统论与普朗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并有了自己的发展，其强调两个基本观点：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要素的结构决定功能。可以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理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并以结构主义特有的高屋建瓴对社会系统的重大决策开始注重顶层设计、整体思维。大学治理尤其是一流大学治理的有效性与大学治理要素间的关联性即结构高度相关。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上决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方式进行简单处理，因为大学治理结构本身就是对大学建设不可或缺重要影响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大学治理结构并非是与大学治理能力提升唯一相关的要素，当大学的治理结构确定后谁担任治理主角对大学的治理成效影响甚大。组织理论及社会行为学、领导力理论认为：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亦即领导力之于治理成效与治理结构同样重要，中外都循此规律。英国华威大学Amanda Goodall教授在其关于“研究型大学与校长的关系”追踪研究发现：优秀学者担任校长与大学领导力的关系呈正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上特别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建议，关于一流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根据大学之学术组织和复杂组织的基本属性和特殊规律，一方面要用更高标准的德才素质能力体系遴选大学及其学院（学部、学系）、职能部门的领导者、负责人，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定的有效形式不断地、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及其学院（学部、学系）和职能部门领导和管理人员办学治校能力的提升。一流大学建设必须靠一流德才品质的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去引领去建设。
惟有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之时，才会有中国一流大学建成之日。（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系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教授）
实施“五大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何秀超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央财经大学成为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中应用经济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校建设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我国高校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迎接挑战，着力深化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在“双一流”建设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未来。
根据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央财经大学立足于70年的办学积淀，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特色，进一步明确了“把学校建设成为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目标。学校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左右，应用经济学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理论经济学和统计学进入国内一流学科前列。建校百年目标是：到2050年，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学校整体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际名校。
为了实现这两大建设目标，学校正在以加强学科建设为基础，以培养一流人才为根本，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大力实施精英教育战略、协同创新战略、人才强校战略、国际化战略和依法治校战略，积极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按照“中财大方案” ，以“五大战略”为抓手，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在财经类院校中树立起一面旗帜，已经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学校安身立命的根本，并在全校师生中达成了广泛共识。
大力推进精英教育战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任务和中心工作。作为高校，要回归大学的本质职能，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学校牢固树立“一流”“精英”意识，确定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精湛的专业知识，具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把高水平人才培养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各个环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着力深化“三全育人”。结合财经类院校学生特点，把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首位，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国情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的协同培养，深化思想政治课教学法改革，用“问题链教学”点燃学生的头脑和心灵，打造“问题链”教学法的中财大品牌。
二是强化教师责任，质量为先抓培养。强化教师教书育人本业意识，坚守三尺讲台。让更多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搭建教师教学能力比拼平台，广泛开展教学比武，积极开展传帮带，做好教学名师培育、评选和宣传推广；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鼓励开展课程教学研究，推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课程吸引力，打造一批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和优秀教材；加强过程管理，加强考核监测，健全教学质量监督、反馈和保障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
三是全程规划学生发展，提升服务学生创业就业水平。从学生进校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将就业观和成才观的涵育和养成贯穿培养过程始终，引导毕业生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树立起“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就业观念，形成“让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的良好就业氛围，鼓励毕业生成长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向上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强学生毕业离校就业后的评估、追踪，将信息反馈到招生、培养环节，形成培养全过程的有机闭环；提高就业指导部门的服务意识，为毕业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更精准的就业创业服务，提升毕业学生的就业技能；主动对接用人单位，帮助学生实现好的就业，让每一位走出中财大校门的毕业生都成为宣传中财大的活名片。
着力推进协同创新战略，全面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和科研实力
学科建设作为学校持续发展的龙头，是学校能够在高等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抓好学科建设，就抓住了学校发展的牛鼻子。学校立足于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努力优化学科布局，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一是立足传统稳固优势。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为核心，根据学科发展的主流、前沿及趋势，确定应用经济学等传统优势学科未来建设的目标、路径和配套措施，在此基础上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建设。二是注重特色培育优势。特色就是质量和竞争力。立足学校办学特色，着力发掘、培育中财大的特色学科，形成中财大特色优势学科领域、学科群，努力在差异化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三是瞄准前沿培育新兴学科。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前沿问题，加强统筹管理，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以社会需求和学术贡献为导向，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培育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学校目前申请到两个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学科都是交叉学科或新兴学科，下一步将设立校内交叉学科培育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支持，努力培育一批具有中财大特色、展示中财大优势的新兴、交叉学科。四是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进一步明确学院在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院长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结合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促进重心下移、权力下放、权责统一。建立“稳定发展”的基础性经费、“择优支持”的竞争性经费和“鼓励争先”的奖励性经费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经费支持模式，更好地支持各学科建设单位加强学科建设。强化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主动服务意识，穿针引线搭建平台、引进资源，做好人才、资金、科研项目的对接，形成共同推进学科建设的合力。
科研水平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学校建设的重要抓手。学校紧密围绕“国家急需和世界一流”的任务目标，坚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力求产出若干项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理论成果；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和智库建设，努力产出若干项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应用成果；通过协同创新、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全面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和科研实力。一是创新科研体制机制。进一步做好“放管服”，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以质量为导向改革和完善科研评价机制，增强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提升科研服务水平。提升科研处等部门的服务意识，优化工作流程，不让科研人员把精力全用在填写各种表格、考虑如何报销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三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加强学校与政府、业界、科研机构的合作，鼓励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全面提高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人才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头，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学校针对一流学者、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偏少，人力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努力在做优增量、激发存量上做文章。
一是在增量方面，有计划地引进高水平人才。紧贴学校“双一流”建设急需，主动出击，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巩固应用经济学学科高原地位、厚实理论经济学队伍，做强法学学科、管理学科群、统计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学科，把师资、课程、教材、教学成果、论文、专著、科研项目和成果等做厚做尖。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立足当下谋划长远，做好人才的引进计划和梯队建设，做好人才的排兵布阵。
二是在存量方面，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深化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科学的评价导向体系，按照奉献度和贡献度来设计评价导向政策体系，激发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要做到优劳优酬，充分体现奖励性绩效工资是教职工工作量及工作业绩的重要载体，激发教职工积极性；要做到项目规范，根据国家绩效工资改革要求，规范绩效工资发放项目；要注重公平，合理调整收入差距，引导教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保质保量完成岗位职责和任务，在合理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保护创收等工作的积极性。
深入推进国际化战略，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双一流”建设要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建设和考量，必须深入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发展，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必由之路。学校努力实行开放办学，找准对标学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提升学校的整体国际化水平。
一是提升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水准。引入教学科研的国际通行标准，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精品课程与教材，在具备条件的学科推进专业、课程、项目、管理的国际认证，提高学科的全球竞争力。通过建立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设立国际化教学科研项目，推进与国际知名高校的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竞争，着力提升学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二是加大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学生国外访学制度和国际交流制度。扩大在校生海外学习的比例，进一步推进与更多国际知名大学联合培养，开展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着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三是改革完善国际学生招生与培养。建立健全校院两级国际学生招生与培养机制，建设国际学生生源基地，提高招生质量，扩大学生规模；完善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建设具有中财大特色的国际学生课程和教学体系。
深入推进依法治校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加强制度建设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保障。学校以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不断规范内部治理体系。
一是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需要，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需要，是适应高等教育竞争的需要。学校于2004年发布了《关于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经过十多年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学校在校院两级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办学效益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权责方面，校院之间权责划分不尽合理，权责不对称；运转方面，办学重心下移不够，二级学院没有真正成为办学实体；目标与任务导向方面，校部与学院协同不够，学院目标任务不够清晰；条块管理方面，头重脚轻，条条碎片化、项目化，块块疲于应付、各自为战；合约与编制方面，编制内合约管理、定岗定编不健全，进人、职称指标、绩效分配等存在大锅饭问题；激励方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激励体系不够不健全，导向还需优化。为此，学校将“按照一院一策、院为实体、权责匹配、分类支持”的基本原则，稳妥推进改革，有效激发学院办学活力和内生动力，形成权责清晰、目标明确、制度规范、考核标准完善、激励体系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科学发展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机制。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科学规范、层次清晰、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的约束刚性，着力推进管理中心下移，强化依法治校。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对中央财经大学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需要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共识，全面加强战略布局和战略实施，广泛挖掘师生员工、中财大校友以及各方资源，调动大家参与“双一流”建设的积极性，强化综合改革创新，强化多方协同推进，最终实现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愿景。（来源：《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2019年第12期，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高教视点】
把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进行到底
管培俊
“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先手棋。2017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推进“放管服”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地方和高校放权，松绑减负、简除烦苛，激发学校办学活力，调动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关于高校用人权，五部门文件明确提出，“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并确定“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制订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积极开展试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切实理顺体制机制”。中央文件指明了方向。五部委“放管服”改革20条意见开了一个好头，使高校受到极大鼓舞。但是文件出台已近两年，人们翘首以盼的“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尚未出台，“积极开展试点”也未见付诸行动。一些地方反映高教领域编制管理和用人改革，由于缺乏上位政策配套，仍然举步维艰。放管服改革面临不落实、不到位、不配套、不衔接的问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
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教师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达到中上等水平。但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无法回避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仍然存在的不均衡、不充分、不适应的问题。在教育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教师素质水平仍然是弱项，教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制约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短板。要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补齐这个短板。实现双一流建设和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教师人才队伍建设的进程。长期以来，教育系统治事用人面临体制机制性障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对学校管的还是多，还是细，活力出不来，该政府出面为学校排忧解难的服务又不到位。对学校人财物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有些是延续多年的老政策老办法，这个问题要系统解决。仔细领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深感切中时弊。多年来推进教师人事改革，痛感改到深处是体制，改不动也是体制。体制机制不顺、支持不够。一些地方急功近利、见物不见人，教师队伍建设缺乏紧迫性。学校和教育部门面对体制性障碍回天无力。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是教师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是业务层面的一般举措；改革是系统规划，全面改革，整体解决，不是单项举措、零敲碎打。改革攻坚必将聚焦“最后的堡垒”，冲破体制机制障碍。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政策环境。改革不仅十分紧迫，而且具备了现实可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加快改革，而没有一条理由悬置搁置，或绕道而行。放管服改革，中央部门首先要带头。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出发，而不能只从部门工作逻辑出发权衡利弊，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要从学校编制、岗位、工资管理等关键环节具体改起，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到位，该服务的做到位。
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订、尽快出台高校人员总量核定指导标准和试点方案，积极开展试点。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要总体设计、分步推进。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早已明确要“保障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对符合条件公益二类单位逐步实行备案制管理”。推进高校编制管理改革，要采取渐进策略，落实和深化人事放权。第一步：“实行政府总量控制，学校自主管理”。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向院系放权。第二步：政府部门备案，学校自主管理。前置审批改为备案监管。使高校具备真正的用人自主权，自主确定人员结构，自主聘用教师，释放学校活力。
建议设立高校教师人事改革试验区。从关键环节突破，从“双一流”建设高校或教育部部属院校开始，从改革人员编制、岗位设置、工资总额管理开始，改“审批”为“监管”，使高校真正具备用人自主权。改革是必需，因为高校终究是一个高度依赖教学科研基层组织活力和教师个人创造活力的学术机构；改革是可行的，因为大学组织本质是一个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的理性组织。
狠抓“放管服”改革督查问责。不仅要督查地方、学校，也要督查相关部门。对执行不力不作为的严肃问责，对落实改革举措“推诿悬置”的严肃问责。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化监管措施。绩效评价、督查督导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关键指标和重点内容，不要将教师队伍的弱项短板轻轻放过。（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9年6月19日 ，作者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
地方应用型大学，何为高水平
李凤
地方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建成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是地方高校的战略目标。但何为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当前各种纷繁复杂的排行榜、指标体系面前，如何真正理解、认识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并厘清、明确其外在表征，从而引导地方高校精准寻位、合理定型、特色发展？
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该是定“根”在地方，“生长”于地方，“成长”于地方，与地方共生共荣；应该是定“位”在应用，高校人才培养的生命力在于应用，科学研究的源动力在于应用，彰显地方大学的“应用”价值观；应该是定“标”在高水平，在全国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参照系中位居一流，在服务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的贡献度上“有为”“有位”，凸显地方大学的学科专业优势。
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又该有何特征？从高校建设者的视角，笔者认为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外在表征，可以概括为“三力”：招生吸引力、毕业生竞争力、资源获取力。
招生吸引力是高校办学实力、社会声誉最直接的反映，也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生源基石。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招生吸引力的背后，是人才培养质量，是毕业生在社会上塑造的品牌。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读透学生”、细分学生诉求,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多通道成才途径，如何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呵护他们的兴趣、爱好、特长并激发他们的合作意识、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让每一名学生的优势潜能得以发展并努力成才？这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扩大招生吸引力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办学之源。
毕业生竞争力直接反映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也是用人单位、社会对地方应用型高校评价的重要反映。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实现增值教育，让毕业生赢在终点？首先要突破研究型高校“路径依赖”，真正读懂社会需求，定“性”在行业，构建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产科教融合、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国际化育人作为三大突破口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适应度、达成度、满意度。其次，构建多主体、多学科、多层次、全程化的产学研一体化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培养学生行业关键岗位的核心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请进来、走出去拓展国际化育人途径，加强全方位、宽领域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打造国际化专业、课程和项目，让学生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协调沟通能力。这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的难题，也是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立身之本。
资源获取力是高校办学活力、社会服务能力的直接体现，也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破解资源瓶颈的核心能力。资源既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高校与社会互动和交换的载体。地方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大学相比，资源总量稀缺，缺少稳定多元的资源筹措渠道，内部资源结构同质性过强，外部资源区域差异较大，更加需要面向社会广泛获取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源配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源转化成为高校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方式。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将应用型科学研究实力转化为生产力，在“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过程中获取所需资源竞争优势。通过资源“创造性再生”，实现教育资源价值最优化，使地方应用型高校集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得更多社会、政府支持和资源投入。这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课题，也是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强校之路。
大学是高度理性的组织，必须在理性的价值引领下找到符合其规律的发展路径。地方应用型大学在建设高水平实践过程中，要精准寻位，定“根”在地方，定“位”在应用，聚焦“三力”提升，特色发展，面向未来、守正创新，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创业型人才，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7月01日发布时间：2019-07-01）
活出大学教师的“长宽高”
杨灿明
作为高校教师，要想对人类有贡献，就要立德、立言。33年的教师生涯，我最大的体会是，高校教师的人生要成为一个立体，而立体是由长度、高度、宽度组成。
生命的高度在学术
学术水平的高度体现了高校教师生命的高度。学术水平高度与人的思想境界密切相关。一个人视野和思维空间，受思想境界的局限。胸怀有多大，学问才能做多大；境界有多高，学问才能做多高。回顾人类发展史，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有一种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比如马克思，心里装的就是全人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他能够在流亡的情况下完成大量的鸿篇巨制。马克思信仰坚定，心系劳苦大众，其格局和境界都决定了他的学术高度无与伦比。
既然大学老师生命的高度在学术，就一定要实现“三求”。第一要“求真”，即追求真理。第二要“求深”。学术研究像打一口井，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很多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第三要“求新”。在学习别人的观点的同时，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并且创造自己的观点，生产新知识的才是知识分子。
何谓立德、立言？立德是树立品行，立言是做学问。洪堡大学首次提出大学应该有学术研究的功能，从而开启了现代大学的发展之路，所以高校教师既要重教学，也要重科研。没有科研，教到半路就会黔驴技穷，只有科研才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思想。生命的高度在学术，学术的核心在创新。我们要想活得有高度，一定要刻苦钻研，勤于思考，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生命的长度在学生
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自然生命，一种是社会生命，对应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人作为社会人，社会生命则取决于他的社会影响。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学术生命就是社会生命，学术生命的长度不可能靠传宗接代，而要靠弟子再传弟子，思想就可以薪火相传。
学生要想让老师在学术上健康长寿，最好是在学术上超过老师。学生水平越高，老师的学术生命就会越长，否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一代不如一代。学生超过老师，人们都认为是名师出高徒。学生影响力的时间跨度和强度就决定着老师学术生命的长度与质量。大学老师有这个天然优势，通过培养学生，名垂青史、千古扬名，这是人生一大幸事。
如果你对自己负责，珍惜教师这个岗位的话，一定要下大力气来教学生立德。德行过关，知识越多越好。德行过不了关，很可能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做起坏事来越厉害。做好“立德”之后，就要“树人”，即：传道、授业、解惑。
高度有利于增加长度。学术水平高的人，对学生的吸引力也可能更大，人格魅力也更大，对学生的影响力也可能更大。既然选择了高校教师职业，首先面对的是学生，做学问也还是为了学生。经常跟学生摸爬滚打在一起，也容易产生一些新的灵感，迸出一些新的火花，促进教师自己的成长，这就叫教学相长。
生命的宽度在学科
我们有了高度，有了长度，还要有宽度，才能成为一个立体。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宽度代表广博。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师，研究领域都是横跨几个一级学科，而且卓有成就。
老子的代表作《道德经》，全篇才5000来字，这篇给华夏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经典文献，包含哲学、伦理学等五大学科门类；孔子有“六艺”，内容涵盖六个学科，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七艺”，比孔子还多一艺。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也是讲授了四门课程，即“宗教”“道德情操”“法律”“政治经济学”，横跨了四大学科门类。
生命要有宽度，而宽度在学科。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连带着高等教育在学科专业的划分上也越来越细。大家的关注点越来越聚焦，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好事，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我们得到了一些，也失去了一些，甚至失去了更多。术业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是没错的，比如遗产税专家、个人所得税专家。然而即便研究遗产税，如果不横跨几个一级学科，不吸收各种相关知识，也无法研究好遗产税。世间的万事万物本来是有联系的，若我们把学科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就是在不断割裂这种联系，就是在背离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真相，离真相就越来越远。
创新需要灵感，思想来自智慧的火花。伟大的思想最开始都是星星之火，火花的产生来源于头脑中多种交叉知识的碰撞。软知识，也就是默会知识，是创新的最重要的一种知识，也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世界的苹果都是从树上往下掉，掉下来打到的人一定很多，为什么只有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软知识。软知识的形成，需要非常复杂的知识结构和广博的见识。我们提倡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学点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界教师要打好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就是这个道理。爱因斯坦文理兼通，哲学思维发达；钱伟长以物理只考5分的基础转学物理，成为一代大家，主要归功于他的人文功底，也就是软知识和交叉知识起了作用。学术的世界，你可能只在一棵树、两棵树或三棵树上深耕，但只有拥有一片森林，你那几棵树才能茁壮成长。（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6月10日，2019-06-10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他山之石】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是如何进行能力培养的？
——以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学院教育学院专业课教学为例
熊耕
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以其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子们。这些大学是如何利用课堂教学进行能力培养的呢？本研究以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学院两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学院专业课为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选择这两所大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所大学建校历史悠久，其教育质量在世界上颇具盛名；另一方面，是基于便利原则。笔者曾在2013—2014年间在美国波士顿地区访学，有机会对这两所大学的课堂教学进行参与性观察。笔者在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学院2013—2014学年开设的课程中，选取了“大学生发展”（Ａ），“国际高等教育”（Ｂ），“课程及其政治、历史背景”（Ｃ），“课程与教学问题研究”（Ｄ），“跨国教育结果比较”（Ｅ），“成人道德与儿童道德”（Ｆ）六门专业课，并对这些课程的教学分别进行了一学期的参与式课堂观察。在观察期间，对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课堂环节及程序、师生互动、教师的语言态度都进行了详细记录。在对这些记录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教师教学理念：以能力培养为重心
教学理念是教师关于教学目的、方法、模式等的本质性看法，是教学行为背后的支撑力量。在参与课堂观察过程中，笔者与任课教师们进行了直接对话，了解其教学理念。
美国教师们普遍认为能力的培养才是研究生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这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思考能力，其次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是语言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独立学习能力等。例如：Ｃ课的主讲教师指出：“我课上一般不会直接讲解知识内容，但我一直围绕学习内容与学生探讨，引导他们思考，让学生一直处于思考状态比什么都重要。”Ｂ课的教师指出：“课堂教学的重点不是讲解书本上已有的东西，因为这些研究生都可以读懂，关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Ｅ课的教师也认为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引导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学生进行思考并表达其多样化的观点，让他们享受思想碰撞的过程。”
教师们重视能力培养的理念与美国实用主义国家哲学和文化背景、现代信息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以及大学领导者的强调和倡导[1]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们理念上的重视是进行能力培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重视能力培养的理念，是难以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真正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展其各种能力的。
课堂时间分配：向能力培养倾斜
美国研究生一次课堂教学通常是150分钟，其中有10分钟休息时间，有效教学时间大概有140分钟。那么，这140分钟的教学时间在知识讲授和能力培养之间是如何分配呢？
根据对6门课一学期的教学现场观察记录，A课是讲授知识时间最长的，每次课大都在30分钟～40分钟之间，占总体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讲教师通常将理论知识以简单的语言总结在1页～2页纸上，快速讲解一下。剩下100分钟～110分钟的时间，教师主要是围绕知识点，让学生练习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C课和E课是知识讲解时间最短的，教师几乎不进行知识讲解，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甚至辩论。整个课堂教学虽然有明确的主题，但却不拘泥于主题，会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课堂的教学任务指向并不清楚，师生常常会因为一个问题而产生激烈的论战，直到下课。
可以看出，美国教师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都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这种向能力培养大幅倾斜的时间分配虽然可以细致地引导学生发展各种能力，但其前提是学生必须在课前认真阅读材料，提前自学理论知识，否则很难使课上的能力培养达到预期的效果。
教学内容设计：重视知识应用练习
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计是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重视理论知识应用练习的设计。教师常用的设计包括实际案例和情境练习。
例如：在Ａ课教学中，教师在讲授梅尔—布里格（Myers-Briggs）性格理论时，教师设计了三类知识运用的案例：第一类，对著名历史人物，如林肯和富兰克林的性格进行分析。第二类，对热销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如《哈利·波特》中各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这两类案例分析一经幻灯片放出，教室中一片沸腾，学生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第三类，由学生自选对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进行分析，之后在班上发言。
Ｆ课的教师则经常设计情境，让学生根据情境实际表演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讲述“竞争在孩子道德发展中的价值”时，教师设计了如下情境：某校家长委员会主管着男、女两支小学生球队。由于两队学生曾为比赛胜负打架，家长委员会决定建立一套新规则：在平时训练和比赛中不计分，以减少学生的攻击行为。假设你是女孩的母亲，你很认可竞争的价值，你女儿很喜欢竞争，所以讨厌这个新规则，你该如何去跟主管人谈这个问题，该如何教育孩子？假设你是一位男孩的母亲，你儿子不喜欢竞争，你该如何去跟主管人谈这个问题？学生通过表演不但真正理解了竞争在道德培养中的作用，还锻炼了运用这些知识与他人进行沟通，并说服对方的能力。
美国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设计扎根于社会实践，又由教师根据教学目的进行加工提炼。这不但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为能力培养创建了良好的情绪条件，还通过学生实际参与和体验，操练其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在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联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增强问题意识。
学生课堂参与：构建多样化互动
美国教师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尤其是同学之间的互动，会采用各种形式促进学生参与到互动中，具体说来，有五种形式：第一，固定小组互动，即互动在固定的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例如：在B课上，教师在学期初第一堂课就将全班学生分为3个固定小组，每次课堂讨论都在固定小组内进行。这种形式由于成员间比较熟悉，学生更容易畅谈出自己的观点。第二，邻座互动，即让学生与自己座位前后左右的同学进行互动。例如：A课和F课的教师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提出问题，然后让学生与邻座进行3分钟～5分钟的讨论，再个别发言。由于学生每次上课坐的位置不同，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和班上不同的同学进行互动，比较适合班级规模较大的课堂。第三，“鸡尾酒会”法，即让学生带着问题，随意互动。例如：在C课上，教师在课前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卡片，给学生几分钟时间，让其写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然后全体学生如参加酒会一般，自由寻找伙伴，三五成群进行讨论。这种方式会给学生带来极大的乐趣，但由于要走动，需要较大的场地，比较适合中小规模的课堂。第四，激发持不同观点学生之间的互动。这种方式是根据教学中知识内容的对立或差异之处，利用学生的不同观点，组织互动。例如：C课在分析影响美国课程发展中的人文主义、儿童发展主义、社会效率主义、社会向善论等四个思潮时，让支持某一思潮的学生组成一组，然后进行陈述和辩论。这种方法根据青年学生好争论的特点，引发学生辩论。第五，教师们还通过网络等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进行课前互动。例如：C课教师要求学生每次上课前都必须在课程博客上就阅读材料内容，提出1个～2个问题。教师会评判这些问题，并将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拿到课上讨论。教师会将此算作学生期末成绩的一部分。这种学生互动使学生成为问题的提供者，丰富了课堂问题的来源。
构建学生之间的互动，给予每位学生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有利于挖掘不同学生的知识背景，形成思想碰撞，激发其探索的热情，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还可以促进其相互了解，培养其包容和尊重不同观点的性格及平等合作的团队精神。
教师课堂作用：引导学生思维活动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尽管学生参与度高，在形式上看起来散乱，但实际上是“形散神不散”。这里的“神”就是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一直通过课堂所有活动的设计和实施，引导着学生在课堂上所有的学术思维活动。
例如：在E课上，学生是以3人～5人的小组形式来准备主讲内容，并且成员之间也有一定的分工。在上课时，小组成员全部上台主讲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在学生讲解过程中，教师不是被动地听，而是会在讨论的某个节点，适时地给学生抛出问题，引导其聚焦到关键问题，并进一步拓展其思路。例如：当学生主讲到“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培养”的内容时，教师提问：“到底该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你们认为自己的批判思维能力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活动发展的？”有学生发言，描述自己批判思维能力是在高中的学习活动中得到培养的。教师接着问学生：“大学教育在学生批判思维能力方面是否有着重要作用？大家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批判思维能力有什么变化？如果两组学生一组接受一年大学教育，另一组去泰国旅行一年，然后测试其批判思维能力，你们认为哪一组水平更高些？” 于是，有学生阐述自己在本科的文学学习中思维能力得到了培养；有学生则认为课外的活动，如旅行锻炼了其关键思维能力；另有学生指出：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培养不应在大学时期才开始，应从幼儿园时期开始。教师肯定了在幼儿园时期应培养学生批判思维的观点，并对此进行扩展，介绍了在幼儿园开设简单的哲学课程，培养幼儿关键思维能力的相关研究。
教师这种层层递进，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形式其实并不新鲜，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运用的“产婆术”就是如此。运用这一方法需要教师学识渊博、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善于抓住学生发言中的闪光点和与讨论主题的关系，不断进行追问，将对话引入更深的层面。教师的引导让学生散乱、肤浅的思路具有了逻辑和深度，对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对我国研究生教学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波士顿地区大学六门课程课堂教学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其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有着许多独特的做法，这给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带来一些启示：
1.教学理念上：教师应认识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将知识传授看作是课堂教学的前期基础，而将能力培养作为课堂教学的终极目标。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只讲述知识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点，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学生进行各种能力的培养。我国教师普遍将知识传授看作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重视知识的继承，忽视研究生问题意识、批判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2]， 更忽视实际运用这些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各种重要能力的高层次人才。知识传授只是能力培养的前提和基础，能力培养才是研究生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为此，仅仅止步于知识传授的课堂教学则是不完整的教学，是没有达到研究生教育目的的教学。据调查：68%的用人单位认为研究生( 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 创新能力“一般”与“差”[3]；近三分之二的研究生独立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明显不足[4]。为此，我国教师应转变观念，在教学中，切实加强对能力培养的重视。这需要大学建立一些推进措施，如师资的培训加入现代教学理念，进行观念的宣讲和具体教学设计的帮助。
2.加强教学设计，重视知识运用练习的方法
由课堂观察可以看出，美国的研究生教学具有很强的设计感，而设计的重点则是知识运用的练习。在设计练习方案时，教师们运用多样化的创意活动来吸引学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知识与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达到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目的。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在设计上较为重视知识内容的准备，缺少知识运用练习方法的设计。实际上，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中同样也会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和问题，但教师们在运用时，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较少进行精心设计，特别是具有创意的设计，难以给学生提出实在的问题，也难以为学生创设模拟社会现实又具有能力培养意义的问题情境。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实践实力是不利的。为此，我国应加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促进其教学设计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和积累，提升教学设计的能力，创设进行教学设计的教学文化，来减少教学的随意性。同时，还应促进教师对课堂教学的重视，愿意在教学设计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以新颖的形式促进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
3.加强教师引导作用，提升学生参与的质量
在美国研究生教学中，学生课堂参与的质量较高。这主要表现在学生参与的形式多样，参与面广，而且深度参与。美国学生参与的质量之所以较高主要在于教师引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国的研究生教学目前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教师进行“满堂灌”。据调查，我国高校大约有59.2%研究生课堂教学仍然采用这种灌输式讲授[5]；另一种是学生进行“满堂灌”，即教学内容完全由学生主讲，教师通常只进行简短的评论。主讲学生不具有专业的教学技能，很难有意识地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引导其思考。而且大多数学生一学期只准备自己要讲的部分，很少认真阅读其他主题的材料，在客观上造成了课堂互动的艰难。许多学者和教师因而认为这种以学生主讲的教学流于形式，难以得到预期效果[6]。在这两种教学中，教师引导作用都没有充分发挥，从而导致学生参与质量较差。为此，我国的研究生课堂教学的当务之急应是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这既需要增强教师的引导意识，认识引导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同时还需要提升教师的引导能力，要求教师能够融会贯通地掌握专业知识，勤于思考教学内容，努力把握学生的思维逻辑。在提高教师引导能力的基础上，还应推动学生参与形式的多样化，增加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激发其求知欲，以使其各种能力能够真正得到培养。
美国研究生课堂教学经验使我们看到了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它涉及到教师理念、教学时间安排、教学内容设计、学生参与及教师引导作用等方方面面。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我国研究生课堂教学在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在具体实践层面改进课堂教学、提高能力培养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来源：《北京教育》杂志，2019-06-28，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高教所）
高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优化研究
——基于对美国六所大学创业课程设置情况分析
祝军 朱昱治
国内高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现状与存在问题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兴起于20世纪末。1988年，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首次明确提出要在高校中开展创业教育，并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九所试点高校开设了相关的创业课程，标志着我国创业教育进入了探索时期。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至今，得益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内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建设进入了新时期。目前，国内高校创业教育基本形成了三大类课程体系：一是通识性的创业教育课程。例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创业教育指导”等课程，这些课程在帮助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养求职技能以及引领学生创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专业的创业教育课程。经过教育部的指导，全国近千名高校教师参加了创业教育的专题培训，开发了“创业基础”“创新创业导学”等基础课程，并且编写了一批优秀的配套教材。三是相关创业教育的网络课程。一些高校开发了一批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纳入学分管理的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了“创业管理”等一批创业教育的公开课和共享课。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这三类课程基本构建起了我国创业教育课程的基本体系框架。[1]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创业学学科建设，国内不少学者围绕高校创业教育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目前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中存在的若干不足。李家华、卢旭东（2010年）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创业学学科建设不够健全，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呈随意性，缺乏系统性。[2]张小刚、潘敏仪（2015年）认为，我国的创业教育课程存在着课程体系不健全、与通识教育相脱离、师资力量匮乏、教学模式单一、缺乏特色等不足。[3]马永斌、柏喆（2015年）通过对国内十所大学的调研，发现我国大学创业教育的课程开发和设计存在分布零散、数量有限以及不同学科创业课程缺乏联系、基础与实践分离的不足。[4]廖琪丽、孟秀霞（2017年）认为，国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还存在开发主体单一，缺乏外部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够深入等问题。[5]
美国相关高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情况分析
美国是创业教育的发源地，其创业教育发展最快、影响最广 。根据调查：在美国2,662所非营利高校中，至少有2,136所高校提供一门创业课程，其中有300多所设置了创业学学士学位课程，并建立了347个创业学MBA项目、30余个创业学博士方向，成立了18个创业学系。[6]在本研究中，笔者以美国六所在创业教育方面具有特色的高校，根据其网站上公开的课程介绍页面资料，对其创业教育课程设置进行梳理和分析。
1.斯坦福大学
长期以来，斯坦福大学将创新创业教育贯彻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在完善课程设置、构建科研平台以及引进社会资源等多维度同时发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课程主要由工学院科技创业计划（Stanford Technology Venture Program）的创业教育中心和商学院下的创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Studies）两个部门负责，共同面向本科生、研究生等各层次的学生提供多样化、有针对性的指导。其创业教育课程可分为三类：一是理论学习类课程，包括“构建商业模式”“培育创业思维”等课程，这些课程以传授创业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主要内容，多数为必修课程。二是与专业深度融合的创业课程，包括“技术创业”“环境创业”等课程，由各个院系负责，密切结合专业知识，多以选修课的形式提供给学生。三是创业实践课程，采用创业工作坊、创业竞赛、创业模拟等多种形式让学生积累实际的创业经验。
2.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的创业学课程重点面向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开设，旨在培养学生“站在决策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帮助学生识别风险和机会、整合资源，成为能够改变世界的企业家型人才。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以学年来划分。第一学年，所有商科学生都要学习涵盖基础学科的专业必修课。其中，创业学相关课程有“创业经理人”“创业财务”“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等。第二学年，该学院提供了一系列的创业学选修课程以供学生选择，可以分为创业启蒙教育、创业系统知识和创业能力培养三大模块，包括了“创办科技公司”“探寻市场机遇”等内容。此外，哈佛大学规定学生在第二学年要进行相关实习，主要有两种形式：学生自己联系企业，或者自愿组成实习小组，参与到企业的项目中。[7]
3.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创业教育的特点在于构建了一个有特色的“MIT创业生态系统”，通过马丁信托创业中心（The 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和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The Deshpande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等独立的项目和平台对创业教育与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并在课程设置方面跨越了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鸿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课程大致可分为创业技巧、公司内部行为学习、产业聚焦、基础知识四大板块。以2019年春季学期的课程为例，有介绍创业基础知识的 “工程师的创业之路”“前沿市场中的有效商业模式”等课程；有针对公司创业或社会创业过程各个环节来设计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等传授创业技巧的课程；也有面向专门行业或学科的“生物工程系列研讨”“生命科学的战略决策”等产业聚焦类课程。
4.百森商学院
百森商学院作为世界上第一所面向本科生开设创业学课程的高校，着重培养学生“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以培养对世界经济、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课程的特色在于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进行课程安排，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发现阶段，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包括“创业过程导论”等课程。二是探索阶段，包括“创业机会”“新技术企业”等课程，多数面向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三是专攻阶段，包括“家族企业成长”“未来趋势与创业”等课程，主要面向有创业学先导课基础的高年级大学生。
5.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创业教育课程主要由创业与科技中心（SECT）负责，特点在于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材施教”：面向本科生提供启发性课程，激发学生产生创业想法和兴趣，而研究生课程更加专业化。例如：2018年秋季学期的创业课程包括：启发类课程；技能类课程；创新类课程；实习类课程；社会实践课程；定位类课程等。
6.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奥斯汀是全美最具创业氛围的城市之一，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拥有专门的创业教育部门—赫伯?凯莱赫创业、成长与振兴中心（Herb Kelleher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Renewal）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创业教育，该中心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分析性思考、学会提问，培养学生解决企业问题、开发新产品以及创办新企业的能力，从而成为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赫伯?凯莱赫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创新创业课程多达数十种，涵盖艺术、管理、科技等各个领域。其自然科学学科创业课程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前沿技术联系密切，它的创业实践类课程既关注社会发展趋势，也强调创业实践参与。
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优化建议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美国高校创业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如下特点：一是课程设置根据层次、年级、专业进行区分。针对不同学习群体、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内容全面、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课程，较好地提升了课程教学的有效性。二是强调专业与创业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美国大学的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强调与其他学科专业的融合与交叉。一方面，创业教育走出商学院的大门，走进了其他文科或理工科专业的课堂，实现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拓宽了学生创业知识的宽度与广度。另一方面，美国的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坚持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并重，保证了学生在理论知识和具体实践上有效衔接。美国的这六所高校都把实践课程作为创业课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不仅纳入了学分管理体系，而且还有严格的评价制度。三是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设置构建起“创业课程生态圈”。美国的创业教育不仅开发了丰富的课程体系，同时借助社会资源开发了多样的校内外实践项目。
基于美国高校的做法和经验，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一是以创业学专业建设推动课程体系的科学化设置。一方面，要加强创业学学科建设，构建涵盖创业意识、学科理论与技能、产业前沿等各个部分的完整知识模块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借鉴哈佛大学等高校的做法，针对不同层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难易适度、针对性强的创业课程。二是推动创业教育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高校要切实把创业教育当作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开展实施，从而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充足人才保障。在打通专业壁垒方面，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创业”的方式，在突出专业学科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专业人才的具体培养计划，将创业意识培养、知识获得、实践执行纳入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教学计划，将创业课程融入到其他专业的教学过程；[8]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发展各个领域或学科的创业学分支，总结该领域创业者的经验，丰富创业学的理论体系，拓宽应用范围。三是结合学校特色构建创业教育的课程生态圈。在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阶段，要根据高校学科特点“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学校的社会资源，通过邀请校友传授经验、与学校附近的社区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等，将创业教育的课堂延伸到社会环境中去，既要让学生将创业精神和意识内化于心，还要让创业技能和活动外化于形，更要让学生的创业未来在深厚的人文、社科和技术等课程的保驾护航下，走得更远、行得更稳。（来源：《北京教育》杂志，2019年6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指导中心）
【高教资讯】
第二届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召开
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华北电力大学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华北电力大学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和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二届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6月15日至16日在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50余家高校、科研机构及百度、京东、知网3家大数据企业代表共计200余人参会。
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多个学科领域，在各个报告发言环节中，大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工具，在商业、医疗、数据科学、图书情报等领域有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然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还现存诸多难题，需要各个具体学科携手合作、跨界探讨、相互借鉴、彼此启发。另外，虽然大数据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广阔，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仍然需要相关研究者积极创新，转换思维范式，树立变革意识，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探索。（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06-16，有删减）
重庆文理学院自主研发一类新药获批进入中美临床
近日，重庆文理学院和重庆迪康尔乐制药有限公司签订成果转化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重庆文理学院自主研发的PDE5（磷酸二酯酶）抑制剂一类新药在美国和中国的临床I期试验。
据了解，PDE5抑制剂一类新药由重庆文理学院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历时5年研发而成。去年，这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同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和美国FDA临床批文，在中国和美国即将开展临床试验研究。
据介绍，该抑制剂可以高效选择性抑制PDE5激酶，在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ED），肺动脉高压和前列腺肥大等疾病。该药物与现上市药物相比具有安全性更高、起效时间更短、剂量更小、半衰期适中等特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06-04 ，有删减）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智慧食堂应用系统、景点智能识别、无人机三维测绘、手机翻译机……日前，第十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无锡落幕。江南大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9支队伍荣获大赛一等奖。
该项赛事由教育部、商务部和无锡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2010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服创大赛10年共吸引了1600余所院校、40余万名大学生参与竞赛，并将影响力扩大到港澳台地区和“一带一路”国家高校。大赛致力于打造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高校人才培养交流合作平台，通过建设创新创业基地，设立创业孵化基金，举办大学生训练营、项目投融资路演等活动，累计为服务外包产业输送了近15万名创新人才。2019年2月，大赛成功列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评估体系”。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06-04 ，有删减）
清华大学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共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
莫斯科时间6月5日下午，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尼古拉·克罗帕切夫（Nikolay Kropachev）在克里姆林宫交换两校《关于共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合作协议》。
此次协议旨在共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教育、科研、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的合作，将成为推动中俄高等教育合作的新的里程碑。
研究院将设立于清华大学，以促进中俄交流与合作、助力两校发展为导向，开展两国领导人治国理念的研究和推广，开展俄罗斯相关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应用性研究，以及教育、科技、文化等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的信息咨询、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共同打造国际级别的高端俄罗斯研究智库，同时建设中俄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与人文交流的实体平台。两校也将以联合共建的“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作为开展双边合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的重要基地。（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9-06-06，有删减）
红医联盟在沈成立
由全国32所医学院校和健康报社共同发起成立的红医联盟，开启了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新时代。
“红医联盟”全称为红医精神教育联盟，由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赣南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健康报社、锦州医科大学、井冈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沈阳药科大学、延安大学、遵义医科大学等担任理事单位。“红医联盟”成立大会上，发布了红医联盟章程、红医联盟会徽、红医丛书计划、红色基因思政研究方案以及建立红医联盟教育基地方案。
红医联盟成立宗旨是传承红色基因，服务立德树人，用红医精神教书育人，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堂教学、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工作有机结合，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06-06，有删减）
浙大研究团队突破超声对颅脑成像的“禁区”
日前，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郑音飞副教授课题组创新性地提出一种基于超声超材料和平面波造影相结合的新型脑成像技术——穿颅超声脑成像。这一技术突破了超声对颅脑成像的“禁区”，使得人类颅脑超声成像成为一种可能，为人类颅脑成像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
据介绍，现代医学超声设备通过分析由身体反射的回波信号来判断人体组织结构和血流情况，相较CT与核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的优势在于实时、无损、低价，且能在术中使用。然而长久以来，由于颅骨具有高密度特性，对超声具有极强的衰减和畸变效应，因此常规的超声很难检测到由颅脑反射的回波信息。
课题组突破性地提出利用平面波造影成像方法，显著提高了图像的分辨率和灵敏度。换能器发射平面波，一次发射即可得到整个成像区域的信息，这不仅提升了回波信号的数据量，而且还实现了脑部高分辨率高灵敏度成像。该研究受到“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助。（来源：人民日报 2019-04-01，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