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2018年第09期(总第40期)

作者: 时间:2019-03-29 点击数:

高教发展参考

2018年第09期 总第40期

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1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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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新政速递】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通知

【高教视点】

“珠峰计划”重提 基础研究何往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高校的机遇、责任与使命

看待中国科技创新世界地位要有“定力”

【他山之石】

复旦大学深化改革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广培苗圃,也滴灌英才

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新危机

【高教资讯】

政府部门将不直接管理具体科研项目

清华大学成立大数据研究中心

北京下放科研机构职称评审权 两机构获自主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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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速递】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通知

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创新之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取得历史性成就,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但与新时代建设世界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高等学校基础研究重大原创成果和领军人才偏少,条件能力建设仍需提升,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有关精神,写好教育“奋进之笔”,进一步推动高等学校加强基础研究,实现创新引领,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等战略实施,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结合点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作为我国基础研究主力军、原始创新主战场和创新人才培育主阵地的重要作用,在推动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全面发展基础上,组建世界一流创新大团队,建设世界领先科研大平台,培育抢占制高点科技大项目,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为关键领域自主创新提供源头供给,成为加快“双一流”建设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支柱,推动高等学校成为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力量。

二、基本原则

实现创新引领。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开展系统、深入的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研究,争取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大力支撑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形成若干引领国际前沿科学发展的研究团队和学术高地。

坚持科教融合。以科教融合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通过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着力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和水平,充分实践科研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创新实践中既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同时树立科学精神和科研道德。

推进全面发展。推动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全面发展,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和特点,鼓励自由探索和加强自主科研布局;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均衡发展。

加强开放协同。坚持全球视野,主动参与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汇聚国内外高水平科学家和优秀青年学者,推动不同创新主体和不同领域创新要素的紧密合作。

追求卓越精神。以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引领形成求真务实的科学文化,坚定创新自信,增强引领意识,鼓励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甘坐板凳十年冷的精神,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基地,汇聚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支撑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

到2035年,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水平大幅跃升,建成若干具有国际“领跑者”地位的学术高地,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学术引领,培养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国际眼光的战略科学家群体,一批学科领域跻身世界一流前列,产出一批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到本世纪中叶,在高等学校建成一批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创新高地,在一批重要领域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培养出一批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四、核心任务

(一)组建世界一流创新大团队

在高等学校布局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以前沿科学问题为牵引,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前沿性基础研究。中心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团队,促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示范区,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中心要建设成为我国在相关基础前沿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中心,成为具有国际“领跑者”地位的学术高地。

教育部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发展态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负责前沿科学中心建设布局,指导和组织开展中心立项建设和评估。整合各方资源,在研究生指标、条件建设、人才引进、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

(二)建设世界领先科研大平台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重大科学目标,推动高等学校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一批具有大型复杂科学研究装置、系统或极限研究手段的重大条件平台,为科学前沿探索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提供重要支撑。凝聚和培养一批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研究团队,以及高水平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形成独创独有的研究条件,提升重大原始创新能力。

教育部结合“双一流”建设学科培育高等学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探索多种建设模式。根据培育效果,择优推荐一批设施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形成“预研一批、建设一批、运行一批”的发展格局。教育部布局建设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依托的研究平台,同步提升建设运行和创新能力。

(三)培育抢占制高点科技大项目

围绕符合科学发展趋势且对未来长远发展可能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聚焦可能形成重大科学技术突破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科学问题,针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高等学校重大创新活动组织的新模式,整合高等学校优势力量开展协同创新和长期持续攻关,探索建立依托前沿科学中心等牵头组织重大科研任务的新机制,不断形成集群优势,培育锻炼一批战略科学家和高水平团队。

培育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每年组织若干具有重大引领性、前瞻性基础研究项目的预研,并向国家提出重大科技项目建议。

(四)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

在汇聚大团队、建设大平台、组织大项目的基础上,持续产生一批高水平科学研究重大成果,推动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和重点领域的引领突破,并且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带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持续产生显著成效。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创新基地、重大条件平台,建立一流人才培养机制,营造一流环境和管理,做出一流贡献服务,产出一流原创成果。

以前沿科学中心等建设为试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围绕人员聘用、评价激励、成果转化等方面大胆探索。推进科研育人,通过高水平科研活动提升教师队伍创新能力,把重大科技任务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紧密结合。鼓励高校设置交叉研究中心和新型研究机构,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创新链与产业链融通的发展环境。

五、政策措施

(一)全面推进

成立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推动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全面发展,为率先取得基础研究重大突破夯实基础。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争取新建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完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布局和管理。积极争取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任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鼓励高校加大自主科研布局,支持科研人员根据兴趣自主选题,开展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非共识的创新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倾斜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大力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加强对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拔尖人才及优秀创新团队的稳定支持。

(二)夯实基础

充分认识基础学科的基石作用,全面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重视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对数学、物理等重点或薄弱基础学科给予更多倾斜,在基地建设、招生指标等资源配置上加强布局。注重基础与应用的衔接,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发挥基础学科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鼓励多学科交叉联合培养。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三)优化环境

建立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强化分类评价和第三方评价,探索长周期评价,突出目标导向,以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为评价重点,建立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评价和考核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加大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倾斜支持力度。完善后勤保障,建立一流的科研专业服务团队,为科学家开展研究提供全方位支撑。

(四)保障投入

高等学校要强化法人主体责任,把前沿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高等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并作为重大事项列入学校“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争取多元化投入,统筹各类资源,给予前沿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平台等稳定支持。教育部将从重点建设、科研任务、招生计划、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探索协调共建机制,建立部省共建、部部共建机制,充分发挥各级部门的作用,共同推进计划实施。

(五)加强开放

面向世界秉持开放的态度,聚集国际一流学者,开展具有开创性、颠覆性、前瞻性的研究。加强国际智力资源引进,建立面向海外高端人才的访问学者制度;成建制引进海外学术团队,提升人才引进效益。与全球不同学科、领域的顶尖机构和人才,深度加强高水平合作,产出重大学术成果,适时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来源:教育部,2018-08-02 )

【高教视点】

“珠峰计划”重提基础研究何往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在高等学校建成一批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创新高地,在一批重要领域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培养出一批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其实,早在2009年,直面“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就出台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当时,这个计划也被称为“珠峰计划”。可以说,它是现在这个“珠峰计划”的试点版本,在十几所重点高校中铺开。

本期,深度探讨两个“珠峰计划”,希望能让读者对其中异同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我国基础研究有一个更加清晰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探秘

教育部此时重提“珠峰计划”是出于何种考虑?与2009年推出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相比有何不同?具体又反映出哪些问题?

基础研究薄弱的迫切需求

曾经有过“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也称“珠峰计划”,如今提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这两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前者试图回答“钱学森之问”,目的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计划;后者产生于中美贸易摩擦后,力图缩小我国与美国在基础科学上的差距,旨在建设科技强国,是科研计划,也是人才会聚计划。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延续、深化,最终目的都是攀登世界科学最高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如今的“珠峰计划”可以理解为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计划。在“珠峰计划”中提出的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与“双一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提出的三个时间节点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全球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大陆模式,以法国、德国为代表;一种是盎格鲁—北美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欧洲大陆模式强调由国家力量主导学术发展,正因如此,欧洲大陆国家一般拥有庞大的科学院系统。盎格鲁—北美模式则强调学术上的自由探索,让科技创新自发生长,一般由NGO组织出台研究报告引导科技创新。

我国效仿的是欧洲大陆模式,重视科技发展中的政府行为。这种做法短期内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知识积累薄弱的领域,更能起到弥补短板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盎格鲁—北美模式更具生命力。最近500年来,世界科学中心以80年为周期发生转移,先后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转移到美国,但美国科学的兴隆期已经突破了80年周期,甚至超过了100年。从长远来看,确有一些研究不可规划。

“珠峰计划”中大量鼓励自由探索、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显然也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但从整体上来看,它还是借助政府的推动,实现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这与我国近40年来对基础研究不重视、重术轻学有关系。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不搞研发或用于研发的经费过少,绝大多数依靠海外购买。只有少数实力雄厚、有远见的企业才会投资上游、中游,绝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都是下游能够快速见到效益的项目。那么,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就缺少了重要一环。

基础研究可能没有回报,就只能由政府来组织。我国的研发经费每年投入高校的不到10%,但SCI论文、科学技术成果奖大部分由高校获得,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高校产出的效益更高。同时,人才是第一资源,而只有大学才能储备、培养大量人才。实际上,“珠峰计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力图在平台、研究方向以及重大的科研产出上有大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计划,发挥高校人才蓄水池的作用,我国希望通过努力先变成世界科技次中心,而要成为世界科技次中心,首先要变成世界人才次中心。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战略布局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与“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是两个计划。实际上,不断出台计划、项目,与我国实行“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的预算体制有关。项目支出反映了这一阶段政府力图加强的事情。而且,项目支出是阶段性的,就像“211工程”“985工程”成为历史,“双一流”成为了现在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特别强调第四次科技革命。科技支撑经济,最终一切竞争都体现在科技上。没有抓住科技革命可能永远落后,抓住了才有可能实现平起平坐,甚至变轨超车。实际上,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攻击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如今我国经济体量到了一定程度,光靠学习、引进难以为继。日本从前也是拿来主义、技术立国,到后来变为科学技术立国,意识到了一定程度要实现原创。中国未来的道路也是这样。

“珠峰计划”与“双一流”应该是同步的。珠峰计划的关注点在于基础学科,不是“乱撒胡椒面”,而是定位为高端研发。不是简单的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而是希望有带动性、突破性的基础学科前沿。设计者心中所想的是,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寻找创新资源,因此配套 “前沿科技中心建设”,并与“双一流”协同发展。“双一流”强调扶新、扶特、扶需、扶优。所谓“扶新”,关注的正是现在也许不特别强,可一旦新型产业出现就能牢牢抓住,特别是能引领新型产业的学科。

当然,科学未来具有不可预知的一面。我国已有一些学科位于世界前端,面向世界前端要有创新点,因此提出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蕴含了国家的迫切需要。“计划”都是有目标的,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限是与“两步走”相对应的。我注意到它的用词是“一批”,而不是量化的限定词。并不是有意愿就能计划出来的,设计者对于趋势性的提法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虽然有一批前端学科,但与他国的差距仍是我们的目标。高明的科学家对前端会有所判断、校正,所谓培养大师并不是选定了100个大师,其他人就进不来。

回过头来看高校。目前,高校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薄弱。事实上,它是最适合搞基础研究的一类群体。高校面大量广、学科综合,最易产生交叉成果;并且,不断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后备人才。高校的创新活动十足,过去也许不适合大工程、大项目,但现在一些高校的集约能力也很强。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创新,国家需要革命性创新。随着贸易摩擦日渐激烈,这个时候强调基础研究,而且是最高端的“珠峰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战略布局。

现状

无论是2009年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还是今年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所关注的都是基础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我国基础研究到底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瓶颈在哪里?未来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

培养一流科学家应重视原创与工作系统性

“技术”与“科学”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混为一谈的,很多人以为“技术”做好了,就等于“科学”做好了。然而,“技术”与“科学”是不一样的,对于“技术”,人们重视的是现在就能够“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而对于“基础科学”而言,希望的是揭示具体问题的内在机制,通过掌握这些机制,从而可以很容易地为“未来技术”升级打下基础。一个国家发展如果只重视“技术”而不重视“基础研究”,在“低端仿制”的年代里是可以做出一些产品,然而,产品的进一步升级、改造就困难重重。

通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基础研究应该说处于世界顶级水平,比如量子通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领域都站在世界的前沿。但是,同样还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处于国际追跑阶段,比如高端航空航天材料、电子芯片等领域,由于基础研究没能够跟上,技术就不可能发展到“顶级水平”,这些年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这些年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卡脖子”技术的问题,因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走出了“研究不如购买,购买不如租赁”的荒唐逻辑。

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不能够只看发表多少篇学术论文,而应该强调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国际原创性或者国内首创,与此同时,更应该重视研究的系统性。否则,国内有很多科研人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什么领域热就跟风作什么研究,到头来,东一块,西一块,即使拼凑都很难自成体系,这样的研究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因而,个人认为重视原创、重视工作系统性是培养一流科学家的关键所在。

基础研究瓶颈在于师资

就计算机学科来说,我国的基础研究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编译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是计算机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

但从目前来看,国内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的主要是国防科大、中科院计算机所、清华大学等部分科研院校的老师,而大部分高校则没有合适的相关师资力量。对于计算机操作系统,尽管已经有一些国产操作系统,但缺乏大量的用户支持;编译器也一样,通常使用到的C、C++等编程语言的编译器也来自于国外;数据库管理系统方面,国内虽然有,不过使用者相对较少。所以,计算机基础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理论上,计算机应该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但实际上,绝大部分高校更多关注的是软件与应用方面,在基础理论和硬件方面课程却很少。比如,很多学校计算机专业数学基础课“离散数学”、硬件基础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以及“编译原理”等并不开设,这就导致部分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变成了纯粹的应用专业。

以小见大,通过对计算机学科的分析,我认为,我国基础研究最核心的瓶颈问题在于缺乏相关师资力量。

以计算机学科为例,很多高校缺少作基础研究的老师,尤其是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为解决这一问题,2014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出了一项改革,即高等院校计算机类专业系统能力培养,其核心思想是将来让学生不仅会用计算机,还要知道计算机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从而培养该专业学生的系统能力。

但是,计算机基础研究的开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表现在现有的评价标准上。

基础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很难在短期内作出高水平的成果,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酝酿和坚持。但现在的评价体系是,每年年底都要评价老师的全年工作量,比如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等。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老师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完成每年的工作量,而不是按照兴趣或国家重大需求去作一些研究。因此,他们也就很难尽心尽力地去作基础研究。

我认为,在基础研究师资力量不足的背后,是目前高校评估机制的不健全在“作祟”。

当然,我国也在不断进行相关改革,比如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不久前又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不管是人才评价机制的改革,还是针对基础研究的“珠峰计划”,有了顶层设计,如何落地就变得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首先就要培养出一流的教师,然后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作出一些原创性的基础研究,而不是跟随性的研究。没有一流的师资,所有顶层设计都是空想。

思辨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来规划人才培养自是无可厚非,但针对这一计划,是否还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

时限是把双刃剑,制度文化配套建设是重点

在我看来,此次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中,“本世纪中叶”这个时间的限制值得思考,它虽然是基于深厚的社会发展背景所提出的,但也隐藏着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但凡社会发展规划,一般总会设定时限、目标、战略等。有些规划为期较短(如一年),有些则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远。有时,决策者会将规划与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联系起来,赋予规划以更多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如千禧年、建国百年等。而针对我国教育领域的规划又通常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如五年规划)对接。

当然,时限本是规划的题中之义。对教育计划设定相应的规划时限和目标,可能更便于对相关部门机构进行激励、协调和问责。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时限的规划背后相应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问题通常会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规划时间节点的依据因素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各项社会事业虽然都需要协调,但是其自身的特点、运行机制和发展节奏是不可忽略的。过于将局部规划与整体社会发展规划捆绑,以求得“协调一致”,结果往往容易导致规划或保守或激进,最后可能事与愿违。另一个问题是,时限导向的发展规划,会导致赶“工期”现象,从而造成发展的“重量轻质”。到时,我们会发现,某些外显的指标可能实现了,但背后的文化、制度建设依然滞后。

因此,我认为规划不应该只提目标,更要有相应、细致的制度设计。在教育领域,一流人才的聚集地,也一定有最具包容度和宽松度的制度。特别是对于我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来说,宽容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基础研究的发展不是规定一个时间段就可以马上发展起来的,它有赖于学者强烈的内在兴趣和身心投入,需要一代代研究者成果的积累,从量变达到质变。

那么何为具有包容度和宽松度的制度环境呢?从一些细节上看,可以是针对“冷门”学科或者难以在国际刊物发文的学科,在项目资助和成果认定政策上予以一定的倾斜;又或是选拔具有学术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的学者做带头人,营造良好的学术工作“小气候”;建立起与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相匹配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等。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创建与规划相适应、更具激励作用的文化环境。一是树立“底线管理”的观念,除了国家法律明确禁止触碰的底线,应该允许广大学者勇于探索、试误,并完善学术仲裁制度,恰当处理基础研究中出现的各类争议和纠纷,减少非学术因素对研究工作的人为干扰。二是树立“服务至上”思想,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获取研究数据、展开学术交流和合作、获得学术成果认定和职业发展机会提供更多便利。

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还应注重学术梯队和后备军的培养,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招生、人才招聘等环节,为更多年轻人立志从事基础研究提供优惠政策。同时建议在国家层面确立一批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久久为功,并积极探索跨学科基础研究的评价制度。

教育主管部门应发挥“打基础”作用

关于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我认为有其可取之处,但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此次教育部在制定“珠峰计划”时,避免了规定过于细化的问题,仅提出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政策措施和发展目标等,从这个层面来说,该计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对于做任何事来说,“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计划是不能过于细化的,要尽量避免过于刚性的问题出现。这就好比我们出门旅行,首先会制定一个行程计划,但是在旅行时,肯定会有很多变动因素出现。因此,在最初制定计划时,就必须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除此之外,教育主管部门还应认清,其自身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究竟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想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培养真正的人才,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从2009年提出“珠峰计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不难发现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教育部门如何将这一部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值得我们思考。

在我看来,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人才培养上起到一定的基础作用。这就如同盖一座大楼,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的应该是地基建设,尽管基础对于整个大楼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光有地基显然是不够的,还要与上层建筑组合,才能成为一栋完整的建筑。

我一直认为,优秀的人才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整个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当然,学校教育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将其无限夸大,而是应该全面地看待人才培养问题。

回到制定计划的问题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人才培养而言,制定计划是正确且可取的,但就像目前政府实行的精准扶贫工作一样,我们在制定计划之初,就要精准地搞清楚相关部门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并扎扎实实地把这部分作用发挥好。此外,目标也不宜定得过高,即不应超出部门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能力范围。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人才培养中要注重产学研联合培养,避免出现各个部门单独作战的情况,各部门实现联合作战才是可取的。否则的话,教育部在“珠峰计划”中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便可能会很难实现。(来源:中国科学报,2018-08-14 )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高校的机遇、责任与使命

宁滨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筑基础科研高地

未来中国的科学研究更加强调原始性、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注重新思想、新方法、新原理、新知识的源头储备。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学科、科技、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与资源配置,推动各类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使高校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策源地。

一要大力建设高水平的基础科研平台基地。积极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交叉国家研究中心等高水平平台基地的培育与建设。充分发挥高水平平台的集聚效应,依托平台汇聚优质创新资源,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产生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主动对接国家基础研究布局,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等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要大力培育高水平的基础科研人才团队。改革完善人才育、引、留机制,依托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培养汇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端人才,组建若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协同创新团队。建立对创新团队进行稳定支持的倾斜政策,鼓励潜心开展持续的基础科学研究与探索。进一步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大力培养中青年和后备科技人才,保证研究投入与成果产生的连续性。

三要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打破传统壁垒,跨学院、跨学科组建符合大科学时代科研规律的科研组织,促成多学科协同攻克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借助“双一流”建设的有利契机,完善学科布局,凝练重点发展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鼓励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大力推进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前沿交叉研究。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优基础科研环境

高校有独特的制度环境与校园文化,这是开展科学研究、产出创新成果的特殊土壤。在不断加强基础科研工作的过程中,高校应积极建设与高水平基础科研工作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努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保护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潜力。

一是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积极构建人才、团队、平台、项目、成果五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保障体系,推动形成资源共享、学科交叉、人才流动、技术合作、政策激励的创新环境。大力促进高校与企业、创客等各类创新主体协作融通,促进源头创新、技术研发、产业化应用的紧密结合。

二是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立足高校实情,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组织,把握项目申报、评审与决策等环节,做好有组织科研。简化科研项目和预算审批流程,落实科研人员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切实做到“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三是完善科技分类评价机制改革。结合基础科学研究特点和规律,兼顾好质量和数量、绩效和潜能以及不同学科的特点,均衡考量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设定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分类标准、评价指标和考核标准,并将分类评价结果与考核评聘、晋升晋级、资源配置挂钩。在科学设计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的同时,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价环境,为基础研究与原创研究创新者提供应有的荣誉和回报。

立足根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创新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竞争。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和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结合点,应当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要素的育人功能,培养造就能够发挥创新能力、解决复杂问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型人才,为国家提供一流的基础科研工作者与后备人才队伍。

一要推进科教融合。注重把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构建与学科前沿理论和行业先进技术接轨的教学内容体系。持续探索科研、学科、人才相融合的实验平台建设机制和模式,将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

二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充分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和企业的实践优势,围绕前沿科学问题与重大工程需求进行科研与工程实践。将企业生产研发全过程、工程项目生命全周期等作为学生学习环境,从而实现专业教育与行业基础科研需求的有效对接。

三要突出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培养。加强思维引导与启迪,鼓励学生深入思考科学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鼓励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在国家重大科研与重大工程项目中凝练研究方向,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将创新创业教育进一步融入人才培养体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校园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扶持和鼓励学生成立学术创新类社团,提高创新创业类竞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激发学生科研创新的热情。

总之,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是高校的机遇、责任与使命。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做好部署,统筹好基础科学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培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产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和创新型人才。(来源:光明日报 ,2018-05-17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删减)

看待中国科技创新世界地位要有“定力”

不久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进入“最具创新力经济体”前20名。近年来,中国重大成果、专利申请、科研论文“井喷”,创新指数排名不断上升。

但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消息也见诸报端。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及在世界的地位?

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时代,进步和落后同在,成就与短板并存。对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人们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保持“定力”十分重要。

成就毋庸置疑

纵向看,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成绩斐然: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一些突出领域开始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

在基础科学领域,“天眼”、上海光源、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为世界级科研奠定了基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研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深地探测、超级计算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一些大成果、大工程让人耳熟能详;即时通信、移动支付、无人超市等创新应用方面,中国科技企业、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世界瞩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的统计显示,中国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科研论文发表量也处世界前列,说明科技产出确实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17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就,得益于“精心规划、自上而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他建议“继续采用相同的战略”再接再厉,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差距客观存在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能力短板明显。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归纳过: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高端科技产出比例偏低,产业核心技术、源头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变。

比如,被称为“工业母机”的机床制造产业,中国当前是“低档过剩、高档进口”;国产工业机器人同样只集中在中低端竞争;高端医疗器械几乎完全被跨国企业垄断。核心技术欠缺限制了这些领域向更高水平进阶。

此外,信息技术领域缺“芯”少“魂”,离自主可控还有很大差距。芯片产业仍处价值链低端,设计技术和经验不足、制造工艺水平不高;桌面和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几乎都被美国企业垄断,信息安全“命门”受制于人。

还有一些领域处于“从零起步”的阶段,比如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发动机制造、新材料产业等。

这些短板的存在各有具体原因,有的领域是底子差、起步晚,有的是人才储备薄弱,有的是错过机遇期等;也有共性原因,如基础研究力度不够,无法为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对于这些原因应该科学分析、精准施策,而不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自乱阵脚。

脚踏实地追赶

追赶世界前沿是中国科技很长一段时期的目标。多位专家表示,这种追赶应建立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既要有优先次序,又要有长期谋略。

首先,要对正在发展的项目保持耐心。以航空发动机为例,曾在英国罗罗公司工作20年的航空发动机专家王光秋说:“航空发动机研制不仅靠设计,而且靠试验和服役的积累,迭代改进,才能不断提高性能和可靠性。”发达国家用一百年走过的路“(我们)不可能二三十年就走完”。

其次,要重视基础科研。“今天的关键核心技术诞生于昨天的基础研究,而今天的基础研究又在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创造明天的关键核心技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小凡认为,对于已知的技术差距固然应该努力弥补,但更要着眼长期发展,支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才是更重要的应对之策。

第三,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用好人才和市场。比如在芯片领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中心主任骆建军说,有经验、有领导力的芯片工程师“在全世界都是宝贝,在中国更为稀缺”,他们属于“高级工匠”,功绩不一定体现在学术论文上。这就需要改革科研绩效评价机制,充分发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材料学专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海文认为,要解决一些关键材料创新难题,就必须调动市场活力,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把技术进步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要在一些特定领域抓住历史机遇。比如,谷歌的安卓系统正是抓住了智能手机的发展机遇,占领移动终端市场,并“反攻”桌面终端市场挑战微软视窗系统。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操作系统,也要寻找一个契机,”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武延军说,“这种契机可能是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或者物联网。”

同时应该看到,坚持开放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宝贵经验,航空航天、高铁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此。专家普遍认为,扩大国际合作、用好国际资源,结合国内市场和人才等优势,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可期。(来源:新华社,2018-08-07 )

【他山之石】

复旦大学深化改革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广培苗圃,也滴灌英才

本科生就能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的亲自指点,五六人的小组与知名学者“炉边对话”?在复旦大学,这并不是个案。

从2006年启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到2012年全面推行“书院制”、2017年实现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全覆盖;从鼓励拔尖人才和专业分层教学的“荣誉项目”,到开通多重“旋转门”、推动多元发展的“2+X”培养体系——10多年来,复旦大学不断深化本科生培养模式改革,努力打造一流本科教育。

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多个院系的2018级本科新生一报到,就拿到了一份本科“学程项目”规定及解读——学校将试点实施新的“2+X”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在这一培养方案下,学生在大学期间不仅能修读自己心仪的专业课程,还能获得更多的发展路径选择机会。

“2+X”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是复旦大学根据“大类招生、通识教育、专业培养、多元发展”原则构筑的新型多元育人体系。“2”指的是前两年以通识教育和专业知识夯实学业基础,“X”指的是多元发展——不是少数学生才有机会的转专业、跨校辅修,而是在本科第二阶段,学生们都可以根据个人特长和人生规划,选择专业进阶、跨学科发展、创新创业等不同路径,实现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发展。

“2+X”方案落地,始于一年前复旦大学推出的“2020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打破本科四年学习同院系、同专业“齐步走”惯性,压缩专业必修课数量,构建少而精的专业核心课体系,同时提供多种模块化专业培养方案、学分课程组合——这在复旦被称之为“学程项目”。在主修专业之外,学生可以系统修读其他专业的基础课程或特设主题的系列课程,并取得专业学程证书乃至双学位,让跨学科、交叉创新发展有了具体可行的路径。想要“创新创业”,不光有专项课程,还有创新交叉实验室、创新实训湾及各类创新俱乐部等服务平台,将创新项目和实践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如今有一大批“无学分课程讨论班”,每学期还有按不同主题和方向开设的十余门特殊课程。“我们既可以选择加入某个主题的讨论,也可以拉上三五个人,再请一位老师,针对某一篇论文或是某一个问题,自己组织讨论。”在2017年第八届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中独揽多项奖牌、如今已在斯坦福大学继续攻读的2014级本科生钱列,这样形容让他获益良多的“讨论班”:相较于自己琢磨,老师的指导以及和同学们的讨论让他少走了弯路;相较于老师讲授的单方向输出,双向互动让他觉得更能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节奏。

这些讨论班、特殊课程,源于复旦大学2015年起试点设立的本科“荣誉项目”计划——对优秀拔尖学生,学校提供富有挑战性的荣誉课程和高标准的科研实践,使之既具备深厚的专业基础,又充分接触前沿研究,并能够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持久的竞争力。这样的学生,毕业时会被授予荣誉证书,拿到校长亲自签名的推荐信。

物理学系教授周磊说,选修“荣誉课程”的学生约占全部学生的30%,除一般课堂教学内容外,他们需要自主探索相关小课题,在讨论班中汇报相关进展,形成包括理论推导、数值仿真甚至是实验验证在内的完整课程论文,“与一般习题作业中问题都由老师给定不同,做小课题是从发现并描述问题开始的,这是科学家们发现物理规律的最初阶段。”

为配合新的本科培养体系,复旦将本科教学质量在教师绩效分配中的权重提高到超过50%,同时加大投入,鼓励学生参与国内外交流与社会实践。2017年,复旦大学超过60%的学生参与交流学习、国际组织实习,7000余人次参与600多个社会实践项目。

“大学应该在世界竞争格局中思考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复旦要通过改革,培养能够掌握未来的人才。”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许宁生表示。(来源:新快报,2018-09-11 )

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新危机

吴玫

营利性高校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它的历史不短,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它的规模不小,在2008年发展的顶峰期,营利性高中后教育机构高达3500余所,在校生180万人,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11% ,其中美国营利性高校的标杆———凤凰城大学当年在校生达到50万人。但是,从美国营利性高校的历史来看,它的发展轨迹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一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循序渐进式发展,而是呈现一种起起落落、毁誉不断的波浪式状态。2010年后,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近20年的迅猛发展后又跌入低谷,陷入它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危机。我国于2016年出台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主张下,首次提出允许举办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政策,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为数不多经法律允许举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家之一。研究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无疑会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管理和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美国营利性高校新危机的表现

这次被称为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始于 2011年奥巴马政府对营利性高校的严厉审查。由于营利性高校飙升的学生债务和频现的欺骗性招生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启动了对营利性高校持续5年多的审查。截至2017年,审查使得许多营利性高校倒闭,没有倒闭的高校招生人数骤减,营利性高校所属教育公司的股票大跌,曾经辉煌一时的营利性高校陷入危机。

1.高校倒闭

从2011年启动审查至2017年,美国营利性高校倒闭众多,包括几大巨型教育公司的高校。其中,2015年有171所倒闭,2016年有350多所营利性高校倒闭。著名的7大营利性教育公司,即 G-7集团中的科林斯大学于2014年倒闭,关闭了100多个校区,7.5万注册学生面临转学或失学。2016年旧金山法院判决这个已倒闭的大学集团赔偿学生8.2亿美元和因非法广告罚款3.5亿美元。 2016年,ITT技术学院在十几个州及两个联邦机构对其欺诈招生做出调查后倒闭,关闭了130个校区,导致4万多学生失学与8000雇员失业。 2017年,德弗锐大学关闭了39个校区,赔偿了1亿美金;凤凰城大学)也在2017年底宣布将关闭20个校区。此外,特朗普大学2010年由于欺诈招生被学生上诉而遭到审查关闭,2016年被法院判决赔偿2500万美元。另据美国联邦教育部调查,大概有800所营利性高校不能达到资助资格要求,面临关闭的危险。

2.招生人数骤降

自联邦政府对营利性高校进行全国性审查以来,营利性高校的招生人数开始直线下降。据统计,全美营利性高校学生总数由2008年的180万人下降到2016年的110万人,减少了近40% 。2017年,营利性高校招生人数下降的势头更加迅猛,超过10% 。在各个层次中,四年制营利性高校招生数下降最快,下降速率从2015年的4.9%到2017年的10%,而同期美国高校招生数仅下降了1.5% 。G-7营利性高校的招生人数下降得更是惊人。2017年,凤凰城大学注册人数17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22%,比2010年减少了70% ;德弗锐大学注册人数为2.65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23% ;护士学校集团洪德罗斯学院注册人数下降了14% 。

3. 股票下跌

曾经炙手可热的营利性教育公司股票在2008年后成为投资者最糟糕的投资之一。 2014年,联邦消费者保护局指控ITT技术学院“通过夸大他们的工资和就业前景来误导学生。”美国证监会在2015年宣布对ITT技术学院前首席执行官凯文·莫德尼和现任首席财务官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做出欺诈指控,称两人隐瞒了ITT投资者对财务担保的两个学生贷款项目表现不佳的财务影响。此类调查不仅仅针对ITT,凤凰城大学所属的阿波罗教育集团的高管也接受了美国证监会的调查;德弗锐公司涉嫌欺骗学生的广告受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起诉,并要求他们必须发出6840万美元的信用证。一系列的调查使得公众对投资营利性教育公司丧失信心,股票大跌。2014 年 7月,科林斯大学集团曾经交易高达33美元的股票下降到两美分。APOL、EDMC、LINC、ESI和STRA五家教育公司在2011年2月至2015年期间的平均回报率为-83%。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开始逐渐抛弃奥巴马政府时期严厉的审查。现任联邦教育部部长德沃斯表示,奥巴马政府对营利性高校的规定过于烦琐,会浪费大量公帑。联邦教育部将重新制定规则,在保护学生免受欺诈的同时也为大学提供清晰、公平和平衡的规则。特朗普政府的治理倾向使得营利性教育公司的股票有了一个大的反弹。实际上,营利性教育公司的股票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的第二天就上涨了。DeVry(DV )和Strayer(STRA )的股价上涨约23% ,凤凰城大学母公司阿波罗教育集团(APOL)股价上涨近8%,卡佩拉大学(CPLA)上涨约15% 。《华尔街日报》甚至有股票投资建议,鉴于现任教育部长是一位亲商业人士,所以目前是抄底营利性高校股票,大赚一笔的最好时机。特朗普政府暂缓审查并试图放宽营利性高校政策的做法让其赢得了喘息之机,却无力挽回营利性高校大厦倾倒的现实。2017年底,营利性高校或校区关闭的消息仍然不断传来。因为此次危机暴露问题之多、影响范围之大、涉及贷款额之高,一时积重难返。奥巴马政府的审查只是营利性高校倒闭的外部因素,营利性高校自身所为才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源头。

二、美国营利性高校危机溯源

1.营利性高校学生贷款违约率的恶化此次危机的导火索在于营利性高校学生贷款的高违约率。目前美国学生贷款债务高达1.2万亿美元,美国社会普遍对此表示担忧,有社会人士甚至提醒,“如果说房产抵押债务是2008年经济问题的标志,那么这次学生贷款债务将会是未来15年的危机”。营利性高校学生贷款数由2000年的39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90亿美元,占美国学生贷款的一半。① 2011年,美国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对营利性高校与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96% 的营利性高校学生依赖联邦贷款与资助,远远高于社区学院、公立大学和私立非营利机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营利性高校并没有善用联邦援助和贷款。根据HELP的研究,营利性高校学生贷款违约率占联邦学生的47%,超过1/5的学生在3年内违约。2000年在美国学生贷款债务排名前25的大学中,营利性高校只有1所,到2014年则有13所,其中凤凰城大学占据第一位。营利性高校学生贷款违约率高达44% ,四年制营利性高校的学生贷款违约率是公立高校和非营利性私校的2-3倍。营利性高校学生贷款金额及其高违约率,极大地损害了联邦贷款和资助体系的可持续性,给美国经济埋藏了危机隐患,也引发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批评。

2.营利性高校的虚假招生宣传与低下的教学质量

如此高的贷款金额和违约率,与营利性高校的经费来源和虚假招生宣传以及低下的教学质量密不可分。1972年美国《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允许营利性高校的学生享受佩尔助学金和联邦学生贷款。2005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规定营利性高校获得的联邦资助不得超过总收入的90% 。自此,营利性高校的生存发展和规模扩大所需经费几乎完全依靠联邦拨款,包括退伍军人教育津贴、佩尔助学金和学生贷款。以2009-2010学年为例,营利性高校获得了75亿美元的佩尔补助金,约占全美高校份额的25% ,然而营利性高校的学生人数只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11% 。此外营利性高校还获得了50% 的美国国防部提供的援助和37%的后911退伍军人补助金。根据HELP的调查,15家上市营利性高校的86% 的利润来自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为了获取更多的联邦资助,营利性高校竭力扩大规模,为此将办学的主要精力放在招生宣传等市场营销行为上。2009年,有30所营利性高校报告其在市场、广告和招生上花费了42亿美元的投入,占总收入的22.7% 。例如2009年凤凰城大学营销花费达到惊人的3.83亿美元,招生人员高达8175人,生均招生人数为57人。在过去的20年中,营利性高校的招生人数增加了225% 。营利性高校不仅投入大笔预算用于招生和广告,并且大都实行激励性有酬招生策略,导致虚假广告宣传与欺诈行为的产生。他们利用美国联邦资助政策,专门针对符合资助与贷款的低收入者、女性和其他处境不利者展开诸如“文凭在手,工作不愁”、“学位获取率高,所花时间短”等虚假招生广告宣传;鼓励学生谎报他们的财务状况,以便有资格获得政府援助;甚至教唆贷款学生想方设法推迟还贷等。在强大的市场营销攻势下,很多不具备还贷和学习能力的学生进入营利性高校读书。然而,大量学生在毕业后甚至无法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投资回报率极低。与高投入、运作积极的市场营销相比,营利性高校在教学上则压低成本。根据HELP的调查,以2009年为例,营利性教育公司的营销花费占办学经费的22.7% ,教学费用却只占17.2% 。营利性高校在招生时,只注重学生是否有资格获取联邦贷款,却没有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做出规定。在入学后,也没有针对这些处境不利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无法保障教育质量。因此营利性高校学生的学位获得率相当低,只有46%的学生拿到了学位,其中副学士专业中只有37%的学生拿到了学位。这些学生由于新增加的债务、低毕业率以及工作待遇未改善而陷入负债、赤贫困境中。据统计,美国营利性高校学生中96%的学生有贷款债务,生均债务达3.27万美元,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无法偿还的财务负担。美国营利性高校学生的困境,引发了大量针对营利性高校的声讨和批评。美国大学职业教育协会主席史提夫·冈德森承认,“营利性高校发展得太快,招收了许多没有准备好上大学的学生,使他们中途退学,无法偿还债务。对此,我们难辞其咎。”

3.奥巴马政府对营利性高校的审查

为了防止美国大学生贷款高违约率和营利性高校过度膨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2011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启动了对营利性高校的审查与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措施。第一,出台“成功就业”政策,把高校获取资助和贷款资格与学生的成功就业捆绑在一起,迫使包括营利性高校在内的所有高校重视教育质量与就业。 2011年出台的该项政策规定,任何专业如果连续3年中有两年没有达到以下3条规定的任何一条,就失去获得联邦贷款资格。(1)毕业生每年还贷额与总收入比例不得高于12% ;(2)毕业生还贷额与可以任意支配收入的比例不得高于30% ;(3)毕业生和未能毕业者还贷违约率低于30% 。到2015年,上述政策规定更加严苛,把第一条改为8% ,第二条改为20% ,它使得营利性高校有84万学生就读的1400个专业(2011年的规定仅可能涉及193个专业)面临被取消资格的危机。这一政策,可谓扼住了营利性高校的命脉,若不能提高教育质量,帮助学生更好地就业,那么其就会失去获得联邦资助的资格,其后果只能是选择缩小办学规模或面临倒闭。第二,要求州政府与各认证机构加大对受联邦资助高校(主要是营利性高校)的监管与认证,将州政府对营利性高校办学资格监管与联邦资助资格监管结合起来。因为美国的营利性高校是由州政府批准建立的,而联邦资助资格的获取也与之相关。但是长期以来州政府只关注公立高等教育而忽视了对营利性高校的监管。2010年,联邦教育部要求州政府在4年内完善对州内营利性高校的监督,认真审批营利性高校的设立和处理来自公众的投诉,保护学生的利益。对那些不予配合的营利性高校则取消联邦资助资格。除此之外,联邦教育部对各认证机构也提出了加强对营利性监管的要求,并要求取消不合格高校的办学资格。鉴于认证机构的糟糕表现,联邦政府的一个小组建议关闭专门负责私立院校认证的全国独立学院与大学认证委员会切断营利性高校获得认证办学的最大源头。第三,奥巴马政府还出台了一项保护借款人的规定,对涉嫌招生欺诈的高校(包括贸易学校、旗舰大学或研究生院)进行财务处罚。这一规定让学生更容易起诉学校,如果他们所就读的学院确有欺诈舞弊行为,政府会赦免他们的学生贷款余额,取消他们的债务负担。截至2017年1月中旬,联邦教育部已批准数以万计的借款人提出的索赔,将之前ITT和科林斯大学学生欠下的655亿美元悉数消除。这一鼓励学生起诉的政策,激发了学生的维权意识和行为。第四,提议把“高校获得的联邦资助不得超过总收入的90% ”(90/10)的规定降为85%(85/15),减少营利性高校对联邦资助的过度依赖,遏制由此带来的营利性高校欺诈的泛滥与贷款违约率的攀升。第五,增加营利性高校办学数据的透明度,把营利性高校置于公众视野中,从而提升营利性高校学生学业成功率。为此,联邦教育部发布《美国大学记分卡》与《美国职业学院各专业毕业生收入数据》,为实施“成功就业”政策提供各专业的收入信息,也为学生选读学位课程提供选择依据。前者于2014年发布包括大学的学费、债务、毕业率与收入等信息。后者于2016年发布,包括3700所全美提供职业训练的高校。该数据显示,公立高校职业训练专业的毕业生收入整体上要比营利性高校好。公立高校本科毕业生要比营利性高校毕业生年收入多9000美元,具有公立高校文凭的毕业生比营利性高校毕业生更可能选择高收入的专业培训,有近1/3的获得营利性高校文凭的毕业生收入低于全职最低工资者年收入,而公立学校毕业生只有14%。

三、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新危机的反思

这次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危机还未结束,仍在继续发酵。面对这次危机并结合美国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并反思诸多问题。

1.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的怪圈:“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美国营利性高中后教育机构几经兴衰起伏。19世纪初,得益于杰弗逊总统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营利性教育机构开始在美国传统的人文色彩浓厚的拉丁化教育中崭露头角,提供不同于传统院校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技能培训,同时还以面向当时的边缘群体如女性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见长。然而,19世纪60年代《莫里尔法案》颁布,促成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实用与古典教育并重的州立大学挤压了营利性高中教育机构的办学空间,导致其日益萎缩。二战后,《退伍军人法》允许营利性高校招收退伍军人并获得资助,营利性高校赢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然而由于缺乏州政府监管,65% 的营利性教育机构为了获取更多的退伍军人学费补助金,在招生和运营中出现了问题,包括夸大教育成本,虚报招生人数,招募学习能力不足、毕业概率不大的学生,从而被视为买卖文凭的工厂,声誉扫地。20世纪80年代,借助1972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给予营利性高校联邦资助的权利,以及当时里根政府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市场化发展政策的推动,营利性高校的数目又开始持续增长。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调查发现,74%的营利性高校涉嫌欺诈和滥用联邦资助。它们编造学生虚假收入数据,以使学生获得经济援助资格;招收没有学习兴趣和能力的学生,造成高辍学率和低就业率;教学管理松散混乱,学生出勤率极低却能获得合格成绩等。这些办学行为直接导致1992年《高等教育法》对联邦贷款额度和违约率的再度调整。该法案规定,学生贷款违约率连续3年不能超过30% ,且来自联邦贷款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85% 。这项规定导致众多营利性高校倒闭。20世纪90年代末,营利性高校因得益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再次兴起。小布什政府从政策和法律各层面对营利性高校予以特别优惠的条件,从而成就了营利性高校在21世纪初的辉煌。然而,好景依然不长,在奥巴马政府的严格审查下营利性高校重陷危机。从美国营利性高校的起伏历程可以看出,其发展受政策影响极大。几次兴衰的背后都有政府的手在发挥作用,或推动或抑制,呈现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政府一旦给予政策的优惠,营利性高校就会爆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但在繁荣的同时,也一定会重蹈欺诈的覆辙;政府一旦加强监管,则一定会有大批营利性高校倒闭。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观察到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不同的发展和管理思路。在共和党总统执政时期,联邦政府会对营利性高等教育大开绿灯,给予各种发展机遇;而在民主党总统任职期间,联邦政府会对营利性高校严格监管和审查,以维护学生的利益。美国两党轮流执政使得一些国计民生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充分体现在营利性高校发展的起伏兴衰中。对于自诩面向市场需求办学、采取市场竞争机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营利性高校而言,其运营和管理中的市场之手显然没有政府之手有力和强大。

2.美国联邦政府对营利性高校资助:功与过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为学生提供助学金和贷款的方式来间接资助大学。这其中包括《退伍军人法》、《后911退伍军人法》中规定的退伍军人学费补助金,以及佩尔助学金和联邦学生贷款。自1972年美国《高等教育法案》修正案允许营利性高校的学生享受联邦资助以来,期间虽有调整,但美国政府对营利性高校的资助从未中断,其理由是营利性高校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底层,这些学生不应该受到歧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些资助项目在经济上保障了退伍军人和社会弱势群体享有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为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迅速实现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也是推动美国营利性高校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然而从这次危机的爆发过程和情况来看,在营利性高校这一部分,联邦资助对弱势群体而言似乎并没有实现政策的初衷,反而诱发了营利性高校欺诈招生等一系列问题的爆发。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政界和学界对营利性高校的“联邦资助”展开了反思。实际上,类似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出现,当时任里根政府教育部长的威廉·本内特曾指出:联邦金融援助会导致大学提高学费,从而扰乱高等教育市场。这一说法后来被称为“本内特假说”对于这一假说是否成立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一次美国营利性高校的危机使得这个话题再次成为热点。2014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妮·切利尼和克劳迪娅·戈尔丁撰文表示,他们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本内特假说”,但强调他们的研究只聚焦营利性高校,而不包括公立和私立非营利高校的情况。他们收集了大量美国营利性高中后教育机构的数据,将营利性高校分为有资格接受联邦经济资助的营利性高校和没有资格接受资助的营利性高校。在对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首次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比较了T4和NT4机构之间的学费差异,以验证T4院校增加学费使其高于教育成本以获得联邦援助的说法。由于没有资格接受联邦资助的NT4营利性高校几乎没有学士学位课程和研究生学位课程,所以他们对比了NT4高校和T4高校在非学位课程上的收费,结果发现两类院校收取的学费存在巨大差异。T4高校的学费高过NT4高校在同一领域的非全日制(主要是证书)课程的学费,但他们的学生合格率几乎是相同的。两位研究者还发现类似的非学位课程在T4高校的学费要比NT4高校的学费高出75%左右———大致接近佩尔基金的大小。这一研究发现部分支持了所谓的“本内特假说”,即联邦学生援助使高校抬高了学费价格,至少在营利性高校是如此。究其原因,是由于获得联邦资助资格需要经过联邦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并得到其所在州的许可或授权,而满足认证要求是有代价的。为了遵守认证机构的各项规定和要求,高校的运作和管理受到间接管制,管理成本大增。这一方面导致T4高校大涨学费,另一方面也使其为了获取更多资助金额而扩大招生规模,在招聘和市场营销方面花费更多,甚至走向欺诈招生,而大量招收没有经济条件和学习能力的学生,也为营利性高校的高贷款违约率和辍学率埋下了祸患。由此看来,联邦资助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在保障弱势群体教育权利的同时也成为营利性高校眼中的“蛋糕”。它的初衷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学生群体,却被营利性高校所利用使这群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当年营利性高校欺骗、滥用退伍军人学费补助金事件暴露后,美国联邦政府就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即如果没有适当的规定和监管,政府资金将被滥用,欺诈一定会发生。然而教训之后,相同的剧目仍一再上演。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资助与监管如何并行不悖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资助体现了政府所承担的保障教育机会平等的责任,监管则是为了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但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张力,既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又能防止欺诈的产生,同时还能不给高校增加过多的成本,不遏制其发展的活力,是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3.公司逻辑与大学逻辑:难以调和的冲突

营利性高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归属于上市教育集团的营利性大学本质上就是公司。查理德·鲁克在其《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一书中也明确了这一点。作为上市公司,营利性大学对其提供的教育服务进行收费、纳税与收入分配,因此,营利性高校必须重视利润,对投资者负责,给投资者回报。也就是说营利性高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其股东,而不是教师和学生。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正常逻辑。而大学的逻辑是围绕知识展开的,看重的是知识传递、人才培养、新知识的产出,其主要服务对象是教师和学生。这是大学运行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逻辑下,大学通过入学筛选来确定其学生必须具备的学习能力;大学需要固定的、持续的、递增的经费投入,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大学需要不计成本的运行才可能有好的表现。但正是这种专注知识、不计成本的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引来了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严厉批评。在诟病大学“高成本低效率”的同时,缩减财政投入,加强问责考核,以及将市场化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新公共管理政策全面来袭。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在20 世纪末的迅猛发展与政府认为私营机构能够适应市场、看重成本,“花费更少、做得更好”的思路分不开,但结局却事与愿违,概因公司的逻辑与大学的逻辑在本质上的不同。当前,大学发展需要借鉴一些营利性企业市场化经营和管理的做法来改善自身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逻辑可以与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逻辑合流,一所大学几乎不可能以公司的逻辑来运行并确保成功,即使是营利性大学也不行。西蒙·马金森在他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局限》一文中指出,一个教育机构只有在卸下了与知识关联的所有角色后才能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服务机构,但那时它也仅仅是一个发放证书或者托儿所之类的机构。切利尼和戈尔丁的研究也揭示,此次陷入危机的营利性高校大多是20世纪90 年代后经认证机构认证可以授予学位的营利性大学,那些不追求学位教育,而以市场需要的短期技能培训为主的小型营利性高中后教育机构,反而在危机中毫发未伤,保有持续的生命力。上述美国营利性高校的危机及其反映出来的问题大多具有浓厚的美国特色,但其中也有不少涉及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本质问题,例如,如何在鼓励私人投资举办营利性高校的同时施以监管?如何在不伤害营利性高校活力的同时规范其发展?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好营利性高校特别是上市教育集团的公司运营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发展?我国营利性高校的发展目前还在探路时期,防微杜渐,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高教资讯】

政府部门将不直接管理具体科研项目

日前,《科学技术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公开发布。规定明确,科技部将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深入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减少科技计划项目重复、分散、封闭、低效和资源配置“碎片化”的现象。政府部门不直接管理具体科研项目,委托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开展项目受理、评审、立项、过程管理、验收等具体工作。

规定提出,科技部将围绕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优化、转变政府科技管理和服务职能,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减少微观管理和具体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科研诚信建设。

规定还明确,科技部对一般性出国(境)培训项目和其他培训项目不再进行审批审核,由各部门结合本行业本领域实际安排。对科研机构组建和调整事项不再进行审核,重在加强规划布局和绩效评价。进一步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政策,统筹国内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此次规定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提出成立“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该司将承担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工作,提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知识产权创造的相关政策措施建议,推动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承担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作,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建设。(来源: 中国科学报,2018-09-12)

清华大学成立大数据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9月26日成立大数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家广出任大数据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欧文·乔丹任该中心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瑞平、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孙家广、迈克尔·欧文·乔丹和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方红卫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邱勇分别向孙家广和迈克尔·欧文·乔丹颁发了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聘书。

邱勇表示,这是清华大学聚焦科技前沿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也是该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事件。大数据研究中心将面向全球数字经济转型和国家安全保障等战略需求,整合全校科研力量,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促进大数据科学、技术与应用深度交叉与融合发展,建成国际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创新研究平台。

据介绍,该中心将以大数据应用为牵引,围绕大数据基础理论、核心技术与系统、关键领域应用三个层面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突破制度藩篱,创新合作协同机制,深度实施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打造顶尖的大数据团队,突破一批关键理论和技术,培养一批领军科学家。

据悉,该中心汇聚清华软件学院、计算机系、经济管理学院、化工系、电子系、电机系、环境系、汽车系、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等优势团队,依托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努力成为全国乃至国际大数据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来源:中国新闻网,2018-09-27 )

北京下放科研机构职称评审权两机构获自主评聘

今年初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将用3-5年时间完成职称系列、专业、层级的布局调整任务,建立健全符合专业技术人才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度。

今年7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又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要举措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改进人才评价方式,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其中,向科研机构下放职称评审权就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推进落实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不搞“一刀切”,成熟一个开展一个

目前,北京市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事业单位涉及生命科学、城市建设、信息技术、环保水利、园林绿化、农业技术、社会科学、决策咨询等领域,机构数量众多、学科发展情况不同、人员规模差别较大。

此次改革充分考虑全市科研机构的差异化特点,不搞一刀切,规定只有具备开展职称自主评聘的专业条件和专家力量的科研机构,才可申请开展职称自主评审。

首批获准开展职称自主评审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都是北京市科学研究领域的龙头机构,具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和特色,拥有较大数量规模和合理梯次结构的科研人员队伍。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表示,下一步,北京还将按照“成熟一个、开展一个”的原则,在更多条件成熟的研发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职称自主评聘。

实行“以聘代评”,打破职称“终身制”

在此次改革中,北京市对人才使用“能上不能下”问题进行破题,科研机构职称实行“以聘代评”,并通过完善考核制度打破职称“终身制”。

《自主评聘管理办法》规定,职称和岗位聘任均实行聘期制,聘用合同期满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科研机构与受聘人员可按照岗位需要、本人自愿的原则,办理续聘手续,签订新的聘用合同;考核不合格的,科研机构可根据受聘人员与岗位的适用情况,低聘岗位等级直至解除聘用。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保障了科研机构用人自主权,避免一劳永逸的职称终身制引发的惰性,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使人才“评得上、用得好、留得住”。

全程跟踪指导,不符合要求将收回评审权

职称评审权下放后,在保障科研机构用人自主权的基础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将加强对职称自主评聘工作的监督管理。

在科研机构申请自主评聘时,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将指导科研机构制定本单位职称自主评聘实施办法并审核备案,确保各单位自主评聘制度合规合理。在科研机构完成评聘工作时,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将对自主评聘的程序和结果进行验收,确保评聘结果的真实有效。对于不能正确行使评审权、不能确保评审质量的科研机构,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还将暂停其职称自主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来源:中国新闻网,2018-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