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视点】

高校当重视“大国工匠”研究

人民日报：为何要有“新工科”

高校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先行作用

【理论探索】

工科建设的六个问题导向

【他山之石】

一个卓越的国家实验室如何运行

东北林大：财务服务科研有“三手”

【高教资讯】

南农推未来生物学家计划 本科生可跟院士做课题

2017年国际青年化学家奖中国唯一获奖者出自福州大学

“千人计划”两项目入选人员名单发布 九成来自高校

高校医院等单位有望自主职称评审

12所中国大学进入世界百强

浙大与耶鲁大学联手培育生命科学领域顶尖人才

同济大学6项发明专利3800万元成功转让

【高教视点】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迈进，迫切需要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大国工匠”来自具备工匠精神的群体。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具备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对产品品质持之以恒地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与极致，以严谨、负责、专注、细致、敬业等为终生职业操守和价值追求。“大国工匠”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匠，它的“大”，一是凸显在“大国”上，与我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紧密相连，与工业、农业、科技、文化、医疗、国防、军工等领域的重大项目、攻关工程紧密相连。二是凸显在大情怀、大格局、大担当上。他们行业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不同，但心有理想，身怀绝技，敬业爱岗，以其工匠精神、家国情怀、聪明才智、敬业勤勉和无私奉献，在本行业和领域担大任、干大事、成大器、立大功。

从技术层面看，“大国工匠”是工匠中的创新者，从精神层面看，“大国工匠”是工匠中的模范，应该是全社会褒扬、学习的榜样和标杆。高校要做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的引擎，也要做思想启迪和价值引领的灯塔，理应高度重视对“大国工匠”的研究。“大国工匠”是稀缺性人力资源，高校专家学者要像重视优秀企业家那样重视“大国工匠”。“大国工匠”是工匠中的劳模，是爱国、敬业、诚信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示范者、引领者，集中在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家国情怀、聪明才智、敬业勤勉和无私奉献，在任何时候都是鼓舞人们向上向善、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和宣传“大国工匠”，就能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贡献。目前，如何强化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近年，有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缺乏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有的荒废学业、应付功课、抄袭作弊；有的轻视诚实劳动、追求享乐主义，甚至幻想“一夜暴富”；有的宁愿在家“啃老”，也不愿去吃苦受累，自食其力；有的诚信意识匮乏，随意毁约、跳槽等现象频发；有的创业创新能力不够、动力不足，更经不起艰苦创业的考验。

高校加强对“大国工匠”的研究，组织开展“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进校园活动，给学生讲好他们成长成才的故事，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立足勤奋学习、立志劳动创造，在心灵里埋下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种子。最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成立了全国首个“大国工匠”和劳动模范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将整合企业管理、经济学、劳动关系、人力资源、职工文化和工会理论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大国工匠”进行全方位深入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工匠精神的养成机制，探索培育“大国工匠”的政策措施，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宣传“大国工匠”，让更多“大国工匠”引领中国制造的创新、转型和发展，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来源：光明日报，2017-04-18，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院长）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精准医疗……可能有人会问，这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到底属于工科还是理科？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以计算机专业为例，如果涉及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工程、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方向，应该属于工科；而要论及算法、程序设计语言、数据挖掘、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理论等，则应属于理科。计算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数十年，但它究竟对应的是工科还是理科？恐怕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日前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综合性高校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针对新经济对工程教育的需求和挑战等问题，达成了“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提出要服务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发展，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主动设置和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推动现有工科专业的改革创新。

“复旦共识”中，姓“理”还是姓“工”已不再重要，“合”字才是亮点；促进现有工科的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学科跨界整合，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让学生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下学习，让创新的链条得以充分延伸，这才是“新工科”真正带来的理念和范式的转变。

为何要有“新工科”？学科是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导向。当传统的理科和工科已不足以应对时代变革，按需求建专业，从适应服务向支撑引领转变，是“新工科”的重要使命。曾有一位工业物联网企业的负责人向笔者“倒苦水”：到高校去招聘，不少专业都靠得上，似乎又都靠不实。看来，如果高校教育与企业的“胃口”相距太远，所培养的人才就很难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新工科”怎么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2016年工科在校生约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3，专业布点17037个。工程教育促进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虽然工科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但增量优化与存量调整不可偏废，不能用“新工科”去取代“老工科”，不能应激性地多设一些新的交叉专业，甚至片面追求专业细分。“新工科”不但要带来更多知识，更要做知识的“脚手架”，搭建一个知识拓展的平台。

“新工科”还需冷思考。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发展迅猛，技术上的“无人区”越来越多，相应地也带来不少道德伦理问题。“无人区”也要有伦理规范，“新工科”既要立足技术前沿、鼓励研发，也要触发学生冷静思考新技术对社会层面的影响，让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进行，培养造就一批多样化、创新型的工程科技人才，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策。发展“新工科”正当其时。（来源：人民日报，2017-04-21）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交流合作的良好基础，但是在结构、规模、质量、效益等方面与现实需要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高校必须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一带一路”的现实需要相结合，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对外开放，力争当好“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人才培养要注重“供给侧”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人才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服务“一带一路”，需要大批精通相关国家语言、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适应全球化竞争并赢得主动的国际化人才。相比之下，当前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在“一带一路”发展“需求侧”与外向型人才“供给侧”之间建立有效对接，要通过目标与需求适应、教育与产业同步、学校与企业结合协同推进，培养符合“一带一路”需要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一是坚持分层分类。既要培养通晓国际规则、承载国家使命的高端人才、未来领袖，也要培养大批适应“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积极打造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通道。二是坚持科教融合。要与“走出去”的行业企业实行合作办学，联合打造适应“一带一路”需要的“重能力、强实践”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三是坚持国际视野。要筑牢“语言关”，进一步强化对基础英语等语言教学的重视。要参考国外一流大学相应特色专业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海外交流学习管理制度和文件，支持和鼓励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四是推进双向留学。在继续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调整来华留学生结构，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和奖学力度。五是坚持跨境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在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的同时，要敢于走出国门，有选择地在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做到办学围着需求走，为沿线国家培养急需人才。

科技工作要体现“超前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高校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发挥我国高校在人才和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将其转化为服务“一带一路”的强大动力，应当是高校的一大着力点。高校尤其是行业院校应在汇聚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的基础上，瞄准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前瞻性、现实性的问题，通过协同创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撑。

具体而言，一要提升基础研究。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综合等优势，把基础研究提升到服务“一带一路”的高度。要密切关注“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现实问题，通过发挥有关特色研究的基础优势，瞄准关键技术问题联合攻关，并积极推进成果的产业化。二要加强双边协作。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畅通科研合作渠道，通过共建合作平台，共同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三要推进智库建设。要利用多学科交叉研究，开展“一带一路”政策研究和咨询，特别是要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5年、15年、50年的发展做出科学研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

教育培训要瞄准“民心通”

涉外培训是高校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也是高校推进国际化的重要内容。目前高校涉外培训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理念滞后、模式单一、体系不全。因此，高校在实践中，要向高站位、强特色、成体系、多口径方向努力，结合“一带一路”国别实际，讲好中国故事，助推民心相通。

一要更新站位。高校应深刻认识到涉外培训是培养知华友好人士，推动民间交流，打造“走出去”软环境的新要求，也是高校传播文化的新途径、国际合作的新舞台，要将服务“一带一路”与履行高校使命有机结合，更新教育理念，以雪中送炭的热情主动做好服务工作。二要立足特色。要做到学校特色与国家需要结合，专业特色与所在国落地项目集合，打造成体系、有特色和层次丰富的课程体系，构造服务走出去的主菜单和适应不同国别的特色菜。三要统筹资源。要进一步汇聚优势资源，借“一带一路”之风，搭企业“走出去”之帆，拓展服务渠道，形成培训品牌，谋求校企双赢、中外共赢，实现高校涉外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四要讲好故事。要把涉外培训和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的传播实践结合起来，使中国的故事听得见、看得见、感受得到，使听中国故事的学员成为讲故事的使者，使做培训的高校成为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阵地和助力“五通”的桥梁。（来源：光明日报，2017-05-23，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理论探索】

新工科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六问：问产业需求建专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

一问产业需求建专业

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问题是工程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要加强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调研，掌握产业发展最新的人才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要做好增量优化，主动布局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注重专业设置前瞻性，积极设置前沿和紧缺学科专业，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兴工科，提前布局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人才。要做好存量调整，加快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升级。引导高校结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趋势、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拓展传统学科专业的内涵和建设重点，形成新课程体系，打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升级版，服务钢铁、石化、机械、轻工、纺织等产业转型升级、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要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加强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二问技术发展改内容

当前，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企业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工程教育必须主动适应。要面向产业需求深化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积极探索综合性课程、多视角解决问题的课程、交叉学科研讨类课程，以学科前沿、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推动教学内容更新，把内容陈旧、轻松易过的“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工程教育的全过程。进一步落实创新创业教育的具体要求，充分发挥工程教育在师资队伍、实践平台、行业协同等方面的优势，广泛搭建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专业化创客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营造创新创业教育氛围，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专业教育，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三问学校主体推改革

高校是新工科建设的责任主体。“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立项，既是研究课题，要搞清楚新工科的内涵与规律，也是实践项目，不能坐而论道，要付诸人才培养的实践行动之中，更是改革方案，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体制，激发活力。要增强新工科建设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历史规律来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要求工程教育的内容与模式发生转型。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必须布局新工科建设，从而获得未来竞争优势。要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高校要做好学科专业的整体规划，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和自我更新机制，在新工科建设过程中大胆实践，探索学科专业设置管理的新范式。要以新工科建设为抓手推进学校综合改革。改革只争朝夕，落实重在方寸。高校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充分利用好“新工科”这块试验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适应高校教学岗位特点的内部激励机制，探索高校教师与行业人才双向交流的机制；紧跟产业变革创新培养模式，强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让企业直接参与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四问学生志趣变方法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获得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学习动力、注意力变成了稀缺资源。必须根据学生志趣调整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和效益。要坚持并全面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推进高校学分制改革，探索建立与学分制相适应的课程设置、学籍管理、质量监控、考核评价等教学管理制度，方便学生跨专业跨学校进行学分认定与转换，加快管理者本位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转变。要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借鉴学习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动，增强学生的“向学力”。要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建设一批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代表、课程应用与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方法变革。

五问内外资源创条件

为促进学校发展，必须优化配置校内资源，积极获取社会资源，为人才培养创造更好条件。现在，高校面向社会汇聚优质资源的动力和能力还是不足。大学是开放的，要把办学视野打开，推进校企协同、科教协同，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教学资源，主动联系和挖掘行业部门、科研院所、企业优势资源，积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统筹安排学生到实务部门、生产一线实习实践。要推广“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经验。要推广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要探索建立一批产学研合作示范学院。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一批国家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学院，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探索建立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建设一批协同育人、共建共享的实践基地或工程创新训练中心。

六问国际前沿立标准

要实现我国工程教育由大到强的根本性转变，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实现全面超越，必须站在国际前沿来考量我们的人才培养，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教育体系。要加强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建设。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要关注世界前沿科技进展和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战略，如未来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全面竞争：石墨烯技术、全面破解人脑、重组基因组、会学习的电脑、商用太阳能飞机、智能飞机、永不停止的太空竞赛，再如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实施工业4.0战略，重新树立国家竞争优势。我们要把这些国际前沿转化成我们的培养标准。

新工科建设体系要体现“五个强化”

我们要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形成新工科发展体系，新工科发展体系要充分体现五个强化：

第一是强化新工科人才质量的核心定位。新工科建设的核心定位是质量。

第二是强化一流工科教育教学的评价导向。我们的评价导向是在各自领域办出特色、办出一流水平。

第三是强化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责任担当。既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也要支撑区域发展需求，要有这样的责任担当。

第四是要强化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价值追求。新工科建设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项行动，这项行动的价值追求是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第五是强化面向未来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引领。新工科最终要引领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经济强国，经济强国要靠制造业强国支撑，制造业强国要靠我们现有的制造业和未来的先进制造业来支撑。因此，新工科要面向未来，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

“六问”最终体现在“五个强化”上。近期，为推动新工科建设和发展，我们将组建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专家组，提供理论指导和战略咨询；根据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面向高校征集项目，在评审之后正式立项。条件成熟时，考虑增加部分新工科“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点，并通过多种形式支持新工科建设。新工科项目不是牌子，不是帽子，而是要切实地在教育教学改革深化上，在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上有所体现。

建设发展新工科要因时而动，“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性交汇，是国家产业发展的新形态，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同时要返本开新，“本”是中国教育的特色，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未来和挑战。返本才有根，新工科的“新”要立足新经济的新，要面向当前急需和未来发展培养新工科人才，把握由来、坚守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相关高校要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勇于创“新”，从而扎实推进新工科建设，培养一大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工科人才，为建设工程教育强国作出贡献，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光明日报，2017-04-18，作者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他山之石】

2016年1月至今，作为清华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后，我进入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简称“LBL”）开展研究工作，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大名鼎鼎的研究机构的运行。在这里，我的具体工作是利用先进光源设备，研究储能电池材料的机理。

在科学界，LBL几乎相当于“卓越”的同义词。作为美国国家实验室之一，与之相关的荣誉灿若星辰：13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15位科学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勋章，1位科学家获得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70位科学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的合作导师、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沈志勋先生一次与我谈话时提到，LBL的运营模式在美国国家实验室中极具代表性。他的这句话使得我对国家实验室的运营模式有了特别的关注。

国家实验室是不是“金饭碗”

正如人们所知，国家实验室作为一种世界通行的科研基地形式，兴起和发展于二战前后，围绕着国家使命开展基础性和战略性科研任务，通过多学科交叉协助，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在2003年和2006年先后批准建立了15个国家实验室，然而基本仍都处于筹建状态。

直到今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科技部部长万钢提出，2017年将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在重大创新领域启动组建国家实验室。在我的理解中，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将要挂牌，要摘掉“筹”字的帽子。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国家实验室到底如何运营？每年能拿多少经费？我们这些人能不能用上国家实验室？

恰巧，3月份，我所在的先进光源实验室（Advanced Light Source，简称“ALS”）接受美国能源部的考核，以邮件形式向所有实验室相关人员披露了《ALS向美国能源部提交的汇报材料》。结合我的见闻，我想谈谈我眼中的国家实验室运营机制。

和众多初到者一样，我一度对LBL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关系感到困惑。LBL隶属于美国能源部，但有意思的是，美国能源部并不实际参与实验室的运行工作，而是由加州大学负责管理。LBL的主任由加州大学董事会任命，并向加州大学校长报告工作，约20多名能源部雇员进驻LBL，行使联邦政府对LBL的监督工作。这就使得LBL在管理上，摆脱了行政力量的过度乃至盲目干预，而相对独立地依据学术规范进行专业运营。

这种管理模式使得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形成了有效互补关系，两者可以各自发挥所长开展合作研究。在加州大学系统中，与LBL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伯克利。天然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得两者密切关联：2015年的数据显示，有超过200名LBL的研究人员在伯克利兼任教授，500多名伯克利的学生在LBL开展研究，LBL有力地提升了伯克利的研究水平，甚至有人称是LBL成就了今天的伯克利。这种说法虽看似夸张，但我个人觉得并非全无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LBL看似由加州大学代管具有“想当然”的合理性——历史上，实验室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劳伦斯为伯克利教授，且地理上两个机构又如此接近——然而在制度设计上，却存在着竞争淘汰机制：美国能源部每5年对加州大学进行一次考核，评估LBL的管理水平和产出质量。准确地说，加州大学之所以能代为管理LBL，不仅是历史或地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行之有效的管理。而一些国家实验室则在过去发生过“不幸”易主的局面，比如：2006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不再由加州大学管理，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主管；同年，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方也由芝加哥大学变更为芝大阿贡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淘汰机制打破了第三方机构永久持有“金饭碗”的幻想，有利于提升国家实验室的管理绩效。

科学家为什么不去“申请项目”

LBL规模有多大？它现在有3304名雇员。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规划，国家实验室应当更注重科学领域的交叉点，而不是各个学科内部；国家实验室的价值，在于它们能从事高校或民间研究机构难以开展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为此，LBL已经建成了5套大科学装置，同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分别为：先进光源实验室、能源科学网络中心、联合基因组研究所、分子铸造工厂、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

在我看来，大科学装置与大科研团队形成了LBL十分明显的规模优势：一方面在创造科学上，LBL对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作用，以先进光源实验室（ALS）为例，在最新披露的数据中，2014～2016年3年间，ALS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研究成果（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利、书籍等）高达3000余件，相当于每天就有3件成果问世；另一方面在社会贡献上，LBL对发展国民经济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以2010年的评估结果为例，LBL当年度财务支出约为6.9亿美元，雇佣职员3200余名，而其对美国经济贡献却高达16亿美元，相当于社会每投入1美元即可获得2.3美元的收益，同时还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1.2万个，平均每个职员带动了3.3个岗位。

可见，国家实验室的规模优势不容小觑。我国在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时，应充分考虑大学及大型工业企业的需求及优势，有效凝聚和整合全国财物资源和科技资源，发挥其国家创新平台和经济增长引擎的功能。

LBL差不差钱？我无法概括LBL里所有实验室或研究团队的情况，但是我所在的ALS，或者更确切来说，我所在的研究组是“不差钱”的。ALS是LBL拥有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它的人事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在ALS访学期间加入了杨万里研究员的课题组。有意思的是，我们虽然有自己的研究课题，但他几乎从不申请项目以争取研究经费。这种“不差钱”的局面，背后则有一套制度来保障。根据官方统计，像杨万里一样在ALS工作的职业科学家目前共有175名。而经费的数额和实用情况更是非常公开和透明。

在经费使用上，ALS每年享有美国能源部6000万美元的财政拨款，其中有约1／3为软硬件费用，其余2／3为科研人员薪资。值得关注的是，ALS对于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十分弹性，他们的薪资水平并不直接取决于其每一年度发表文章、申请专利、完成课题的情况；加之科研经费相对充足，科研人员根本没什么动力去申请项目、争取科研经费，这就规避了许多繁琐的程式化工作。这种持续的大投入和相对宽松的管理，可以使科研人员更多地出于使命和兴趣来选择课题方向，心无旁骛地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能让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有利于催生重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创新成果。

谁能使用国家实验室

在LBL工作时，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游客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实验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官方网站申请到此参观，程序十分简单便捷。当然，这只是实验室自由开放风格的一个小缩影。

作为实验室的创始人，劳伦斯教授本人十分崇尚自由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他认为，具有不同领域专业知识的个人组成团队一起工作，可更出色地开展科学研究。

同时，在ALS，每年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从世界各地聚集于此，他们作为用户，借助先进光源开展各种学科的研究工作。美国能源部对ALS进行3年一度的考核，所披露的报告列举了2014～2016年年间运行的一些基本情况：2014～2016年的3年间，ALS累计接待7320名光源用户，比上3年累计增长20%。这意味着，在先进光源运行期间，任一时刻都有60～120名用户在同时使用；在地理分布上，7320名光源用户中，只有16%来自LBL内部，而34%来自加州其他地区，31%来自美国其他地区，其余19%则来自其他国家。在学科分布上，7320名光源用户中，约30%来自生命学科，约30%来自材料学科，约15%来自物理学科，约15%来自化学学科，约8%来自地球生态学科，还有约2%来自其他学科。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这里的研究氛围，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工作的局面，对于学术创新非常重要，这也是国家实验室发挥平台性优势、促进学科交叉、开展综合研究的一大体现。

先进光源作为大科学装置，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学科的科研人员原则上都可以申请到ALS开展实验，以半年为周期，用户可在上一个半年提交下一个半年的光源使用申请书。根据ALS的统计数据，2014～2016年3年间，ALS年度平均运行时间为5000小时，而每年平均接受的使用申请书则高达1600份。也就是说，平均每份申请书可获得3小时的使用时间，光源的实验时间是极其宝贵的。

那么，如何确定时间分配就变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谁能使用实验室？如何排除人情因素对时间分配的影响？再比如，作为美国国家实验室，ALS是否会照顾本国的研究应用？

实际上，为了公正合理地分配光源时间，ALS建立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专家库，将申请书随机提交给数据库中的若干位专家进行评审。专家则参考申请书中的内容，只依据研究课题的科学价值进行打分，并不会考量申请书的地域、机构而加以区别对待。这种以学术为本的评审制度，使得在光源时间的分配过程中排除了人情因素的影响，确保有限的资源用在最有价值的研究上。这彰显了美国国家实验室学术为本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正式启动组建国家实验室。这标志着我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但同时他也表示，当前我们建设国家实验室，关键是要做好管理机制设计和领域的选择。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模式或制度都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扬长避短，我们具有后发优势，应该树立信心和决心，努力实现弯道超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科技创新的力量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愈发显得重要且紧迫。（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04-26）

放手减束缚，扶手保红线，帮手释红利——

“现在报账省心省事，我们终于从琐事中解脱出来，可以安心进行科研了。”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凤日近日向记者说道。近年来，经过财务改革，东北林业大学推出的“管理”加“服务”，放手解开束缚科研人员的绳索，让财务管理成为科研活动的扶手，让经费成为科研的帮手，激发了科研工作者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放手：破除瓶颈，解决科研人员头疼问题

东北林业大学涉林特色明显，野外作业多，以前很多正常的科研支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报销。“比如临时住在老乡家，雇老乡帮我们出个车、带个路，老乡拿不出正规票据，我们就没法报销。”东北林大林学院土壤学教授崔晓阳说。

“要给科研人员松绑，首先要结合学校地域、学科、历史特点，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财务制度。”东北林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潘建平说。

2016年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后，东北林业大学立即着手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学校的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等管理办法相继出台。

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提出：野外租车、住宿或购买零星材料，不能提供规范票据的，凭收款人签字确认的收款收据、书面情况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可据实报销；野外向导费、雇工劳务费，由科研项目劳务费列支……而针对科研人员提出的网上购置少量科研易耗材料、销售方不会提供正规发票的问题，学校规定：只要提供支付宝凭证和相关票据就可报销。

“现在只要是把钱真正花在科研上，就基本没有任何束缚。”常年泡在山里的鸟类专家、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副教授许青说。

扶手：把握制度红线，让守则变成自觉

“虽然学校给科研人员提供了宽松的财务政策，但是‘放手’不是撒手，严格的管理才是对科研人员的真正保护。管理是科研人员的‘扶手’，让他们不会摔跟头。”东北林业大学总会计师伍海泉说。

为了降低科研腐败风险，学校对各种可能产生腐败的漏洞都进行了严格限制。比如，野外科研活动不能取得规范票据时，虽然“白条”可以报销，但要求“白条”上一定要写清事由、详细内容，甚至要写清收款人的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以备核实。

再如，不能取得住宿费发票的，出差人员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由接待方提供有效证明，可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若出差人员不能取得有效证明，由本人提供情况说明，并由相关人员证明，经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才可据实报销。

规矩定好后，为了让科研人员把握政策，学校举办了4场面向全校所有科研人员的科研财务政策宣讲会，由校领导主讲，财务、科研部门讲细则、释疑惑。面对面的讲解，让科研人员明白了规矩、知道了红线。学校还通过校园网、计财处网站、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及时回应教师疑问，指导教师编制财务预算。

“在财务的迷宫里我们要伸手扶一扶，及时提醒科学家哪些地方有危险，关键时刻拉一把。”伍海泉说。

帮手：落实制度红利，财务真正服务科研

如果说“放手”“扶手”更多的是在政策层面对科研经费进行“管理”，那么细致、贴心的服务才是科研人员真正的“帮手”，使他们从报账等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

为了方便教师报账，消除报账排队等候之苦，东北林业大学实行了网上报账。很多科研人员表示，过去必须要到报账大厅现场签字或确认有关事项，效率低，围着财务转令科研人员不满意；如今只要在网上填好各种表单，附好相关票据，把材料送到计财处即可，有问题时财务人员会打电话沟通。

以往科研人员报账只能看到花了多少钱，要想知道每类预算项目还剩多少经费，就要翻出合同逐项对照，费神费事。根据科研人员的要求，学校多方协调，将科研管理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进行对接。对接后，科研人员可以直接在财务报账系统中查询到自己每类项目的余额和预算科目余额，如果某项经费超出预算，系统还会自动提醒。

有些科研人员提出，网上报账以后，所报钱款直接打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虽然计财处会通过微信、短信提醒“您的报销业务已经处理，请您查收”，但却不知道这笔款项报的是什么。为此，计财处与软件供应商联系，在支付信息上加载相关摘要，细化款项来历。诸多环节的细致服务让教师对财务管理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通过在“管理”上做减法，在“服务”上做加法，东北林业大学减少了对科研人员的诸多限制，有效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06-12）

【高教资讯】

南京农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4月19日签署“未来生物学家计划”联合培养协议，学校将于5月筛选出首批10名优秀本科生，参与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的课题组研究。

该计划在今年4月已成立选拔小组，从南农大生命科学学院一、二年级本科生中选拔10名优秀学生进入“未来生物学家计划”。本科四年学习中，将有200余天前往上海植物逆境研究中心接受专业科研训练。

朱健康院士是国际著名植物生物学家、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领军科学家，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主要从事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学研究，尤其是在植物抗旱、耐盐与耐低温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此次吸纳本科生进入团队，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希望能引领本科生更多关注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做可以成为经典的开创性工作，这才是“未来生物学家计划”的初衷。（来源：新华日报，2017-04-20）

近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公布了2017年度“IUPAC-SOLVAY国际青年化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来自美国、爱尔兰、西班牙、中国等4个国家的5位博士获奖。福州大学徐艺军教授课题组培养的2016届博士毕业生张楠凭借博士学位论文《复合型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性能的构效关系研究》获奖，为本年度我国唯一获奖者。

据了解，IUPAC成立于1919年，是各国化学会的一个联合组织，以公认的化学命名权威著称。自2000年开始，IUPAC设立国际青年化学家奖，每年评选一次，奖励上一年度世界范围内化学领域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旨在鼓励刚刚开始研究工作的杰出青年化学科研人员。（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04-18）

5月11日，千人计划网公布了第13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创业人才项目入选人员名单。本次入选人员共637名，其中，北京大学冯仁杰等590人、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勇等47人，分别入选第13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创业人才项目。

据统计，本次入选第13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名单的高校中，浙江大学以40人高居全国第1，中山大学入选30人位居第二，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29人，并列第3，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入选人数也都超过了20人。清华大学17人入院位居第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并列第9，入选人数都是14人。

据悉，第13批国家“千人计划”引进工作于2016年5月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成员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和程序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引进人员944人，入选率为16.5%。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由中组部牵头实施，旨在引进一批有潜力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项目从2011年开始实施，原计划每年引进400名左右海外优秀青年人才，但实施过程中每年入选人数差别较大，此次最终入选590人。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的申报对象，主要面向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年龄不超过40周岁，而且一般应获得海外知名高校博士学位或有一定年限的海外工作经历。入选后，中央财政将给予入选者每人50万元的生活补助、3年100万至300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其他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参照“千人计划”现有政策执行。（来源：中国科技网，2017-05-12 ）

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系列均设置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完善职称制度体系，打破专业技术人才的“天花板”，横向上，保持现有职称系列总体稳定，取消个别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职称系列，整合职业属性相近的职称系列，增设新兴职业领域的职称系列。纵向上，健全层级设置，现有11个未设置正高级职称的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在制度衔接上，促进职称与职业资格的有效衔接，降低社会用人成本。

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尹蔚民介绍，职称制度主要通过评审和认定的方式进行评价，覆盖人群是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主要通过统一考试、鉴定等方式评价，对象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这是我国人才评价的两项基本制度，应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在职称与职业资格密切相关的职业领域建立职称与职业资格对应关系，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业资格即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初级、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另一方面，同步推进职业资格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清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

评价标准聚焦品德能力和业绩

针对“唯论文”和外语、计算机与职称挂钩等突出问题，尹蔚民称，这次职称制度改革系统地将职称评价标准归结为品德、能力和业绩三个方面，科学分类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质，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实现“干什么、评什么”。

在评价方式上，将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不同类别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权重，对特殊人才通过特殊方式评价。在评价范围上，拓展职称评价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打通非公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评审通道，让非公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另外，还要科学界定、合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其他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来源：北京晚报，2017-05-19 ）

最新QS全球大学排名公布

Quacquarelli Symonds全球教育集团日前发布了第14届QS全球大学排名，中国大陆39所大学上榜，新增6所；世界百强大学新增2所，中国（12所）成为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亚洲国家，仅次于美国（31所）和英国（16所），显示中国大陆“双一流”建设起效，同时中国高校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能力不断增强，国际教职工和国际学位生比例显著提高。

“QS全球大学排名”是世界三大权威排名之一，本次共评估了全球965所大学，排名结果基于6项指标：“全球学术声誉”占40%，“雇主声誉”占10%，“师生比”占20%，“师均论文发表数”占20%，“国际教职工比例”和“国际学位生比例”则分别占5%。中国大陆大学最突出的进步是，体现人才培养的全球雇主声誉最近5年提高显著。

在39所上榜的中国大陆高校中，清华稳居全球第25，是中国排名最高的学府，超过了加州伯克利（27名）和东京大学（28名）；北京大学居全球第38，排名比去年上升一位，学术声誉排名第14，超过了康奈尔大学（20名），雇主声誉排名第12，超过了耶鲁大学（13名）。6所新上榜大学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重庆大学。新增两所世界百强大学是浙江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博士说：“中国最顶尖大学快速进入世界百强的好成绩来源于中国30年来对教育的大力度投入和改革创新的成功。中国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双一流’建设，让更多有学科特色的大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来源：科技日报，2017-06-09）

5月31日，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将率先开展“3+2”联合学位项目，强强联手，合作培养生命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该项目落地之后，浙大学生最早有望在2018年去耶鲁大学学习。

据了解，所谓的“3+2”联合学位项目指的是，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将选拔优秀本科生完成浙江大学三年本科学业以及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二年硕士研究生学业，并同时获得浙江大学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浙大根据该学位联合项目计划将面对全校生命科学领域选拔5名优秀本科生，而该项目落地之后，浙大学生最早有望在2018年去耶鲁大学学习。

浙大和耶鲁大学的合作是为了推动双方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进步，“耶鲁大学在生命科学等领域国际一流，浙大近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双方合作将极大促进浙大生命科学学院国际一流学科建设。”（中国新闻网，2017-06-01，有删减）

5月18日，在上海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指导下，同济大学、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技术专利转移协议》，将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占山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共计3800万元人民币，创下了同济大学历史上最大额度的技术转移现金合同。这成为“企业+高校+独立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三位一体”专业化、规范化技术转移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标志着同济大学近年来在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已初显成效。

当天，同济大学发布《同济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细则》，对科技成果的形成、转化流程、收益分配、责任和义务等作出明确规定，以此激励师生对科技成果进行后续开发、应用、推广，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

该细则中看到，第七条这样写道：“学校鼓励成果完成人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通过学院或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并加以培育。院系应对学院教师申请的专利或其他科技成果展开评估，及时发现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并对外进行重点推介。”

同济大学的学科群与产业、市场联系紧密，学校长期来积极推动各学科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推进成果落地。近年来，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2015年10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施行，同济大学积极响应国家这一号召，在科研管理、科研成果转移过程服务、收益管理和科研人员激励等方面，创新机制体制，出台相关政策，包括将原来传统的“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一部三院”，即“科学研究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工程与产业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将教师在服务社会方面的表现纳入教师业绩考核，在教师职称评聘中增列“社会服务”类等举措，以全面提升同济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这些激励政策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2015年以来，学校实现了“技术入股”“现金转让”等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模式；除此次王占山团队技术转让外，同济大学海洋科学、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正在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