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2017年第04期(总第23期)

作者: 时间:2018-01-16 点击数:

高教发展参考

2017年第04期 总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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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高教研究中心 主办 2017年4月30日

本期导读

【高教视点】

“双一流”建设须回归教育本源

大学逐步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理论探索】

《协同治理 协议授权——探索校院二级管理改革新路径》

【他山之石】

一流学科并非名牌大学专利

京津冀高教协同:高校科研院所反哺区域发展

【高教资讯】

清华大学:今年全面实施大类招生培养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

陕西高校首次大规模赴美“揽贤” 173人现场签约

第三军医大学揭示肿瘤免疫新机制

高校科技管理面临五大转变

五部委出台意见: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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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视点】

“双一流”建设须回归教育本源

王树国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双一流”,不同的人也会给出不同的解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也谈到了他所理解的“双一流”。

“双一流”是高等教育的整体规划

“必须肯定,‘双一流’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这是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在采访中,王树国对“双一流”战略的提出给予了很高评价。

王树国谈到,大学是先进思想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应该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主动思考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意义,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做出贡献。

“大学关心谁能进入首批‘双一流’名单很正常,毕竟这关系着高校自身的发展。”但在王树国看来,大学的领导者更应该站在国家的角度看待“双一流”。这不是哪所大学单独的问题,更不是哪所大学能率先进入一流的问题,而是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高等教育也要率先走近舞台中心,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整体面对世界竞争的问题。

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对媒体表示,“双一流”名单由政府根据高校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比选确定,实行动态筛选,不搞终身制和身份固化。在王树国看来,这段讲话正在试图将社会舆论拉回正确的轨道。“不要过分关注名单,关键还是看你是否持续为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树国强调,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双一流”不是某个学校的计划,而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你的贡献在哪里?这才是考验大学真本事的时候。因此,此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短板在何处,需要解放的思想关键点又在哪里。”他说。

“后配给”带来科研新秩序

也正是吸取了之前资源分配方式的一些教训,自2016年起,西安交通大学在不同学院的资金分配上,实行了“后配给”制度。

“在此之前,各学院的经费需要每年提前向学校申报预算,再由学校进行论证来确定,学院按照论证后的计划实施。但后配给制则是学校根据各学院上一年的工作业绩增量,以及各学科与国内高校兄弟学科的增量对比,下拨一定量的经费到学院,这笔钱完全由学院自主支配。”王树国说,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促使各学院不再专注于每年可以得到多少经费,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将本职工作做好。

“因为经费的事情不用操心,只要工作做好了,相应的支持就会到位。”王树国希望“双一流”建设也是这样的。“高校不要太多关注能不能进入名单,只要能取得大的进步,国家自然会把资源配给下来。如果形成这样的机制,大家就不会为一份名单而绞尽脑汁了。”

后配给制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促进不同高校的个性化发展。“每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这是我们搞评估体系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王树国说,而后配给制度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文科类大学可以讲它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贡献,理工类高校可以讲它们在理工领域的贡献,只要讲出来,就能获得相对应的资源。”

王树国特别强调,在这种模式下,一定要特别关注新兴学科的发展。这类学科虽然所占比重小,论文发表量、科研成果与老牌学科比也有较大差距,但它们一般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大力支持。

此外,这种制度也不是“撒胡椒面”,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做后配给。“西安交大也不是全部实行后配给制,很多工作还需要进行统筹,但也不能把所有工作都实行学校统一管理。”我们要给学院放一点空间,允许它们做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工作。“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需要结合起来。”王树国说。

高校需要“大变革”

在王树国看来,高校在面对“双一流”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保持一颗平常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校不需要强调对自身的改革?对此,王树国给予了坚决否认。

“高校恰恰是需要大变革,而且‘双一流’也一定要促进高校变革。”他说。

“当前社会对高校经常有批评之声,对此我们要认真反思。”王树国表示,大学本该作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但如今,颠覆性的技术常常在企业而不是大学产生,具有引领性作用的新思想、新理念也有不少产生在大学之外。那么,大学的作用如何体现?

究其原因,当前大学距离社会的需求有些远。“为什么要强调大学改革,就是因为大学在慢慢脱离社会。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办学,这导致了社会与公众对大学的种种不满,但追根溯源,是我们自己的表现没有让公众满意。”王树国说。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对于这“三个面向”,王树国深以为然。

“大学需要一场变革,而且不是一般力度的变革。大学要真正和社会融为一体,引领社会发展。一所学校是不是一流大学,关键看这所学校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中能否做出一流的贡献,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王树国说。

“顶天”“立地”是一个过程

每当谈到高校对社会的贡献,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贡献时,人们通常爱用到的两个词便是“顶天”和“立地”。其中,“顶天”代表的是对前沿基础科学的探索,而“立地”则是代表了对应用学科的探索。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两条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的“平行线”,然而王树国却并不这么看。

“‘顶天’和‘立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任何科研人员和单位来说,并不能一下就顶到天,当然也不能一下子落到地。”他说。

2016年底,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产业化项目——“煤炭超临界水气化制氢发电多联产技术”项目产业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超临界水蒸煤” 技术逐步迈向产业化。

“这一项目的负责人郭烈锦教授从事超临界水研究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开始时也只是从事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积累,当基础研究有了一定成绩和国际知名度后,他们开始小范围地落地试验,试验成功后,他们才在之前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产业化。这就是一个从‘顶天’到‘立地’的完整过程。”王树国说。

他表示,从科研人员的成长角度说,开始时一定要从事基础研究,当积累一定程度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能提出独立的课题了。但要提出好的课题,就必须了解社会需求。此时,科研人员便会自觉地开始关注应用,而当他们的课题终于应用时,成果也就自然落地了。

“‘顶天立地’是一个整体成果,不是个人的成果。一所学校一定要有的成果‘顶天’,有的成果‘立地’,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王树国说。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系统中,大量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了“顶天”的一端,而对于“立地”端是缺乏规划的。“其实有很多教授有很好的项目,完全可以落地,但因为我们的‘指挥棒’并不倾向于此,这就导致了科研人员在完成基础研究后,并不是顺理成章地探索技术应用,而是转向其他研究。毕竟,‘顶天’项目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头衔。”

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激励措施。“希望政策能发挥激励作用,引导高校的科研成果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实质性贡献。”王树国说。(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03-28,有删减 )

大学逐步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李志民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视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211和985工程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高校科技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无论是科研基础实验条件,还是科研人员队伍建设都得到了大幅提升,高校已经逐渐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应用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

在基础研究方面,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从近年高校承担和完成国家基础研究任务的能力看,高校获得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约占全国的 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约占全国的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约占全国的61%、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约占全国的66%。

根据基本科学指标(ESI)的统计,中国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中国高校进入世界大学和研究机构前1%的机构数和累计学科数逐年增加:2010年底为92所大学,累计学科304个;2011年底为113所,学科398个;2012年底为137所,学科486个;2013年底为141所,学科525个;2014年底为149所,学科553个;2015年底为173所,累计学科数671个。

从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来看,根据汤森路透的统计,每七篇论文中就有一篇来自中国,每八篇论文中就有一篇来自中国高校。根据基本科学指标ESI的统计,中国大陆高校的高被引作者中逐年增多,具体为:2014年有36所高校67人(77人次),2015年有42所高校77人(88人次),2016年有46所高校92人(105人次),高校占全国高被引作者的72%。2011年至2015年中国高校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数为902篇,占全国发表总数的68.4%。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院校的第一要务,决定了高校要更多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的支撑。首先,基础研究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高水平的科研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因为基础研究可以培育人们的思维方法、推理能力,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最先转化到课堂,写进讲义,编入教材。其次,高校要研究各行各业的通用技术,特别是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的基础理论。比如,石油大学的勘探技术、电力大学的电力技术等,都是先有共性技术的基础理论,然后再进行后期的开发与应用。所有的应用研究都必须依靠基础研究作支撑,任何高新技术的突破与进展都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基础的。第三,基础研究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基础研究成果往往具有系统性、长远性和继承性,基础研究重视逻辑推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有利于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的形成。(主编主编微讲堂:李志民,2017-03-09)

【理论探索】

协同治理 协议授权

——探索校院二级管理改革新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 杨颉

学院是大学各项主要职能的承担者,是大学各项职能性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也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基本行政层级。完善校院管理机制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特别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推动高等学校进一步向院系放权”作为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的重要举措予以强调。上海交通大学把“院为实体”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三大核心改革之一,旨在形成院校协同发展、充满活力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一、改革动因:从管理效率到办学活力

完善校院管理机制并不是改革的新课题,它的本质是学校与学院的关系,是伴随着大学内部组织分化以及管理层级的增加而产生的大学内部管理中两大核心关系之一(另一个核心关系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指出校院管理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向下放权,“建立和完善以校(院)长——系主任为主线的校、系两级教学行政管理系统……给系主任计划实施权、人事安排权、问题决策权、经费支配权以及其他一些处理教学第一线发生的问题的权力,使他们能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校院管理机制的系统研究逐渐增加,2009年以后成为稳定的高等教育研究热点问题。

已有研究成果对校院管理机制改革的动力机制有四种维度的解释:

1. 基于学术组织特性的观点。该观点从大学本质特征出发,认为作为学术型组织中基层单元的学院比其他类型组织中的基层单位具有更加完整的功能、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能。这种学术组织自主发展的组织特性决定了校院二级管理机制的产生与发展。“学院兼具学术性和行政性,是大学的二级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因此以建立现代学院制度为改革的起点和突破点,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打下基础,并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改革的可行性也将得到增强。”

2. 基于大学规模发展的观点。该观点从大学顺应外部环境压力的视角出发,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张迫使内部权力出现分化倾向,需要通过校院二级管理机制来解决管理效率的问题。“一是高校在扩招带来的规模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校级统一管理的跨度和难度加大,分级管理是各高校普遍采取的切实可行的做法;二是高校面临巨大的学术竞争和资源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必须在学校内部进行责任分解,而责任分解要上升到制度层面,必须以管理上的分权作保证。”

3. 基于优化资源配置的观点。该观点从大学内部管理变革出发,认为校院二级管理机制改革应立足于对学校教育资源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这样可有效促进学校行政冗余的消除和办学资源利用效益的增效。“院为实体从理论上讲可实现资源共享,精简人员,减少人财物的浪费,提高办学效益;消除原有专业、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联合,形成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建立起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凭借学院的学科包容性和大学科优势,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和适应性强的高素质人才等。”

4. 基于强化环境互动的观点。该观点立足于学校主动适应社会变革的视角,认为学院是对社会需求反应最为敏捷的组织单元,校院二级管理机制可以提升学校服务社会需求以及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利用外部环境因素达到激发学院活力的目的。“通过‘院为实体’改革,学院将被改造成具有二级法人资格的实体性单位,将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它们比学校更加了解所在研究领域的前沿,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迅速地调整专业和研究方向。此外,学院为了谋求自身生存和良性发展,会更加主动地加强与社会,特别是与企业间的联系与合作,尽最大可能挖掘教育资源等。”

上述四种动因不具有排他性,在学校进行校院管理机制改革时往往被同时关注,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维度的动因都是以激发院系办学积极性为目的,都主张通过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激发学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创新活力,最终提高学校整体的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上海交通大学在制定综合改革方案时更多地从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环境互动这两个维度进行思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对社会需求的反应还不够及时有效,分层决策的授权机制不够明确,“校办院”到“院办校”的转变还不够显著,支撑学校管理重心下移的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校院两级管理纵向分权不够明了、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影响和制约了学院活力的充分发挥。因此希望通过“院为实体”改革为突破口激发基层组织的创新活力和主动办学的积极性。

二、路径选择: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

完善校院管理机制始终是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性改革环节。自2000年以来,学校围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断推进和深化“院为实体”改革,先后经历了以学科群整合为目的的院系调整,以支撑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二级办学,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以配合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改革的二级资源分配改革,以“结构优化、减权增效”为目的的校部机关结构调整等。学校的实践表明“院为实体”改革涉及面广,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始终跟随着学校的中心工作和阶段性发展目标而不断调整具体内涵。因此,“院为实体”不是改革的目标,而是改革的路径。这就带来一个困惑,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学院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与学校的关系如何定位,怎样体现“实体”地位,学院作为办学“实体”的度又该如何把握?缺乏具象的组织变革就如盲人摸象。

2012年,在以往“院为实体”改革的基础上,张杰校长进一步提出了“院办校”的改革愿景,提出学校的未来管理模式需要实现由“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姜斯宪书记对什么是“院办校”进行了形象地描述:“在过去的办学模式中,指挥棒在学校手里,学院围着学校转,学校是火车头,学校带着学院跑。院为实体改革的本质是发展动力动能的转型,要逐步实现学校发展的‘动车组驱动模式’,在同一轨道上,每个学院都应当也可以主动发力。”

与以往的“院为实体”改革相比,“院办校”的提出表明学校更加重视对改革愿景的描述,希望更加关注改革的目的而非过程的本身,即更加强调改革的过程应该服务于改革目标的实现。以往的改革中往往容易陷入校院权责“零和博弈”的陷阱,即较多地以对立的立场讨论校院之间责权利的划分,行政部门站在学校的立场希望能把握宏观调控的政策和资源,学院则站在自身发展的立场希望能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尽可能宽松的政策。因此,经常会发生事权以及事务管理基本运行经费支配权下移,重大财权、人事权及发展事项仍然集中在校级的现象。

“院办校”改革就是希望破解权责“零和博弈”的改革困境,变校院对立为校院协同。推进“院办校”改革需要对校院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张杰校长认为从“校办院”到“院办校”就是要实现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学校与学院之间不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以对组织目标高度认同为前提的紧密型战略同盟关系。学院不仅是学校战略的执行组织也是战略谋划的重要参与方,可在达成共识的战略框架下更加自主地开展办学活动。

作为紧密型战略同盟,校院之间的责权划分应该授权方式而非分权方式;校院之间的工作模式应该是协作模式而非指令模式;校院之间的激励方式应该以目标为驱动而非以利益为驱动。因此“院办校”模式中的学院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学院更加主动要求发展,主动承担学校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学校也配置相应的资源和政策;二是学院更加积极地谋划发展,根据学校战略目标积极谋划相关工作,并积极向学校建议将其纳入学校的战略任务中,学校配置相应的资源和政策;三是学院创造性地谋求发展,即若学院主动策划的工作符合学校战略方向,但因其他原因无法获得或只能获得部分学校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学院应主动寻求其他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学校则应该以发展战略为指引、用好资源和政策的杠杆,通过合理授权将部分决策权、资源调配权和事权下放至学院,简化办事程序,增加管理幅度,增进与学院沟通效率,不断激励学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校院协同治理的局面。

三、聚焦瓶颈:从资源调配到权力让渡

在讨论校院管理机制改革时,资源配置与责权划分是无法回避的话题。高校内部管理,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为权力与责任在高校内部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体现它们相互间的权力作用关系以及责任分担关系。站在学院的立场上,主动开展工作也离不开资源和政策的保障。虽然每个人都认同需要向学院下放部分办学权和办学资源,但是在讨论具体哪些权力和资源应该下放,如何下放时会产生较大的分歧。

人、财、物是维持办学的基础性资源,也是校院责权博弈中首先遇到的焦点问题。校院资源配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即资源投放量和资源调配方式。在基础办学资源投入方面,学校主张公平原则,主要按学院的办学规模(学生数或教师数)适当考虑学科特征进行基数调整;学院则更多主张倾斜性投入,即每个学院都认为应该适当得到照顾,传统优势学院强调应该扶强,新兴弱势学院强调需要补短板,工科、医科类学院强调学科建设投入大,人文、理科类学院则强调外部可获取的资源少。在资源配置方面,学校方希望更多地发挥杠杆作用,强调资源配置需要与绩效产出挂钩;而学院则认为学校应该提供其办学所需的资源保障,资源配置应该与任务挂钩。

政策诉求是办学资源以外校院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学院对政策诉求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办学自主权的需求。政策是最大的资源,它规定了组织的定位和社会活动的范畴、应遵循的行动原则、实行的工作方式、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质量标准等。有时,政策性制约比资源性制约更深刻地影响学院的长期发展。从学校的立场上来看,政策是全体人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更加主张政策的通用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适当妥协的方式考虑大多数学院的诉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则应该严格把关,按章办事;而从学院的立场来看,政策应该是帮助和保障基层办学行为而不应该成为其合理办学活动的阻碍,由于各学院各学科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统一的政策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学院,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更多考虑分类指导,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根据各学院实际情况灵活把握,或是希望学校将部分办学自主权让渡给学院。

针对上述两个核心瓶颈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在“十一五”期间重点推进了校院二级资源配置改革,在“十二五”期间推进了“简政放权”的改革。

在校院二级资源配置改革中,学校通过建立校院两级人、财、物、房资源配置体系,学校从常规可控财力中扣除一定的比例用于校级公共支出,其余部分通过“一揽子”预算方案划拨给学院,如人员经费总量、各类岗位编制数、研究生招生名额等,给予学院在人员招聘、薪酬分配、办公实验用房分配、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等方面较为充分的资源调配权,同时调整学校经济政策,引导学院扩大财源,调动学院的办学积极性。学校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为依据进行资源配置的调整,对于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院增加其资源配置,对于表现差的学院则减少其资源配置。

“十二五”期间的“简政放权”改革,通过《章程》修订工作进一步明确学校、学院、系或研究所的责权利关系,强调了“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根据学院(系)的办学目标、办学成本和办学绩效配置资源,通过综合预算方案划拨学院日常经费和其他资源。”“学院(系)享有学校授权范围内的办学权、人事权和资源配置权”;通过校部机关改革,学校进一步理顺校部机关的组织架构,推进行政管理与行政服务的相对分离,减少了23项校部行政审批事项,增加了54项服务项目;通过领导小组清理工作,归并决策事项相近的工作领导小组,精简决策机构,促进部门间横向协作,加快行政管理重心下移和行政服务能力提升。

随着校院管理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发现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学院对办学资源的非理性需求。资源是学校调动学院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学院将获取校内资源的多寡理解为学校对其工作业绩和校内地位的认可程度,容易形成为要资源而要资源,不考虑获得资源后的用途,拿到资源后又为了花钱而花钱,导致资源配置效益低下。其次是校部机关对“简政放权”的不适应。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集权式管理,强调在统一政策下的有序办学,校部机关在“院为实体”办学问题上认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因此在推进核心政策的放宽和决策权的下放过程中经常畏手畏脚、踌躇不前。有不少学院抱怨学校机关把繁琐的行政事务都下放了,但是学院渴望的核心政策依然没有松动。第三是不少改革举措没有固化。在“院为实体”改革中不少针对学院具体问题的有效做法与学校的统一政策并不完全一致,是通过特事特办的方式予以落实的,由于缺乏政策文件依据,因此学院每次遇到类似工作均需要重新走特批流程,若遇到干部 替换或是相关行政岗位人员流动时还会遇到不予以办理的情况。

造成学院对办学资源的非理性需求的原因在于,在以往推进“院为实体”改革中比较注重改革阶段性工作而忽视改革的系统性整合,将资源配置权与事权割裂开来考虑。校部机关对“简政放权”不适应的根源在于学校行政部门对学院是否自律地使用资源和权力缺乏信任,同时也反映出行政部门对下放办学资源和权力后的管理方法与手段缺乏自信,有部(处)领导曾坦言,没有资源立项并且放宽政策限制,这让我们如何工作。造成改革举措没有固化的原因则是改革探索没有与制度建设同步进行,没有将改革中好的经验及时转变为政策,没有将与院校达成共识的一些做法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件。

四、制度优化:从综合预算到协议授权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在新一轮的“院办校”改革中更加重视制度设计。首先强调改革目标-手段的一致性,深刻认识院系管理机制改革的目的是激发学院积极性,资源配置也好权责划分也罢都是改革的手段,责权利的统一应该以学院承担的任务为前提,学校向学院授权的核心不是权力的分配,而是任务的分配,即根据任务目标明确责任,根据任务性质配备权力,根据任务需要配置资源,根据任务绩效分配利益。其次,学校在改革中需要更加重视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与院系保持畅通的沟通,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政策的首要作用是促进学院发展,而非控制学院,更不能将防范学院作为政策修订的主要目的,职能部门需要认真倾听和分析学院的个性化诉求,主动帮助院系落实办学自主权。最后,学校在改革中将更加重视契约管理,将对院系的管理模式从行政指令管理转变为契约管理,由校院双方协商约定目标任务、政策资源和绩效管理方式等,并以协议的形式予以固化。同时学院要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形成制度化自律机制,树立自律不是不要监管而是不怕监管的意识。

在本轮“院办校”改革中,学校围绕资源和政策这两个关键点,分别推出了“院系综合预算”和“协议授权”两项重大改革举措。

2014年起,上海交通大学针对资源配置权与事权割裂的问题,在部分学院开展校院二级综合预算改革试点工作,调整了学校对试点学院的综合预算模式、核算模式和目标管理方式。学校改变了以往通过各职能部门细分项目向学院分配资源的方式,而是给各学院设立“发展专项经费”,将学科建设经费、人才培养经费和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等打包给学院,并打通不同经费间的限制,同时扩大学院自筹经费的自主使用权和使用比例,由学院统筹安排学校下达的日常经费、学科建设经费以及学院自筹的教学、科研等其他收入,以“量入为出,事前控制”的原则根据当年工作计划制定预算方案,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学校财务部门严格按照学院制定的年度预算进行财务管理。目前该项改革已经覆盖至全体院系。“院系综合预算”改革的意义不仅仅是扩大了院系的财力和财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资源调配模式。由于学院的财务预算需以年度工作计划为依据,从而促使学院更加关注事业的发展,并实现了财权和事权的同步下移,促进了校院二级成本分摊规则与机制的建立,这也有助于提高学院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迫使校部机关放弃以“项目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更积极主动地探索以“服务监管”为主的新型服务模式。

2015年起,上海交通大学开始研究和策划“协议授权”改革,针对学校政策“一刀切”而学院特殊政策难以制度化的改革顽疾,希望形成规范有序的授权规则,变特事特办为制度规范。“协议授权”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以校部机关为主、自上而下地梳理责权清单,这份清单涉及人事管理、教学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科研管理、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与学院办学紧密相关的各项事务。列在清单上的各项事务又分为三类:已下放给院系的责权(如教师的聘期考核)、不宜下放给院系的责权(如正高师资的晋升与评聘)和经协商可下放给院系的责权(如教师的津贴标准)。责权清单的梳理和分类工作非常重要,可以让学院了解到已经拥有了哪些自主权,又有哪些自主权可以去争取,同时也可以让职能部门更加清晰工作内容和边界,主动改善相关工作。第二阶段以学校规划部门牵头与各学院协商中长期目标任务。

以战略规划为依据的目标管理是上海交通大学开展战略管理的重要手段,“协议授权”改革正好与院系“十三五”建设目标的制定工作相结合形成了“院系十三五建设协议书”,协议书中涵盖了学科建设、党建、学生工作、院为实体和综合预算改革等全方面的工作内容,同时也明确了学校的责任,特别明确了人员编制、经费和政策等支撑院系办学的基础性保障。在制定建设任务的过程中,学校更多地结合学院的学科特性、发展阶段以及自主发展意愿等多方面因素,把目标任务分为核心指标、指定指标和自选指标三类。核心指标是根据学校总体战略目标设立的面向全体学院的统一指标,体现了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指定指标是根据各学院学科特色或发展短板所设定的个性化指标,体现了学校对学院的差异化指导。自选指标是学院根据自身特色和工作重点自主提出的建设指标,体现了学院的自主发展意愿。“院系十三五建设协议书”是校院对工作任务达成的共识,最终由姜斯宪书记和张杰校长代表学校与各院系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后生效。校院先商定发展目标,后商讨政策授权内容,是为了更加强调授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避免院系要权的盲目性以及院系间的攀比心态。第三阶段以院系为主,根据自身目标任务的需要自下而上地提出需要授权的具体政策事项,与相关部门就可授权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政策授权协议”将学院的责权予以明确。“政策授权协议”的作用仅为明确校院间责权划分,为推进政策落地还需要制定两份规范化文件,一份是“政策授权协议”的实施细则,用以明确校院间具体事务操作规范;另一份是“学院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授权事项在学院内部的决策程序和办事流程。实施细则和“学院内部管理制度”配套使用才有可能在每个学院授权范围不相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流畅的行政流程。同时,“学院内部管理制度”也是学校监管学院是否规范使用授权事项的重要依据。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备性和学院对管理制度的执行程度是学院能够获得授权试点资格重要依据,即自律是充分授权的前提条件。学校在改革过程中强调,自律不是放宽要求而是更严要求,不是不要监管而是不怕监管。

在推进“院办校”改革过程中也会存在若干改革风险,如学院财力自筹能力不足、自主理财意识不强会影响综合预算改革的成效,校部机关间的工作协同度不足会影响行政服务能力的提升,学院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行政支撑人员不足会影响到学院承接行政事务工作的能力等。这些困难和矛盾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3期 有删减)

【他山之石】

一流学科并非名牌大学专利

翻开近几年的《Nature Materials》(自然·材料)和《Advanced Materials》(先进材料)等材料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武汉科技大学可以算得上一个“熟面孔”。

作为一所地方高校,近5年,该校学者有30余篇论文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武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学科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行列。这标志着该校材料学科进入了世界高水平学科行列,也向国内外高等教育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世界一流学科不是名牌大学的专利。”

做强特色学科,建设一流科研平台

“是像国内许多高校一样频繁地上马一些‘时髦专业’,还是继续死守冶金、材料学科特色?”几年前,冶金行业普遍亏损,冶金行业特色鲜明的武汉科技大学科研经费锐减,再加上办学经费不足、高层次人才短缺等因素影响,全校上下对学校发展方向莫衷一是。

“没有特色,专业发展可能走向同质化。而冶金作为国家航天、军工、建筑等行业的支柱,对于国家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校党委书记孔建益说。

经过反复论证,学校上下最终达成共识:“作为地方高校,只有发展特色学科、做强特色学科,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把耐火材料与冶金实验室建成国内乃至国际一流!”这是武汉科技大学确定坚守冶金、材料学科特色办学思路后锁定的第一个目标。

实验室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从何处来?彼时的武汉科技大学,因建设新校区,办学经费异常紧张。于是,该校采取“向外部争取、向特色倾斜”的方式,一方面从国家相关部委和省里每年争取上千万元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从多年的合作伙伴武钢集团那里争取到每年数百万元的合作经费、改变过去学科建设“撒胡椒面”的做法,集中财力,每年拿出上千万元支持实验室建设。

2013年底,耐火材料与冶金实验室被批准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使武汉科技大学成为全国地方高校中为数不多、湖北省第一家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省属高校。

如今,耐火材料与冶金实验室设备总价值已超过7000万元,实验室总面积接近1万平方米。有专家来校参观后感慨地说:“没想到一所地方院校的实验室设备这么齐全,这么先进。”

打破专业壁垒,让学科之间“联姻”

有了专业领域一流的科研平台,武汉科技大学便有了引人引智、频频向国内外一流学者“抛绣球”的底气。

“搭建一个好的研究平台,让研究者能在一个有实验条件的地方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就是对一个学者最大的尊重。”2011年,在日本从事纳米材料研究的张海军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加盟武汉科技大学。先进的实验设备和配套及时的科研资助,让张海军如鱼得水。他带着团队4年内申请到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材料领域多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论文。

过去5年,耐火材料与冶金实验室吸引了拥有国家“千人计划”“湖北省百人计划”“楚天学者计划”等头衔的10多位优秀学者加盟。他们不仅成了该实验室不同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还牵头组建了多个一流的科技创新团队。

在吸引一流学者加盟的同时,武汉科技大学也在主动向外“联姻”。从事钢铁先进材料研究的吴开明,把目光投向钢铁材料领域全球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近几年,他们以共同研究的方式,与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俄罗斯中央黑色冶金研究院等科研团队“牵手”,开展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科技攻关。近5年,吴开明带领的团队成功申请国家级、省级项目17项,多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打破“近亲繁殖”,引导学科之间“自由恋爱”,是武汉科技大学推动老学科获得新增长点的秘诀。去年,该校成功组建了6个学科交叉创新团队,为了扶持其发展,专门给每个团队准备了50万元的“嫁妆”。

没有“媒婆”,张海军便主动“联姻”理学院和化工学院两个研究团队,并与之组成跨学科、跨领域的“联合舰队”。仅一年时间,张海军所在的“联合舰队”就确定了10多个交叉领域的研究课题。“研究越深入,就越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张海军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用一流平台和特色研究,通过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搭建了一座贯通国内外、校内外高层次人才的‘立交桥’,这不仅使武科大保持了耐火材料、高性能钢铁材料等方面的传统优势,而且还开拓了纳米催化材料、生物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材料领域新的研究方向。”武汉科技大学校长倪红卫自豪地说。

摆创新绩效“擂台赛”,特色学科有了强劲“心脏”

2014年和2015年,耐火材料与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向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科技进步奖以及新获得专利的学者发放了150万元定向“红包”。

这是武汉科技大学为传统特色学科量身定制的一系列“特区政策”中的一项——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制定奖励政策和绩效考核标准。

张海军和吴开明是获得定向“红包”的“大户”。“其实,奖励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这项奖励政策能让研究者们获得尊严感,能激励大家做高水平研究、发高水平论文、出高水平成果。”张海军说。

耐火材料与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奖励政策,使特色学科发展有了强劲的“心脏”。该校材料与冶金学院大力试行学院层面的绩效改革,既为高水平成果发放“红包”,又将年终考核、职称晋升从过去的“以量称重”变成现在的“以质取胜”。

材料与冶金学院院长顾华志解释,此次绩效改革一方面是要鼓励教授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痛点”,“立地”做研究,让研究成果“点石成金”;另一方面是要鼓励教授们“赶时髦”,紧跟国际研究前沿,“顶天”做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中国声音,并逐步超越,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近5年,武汉科技大学材料、冶金学科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23项、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7项,每年有数十位教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该校材料学科的学者还和全球知名专家一起建立和制定国际耐火材料性能指标、新产品检测标准。

“深挖传统特色学科这口‘井’,并把自身的传统特色优势发挥到极致,可能就是地方高校建设国内乃至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突破口。”(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03-28)

京津冀高教协同:高校科研院所反哺区域发展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实施进入第三个年头。近日发布的《“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计划》指出,在高等教育方面将继续推进组建京津冀高校联盟,促进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和师生交流。未来三地将共同探索完善高校搬迁、建立分校、合作办学等机制,研究提出疏解学校新校区学生学籍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机制。

河北高校努力协同补短板

综观京津冀三地教育资源,京津实力雄厚,呈各有所长、柔性竞争态势,而河北则是明显短板。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对京津意味着寻求更大教育发展空间,而对河北则首先意味着补短板。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河北高等教育“补短板”可以从4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京津对口支援河北基础教育发展的有效模式;二是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三是统筹推进京津冀地区的中高考制度改革;四是持续加强河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能力建设。

河北高校自身当然也在努力迎头赶上。地处京津冀腹地保定的河北大学,在三地教育协同发展中千方百计加速发展。该校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平台管理科科长宋少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河北大学积极谋划协同发展项目,主动对接京津冀相关部门,尤其是与京津主要高校达成合作共识,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实现资源共享,大大促进了自身“双一流”建设和学科发展。2016年,该校策划了“燕园名师进河大”系列活动,共邀请了12名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等专家学者做报告,其中谢心澄院士、刘玉村教授还被学校聘为兼职教授。利用北京大学名师资源,创造“借智提升”的平台,促进自身学科发展。此外,该校还开展了“百名博士河北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讲堂”“河北大学千人讲坛”等品牌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建“京津冀信息服务协同创新共同体”,实现了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信息资源共享、共同研发关键技术、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图书馆员的合作。与北京市人社局、常青藤创业研究中心共建京津冀留学人员(河北大学)创业园,为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平台。

河北工业大学的最前身“北洋工艺学堂”诞生于天津,此后就在该市发展壮大起来。该校发展规划部主任于树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留在天津办学的河北工业大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相连,获得了河北与天津两地政府支持。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该校成为河北、天津与教育部共建高校,进一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河北工业大学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于树江介绍说,该校把自身定位为京津冀高校合作平台连接器,促进协同发展的人才和科技优势资源凝聚器,加速教育协同发展的助推器。为此,该校2015年携手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联合成立“京津冀协同创新联盟”和3校材料学科创新联盟。

高等教育协同要推进配套改革

在张贵看来,将河北作为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重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教育协同发展追求的目标绝不仅是以强补弱的简单物理变化,不仅是资源在规模或范围上的跨地区拓展,而是通过结构性的资源调整,构建共享共赢的整体统筹发展模式,实现“1+1+1>3”的化学质变。

京津高校向河北搬迁或在河北建分校是教育协同的重要内容。比如,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出台了《打造首都高校疏解集中承载区工作方案》,将建设首都高校疏解集中承载区,对转移至此的北京高校无偿提供土地。预计将有一批首都高校在这里安家。需要注意的是,高校迁移会造成校园文化的遗失和历史记忆的断裂,同时还可能丧失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此外,由于搬迁,学校职工将在户口、医疗、住房及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新的问题,这些都必须妥善解决。实际上,北京曾在1969年和1999年有过两次大规模的高校外迁,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外迁之后又回迁”的现象。

教育协同很难“单兵突进”,必须有土地、财政、人事等方面配套政策的引导与支撑。常年与京津冀相关负责部门打交道的于树江指出,京津冀高等教育涉及的除了相关高校和三地政府外,还包括14个部委。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不仅需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而且还要有高效有力的执行主体,既要高处谋划,又要具体落实。

教育协同重在人才,张贵认为,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如果河北不能对京津的教育人才产生吸引力,留不住人才,那么三地教育协同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因此,要系统梳理和解决制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人才问题。

教育协同反哺区域产业发展

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本质上是高等教育资源在该区域的均等化,它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又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三地交通、产业、生态一体化取得实质性突破情况下,教育协同发展既可以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又可以整体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区域内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研发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辐射能力。

在加强协同创新方面,河北工业大学联合京津高校资源,在唐山高新区建立了河北工业大学唐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在沧州渤海新区建立了河北省绿色化学工业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保定建立了河北工业大学保定智能创造工业技术研究院。北京大学牵头,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组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要开展区域发展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探索提升高校协同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清华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联合组建了“京津冀高端制造共性关键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不仅高校与高校间建立联盟,高校还与政府、企业等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如2014年12月,石家庄市政府发起和组织的石家庄京津冀产学研联盟揭牌成立并得到三地众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大力支持,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242家联盟会员加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4-05)

研究生资助要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

美国研究生资助体系的特点

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美国研究生资助体系有以下特点:

一是导向明确,将资助与国家需要领域人才储备相结合。

美国研究生资助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把资助作为实施国家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从1988年开始实施“国家需要领域研究生资助”项目(GAANN),旨在通过吸引优质生源进入到国家需要领域的博士生项目学习(包括生物学、化学、计算机及信息科学、工程、地理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培养这些领域科研和教学的后备队伍,以保持美国在这些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值得关注的是,基于美国人口结构和高校学生群体日趋多样化的趋势,以及传统弱势群体研究生占比的持续增长,GAANN项目将女性和少数族裔学生作为资助的重点对象,以期达到为这些领域培养背景多样化高端人才的目的。受资助者可连续三年每年获得3万美元的津贴和研究资助。评估报告表明,该计划的实施有效缩短了博士生毕业年限、提高了毕业率,提升了女性和少数族裔在这些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

二是竞争性科研资助项目助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美国研究生资助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制度设计,是设立面向研究生的竞争性科研资助项目,以吸引大批优质生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国家战略发展领域的未来领军人物。美国联邦政府、社会慈善机构、专业学术团体都设立有面向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竞争性科研项目资助,鼓励研究生的创新研究设想,重视研究内容的开拓性和方法的创新性。

这些科研资助也都非常重视向国家战略发展的领域倾斜。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研究生奖学金项目(GRFP),资助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统称STEM)和STEM教育方向的研究课题。而国家科学基金会针对下一代研究人员的培训资助项目,支持的研究方向更加凸显服务国家创新和人才战略的作用,比如教育与研究综合培训项目(IGERT)明确表示要支持新模式研究生教育,使获奖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其子项目IGER主要支持下一代研究人员解决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例如:推进大数据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核心技术,用于分析具有挑战性的计算网络和电子数据的科学工程,研究和提高网络基础设施等。

竞争性科研项目资助不仅能够吸引优秀生源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激发他们的创新设想,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学术身份认同感、全面提升其科研和职业能力,为学术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美国多年的实践表明,面向研究生的竞争性科研项目资助,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以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项目(GRFP)为例,自1952年设立以来,总计多达50万名研究生提出申请,近5万名获得资助,其中有42位已成长为诺贝尔奖得主,大批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比如美国能源部部长、Google公司创始人等。

三是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培养社会急需的多样化人才。

除了各类国家基金,美国还有大量的社会慈善基金会和专业学术团体,为研究生提供各种奖优性资助,通常的做法是基金会与专业学术团体合作,资助特定学科和研究方向或特定群体的研究生。比如美国国家GEM项目的博士工程奖学金项目旨在资助那些有志于攻读工程领域博士学位项目的少数族裔学生。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盖茨千禧年学者(GMS)计划,与多个专业学术团体合作设立研究生奖学金,例如其中与美国人类学学会合作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明确要求资助对象必须是优秀的非洲裔、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太平洋岛民裔和西班牙裔,且正就读于数学、科学、工程、教育和图书馆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ERA)合作的MET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旨在鼓励研究生应用“有效教学测量”纵贯数据(MET)开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学会与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设立的博士论文资助项目,要求研究者要以重大教育问题为导向,使用联邦政府或国际组织资助采集的大规模数据,对相关教育政策和实践效果进行研究,为教育改革提供依据。

四是将资助与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紧密结合。

美国的研究生资助(包括奖优型和助学型)呈现出日趋立体化的混合资助模式,资助形式和力度因研究生的层次、类型、专业而异,既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又根据私人与公共收益的比率大小配比,同时结合研究生学术和职业能力培养,以满足不同研究生群体的资助需求。比如,公共收益高的学术型博士生获赠予型(奖助学金,学费减免、雇主资助)和报酬型资助(助教、助研、助管等)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研究生类别;个人收益高的专业型博士生的助学贷款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别,获得奖助学金比例仅次于学术型博士生,但很少获得学费减免。与专业能力培养相结合的报酬型资助形式也因学科而异,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助研比例很高,人文社科领域中助教则是重要资助形式。报酬型资助对不同领域人才所需的相应专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奖优型研究生资助,除基于学业和科研成绩的综合性学业奖学金,还设立了大量与研究生科研和其他能力发展密切相关的专项奖学金,比如资助研究生的社会调查和服务、国际交流、参加学术会议和科研培训、领导力扩展等。而前文提到的所有竞争性科研项目资助,都对获得者参加学术活动、搭建学术网络、分享科研成果、锻炼科研项目规划和管理技能,有明确的要求和相关支持。

美国经验对完善我国研究生资助体系的启示

我国已经建立了研究生资助体系,但现存体系除了存在资金来源不够多元化、资助形式多样化程度不高、管理规范化有待完善等问题,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尤其需要关注:一是向国家需要和战略发展领域倾斜的导向性不够;二是奖优型资助大多属于事后奖励,对优秀生源吸引力不够,而且仍是把研究生作为“学生”看待,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结合不紧密。美国的竞争性科研资助,把研究生作为“发展中的研究者”,通过提供科研资助来支持研究生创新研究设想,达到激励创新研究、充分发展研究潜力的目的。

因此,我们建议我国研究生资助在兼顾教育公平的同时,应创造性地借鉴美国经验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措施,为国家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战略服务,具体而言:

一是资助突出导向性,切实向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需要领域、向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领域倾斜,充分发挥研究生科技创新生力军的作用,同时为这些领域储备、培养充足的高端人才。

二是设立面向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竞争性科研资助项目,培养未来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领袖人才。竞争性科研资助项目的申请、评审程序以及管理办法,与科研人员申请课题相似,但应充分考虑研究生作为“发展中的研究者”的身份特征和现实需求,资助经费构成以生活津贴为主,同时提供科研、学术交流、培训等经费和机会。

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研究生资助,尤其要鼓励出资方与专业学术组织、高等院校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培养高规格多样化人才。比如前文提到的美国GEM奖学金,获奖博士生可获得连续五年、每年至少1.6万美元资助,GEM雇主成员单位为获奖研究生提供在GEM成员大学学习的全额学杂费和至少一个带薪暑期实习,GEM成员大学提供五年生活津贴。

四是将研究生资助的方式和内容与各类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紧密结合,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促进受助者知识、素质、能力的发展。

五是国家层面和部分有财力的社会组织设立的奖优型资助的金额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以吸引和培养具备科研创新潜力的拔尖人才。前文提到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GRFP研究生奖学金,2015年获奖者获得连续三年、平均每年4.6万美元资助。IGERT的资助力度更大,连续5年的资助可达到上百万美元。(来源:光明日报,2016-11-01,作者:刘继安、叶慧,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本课题得到上海欧美同学会资助)

【高教资讯】

清华大学:今年全面实施大类招生培养

清华大学今年起将全面采取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纳入本科招生的49个专业将整合为16大类,学生也将会按照专业类来填报志愿。此外,今年清华新增两个本科培养项目,社会科学学院新增了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方向,外文系与世文院共建的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加入“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

清华大学招办主任刘震表示,清华在朝着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目标奋力迈进,这也是今年招生的亮点。

清华专门成立了大类培养领导小组,校长邱勇担任组长。他表示,教育教学改革是继人事制度改革之后又一综合改革难点,是必须抓紧推进的第二项重要改革,而大类培养是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大举措,涉及方方面面,实施难度大,但这项改革将对清华人才培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刘震介绍,清华的大类培养将在强化通识教育,大幅提高学生通识教育素养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更有利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相互融合与促进,也对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04-30)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

国务院《“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今天对外公布,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以下目标: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创业环境显著改善,带动就业能力持续增强;人力资源结构不断优化,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劳动者素质普遍提高,适应就业形势变化能力不断增强。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约1.7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55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重达到32%,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状况有效缓解。”

《规划》强调,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拓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领域。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多方位拓宽就业领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着力支持科技含量高的智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各类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结合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开发岗位,统筹实施基层服务项目,落实学费代偿、资金补贴、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就业。健全基层服务保障机制,畅通流动渠道,拓展扎根基层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通道。

要增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能力。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市场供需衔接和精准帮扶。加大就业见习力度,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为强化劳动者素质提升能力,《规划》中“新招”“实招”不断:

——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技能就业专项行动,鼓励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学生在校期间开展创业竞赛、技能竞赛、创业实训等“试创业”实践活动和电子商务培训活动,并按规定将其纳入创业培训政策支持范围。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新需要,将就业创业有机融合,建立涵盖学校内外各阶段、求职就业各环节、就业创业全过程的服务体系。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统筹实施大学生村官、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技特岗计划等专门项目,选拔派遣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继续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依托优势基础学科建设国家青年英才培训基地。

——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管理,探索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引导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建设一批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

——建立全国高校继续教育质量报告制度,强化高校继续教育责任主体意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制定实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有利于校企人员双向交流的人事管理政策,落实学生实习政策,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培训急需紧缺人才。(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02-07)

陕西高校首次大规模赴美“揽贤” 173人现场签约

在陕西高校首次大规模赴美国开展的共计四场高层次人才招聘活动中,累计有436人达成意向,173人现场签约。签约的有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和教授。

为进一步提升陕西教育对外开放程度与质量,提升陕西高校师资水平,加快培养国际化、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并将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加快陕西重点产业发展,推动产业与经济转型,陕西18所高校组成的赴美高层次人才招聘团在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分别举行了四场招聘活动。

美国当地时间3月18日举行了首场招聘会,有133人与陕西高校达成意向,有48人现场签约,签署协议的人才中有“百人计划”学者及哈佛大学博士后等。美国当地时间3月22日晚,陕西高校赴美最后一场招聘活动签约仪式举行,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等10所院校分别与来自美国高校的17位高层次人才签署了人才引进协议。(来源:中国新闻网,2017-03-24)

第三军医大学揭示肿瘤免疫新机制

近日,第三军医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胃肠病学顶级期刊《Gut》上在线发表独立完成的原创性论著,揭示一种新的肿瘤免疫机制,为胃癌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并有望在胃癌免疫个性化治疗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肿瘤免疫研究中,科学家并没有将注意力过多地关注到“中性粒细胞”上,实际临床治疗中更没有基于中性粒细胞的治疗方案——这些细胞不仅寿命短暂,“活不过”24小时,而且其从骨髓中流出,相对于肿瘤组织似乎只是“匆匆过客”。已有研究对该细胞的研究更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有的证实中性粒细胞对“肿瘤杀手”——T淋巴细胞发挥促进作用,有的则证实其对T细胞发挥抑制作用。

第三军医大学国家免疫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邹全明、庄园团队经过历时3年的系统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在调节T淋巴细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在胃癌肿瘤微环境中表现出激活/抑制的“双重身份”,堪称“一肩挑”。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探明中性粒细胞主要依赖一种被称为PD-L1的免疫抑制分子抑制T淋巴细胞的抗肿瘤效应,并进一步找到了该因子的“调控者”GM-CSF及其调控方法,从而揭示了中性粒细胞调节T淋巴细胞的内在机制。

该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治疗意义。共同通讯作者之一庄园指出:“在胃癌免疫治疗中,既可选择以免疫抑制分子PD-L1为直接靶点,也可选择以其‘调控者’GM-CSF为间接靶点,实际上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PD-L1阳性中性粒细胞还可以作为新的监测肿瘤微环境的指标,以其应答高低来判断肿瘤微环境的状态,进而为肿瘤治疗的术前调节、方案选择和术后治疗提供指导。”庄园进一步指出,“目前,国内对肿瘤微环境的监测重视不够,该发现有望在国内三甲医院逐步获得推广,加快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肿瘤免疫个性化治疗”。

该研究成果的共同第一作者是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婷婷和该校西南医院普外科赵永亮教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2017-03-29 科学网

高校科技管理面临五大转变

2017年教育部科技委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聚焦今年高校科技战线工作重点。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为2016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颁奖,教育部科技委主任赵沁平主持会议。

杜占元说,过去的一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我国教育科技改革发展历程中极其重要、极不平凡的一年。高校科技战线创新成果和改革成果丰硕,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杜占元也指出,要准备把握高等教育实际和高校科技实际,加大管理创新力度。从整体形势上来看,高校科技管理面临五大转变,即依靠资源配置增长来驱动成果产出的模式空间已经不足,发展动力面临从资源驱动到人才驱动的转变;科研创新能力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创新理念要完成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高校科研和科技成果转化任务有所增加,学校各部门理念要从科研管理转为科研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发展方向需从一般交流转为提升质量;高层次人才竞争日益严重,要把人才计划的目标定位从聚焦高端转变为普惠性的奖励政策。

杜占元强调,今年高校科技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高等学校“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构建新的科研组织方式,引领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深入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全面提升军民融合战略的认识,实施国际科技合作引导计划。

教育部科技委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各学部、高等学校软科学基地、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04-01)

五部委出台意见: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瞄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

在完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机制上,《意见》明确对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落实和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意见》指出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外,高校自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的专业,报教育部备案;自主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支持高校对接产业行业需求,经学科和产业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后,按照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

《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为改革现行编制管理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改革通道。《意见》明确,试点高校人员总量实行动态调整。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高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

在改善高校进人用人上,《意见》明确高校根据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需要,自主制订招聘或解聘的条件和标准,自主公开招聘人才。政府各有关部门不统一组织高校人员聘用考试,简化进人程序,为高校聘用人才提供便捷高效的人事管理服务。

《意见》进一步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明确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标志着彻底取消行政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管理方式。同时,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高校要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为激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意见》明确要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绩效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倾斜。高校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

在明确简政放权举措的同时,《意见》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和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要求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强协调与指导,营造良好改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