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6年第12期 总第18期
发展规划与高教研究中心 主办 2016年11月9日
本期导读
【前沿关注】
积极推动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创新性教育：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
【创新实践】
服务创新驱动高校需解决体制机制难题
教学创新为什么这么难
高校科技成果如何冲出“象牙塔”
【他山之石】
在实践中打磨人才
地方高校怎么在特色上做文章
【资讯动态】
王国强：打造中医药特色健康养老模式
北大推出创业教材《北大十五堂创业课》
2016南方教育大讲坛 专家畅谈广东创新驱动发展
电子科技大学获捐2亿元设立“创新发展基金”
广东将加快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一流学科
两部门：国家大学科技园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路透社发布“TOP75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
清华大学文创产业化成果转化中心成立
全国中医药学术新媒体联盟在京成立
我国高水平科技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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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关注】
积极推动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
瞿振元
去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由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由于与高校自身发展具有特别直接的利益相关，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高等教育界共同关注、持续讨论的热点。
“双一流”是在“211”“985”基础上进行的
当前进行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两个一流建设”）是在“211工程”“985工程”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1995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重点建设工作，是我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系统改革工程。在“211工程”基础上，国家决定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即“985工程”。
“211工程”和“985工程”的相继实施，重点建设高校112所（含985高校39所），累计投入资金1100亿元。20年的持续重点建设，使“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的整体水平和学科水平显著提升，大大缩小了我国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且以探索办学道路和育人模式的经验和示范作用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迅速攀升。“两大工程”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显然，这“两大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政府主导的有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发展教育事业，怎样以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走向全面现代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展战略问题。这里，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我们选择了发挥制度优势、重点建设一批、带动整体进步的发展战略。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我们能够以大基数、高速度、低成本为特征迅速走过高等教育大众化并即将进入普及化，能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快速缩小我国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与这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其中的建设经验弥足珍贵。
现在，统筹推进“两个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新的标志性工程。应当明确，“两个一流建设”是在“211工程”“985工程”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一种整合和继承性推进。
全面理解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辩证关系
在一所大学里，存在多个学科，综合性大学如此，即使在单科性大学里也事实上存在多个学科，只是数量相对较少而已。在大学里，学科是局部，学校是整体。局部不能代替整体。学校里有大量并不归属于某个学科的公共设施、基础条件和服务平台，更有学校的精神、风尚和文化，它们不能简单地用学科来代替。学科犹如树木，生长在学校的土壤里，不能只想摘学科的果实而不给土壤浇水、施肥和改良，只孤立的抓学科而不管学校，学科很难成长，更建不成一流。
学校也不是几个学科的简单累加。一个学校的学科往往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它们相互支持，形成学科群乃至学科生态。割裂学科的内在联系，往往会妨碍学科发展；孤立地发展某个学科，往往会欲速而不达；没有重点，搞“大而全”“小而全”则没有特色、形不成优势。可以说，在一个学校内如何进行学科建设，也是一门学问。
学科是学校的基础，而且是学校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学校开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活动的依据是“高深知识”“精深学术”。一所学校的学科状况代表着学校学术水平的高下，是学校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但是，一个学校的整体水平还包括育人质量、管理水平、社会贡献以及文化精神等诸多要素。
加强学科建设，是学校的责任；或者说，学校是学科建设的责任主体。学校决定抓哪些学科和解决怎样抓学科建设的问题。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学科建设的宏观规划，提供加强学科建设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对学校抓学科建设的状况进行督促和检查，并且建立动态调整的科学机制。学科水平的评价则是作为“第三方”的专业评价机构的责任。其实，学科水平的评价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有相对性的意义，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如同不能简单评价爱迪生与爱因斯坦哪个学术水平更高。学科评估要坚持客观性、公正性和导向性，发挥学科评估对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防止功利化倾向。
明确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关系
按照百科全书的解释，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用于学术分类时，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研究分支；学科用于教学科目时，是指依据一定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学科还用于特指高校教学、科研等功能单位，是对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2011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将我国高校的学科门类分为13个，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在学科门类之下，又根据科学研究对象、范式、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把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构成110个一级学科。当然，学科也是发展的，其核心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随着知识的增长和认识的深化，学科分类也会相应调整，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
与学科是相对于知识体系而言不同，专业则是就社会分工而言的。广义的专业是指特定的社会职业。大学里的专业，是指大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科技进步对人才的要求而划分的能够满足一定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同领域和岗位职业要求的学业门类。不同专业具有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各自不同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专业建设的着眼点是人才培养。
可见，在一所大学里，学科和专业两者并存，相伴相生。一个专业的建设、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需要多个学科的支撑，而一个学科又可以在多个专业中发挥作用。专业是学科人才培养的基地，学科是专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专业更加侧重人才培养，学科更加侧重知识创新，恰当地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则能够相互促进。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与生俱来的相互促进，由于两者的主体功能、利益取向的差异，在日常工作中常表现为教学和科研的矛盾，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屡见不鲜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为此，需要科学的管理、合理的政策来调节其中的利益关系，领导者要对容易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方面更加重视和关心，解决靠自发性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使两者良性互动。显然，重学科建设轻专业建设也不符合“两个一流建设”的本真，因为育人性是大学最本质的和首要的属性。
以“双一流”推进高教强国建设
显然，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但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并不等于就是高等教育强国。现在，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宣布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表明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视是世界性的潮流，是共同的梦想。但是少有国家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因为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并不容易。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只有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做强各类高等教育，需要全国2500多所大学的共同提高和进步。为此，既要抓好重点，也要抓好统筹，要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整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这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从本质上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这是一个拥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系统教育思想的体系，是一个拥有强大育人能力，既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杰出人才，又能以多样化的教育供给满足普通群众教育需求的体系，是一个拥有世界领先的知识创新能力、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体系，是一个具有很强国际理解力、国际沟通力和国际亲和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重要贡献的体系，是一个拥有完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和持续发展的体系。这样的高等教育强国，是伟大中国梦的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高等教育强国体系中，每个高校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和特色，都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都要并可以争创一流。政府要对高校分类管理，引导各类高校办出特色、提高水平。只有每个高校都朝着准确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方向各按步伐、共同前进，高等教育才能提供有质量的、丰富的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需求。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地方政府的担当。在继续发挥中央政府作用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发挥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高等教育发展的统筹作用。我们坚信，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高等教育强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09月29日，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授。删减整编）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胡娟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报告提纲在网上流传，报告不仅提出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并指出今后5-10年，是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关键时期。
“伟大”和一般理解的“世界一流”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词义上来看，“世界一流”是个分级概念，就是把同一种类型的事物分成若干个级别：一流、二流、n流；要分级就需要对不同的个体进行比较，就需要标准和各种指标，就需要计算，多一分排在前面，少一分排在后面，非常清晰，所以“世界一流”几乎是若干标准和变量的聚合体，可以被比较，可以被测量。这也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人们目前理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由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规定的。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说的那样，“对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行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显然，与“世界一流”相比，“伟大”是一个更模糊也更具有精神气质的词语。“伟大”很难被测量，很难被比较和分级。它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用在大学上，“伟大”更多的不是指事功，而是指精神气质。总而言之，“一流”是标准，“伟大”在于品格。
在许多中国知识人的眼里，1919年的北大已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尽管她那时候年轻，只有21岁；规模小，只有大约2000名学生；设备简陋，没有几个像样的实验室；更谈不上在教学科研上处于世界前沿。与同时代的欧美大学相比，她显然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她拥有特别的精神气质，她提出的“民主”“科学”引领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感召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大学。
与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相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在中国的名气并不那么大，在2016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被排在第28位，在她前面还有20所美国大学，但她或许比排在她前面的不少美国大学，都更称得上“伟大”。从1848年创建之日起，她就明确了州立大学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她提出的“威斯康星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动美国大学形成了社会服务这一功能。
荷兰的特文特大学几乎缺乏成为一所好大学的所有条件，她20世纪60年代才成立，地处偏僻的乡村，经费缺乏，规模小，到现在学生也不过1万人。或许正是恶劣的环境赋予了她变革的意识，她用创新的理念运行大学，成了欧洲创业型大学的典范。与一些大型综合性大学相比，特文特大学的规模太小了，很难成为各类排行榜的宠儿，但没有人参观这所大学后，不认为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
不仅是中国、美国、荷兰这样的国家，不少中小国家，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少伟大的大学。这些大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就具体成就而言，她们一般都能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中的一项或两项：或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和民族进步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或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发展、模式创新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她们的贡献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她们一般都有着超越性的理想，并能以一种纯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践行理想。她们的成就，往往是理想主义照耀的产物。她们有的看上去是特立独行的，却不会因为任何其他诱惑背离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大学，可以是目前大学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可以不是，但在人们的心中，她们就是伟大的大学。
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可以建成，伟大的大学只能靠涵养
现在，我国高校正在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人将其理解为建设排行榜意义上的一流大学，认为它是各种定量指标堆砌的产物。事实上，各大排行榜使用的一些主要指标，比如教师学生规模、顶级刊物、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引用率、论文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量化指标。排行榜上的一流是可以像砌墙一样砌起来，可以使用现代的营销手段，只要你肯花成本。但是“伟大”不行，“伟大”只能靠口碑，伟大的大学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总是有着自己的特色。
“伟大”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抱负和人类良知，只能靠涵养而成。涵养和建设不同的是，涵养没法规划，没法设立阶段性目标和各种推进工程。涵养是让一所大学处于一种像树一样的自然生长状态，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她就会自由地生长。
片面追逐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
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个崇尚科学和知识的全球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通过对一些学术卓越大学的共同点进行揭示，来为其他大学提供标杆和学习的典型，对推进人类社会高等教育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实际情况是，当今世界对“世界一流”的追逐已陷入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的片面追逐，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各种各样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正在吞噬“伟大的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涵养“伟大的品格”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具有高水平高等教育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一个知识时代，应该也有能力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切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在历次的重点建设和去年的“两个一流”建设文件上，都反复强调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强调要对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就是指我国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有学术生产力，又能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文化进步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有自己品格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有着自己的高格调和精神气质，而不是成为被各种排行榜绑架的缺乏灵魂的指标堆砌物。
所以，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在各项学术指标上有着卓越表现的大学，而且是同时善于涵养“伟大品格”的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她们有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粹的学术抱负；她们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更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人类良知的捍卫者。她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各类排行榜上的座上客，而是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丰碑。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大学”。（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0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删减整编）
创新性教育：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
王缨
创新性教育的优越性
一般认为，教育模式指的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为实现教育目标所建立和实施的一系列教育管理制度和方式。不同的教育模式有着不同的着力点和作用点，目前主流模式主要有二：知识性教育和研究性教育。
实践证明，知识性教育模式、研究性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两种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广受关注。知识性教育模式培养效应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而出现教育边际效益递减，研究性教育注重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但存在着自我封闭而与社会实践互动不够、重视研究过程忽视转化过程等现象。
创新性教育则是建立在知识性教育、研究性教育基础上的新型教育模式，重在激发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创新的意识、思维和潜能，开发转化知识和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方法，是以帮助学生对知识和成果的开发应用为主要导向的教育方式。
以激发创新力引领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全社会呼唤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所要完成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激发所有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和激发蕴含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身上的创新力，必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
首先，要把培养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作为重要教育理念。教师的改革创新素质影响着学生的改革创新素质，教师以创新性的劳动，才能激发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生。因此，应把培养和激发创新意识、创新力作为重要的教育理念落实到高等教育教学实践之中，建立健全相关的引导、评价、考核、激励机制和政策。
其次，围绕提升创新力建立健全引导政策、激励保障机制。有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70%诞生于创新研究型大学。公认的一流创新研究型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一流水平的教师队伍特别是相关领域的领军教授，他们不仅享誉高等教育战线，更享誉社会实践相关领域，社会发展中相关领域每临大事总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二是支持教师队伍在创新实践中勇于大胆假设、认真求证、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政策保障体系。
再次，应以培养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为导向推进教学改革。把创新素质的培养，创新力的激发摆在重要问题，从培养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多层次着手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大纲上，不仅规定知识的传授点要求，更应突出运用知识的创新点考量。在教学安排上，转变重课堂灌输轻课堂交流、重大班课程轻小班设计、重书本讲述轻问题引领、重应知应会轻兴趣培养、重知识考试轻创新评价等做法，在重视学生主动强化知识积累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培育创新力的教学设计、教学环节和激发创新力的考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要走出从书本到书本的教育自循环格局，有效增加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探讨相关知识时间。在课程考核上，把运用知识能力、面对问题担当能力、面临质疑抗风险能力、面对挫折意志品质训练和独立思考能力作为考核的重点。
最后，扩大教师遴选与聘用范围，增加实践兼职人员比例。制定相应政策，探索建立专职、兼职、挂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建设途径。在提升专职教师创新素质的同时，鼓励从相关领域创新实践一线聘选兼职、挂职教师，直接参与相关课程的教学与交流。鼓励知名科研机构、工商企业和社会组织命名“知名品牌”教师，与高等学校教师实现创新的互联互动、信誉的相得益彰、经费的特殊支持。（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7日，删减整编）
【创新实践】
服务创新驱动高校需解决体制机制难题
宁滨
实施创新驱动，体制机制是难题。对于高校服务创新驱动战略而言，体制机制亦是一个涉及根本、关乎长远的问题、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高校还需着力深化人才培养机制、用人机制、协同创新机制三项改革，不断激发创新的内生动力。
人才培养机制还需告别“象牙塔”
以前人们总把高校比作“象牙塔”，但也正因为如此，高校人才培养普遍存在与社会脱节现象，究其根源是学生在校期间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薄弱、国际视野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创新活力。
作为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储备库和蓄水池，高校必须紧抓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主线，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一要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通识教育、按类教学、倡导探索”的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逐步实现从培养专门化高级人才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级人才转变。二要按照教学科研融合、学校企业联合和学科专业交叉的建设思路，为学生个性发展和专业兴趣提供不同培养方式途径。如实施“科研导师计划”引导本科生提前参与科学研究，通过“3+1+2”“3+3+3”等模式与行业企业开展产学联合培养，开设“复合人才试点班”，建设企业、校外双导师教学队伍等。三是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努力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如依托国家公派留学项目与世界知名大学联合培养国际人才，积极探索基于项目导向的“海外项目经理试点班”，支持学生海外交换、国际竞赛、科研训练等。制定和完善学生国际交流管理有关文件，通过学分互认等形式从制度上保障国际化人才培养。
用人机制还要释放人才活力
长期以来高校在创新驱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金字塔”尖端的领军人才和科学大师少，各类科技人才主体活力不足，潜能释放不够。而这也间接导致了科研成果多、原创重大成果少；科研产出多、实际应用少；创新成果多、落地转化难等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高校一要以高端人才引育为重点，坚持重点引进、重点培养的思路，以分类管理、合同约束、考核评估为基本原则，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领军人才，积极促成“以才引才”和“团队式引才”，实现“引进一个人才，凝聚一个团队，带动一个学科”。二要以用人机制改革为突破口，营造“尊重人才”的政策环境。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在尊重科学研究基本规律基础上，建立以促进绩效提高和专业发展为导向，以高水平、标志性创新成果为重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对优秀人才进行重点培养、跟踪管理和政策支持。要切实解决各类人才安家落户等后顾之忧，鼓励人才潜心研究、攻坚克难。三要以激励机制改革为抓手，充分释放创新要素的活力。要积极探索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决策和支配空间。
科研机制还要强调协同创新
要抢占科技创新未来制高点，打造发展新优势，高校一方面要坚持国家战略和科学前沿导向，主动在国家发展紧迫需求以及可能产生革命性突破的重点方向和热点领域进行布局并谋求率先突破，加强学科体系的基础建设；一方面也要依托优势学科群，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等建立深度合作，积极打造协同创新的有机整体。
协同创新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和创新要素，需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协同合作。做好协同创新，高校要在“协同”上下功夫、做文章。首先要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宗旨，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组织创新团队，形成以需求为牵引、“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发展模式。其次要深化科技成果产权等机制改革，在搭建转化平台、知识产权分割确权、推动科研配套改革等方面，形成政策体系，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划定利益和责任分配机制，保障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落地顺利进行。最后，要努力打破内部体制壁垒。坚持开放共享理念，推进组织管理向流动、开放、协同的方式转变，创新要素与资源向汇聚、融合的方向转变，最大限度地实现要素共享。（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0日，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删减整编）
教学创新为什么这么难
于歆杰
教学需要创新，尤其是在当下的移动互联时代,但我们的教学创新做得并不好。精品开放课程的原型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2001年提的公开课（OCW），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原型是美国人在2012年提的慕课（MOOC），私播课（SPOC）、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当前在高校风生水起的教改抓手，都是国外的老师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率先提出的。这个特点和科研领域的现状可不一样。且不说中国高校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成常态，中国科学家在合成青蒿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通信等等方面的工作早已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绝大多数教师不认为自己需要进行教学创新。为什么呢？我觉得从教师自身定位角度来说，就存在着偏差。虽然美国学者博耶（Boyer）早在1990年就提出教学学术的概念，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我国，绝大多数老师依然认为学术就是科研学术，而教学则更多属于手艺的范畴。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线，而手艺则只需要足够熟练就可以了。
其次，现有的教师聘任评价体系在扼杀教学创新。对于高水平大学来说，老师们都是因为在科研方面足够优秀而被聘任和晋升，教学业绩仅仅是其中的必要条件。因此绝大多数老师的自然选择就是在科研方面投入足够多的精力，而在教学方面维持过得去的状态。我认为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学和科研这两个方面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做科研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包含世界范围学者的小圈子里进行竞争。我的水平在于我的成果是否能够在这个圈子公认的高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得以发表，进而被他人引用。这些都比较容易量化。但是传统意义上，你在你的学校给你的学生上课，我在我的学校给我的学生上课，凭什么说你教得比我好呢？你又没给我的学生上过课。这种“科研-有公平竞争-可量化评价-重视”和“教学-无公平竞争-难以量化评价-不重视”的基本逻辑是我们被聘来当大学老师，却被按照研究员进行考核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国的大学教师普遍对“学科”这个词太看重了。当然这个词很重要。是否在一级学科排名中靠前，将直接决定是否能成为“双一流”重点支持对象。但是需要指出，这个词在世界顶尖大学中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EECS）系就有不少基本上只做数学研究的教授，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电气与计算机工程（ECE）系就有国际工程伦理方面的权威。专注于某一学科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当然有可能厚积薄发，取得大突破。但过分看重学科，会导致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大家都在自己熟悉的学科里耕耘和成长，却不愿意走到别人的学科里汲取营养。但是，教学创新却需要综合课程内容、认知规律、教育心理、教学技术等方面的技能，进行集成创新。
思索根源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突破。随着各种新型知识传播途径的不断涌现，学生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日益增高，教师在教学领域的竞争局面和可量化评价指标正在形成。再加上教学学术的观点被逐渐认可，各个高校逐步实现教师长聘制，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并且也在亲身实践着），来自中国、引领世界的教学创新已经或即将不断涌现。（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9月09日05，作者系清华大学电机系副教授。删减整编）
高校科技成果如何冲出“象牙塔”
葛秋萍
2015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转让和许可成功专利仅占“活专利”的2.03%，与发达国家高校80%转化率和30%产业化率差距甚远。同时，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研发、中试和商品化资金投入仅为1∶1∶10，而美国高校这一比例是1∶10∶100。这些数据既说明高校成果转化率低已成为困扰我国创新驱动的突出难题，也表明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环节在成果转化的后阶段。
1、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模式
高校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主要有四种模式——直接实施、成果转让、实施许可和合作转化。
直接实施多在高校内部进行，也就是由校办企业转化。近日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高校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学校，且成果完成人可与学校签订协议对成果进行转化，享有相应权益。此政策使高校自办企业模式突破了旧有的国有资产处分、产权结构等桎梏，呈现出相应优势。但因高校与市场结合并不紧密、经费和市场化专业人员短缺，发展质量仍然受限。
后三种模式多为高校外部转化。当技术应用前景不明朗时，企业逐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成果转让的模式不易实现。在实践中，以实施许可与合作转化为基准的技术入股、产学研合作、科技园或创业中心孵化，包括政府牵线的多形态利益联动转化等，是当前成果转化的主要模式。但这些模式主体间利益牵扯，涉及多重法律关系，需以完善的转化服务体系为依托。而这又恰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薄弱环节，因此也导致成果转移转化不顺畅。
那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模式是什么？不同学科属性的成果转化契合模式与途径需求各异，如电子信息类成果市场更新速度快、须不断迭代，但先进材料类研发周期长、市场周期也相应较长。因此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模式是根据创新技术工程化进程和社会需求，结合市场业绩及短、中、长期目标，自主选择成果转化、投资和授权等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体转化过程中，可评估作价挂牌交易、也可协议定价，或采用无形资产有序投入方式，以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2、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特殊难点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技术掌握方。与同是技术掌握方的科研院所及企业相比，高校具有特殊的转化难点。
从转化主体而言，高校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成果转化必须涉及政府、高校和产业的三重螺旋合作互动，各种权益及经济纠纷频发。在转化过程中，高校成果转化的自由度远小于企业，且外部条件众多，转化资金量大且潜在风险高。从激励而言，现实中多主体效用目标常不尽相同，同一目标也排序不一，致使动力方向不一、动能不足。如科技成果生产者的目标排序一般是学术效益＞个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现行制度安排显然与此相悖，也因此决定了他们不会在成果转化的道路上前行太远。
当前，我国成果转移转化仍以定制化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主，原创性探索成果转化的规模很小。而高校科技成果中后者占主要份额，高校专利实施率在各研发主体中垫底，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的原因之一。这也证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使高校成果转化率长期在低位徘徊。
3、三方共同努力突破阻滞点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过程，其阻滞节点的突破应从政府引导、高校推动和产业拉动三方共同入手。
政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三螺旋混体设计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美国“拜杜法案”能实现“将新技术以某种方式转移给公众并加以广泛应用，同时具有较高效率”的原因，就在于成功解决了大量获政府资助的研究者从中获利的难题。
我国高校科技制度改革已经从量的关注，转向提升创新质量的内在诉求。新近颁布的相关文件给予了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后续调整的核心应加强高校科技成果的可靠性，帮助高校提升创业质量，鼓励外部的技术产业化专家和专业组织参与高校项目管理和评估等，通过宏观调控给予成果更多的市场机遇，依据市场需求灵活采取不同的转化方式。同时构建配套的中介服务和多投融资体系等。
高校：完善激励与评价机制，与市场深度接轨
高校以教育与研究为主，但成果转化在前期需大量投资，且经济效益无法立时体现。因此，需从战略性上充分认识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绝不止于眼前。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收入仅占科研总经费11.6%，但学校更看重成果对社会经济的综合贡献，把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科技成果转化遵循客观规律性和主体目的性的统一。国家不断出台的新政加大了对成果完成人的奖励额度，但额度差别不是解决成果转化的最有效关键因素。后续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几个重点。比如，高校人员同时承担研发和市场转化的双重责任，可能会分散精力，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再比如，高校科技成果实用性评估把关难，而政府资助项目占主导的现状，是导致高校专利数量多实际转化少的原因。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此，政府项目应进一步强化企业作用，注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研人员更应全面了解和刺激市场需求，注重新兴产业与优势学科结合，解决高校科技产业链上游“硬伤”问题。
产业：树立产业创新意识，加强校企长效协同合作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结果常以企业形式呈现，它遵循高校和企业间的“接力创新”，契合链式管理过程。应着重对政策、制度、金融和创新平台等要素进行重组和优化配置，协调一致合力建立高校和企业供求联通机制、促进机制与培育机制等，搭建利于各专业人才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形成有助于市场转化的“大协作”体系。
作为原始创新和科研开发主力军，高校积极推进成果转化合力参与科技产业发展，是“双创”时代高校的重要使命和跨越式发展的需要。高校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边际收益最大，须充分评估外在条件及影响要素，加强创新链条上多要素的组合、多环节的衔接和多主体的协同，构筑共赢乃至多赢的最佳模式。（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9月2日，删减整编）
【它山之石】
在实践中打磨人才
一直以来，华南理工大学把创新创业教育、产学研合作教育、国际化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线，着力培养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订单式切中肯綮
广东电网副总经理王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道：“高校有自主招生，我们电网也有‘自主招聘’，华南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就是我们首要招聘的对象。”用人单位的赞誉正源于学校切中肯綮的“订单式”人才培养。电气工程学科的毕业生专业知识新、动手能力强，签了约就能用，像订单生产一样精准对接用人单位需求，自然更受欢迎。
1997年入学、目前就职于南方电网的张建设说：“我上学时到电网公司实习，将课堂知识结合电网实际，学以致用。毕业后，我又因实习阶段表现优异，进入南方电网工作。”同时满足学校、学生、企业三方需求，是“订单式”培养的生命力所在。
早在1994年，电气工程学科就在国内首创了校企共建办学模式，20年多来不断整合社会和企业的优质资源，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目前电气工程学科与葛洲坝水电厂、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等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建设了十余个研究生校外培养基地和实习实践基地，并形成了制度化的“企业专家上讲台”教学机制，建立了高校、行业、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密切协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华南理工大学的电力、电信、计算机等优势学科与行业龙头企业又陆续建立了“华工—中广核”联合培养核电班、“华工—南航”联合培养班、计算机腾讯创新班等，这些模式又成为人才培养的探路者。
实战型精准对接
2010年，华南理工大学成为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实施高校，土木工程学科成为首批试点，这使得学科与工业界的合作有了更多的近水楼台。学科聘请工程一线技术专家担任课程教学任务，采用校内和校外双导师制进行教学指导，并建设了多个高级别的校外实践基地。
之所以成为首批试点，是因为土木工程学科有着先天的优势。学科每年与企业合作的横向科研项目均达200多项，每个项目都有学生参与，这为学生参与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培养了大量实战型人才。土木工程2011级学生陈晨说道：“企业实习让我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意识到了储备丰富技能的必要。”
实践出真知，作为典型的应用学科，学科导师也特别注重课堂理论和工程实践的结合。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大多数是结合工程实际问题，从工程中提炼科学问题，通过研究形成创新的科研成果，反过来又指导工程实践。
广州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副总经理刘付钧说：“我在华南理工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题目均来源于当时所在工作单位与学校合作的科研课题。研究题目来源于工程实践，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工程实践，在研究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国际范儿备受青睐
华南理工大学不断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积极开拓和整合各种优质资源，把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有机结合，努力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成绩斐然。
为借力法国成熟的工程师教育体系，2010年学校与法国南特大学牵头的12所工程师学院联盟联合成立中法工程师学院。
电气工程学科的钟哲彦是中法工程师学院的首批学员之一。他说：“在法国的两年收获特别大，我最看中的、也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法国工程师培养中的实践经历。”而培养兼具工程技术、科学管理知识、多语言能力和具有法国企业实践经历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级工程师人才，正是中法工程师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
有了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华南理工的优势学科吸引着多所国际知名高校与其强强联合培养国际化专门人才，目前学校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共建“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与美国罗格斯大学、普渡大学共建“中美创新学院”，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共建“中荷城市系统与环境联合研究中心”等，还经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批准建设先进功能材料国际化联合实验室、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通过多元国际化高端模式不断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输送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8月30日，删减整编）
地方高校怎么在特色上做文章
韦一良
如何破解“两个不适应的”的难题？武汉纺织大学从“找特色”“育特色”“引特色”上做文章，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路。
在办学定位里找准特色是基础。特色是地方高校安身立命之本，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特色发展是地方高校加快发展的重要方略。坚持特色发展，必须强化特色意识，找准比较优势；必须优化特色结构，突出比较优势；必须升化特色发展，创新比较优势，形成特色优势群。
大学从一定意义讲，和人一样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人的个性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大学特色即个性也是如此。有所不同的是，决定大学的遗传因素不是生来就有的DNA，而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所积累的获得性遗传因素。
武汉纺织大学确立了“现代纺织、大纺织、超纺织”的特色发展方向。学校立足纺织材料、纺织技术的现代发展和纺织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打破传统纺织观念，拓宽纺织学科应用领域，并通过“纤维轮”科学诠释纺织学科的现代内涵，直观展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回答了“办什么样的纺织大学”“怎么办纺织大学”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有自己的明确定位，不要一窝蜂地去发展研究型大学。国外的每所高校都有与别校不同的办学风格和方向。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建设高水平地方特色高校明确了办学思路。
在特色学科中培育特色人才是关键。核心竞争力是办学水平和实力的重要体现。坚持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凝练学科方向，增强学科特色和优势。传统的培养模式导致了学生“高分低等”现象严重，擅长于考试，缺乏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交际能力。企业也表示大学生不缺知识缺能力。
武汉纺织大学几十年的发展，与纺织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学校持续提升纺织及相关学科的竞争实力和学科显示度，以纺织服装为特色，但这种学科特色并不是说只把纺织和服装专业办好就行了，纺织的产业链很长，实际上它需要各种学科的人才，如机械、贸易、化工等，以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让更多的学科围绕纺织产业做文章。
人才培养，师资是前提，学校四处奔波，引进两名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是湖北省属高校入选该计划的第一人；1人获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实现了湖北省属高校理工科领域零的突破；建立了嵌入产业链技术能力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初步形成了“重品格，牢基础，强实践，能创新”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特色。
在校园里引导特色文化是驱动。办大学就是办氛围，对一所大学来讲，大学文化特色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大学虽然形成了许多具有共性的精神内涵，但是不同大学由于定位、历史、地域、行业等的不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特色，因而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独特的大学文化是大学特色之本质。区别一所高校与另一所高校之不同，大学真正的不同应由其精神气质、文化特征之差异来显现。
武汉纺织大学的文化特色就是崇真尚美，“美在纺大”，连续两年获得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引导广大师生“崇科学之真，尚人性之美”。从服饰美、艺术美，到精神美、行为美，校园文化的辐射效果使得优良的道德风尚在校园传承发扬。（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8月30日，作者系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删减整编）
【资讯动态】
王国强：打造中医药特色健康养老模式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9月4日调研贵州省太阳谷康养项目，并与当地卫生计生部门进行座谈时指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要积极探索家庭养生、健康养老的医养结合模式，把健康老龄化的理念转化为老年人都能享受到的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
王国强强调，中华民族的养老模式离不开中医药。要发挥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的特色优势，通过体质辨识、针灸推拿、药膳调理等方式，改善老年人亚健康状态，防治老年病、慢性病；融合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理念，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利用中医药文化在健康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增强老年人健康素养，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健康责任人，从而构建有中医药特色的家庭养生、健康养老模式，实现关口前移，延长人均预期健康寿命，缩小其与人均预期寿命的距离。
王国强倡导家庭养生、健康养老的ABC模式，即将养老分为3个阶段，A为健康期，重点是养生养老，该阶段老年人身体较为健康，生活能够自理，着重培养其健康的生活方式，适量运动、定期检查，发挥中医药养生保健、治未病优势，提供针灸推拿、药膳调理等服务，尽量延长该阶段。B为疾病期，该阶段老年人生活能够基本自理，着重为其提供优质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发挥中医药在老年病、慢性病治疗中的特色优势，延缓疾病进程。C为安宁养老期，该阶段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着重为其提供24小时优质护理服务和适当医疗干预，减少痛苦、提高生存质量。（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16年9月16日，删减整编）
北大推出创业教材《北大十五堂创业课》
北京大学第一本创业教材《北大十五堂创业课》，教材集结了厉以宁、吴志攀、黄怒波、俞敏洪等15位学界、业界专业人士多年的研究成果及创业实战经验，从“大师谈”“实战经营”“管理精研”“创业之路”四个维度为创业者亲授秘要，指点迷津。（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0日，删减整编）
2016南方教育大讲坛 专家畅谈广东创新驱动发展
9月30日下午，由省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南方教育大讲坛2016年第三讲开讲。主讲专家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细康研究员，他以“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为题作专题报告，从创新及创新发展的内涵出发，介绍了广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基础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际竞争优势由劳力转为智力、创新机制加速形成和高端创新要素加速聚集”这五大特点，总结了广东创新驱动发展“谋长远、优组合、顺机制、抓机遇、补短板”这五条经验，提炼了“新产业和新模式并立、高效市场和善为政府协同、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并举、大企业与小企业互补”广东模式。他认为，创新发展需要教育在理念、方法等方面进行转变，培养有创新意识、合作精神的人才；需要改革人才管理制度，探讨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以激发教育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主动性；需要提升大学的水平和层次，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来源：广东省教育研究院，2016年9月30日，删减整编）
电子科技大学获捐2亿元设立“创新发展基金”
9月19日，电科公共安全企业联盟向电子科技大学捐赠2亿元，成立“电子科技大学-安研创新发展基金”。
据了解，该基金分为“安研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安研发展基金”两个部分。其中，“安研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总额度为5000万元，用于支持电子科技大学建设公共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大楼；“安研发展基金”总额度为1.5亿元，用于支持电子科技大学在与公共安全技术相关的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与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人才培养，包括设立奖（助）学金、奖教金、国际交流基金、创新创业基金等。（来源：科学网，2016年9月22日，删减整编）
广东将加快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一流学科
2020年粤理工类大学生占比达47%
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一流学科
部分理工科大学或调整录取批次
目标：理工科大学发展时间表
2017年，全省全日制理工类本专科学生占比提高到40%，建设一批优势突出的理工类学科和科技创新平台，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的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2020年，全省全日制理工类本专科学生占比提高到47%，进入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排名前10%的理工类学科数量实现翻番，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优势特色更加鲜明，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同类院校和同类学科前列。
2025年，建成一批综合实力居于国内同类院校同类学科前列、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有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来源：南方日报、光明日报，2016年9月1日，删减整编）
两部门：国家大学科技园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来源：新华社，2016年09月21日，删减整编）
路透社发布“TOP75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
路透社发布“TOP75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日韩高校优势明显，中国上榜总量居首位。2016年8月31日，在路透社首度发布的“TOP75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中，日本和韩国高校的优势明显。该榜单列出了在促进科学进步、发明新技术和帮助推动全球经济方面做得最突出的教育机构，其中前20强中的17所大学来自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共有22所大学上榜，总量居首位。该排名与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联手打造，反映了学术文献、专利申请和科研成果商业化等方面的综合创新力。（来源：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2016年8月31日，删减整编）
清华大学文创产业化成果转化中心成立
近日，清华校友总会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清华大学文创研究机构和文创产业化成果转化中心将在河北大厂成立。双方将从先进影像、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高科技入手，探索文化科技产业化引导的产城融合模式，共建“文化科技小镇”。在版权创新、完片担保等领域，双方也将开展合作，加速版权创新和完片担保成果的转化进程。（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0月08日，删减整编）
全国中医药学术新媒体联盟在京成立
9月9日,全国中医药学术新媒体联盟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成立。联盟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新华网牵头，联合全国23所高等中医药院校组成,旨在进一步整合互联网新媒体平台资源和学术界优秀资源,形成中医药新媒体传播矩阵,更好地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传承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来源:国际在线(北京)，2016年9月10日，删减整编）
我国高水平科技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2日在京发布《2016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双双位居世界第三，排在美国、英国之后。
根据统计结果，中国近两年间发表的论文得到大量引用，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1‰的国际热点论文为495篇，占世界总数的18.0%，世界排名首次达到第3位。此外，我国8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包括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药学与毒物学、物理学，而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则连续6年排在世界第2位。（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3日，删减整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