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6年第08期 总第14期
发展规划与高教研究中心 主办 2016年8月01日
本期导读
[高教视点]
以天下事为己任是一流大学基本特质
以新发展理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观念与争鸣]
人民日报：没有一流本科，很难成为一流大学
“三品”兼备方为好大学
[理论研究]
为何要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动态摘要]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引导地方高校合理定位
教育部向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开刀”
清华大学带动62所高校进行慕课混合式教学改革
中国教育报：人文社科论文社会价值稳步提升
如何打造高等教育品牌
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在学3647万人
上海理工大学：七成股权给技术团队促成果转化
青岛科技大学：成功孵化学生企业85家
上海交通大学推出英文版中医药“慕课”课程
西北师大成立教学督导与评估委员会
新疆财经大学：投入百万打造100门校级重点课程
厦门大学：在国际化道路上奔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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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视点]
以天下事为己任是一流大学基本特质
宋永华 伍宸
提及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总是能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及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伟人和成果与之相联系起来。比如最近的引力波发现与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大学，牛顿三大定律与剑桥大学等。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就曾经提出，耶鲁大学21世纪压倒一切的发展战略目标是：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学，即吸引和培养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师生，保持图书收藏和其他研究资源的优势，积极致力于优异的本科生教育，培养在学术、专业和公众生活中的领袖人物，不仅为美国，也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推动知识的开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服务。
基于此，为世界文明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以天下事为己任，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质，也是其逐渐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路径。在明确世界一流大学基本特质基础上，我国旨在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高水平大学要积极探索为世界文明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方法与路径。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首先，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与世界先进办学水平全面融入。为世界文明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提升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高水平大学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其及时追踪和引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有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高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积极探索新型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提高我国高水平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主动权，促进我国高水平大学相关学科全面融入世界先进高等教育体系等。
其次，积极参与并解决区域和国际重大问题。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国高水平大学国际化水平提高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在提高办学质量的同时，不断提升对解决区域和国际重大问题上的能力。我国高水平大学在立足国家和区域的同时，还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瞄准具有全球性、前沿性、急迫性重大的科技社会发展问题，联合世界一流大学共同攻关，提高在解决这些全球性、重大性问题上的能力和参与度、话语权。唯此，我国高水平大学才能不断提高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和问题解决能力，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梦奠定坚实基础。
再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世界性领导者。作为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己任的高水平大学，要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进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引进并创新教学内容，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规格，努力构建起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体系。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的高校培养了更多在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高层任职，在国际学术圈处于领导地位，在解决世界性难题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时候，不但为我国而且还为其他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我们就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的大学已经具备了比肩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
最后，基于国情和办学实践创新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世界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都是根植于相应的社会实践。在我国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现实背景下，我们需要根植于中国国情，根植于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实践，坚持理论创新，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追赶型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为丰富世界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做出实质性贡献。(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6年7月12日，有删减)
以新发展理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适逢新机遇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十四个战略，仅把人才和就业作为优先战略，且这两个优先战略本质上都与人才培养相关，人才培养正逢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期、脱贫攻坚的攻城拔寨期和改革开放的趟深水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而“一带一路”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一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都急需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人才来参与、促进和破解。
未来，我国社会将是创新驱动、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开放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将主导创新意愿，整合创新资源，组织创新活动，转化创新成果；贡献更多力量与智慧，以促进个体自我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动性、增值性和持久性，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因此，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千方百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迫在眉睫，意义深远。
人才培养面临新挑战
据《2015—2016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显示，我国人才竞争力排在全球第48位，远低于美国、英国、日本等人才强国，甚至低于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邻国，其原因主要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完善。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西方国家已经在人才培养领域积极应对，个体性、互动性、多样性、创新性成为其人才培养的基本品质追求，其中创新是核心要素。反观我国，人才培养机制缺乏创新，表现在：理念创新不足，人的综合素质与社会情绪能力锻造不够；内容创新不足，书本知识和传统课程教学体系仍占主导地位；方法创新不足，互动式教学和实践性体验欠缺，超时空学习与互动乏力；评价创新不足，大多仍单纯以考试分数高低和论文数量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高端和急需人才培养举措不够有力。这些年，我国人才队伍规模日益壮大，但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人才队伍的素质能力、结构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不相适应。如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在全球排名靠后，产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技能人才普遍缺乏，高技能人才占比较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低下。
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协调。我国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现象仍然存在，人才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脱节，难以实现技术和商业之间的对接；人力资源大而不强，创新产出低下、转化不足。2014年科技部对9302个结题不满三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等课题所形成成果的转化应用情况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7.3%的课题成果得到了转化应用。而另一方面，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因风险和资金问题不愿意进行创新投入，主要依赖引进国外技术，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并未打通。
人才培养呼唤新理念
创新发展理念是第一动力。崇尚创新，人才培养才有蓬勃生机与活力。要强力剔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大力培养创新发展意识，切实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大胆破除现有人才成长、流动、评价的体制机制梗阻，构建现代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补齐人才培养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在人才培养现实需求与人才管理引导体制上实现同步发展，充分发挥各人才培养主体的主导作用，做好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衔接，确保学有所用、用有所学。
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我国发展实践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创新性理念。人才培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要充分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厚植良好成长生态。片面追求规模、速度等造成的人才培养现实困境，迫切需要树立以质量为核心的绿色发展理念。要加强对人的绿色发展教育，塑造和谐的绿色心灵，培育健康的生态人格和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受用的核心品格与能力，让人成为“完整的人”，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开放发展对于人才培养，体现为人才需求的多元性。要整合人才培养资源，构建科教结合、产学融合的协同培育机制和多主体、多层次、多渠道的多元人才培养体系。开放不是单向输出或输入，不仅要更大力度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还要把优秀人才送往海外交流学习，提高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开放的最终目的在于开放能力的提升，应注重人的开放意识与开放能力的培养，提高人的社会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
共享发展理念是价值依归。共享发展要求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社会能享其才。人才能否被社会共享，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人才顺畅流动的机制，能否获得展示才华、追求梦想的舞台。要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加大精准帮扶力度，做到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激发共享积极性，实施以市场要素评价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激励机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共享发展、有容乃大的精神品性和能力素质，共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方位、多路径提升我国人才培养质量。（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5日，作者系湖北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副教授，有删减）
[观念与争鸣]
人民日报：没有一流本科，很难成为一流大学
一流本科被视为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培养人才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我国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说，人才培养水平决定了大学水平。
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于“本科乃大学之本”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把本科教育当作学校的本质要求、主要特征和坚定目标。在世纪之交，美国提出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并制定10多项改革建议。斯坦福大学2012年发布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哈佛大学近年来也以课程为核心改进本科教育，通过网络开放课程，促进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国外名校将本科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进行始终不懈的追求，这种做法有值得借鉴之处。
一流本科教育当然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学习发展为中心。教师是本科教育的第一资源，对于支持优秀教师投入主要精力为本科生上课，教育部已经倡导了15年，所谓上课，不仅仅是开讲座，而是完整地讲授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名师的第一身份是教师，上好课应该是其第一责任。
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认为，对其他高校来说，高层次大学本科教学具有领头作用，这些大学应该重视本科教学、研究本科教育，从而引领所有高校共同提高教育质量。重视本科教育质量应该成为大学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摘录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5月12日）
“三品”兼备方为好大学
董云川 张莉莉
伴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高等学校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由弱到强，其间关于什么是“好大学”的争论无休无止。
好大学者，品格当先。品格是一种德行，独立品格体现大学格局，它指向事物本身的意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卑不亢，高洁之处方显独立品格。品格根植于文化，只有经过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品格才可力透世故，凸显独特象牙塔文化与精神特质，具体表述就是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好大学必须回答的第一问。
毋庸置疑，大学拥得“头衔”和“地位”，并非能够同步攫取品格及其精神特质。有学者认为，一些所谓的名牌大学，逐渐沦为“商品市场”，陷入既热闹又矛盾的商业化困局。只有那些真正演化为学术殿堂的好学府，才能够培养既健康快乐又特立独行的人。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载体，只有遵循教育规律，追问学生需求，适应学术发展，摒弃跟风，持守真谛，淡然守望，关注人文，创新科技，情怀多于工程，人性高于物性，品学自然皆优。
好大学者，品味有道。品味关乎内涵，外显于抉择，内源于价值。大学品味反映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大学？”这是对好大学的第二问。
如此观照，中国的许多大学几乎都是一个“味儿”。从培养方式、评价机制、管理模式到校区规划、文化建筑等都似曾相识，像一个模具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复制，无非大小方圆稍有差别而已。品味无疑是大学文化追求的体现，文化的实质是多样化存在。
好大学者，品质为重。大学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来自于各种具体元素的完美结合，从校长、老师、学生、管理者到课堂、教学、考核、评价等，每一个环节需要对自身品质追求和各元素之间的有效对接。而这所有的指向，就是人才培养。因此，“大学拿什么来培养人？”是对好大学的第三问。忽左忽右，忽冷忽热皆为大忌。
呼唤意味着缺少。人们对好大学的呼吁和追求，正说明构成大学优良品质的各要素自身存在问题，各环节之间的配合存在问题。目前大学中权利位格精密的院系切分，分分合合的学科体系，成本庞大的行政组织，简单化的考核方式，机械的评价机制，刻板的服务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正逐渐远离“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变化的、综合的”科学思维。而既不科学更不人文的大学，要去奢求卓越的目标无异于天方夜谭。
“大学之大，就在于视野和胸怀宽阔，不局限于一己之见；高等教育之高，就在于立意高远，不拘泥于当下之功。”大学的发展，需要哲学关怀，也需要科学引领，离开此二者，大学格局就会变得狭隘，了无品格和品味。品格和品味直接决定大学的高度和深度，没有大格局、大胸怀，大学的高度自然难以企及；失却个性与特色的追求，大学的深度也挖掘无门。以“复制—粘贴”形式存在的中国大学，指望在模式与口号声中实现卓越，终究南辕北辙。
倒推回来，大学腾飞，需要走出功利“质量观”的裹挟，立足高品格，培育真品味，注重好品质。品格与品味两翼相助，品质作为主轴发力，前端教育质量的目标自会实现。（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7月31日，作者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有删减）
[理论研究]
为何要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刘振天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新世纪以来广受关注的新话题，人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展开了研究和探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单单在新世纪才提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作为新概念，它到底能为人们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质量提供怎样的新思想与新方法？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为何被提出
什么是大学，大学大在哪里？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在何处？《礼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梅贻琦强调，大学不是大楼，大学就是大师，是专家学者的摇篮。这些都是国人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当然不错，但不能忽视其前提条件，即精英教育时代，它是正确的，但大众化时代，条件变了，原来的理解就不全面甚至片面了。
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都是极小众的精英教育，即便到20世纪末其毛入学率也未超过10%，只是21世纪初经过大扩招大发展才骤然达到了大众化水平。但这种大众化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它不是渐进和自然生成的，而是在政府外力推动下短期人为实现的，这就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缺少了发达国家那样同时期甚至先期相伴展开的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育标准、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适应性调整和转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定，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未经观念和结构范式适时调整、洗礼与转变的大众化，是精英化的扩大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泛精英化。人们用精英化质量观理解和要求大众化，以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是强化学术性，就是上层次上水平。中国高校之所以如此执着和如此热衷于升格、改名、重视科研及学术荣誉，根源也就在这里。
随着大众化实践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质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进而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就是针对性，就是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就是符合目标等等新观念，针对性、需要、目标，本身就意味着多样的。在这样的质量观指引下，高等教育出现了分化发展和特色发展的新动向。尤其是那些新建本科院校，率先转变传统的学术型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改革发展模式，主动对准地方和产业发展需要，走出了一条面向地方、服务地方，培养应用型甚至职业型专门人才的新道路和新模式，从而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结构格局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在它的影响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院校纷纷加入到应用型办学行列中来。目前，除少数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坚持学术导向外，绝大多数高校积极转变办学方向，拓展思路和空间，密切与地方、行业和产业需要对接，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和职业型新型专门人才，一个新的、立体化和多样化的办学体系格局初步呈现。而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所倡导的恰恰就是高校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的提出，适应了多样化办学需要，是对多样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新概括，必将引导和推动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走向新常态。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回应了什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高校广泛开展了质量评估和专业认证工作，截至目前，先后有1100多所本科高校、800多所高职院校接受了评估。评估工作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其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它本身是把双刃剑，在显示其积极效用的同时，也由此导致种种非理性的后果。
质量保障是随着现代大机器生产以及现代商贸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管理方式，甚至可以说质量概念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正是由于受到现代工业生产和现代企业绩效管理等影响，才出现了当今时代所谓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质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观察、可测量、可操纵、可复制的检验教育质量工作的行动程序。它将以往人们看似无法直接认识和把握的教育教学或人才培养活动，通过测量和评估工具转变成一种可分解的部分、步骤、程式和方法，转变成为见得到摸得着的指标体系、标准和计分方式等。有了这套办法，人们就可以对不同的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绩效分析或质量研究，从而作出优劣好坏高低等评价。质量保障不仅要对组织绩效作出说明，更重要的是它对组织的活动目标、进程与方法给予规制，只有沿着质量保障体系规定的目标、内容、标准及其方式开展工作，其质量方能被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质量保障指挥棒效应。
我们不反对质量保障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技术化，也不反对质量管理的量化，这恰恰是现代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的优势所在，如果不能对高等教育活动进行量化，如果没有一整套程序化规定，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就无从衡量，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也就失去了依据。然而，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那就是技术至上，人们过分关注了质量保障的技术与方法，将质量视为可以分解并加以测量的客观存在，企图通过测量和评估工具的改进、相关指标的完善，便能够干预高等教育质量议程和日常实践，进而达到问责或是提高质量的目的。由此，原本作为人与人之间感性的实践活动日益被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取代，尤其是作为现代性的发明，质量保障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等人的活动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人变成了工具，高等教育由此失去了人的活动本质。因此，为了持续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从理论上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其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新的可能性。这种新可能性，就是从质量保障走向质量文化，就是克服单纯的技术性与程序异化，回归高等教育的人文本性。在质量时代，只有从质量保障的文化视角出发，才能培育出既合目的又合规律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体制也才能取得成功。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需要什么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整体说来是舶来品，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从这点上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实践具有强烈的外在性或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有如下几层含义：
其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非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实践自我生成的。我们知道，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质量审计以及质量评价等，兴起于20世纪初，全面质量管理和保障运动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在本国建立了严格的质量许可制度，并且广泛建立了双边、多边以及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互认制度，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化。受之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得以兴起和建立，它直接学习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与质量保障模式。但是，质量保障体系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移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制度、道德和观念要素，这些往往是不能被移植的。可以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实践还主要停留在技术阶段，尚未建立起与现有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与模式。
其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起步晚起点低，要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努力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障，基本线路除了自外而内，就是自上而下。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质量认可和评估由政府组织，即政府代表社会与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问责，高校只是质量标准的被动执行者和质量保障过程的被动实施者，这也决定了作为基层组织的高校无法真正成为质量保障的主体；另一方面，质量资源由政府掌控和分配，高校向政府争取资源的过程本身成为目的，而质量则倒退为手段。由于受教育资源投入能力及评价标准的刚性限制，政府总是选择有限的领域进行重点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各层次的质量工程、计划或项目，它们成为质量的标志，成为高校竞争的对象，进而将质量外化为政府的工程、计划和项目，造成了质量建设的短期化和功利化。与此同时，高校自身从事的质量保证与评估，相对而言往往是政府外部质量问责或评估的翻版和预备，缺少自身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对广大师生仍然是外部性的要求。
基于此，人们期望通过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概念来构建全新的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体系，这种质量文化观强调质量本身的目的性、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特别强调要深入挖掘现代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中的文化观念、精神价值和心理意识要素，实现与本土文化对接，与质量主体意识和道德自律对接。唤起每一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质量态度和质量道德。质量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变成稳定的民族品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即指日可待。（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7月6日，有删减。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动态摘要]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引导地方高校合理定位
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在第三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指出，针对高校办学同质化现象突出的问题，国家作出了“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重大决策，并将此作为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引导地方高校合理定位、内涵发展，真正做到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重点，把办学思路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上来。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要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实际，合理确定办学定位和发展模式；二是要根据行业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科学设置专业和课程，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三是要以应用型人才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四是要建立和完善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拓展办学资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五是要加强应用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打破高校教师与行业企业人才交流的壁垒，改革教师评价机制，拓宽教师发展通道，切实优化教师结构、提高教师素质。（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16日，有删减）
教育部向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开刀”
7月19日，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了六类学术不端情形，包括：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伪造数据或捏造事实，不当署名，提供虚假学术信息，买卖或代写论文等。同时授权高等学校可以结合学校实际，自行规定六类之外的学术不端情形。《办法》单列“教育与预防”一章，突出预防为主的要求。要求高等学校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和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制度，加强对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的教育，建立培训制度、学术诚信记录制度、科研过程管理制度、科研成果公示制度等。《办法》要求，对学术不端的举报，一般应当以书面方式实名提出，有明确的举报对象，有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并且有客观的证据材料或者查证线索。《办法》还专门规定了异议与复核等程序，努力通过程序保障机制确保“勿枉勿纵”。（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7月20日）
清华大学带动62所高校进行慕课混合式教学改革
清华大学“学堂在线”今天推出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将手机变成了学习工具，将师生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如今，一场汲取在线教育精髓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也在清华大学等高校酝酿发芽，慕课在倒逼传统课堂甚至传统大学教育发生变革。
通过使用“雨课堂”，教师可以通过微信群建立一个班级，然后将包括视频、语音、习题的幻灯片快速推送到学生的手机上。在课堂上，课件会一页一页地通过手机发送给学生，学生如果有哪一页没听明白，可以暂停慢慢消化，也可以标记为不懂，用来课后复习。而这些数据，都能够立刻显示在教师的手机上。
慕课在改变传统课堂。目前，已有137个国家和地区550万人次在学堂在线选课，注册用户达300万。开放慕课课程868门，其中，国内高校及机构慕课242门，引进国际及境外课程70门，其中有来自美国知名大学，如麻省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课程。
据悉，清华已经开展了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试点课程累计77门次；本科生的四门思政课全国率先全部制作了慕课。这种改变是有辐射效应的，基于清华慕课资源，全国已有62所不同类型的院校开展了混合式教学的试点。（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17日，有删减）
中国教育报：人文社科论文社会价值稳步提升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依托“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所发布的学术论文指数，根据2013至2015年度期刊或研究机构的创新程度、社会价值、论证完备程度和难易程度4个量度，立体勾勒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就社会价值指标而言，2013—2015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中70%以上的论文，其社会价值水平处于第一档，也就是说其社会价值体现在“对社会基本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对人类思想进步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这意味着我国人文社科论文总体社会价值正呈现出逐年稳步提升的趋势。
就不同地域而言，以各地期刊和作者机构的社会性指数平均水平为例，上海、北京、湖北、广东、山东等地的期刊社会性指数平均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摘要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7日，有删减）
如何打造高等教育品牌
英国北安普顿大学赛尔维·洛默、谢菲尔德大学瓦西里基·帕帊缇斯袙和巴斯大学拉贾尼·奈杜在《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发表《构建英国高等教育品牌：位置竞争与资本承诺》一文提出，构建高等教育国家品牌，应通过联络那些特定代表性国家的潜在留学生和高等教育部门，品牌建设与资本承诺相结合，并转化为竞争环境中的位置优势。文中所提的概念框架，旨在联结国家高等教育竞争状态的品牌和致力于知识经济的品牌。文章探讨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国家品牌，以吸引潜在国际学生为目标，使用布迪厄方法来理解资本承诺的战略意图和行动。该文通过社会学最早的一类研究方法，跟踪其1999年至2014年的发展，从“教育英国”出发，并将其归入更广泛的联合政府“伟大英国”的运动背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2日）
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 西交利物浦大学
自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来，先后有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9所中外合作大学相继创立或筹建。西浦于2006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共同在苏州创办。作为中国第一所与国外大学强强合作的一本院校，从开始饱受质疑到后来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西浦着眼于探索面向未来的教育，正在用行动实践“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在“融贯中西”的教育理念下，西浦真正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当成年轻的成年人，探索并创造了独具特色“五星”育人模式和学生发展体系，致力于培养具有跨文化理解力、整合思维和世界竞争力的“世界公民”。经过10年发展，已从第一届的160多名学生飞速发展至一万多名注册学生，拥有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近千名教师员工，近年来，每年有八成本科生出国深造，受到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青睐。（摘编来源：光明网，2016年7月28日）
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在学3647万人
教育部网站发布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指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
公报称，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普通高等学校2560所(含独立学院275所)。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792个，其中，普通高校575个，科研机构217个。（来源：中新网，2016年7月7日，有删减）
上海理工大学：七成股权给技术团队促成果转化
上海理工大学打通科技与经济的通道，近日注册成立“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总注册资金3200万元，其中72%股权激励给校内太赫兹技术团队，以股权释放活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自今年2月国务院公布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细则后，上海理工大学的做法在上海高校打破“奖股权分红而不奖股权”的局限，实现把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股权直接奖励给团队。（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6年7月9日，有删减）
青岛科技大学：成功孵化学生企业85家
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总结，青岛科技大学构建了以青岛科大模式为依托，培育校园创业文化；以主题活动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以基地平台为支撑，推进学生创业孵化；以政策服务为保障，推动学生创新创业“五位一体”的创业工作模式，形成了“科技创新，学科创业”的创业工作特色和“师生协同、科技创新、学科创业”的校园创客文化。青岛科大“青稞”创客空间成为青岛首个校内创客联盟，还在高密校区设立“密水青科梦溪创客空间”，涌现出一大批大学生创业典型，已成功孵化企业85家，其中成功孵化并推向社会的有53家，正处于孵化期内的企业有32家。技术含量高、成果转化效果显著已成为青岛科技大学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显著标识。（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6年07月09日，有删减）
上海交通大学推出英文版中医药“慕课”课程
上海交通大学推出英文版中医药“慕课”课程《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国际和国内慕课平台展示，向全球介绍中国传统医药特色理论思想、中医特色疗法、中药加工、中医药研究等，关注中医药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传播中医药知识和文化。
《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方式，分为线上学习和线下翻转两个学习阶段。线上课程依托5至15分钟的高清短视频，按节设置测试题，考察学习效果。线下学习进行为期2周的“翻转课堂”和实践教学，带领学生参观中医博物馆、中药企业等，并体验针灸、推拿、刮痧等中医特色治疗和保健方法。
该课程自上线以来，除了大批中国籍学员注册，还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荷兰等多个国家的近150名外籍学员。“好大学在线”课程统计数据显示，本课程的外籍学员无论从课程的浏览度、人均学习时长，还是从练习得分、课程讨论活跃度，皆高于中国本土学员的学习数据。（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年07月15日，删编）
西北师大成立教学督导与评估委员会
日前，西北师大建立教学督导与评估委员会，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执纪问责，以监督为主责，进行教学检查、督促、评估、指导和信息反馈，持续改进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委员会由教育教学专家、学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和校友代表组成，相对于现有教学行政管理体系独立开展工作，是保障学校教学运行和教学管理工作质量的“第三方”主体。该委员会主要针对教学组织开展规范性专业督导和评价评估，每学年向学校提交一份教学质量咨询和评估报告，并针对问题和需求，组织开展教学专题研究并进行建设性的措施制订。（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16年7月11日，有删减）
新疆财经大学：投入百万打造100门校级重点课程
新疆财经大学抓住“互联网+高等教育”的契机，拟在“十三五”期间，投入数百万元专项打造100门校级重点课程，着力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积极构建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引入慕课教学，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截至目前，学校已有31门在线课程，选课学生近4000人次，课程总访问量达60余万次。在自建在线课程的同时，学校还引进国内著名高校20门优质慕课课程供学生修读，使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聆听名校名师线上教学。此项改革大大拓展了教学时空，丰富了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了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范式、提高了教学水平。（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年07月26日，删编）
厦门大学：在国际化道路上奔跑前行
近日，厦门大学海洋科考船“嘉庚号”正式下水。这艘3000吨级的大型科考船将依托厦大马来西亚分校和中国-东盟海洋学院，成为推动全球变化研究、海洋科学教育以及科技交流的“海上厦大”，将嘉庚精神传播至世界各地。
学生在国际交流中开阔视野
厦大一向注重人才培养国际化，通过校际合作、暑期学校、联合培养、国际访学等形式，搭建长短期项目相结合、学期派出与暑期项目相衔接、专业课程和文化交流并举的多层次、多模式的境外交流体系。近年来，厦大还通过校级高层访问和学生艺术团巡演等方式促进交流深化合作。
师资实现“本土”与国际融合
厦大致力于打造一支科学合理、适应学校发展需求的外国专家队伍，还每年邀请数百位专家学者来校进行短期讲学、科研合作、交流访问。2014年，厦大启动了“国际化师资培养与储备计划”，资助部分优秀本科毕业生赴国外一流大学继续深造，学生学成后回校任教，成为一批具有良好国际视野和创新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建立国际标准的办学质量保障机制
IQA是国际版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它要通过试点大学的实践来建立本科教学评估体系，即一所大学要做什么、如何规范等，最终告诉其他大学“大学要这么办”。厦大不仅要完成联合国IQA项目，更重要的是，要结合IQA建立一个相对具有国际标准的质量保障机制，使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年7月18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