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2018年第03期(总第34期)

作者: 时间:2018-07-06 点击数:

高教发展参考

2018年第03期 总第34期

发展规划与高教研究中心 主办 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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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两会高教】

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新动员令——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中国高等教育正在引领未来

高校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

【高教探索】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体系建设

【高教资讯】

教育部:努力推进部省合建 开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

195名教师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新华社:师德将列入教师教育“必修课”

五部门启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高校八项成果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高校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项目简介)

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ESI最新排名公布 国科大位居内地高校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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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高教】

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新动员令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特别强调“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动员令,是高等教育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围绕十九大报告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完善“双一流”评价“中国标准”,构建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长效机制

记者:去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随后公布。“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关键环节?

杜玉波:“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加快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和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都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对“双一流”的认定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建设。

“双一流”建设从方案设计之初就强调不是终身制,不是固化的,要根据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评估。这种管理和支持机制的目的就是推动建设高校拿出成果、有所作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因此,必须构建支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引导高水平大学持续健康发展,其中科学评价是核心问题。

记者:科学评价问题应从哪些方面着眼解决?

杜玉波:建立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的一个共同难题。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评价体系,首先要扎根中国大地,在适当借鉴国际经验和指标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建立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的“双一流”评价体系,引导高校把中国特色跟世界一流目标融合在一起,着力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其次要突出服务国家需求、强化实践标准、淡化数字化指标导向,突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评价。还要聚焦人才培养质量,坚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根本使命。

坚持服务导向,大力提升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记者: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同向同行是高等教育的使命。近5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效如何?

杜玉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高校共培养了3400万名毕业生,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项目接近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发明专利年授权量超过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多个领域产出了一大批服务国家急需、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也应当看到,面对中国制造2025、健康中国2030、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产业发展战略需要,面对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高校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加主动地支撑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超前布局,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高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和服务能力。

记者: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杜玉波:我建议,一是建立完善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机制,进一步推动高校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科学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增强学科专业与市场结合的紧密度。二是大力健全协同育人、科研育人机制,推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广泛实施产学合作育人,汇聚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三是大力增强高校创新服务能力,探索实施高校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行动,谋划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临床医学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在高校建设布局,进一步支持高校建设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和大成果。

提升中西部高校发展内生动力,优化高等教育战略布局

记者: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5年以来,中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在实践中,中西部高校还面临很多困难,您如何看待这些困难?有何建议?

杜玉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中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关键在人才。中西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主要依靠中西部本地高校,必须把中西部高校发展放到国家高等教育的战略布局中予以重点考虑。我建议,一是规范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国家层面出台意见,进一步引导高校在人才竞争中突出国际视野,突出“高精尖缺”的导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人才支持计划应当进一步加大向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倾斜的力度。二是加大东部高校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力度,更多安排东部高校一流师资、一流学科平台、一流教育资源与西部高校实现共享,真委派专家、真拿出技术、真提供平台,确保取得实效。三是优化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建设布局,在部省合建中西部高校的基础上,站在优化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把对中西部高校的支持和资源倾斜落到实处。

把地方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为地方高校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记者: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地方高校扮演怎样的角色?发展情况如何?

杜玉波:目前,地方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超过95%。不管在规模还是发挥的作用上,地方高校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支撑。但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长和各方面资源条件限制的影响,地方高校发展普遍面临一些困难,影响了地方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

记者:如何破解这些发展中的难题?

杜玉波: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应该把支持地方高校发展摆到增强当前和未来区域发展动力的高度上,帮助解决难题、克服瓶颈,加快提高水平。一是加快落实“放管服”,建议各地尽快提出“放管服”的实施细则,同时加强科学监管、优化服务,让“管”和“服”两个轮子都转起来,帮助高校把办学效益更好地发挥出来。二是加大对地方高校的经费支持力度,结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参照中央高校生均拨款系数,实施地方公办普通高校生均财政拨款基准定额,探索建立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学科专业建设长期支持机制,建立地方公办高校稳定的经费拨款制度。三是加速推动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发展,以产教融合为导向,引导地方高校更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加快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院校转型,真正做到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联动,同时将一些“点”上的经验模式化、制度化并做好推广。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释放高校发展活力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放管服”改革摆在重要位置着力推进,为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政策遵循。改革推进情况如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杜玉波: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改革的空白点、盲点、堵点。陈宝生同志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减法”要继续、“加法”要创新、“乘法”要加快。我认为,要真正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是把该放的真正放到位。针对高校反映比较多的编制、岗位管理、进人用人、职称评审、基建审批等“老大难”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对准问题,瞄准需求,消除“堵点”。二是把该管的真正管起来。改革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用好信息公开等社会监督手段,探索建立高校依法自定规则、政府监管落实、违规者退出的新机制。三是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简化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基于数据分析的监测机制、科学的监督抽查制度和教育基本质量监测体系,让高校教学科研人员从过多过苛的要求、僵硬的考核、烦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为高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中国高等教育正在引领未来

熊思东

总结这5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以为这无疑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成就最辉煌、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我曾在复旦大学工作20多年,到苏州大学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校长之后,这种感受特别明显。

大学的发展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办人民满意的大学”的办学思想,不仅成为高等学校师生的共识,也已内化为大学校长们的行动指南。“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一要让党和政府满意,高校的办学行为要主动对接党和国家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二要让大学里的师生满意,要让老师和学生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三要让师生背后的家庭和社会满意,大学已经不是象牙塔,必须通过社会贡献来寻求办学资源。这里我想特别强调要让校友满意,大学的办学者要让校友们为母校感到骄傲。

二是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内涵式发展路径得到了落实。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体现在扩大规模上,几乎每一所大学的校园面积、师生数量、学科专业数都得到了较大提高。这5年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扭转,越来越强调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也成为大学校长最为关心的话题。

三是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得到了加强。过去只是外交战线提国际、国内两个战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重视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大学发展,一定是面向全球寻求办学资源,谈合作也一定是同时考虑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

逐步找到大学发展的特色之路。如果说任何大学的发展都必须适应本国国情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最大的国情。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5年中国大学越发确定了立德树人的育人宗旨,明确了全员育人的实现方式。中国大学办学模式既面向未来又服务当下,比如有些高校确定了“双一流”建设目标,有些高校确定向应用型转变。可以说,这5年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高等教育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这5年,中国高校的贡献力突飞猛进,产生了一批原创性、创新性的成果,比如:“新四大发明”、天眼、量子科学、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的背后,都有高校作为支撑。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上,中国大学过去很难进入前100名,现在已有不俗的表现。并且,现在很多地方舍得投入引进或者新建一所大学,这在过去是想不到也看不到的。这也说明现在大学的质量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

高等教育引领未来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这5年,中国高等教育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为未来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加坚定了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发展步伐,让中国教育引领全球教育的发展愿景指日可待。

这5年,也是苏州大学发展最快最好的5年。相信苏州大学的老师、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历史会记住这5年的浓墨重彩。5年来,在国家和江苏省、苏州市的支持下,经过师生们的不懈努力、共同奋斗,苏州大学已经成长为社会认可的研究型大学。苏州大学5年的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其中的秘诀,是探索出了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可讲述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模式。(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09)

高校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在学校管理发展中,我发现有些高校教师注重埋头科研而忽略对国家发展大趋势的掌握;学校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高校对接政府、行业企业机制不畅等现象并不鲜见。”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学副校长郑军近年来一直在思考“高校应该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这个老问题。

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是教育应有之义。高校如何主动利用其人才、资源、信息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为国家战略服务?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聚焦高精尖——

服务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在郑军看来,高校服务国家战略也要分层次。“研究型大学要培养心怀天下的创新人才,要为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要成为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要架起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交流的桥梁。而应用型大学要培养具有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潜在劳动者,要进行校企合作、行业协作,主动对接企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工作,实现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要为所在地区提供优质的文化和智力服务。”郑军说。

在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委员看来,高水平大学培养的人才更有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双一流”大学责无旁贷。据罗卫东介绍,当前浙江大学以国家实验室为目标,探索建设浙江实验室,与阿里巴巴达摩院和杭州市合作,推动高精尖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等。

“杭州要成为国际性城市,建设科学研究的国际中心,离不开高校的支撑。”罗卫东说,当前杭州在生物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瞄准“国际科学研究中心”吸引全球科学家聚焦,还需要政府在资源调配和规划上对高校有更大的扶持力度。

“比起直接进行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国家对高校的支持更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委员认为,高校不仅培养人才而且为当地输送人才,引领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据魏世忠介绍,河南科技大学在过去5年获得了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都是与当地企业合作研发,获奖的项目也广泛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矿山开发、余热发电、交通建设等。

聚焦中西部崛起——

服务地方跨越式发展

中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洼地:地理位置偏,经济欠发达,科技人才缺乏,创新创业环境有待改善……中西部崛起,尤其需要教育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2013年从清华大学来到青海大学时,我想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学术先放放,把学校带好。没想到来了之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反而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学术平台。”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委员感慨地说。

青藏高原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有充沛的水资源,有独特的高原生态,有盐湖,有锂电池……王光谦上任后,打量着这些内地所没有的资源,这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战略项目,也是青藏高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怎么带领青海大学发展、利用好这些资源为国家战略服务?王光谦主动引进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团队,建立了青海大学太阳能新能源光伏中心,进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由他牵头的清华土木水利学院团队和青海大学团队合作的“天河工程”已经为青海省干旱地区实现了多次降水。

“找准结合点,教育服务中西部地区也有大舞台。”王光谦说。

在郑军看来,地方高校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呼应国家发展需求。“长江大学位于湖北,取长江之名,作为地方综合性高校,在转型发展中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题中应有之义。”郑军说。

怎么服务?“‘长江经济带’覆盖长江沿线11个省份,全长6000多公里,其发展涉及土地、气候、环境、资源等方方面面。长江大学充分发挥了农学、资源等学科优势,成立了长江经济发展研究院,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文化、土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研究。”郑军说。

郑军认为,服务国家战略对高校和地方来说是双赢。“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在学科研究的方向上直接服务行业企业和地方发展;另一方面,高校也更加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服务地方的同时提升科研水平、教师素质,检验人才培养质量。”郑军说。

聚焦人才培养——

服务“一带一路”新需求

“我调研的20多家企业都说缺人。”2017年暑假,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张水波委员,用半个月走访了20多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央企。“他们业务范围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而每个企业都反映最缺的就是人才。”张水波为高端人才短缺现状深感担忧。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高端人才尤其是制造业人才、金融人才、工程人才等都是紧缺的。“从目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来看,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尤其缺乏外向型、复合型、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张水波说,高等教育要在“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云南应该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要着力推进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形成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设施体系。作为“一带一路”南线桥头堡的云南,辐射东南亚、南亚、西亚等20亿人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经济往来、科技往来,首先需要的是人才,服务‘一带一路’教育是先行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罗黎辉委员说。

罗黎辉介绍,云南一直坚持高等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一方面,办好“国门大学”,加强与周边地区、毗邻地区的教育科研合作,输送留学生到周边国家求学;另一方面,加大招收周边国家留学生力度,为“一带一路”培养人才。

“服务‘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必须‘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轮子是瞄准‘双一流’建设,建好‘国门大学’,开展科研合作和学生交流,另一个轮子应该考虑区域‘双一流’,通过区域一流辐射周边、服务周边。”在罗黎辉看来,“两个轮子”一起转,高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才更有力。

【高教探索】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体系建设

叶国文

我们在谈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 甚少谈及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生态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从现代化与体系构建关系视角阐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建设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与体系建设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总是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创制合适的制度、规则和结构,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总是处于不断打破束缚获得解放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制度、规则和结构不断被打破;另一方面,在一定时空场域内,恰当的制度、规则和结构被构建,并使之有机、有效地运转,促进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动力,也是现代化的目标———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一方面,人们认同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另一方面,在如何阐释并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中,却又在毫无节制的阐释中产生诸多各异甚至矛盾的理论。尽管如此,现代化是有一些基本共识的。 “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就是其中一个有基本共识的概念。基于此,帕森斯提出“分化”和“整合”作为现代化研究概念和分析框架。艾森斯塔德用帕森斯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现代化就是“持续的结构分化和变迁”。后来种种现代化理论,其实是沿着这个路径展开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分化与整合的动力是内生的还是外源嵌入的。因此,现代化就是一个打破旧的制度、规则和结构,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度、规则和结构的变迁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获得“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过程,二是“在寻求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发现来解决古老的生存问题”的过程,即获得更好的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现代化是打破和构建制度、规则和结构,并使之有机、有效地运转的变迁过程。

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教育体系,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够严谨,他们提出如下概念:“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从这两个概念看,体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体系是客观的、动态的;二是体系以相互依存方式呈现,以有机性和整体性为价值追求;三是体系与环境有关,即内部和外部的体系生态。而体系生态的改变会导致体系替代。事实上,体系是人介入生态的产物。自从有人类介入以后,体系大多是人创造的作品。沃勒斯坦认为,体系是人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结果。因为,人所寄寓的社会完善和发展的程度,除了各种资源和努力外,重要的是“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洞察能力。”简言之,人在整体洞察基础上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机体系。因此,人总是在构建有机体系中:一方面,体系是人的需要。为了协调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构建各种体系,并使这些体系有机有效运转,形成一个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体系;另一方面,体系总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而构建的。当时空发生变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发生变迁,导致原有体系无法有效运转时,体系就会被另一种人所构建的体系所替代;再一方面,体系没有最佳,只有适当。只要是自洽的、有机的、有效的体系,都是适当的体系。正因如此,体系同现代化一样,也总是处在一个变迁过程中。

综上所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以人为核心取向的现代化过程。 而现代化是一个变迁过程,即用一种体系代替另一种体系的过程。因此,无论是人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还是体系的生成和发展,都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结果。这是人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体系变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和体系,都是人的作品,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作品。在人的需要中,他们是互相构建的。现代化是体系的需要,现代化需要体系支撑,体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标。

二、体系建设与高等教育发展

社会和国家体系变迁,需要教育的体认和固化。现代高等教育的发轫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和国家新旧体系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和国家体系的替代也促成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高等教育生长是体系替代的产物,也是体系建设的内在需要和重要内容。

一般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中世纪,教育主体是教会办的学校。基督教教会为了研究神学、传播基督教教义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修道院学校、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教会办学校的目的是通过垄断圣经等经典的阐释权,培养与“上帝”对话的教士,从而固化教会对世俗的绝对权力。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本中心思想逐渐代替神学思想,同时社会和国家从教会中获得自主性。基于人本中心而产生的启蒙运动和社会、国家的自主性,导致社会和国家体系出现了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最早发生在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因此,意大利首先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研究发现,欧洲中世纪大学有两种称呼,即studium generale(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和universitas(教师和学生的社团)。从这两种称呼看,中世纪大学既继承了教会学校特点,又凸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成果,在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神学迷信中,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体系对以神为中心的体系替代。在这里,人对神的替代,是以现代大学对教会学校的替代实现的。这种替代,固化了现代社会和国家体系,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孕育了现代高等教育。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英国社会和国家体系发生了革命性替代。在工业革命后,这种革命后体系产生了两个需求:一方面是固化革命后体系的需求,即体系获得社会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是向发展型体系转型的需要。前者要求通过大众教育把革命后体系植入民众,内化为民众的自觉性认同,后者则是对以科学技术为己任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变革需求。面对这两个需求,英国开始构建与革命后发展型体系相适应的现代高等教育———“新大学”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建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注重自然科学课程的新型高等学校;二是适应科学技术需要,发展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进修学院;三是满足区域差异,创办地方大学和城市大学。这场运动使英国高等教育在实现自我构建的同时,也契合了革命后发展型体系的需要,促进了英国体系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

工业革命后,德国逐渐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与此同时,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开始反思人文主义运动的单一目的性,提出结合工业体系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问题,威廉·冯·洪堡就是其中耳熟能详的学者之一。他提出“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德国现代大学教育理论,突破了教育培养人的单一职能,开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新风尚———人文运动与现代工业体系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推动下,德国开始创办配合工业体系需要的工科大学,并逐渐成为欧洲“科学之首”的国家。

在美国,每一次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与体系变革密切相关。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现代工业体系形塑,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增强。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变化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在社会和州域产生了体系再造的契机,各州从自主状态转变为竞争状态。这直接导致州层面抢夺科学技术和人才,州立大学由此兴起。“南北战争”打破了封建发展体系,开始形成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社会和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的作用下,美国出现农业产业革命的高潮,并兴办新型的高等学校———农工学院。而以鼓励农工学院为目的 1862 年《莫里尔法案》,导致私立大学兴起,多种形式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在美国构建。二战后,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同政治、经济相关,而且同生活紧密联系,形成了以综合国力为标志的社会和国家体系。为因应这种体系需要,美国强化文、理、工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的高等教育,并形成以两个中心为内容的高等教育教育体系:一是培养人,发展各种专业、成人和继续教育,满足人在职业和人性方面发展的需要;二是为社会服务,产生了以“斯坦福—硅谷”为代表的高校直接服务社会经济的模式。

与意、英、德、美等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不同,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比较晚。尽管如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也是与我国社会和国家体系建设自洽的。在一般概念上,传统中国是帝国体系。传统中国建立了一种为权力服务的教育和选拔制度———科举制度。这种自初等到高等一体化的教育制度高度契合了帝国体系,为传统国家有效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840年后,传统中国进入被现代化进程并导致帝国体系崩解,这也导致构建在帝国体系上的教育制度于1905年崩解。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和构建体系的无效,也使得无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尽管如此,这种与社会和国家体系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却作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并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建设现代国家体系进程。尽管内在社会尚未全面建立、外在资源匮乏,唯有强大的政党及其所构建的国家体系支撑着现代中国的大厦,但是为了固化革命后国家和社会体系并实现构建发展型体系的任务,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开始构建与体系意识形态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模式———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以建立专门院系为主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模式在表象上是苏联的,但其内核却是中国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23—31日,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这种与苏联存在差异的苏联模式,有效规避了片面强化国防工业而脱离社会实践并导致发展失衡的现象。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在固化国家体系的同时,又推进了社会体系的构建,从而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发展,为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国家和社会体系出现转型中问题,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停滞。随着改革开放重启现代国家体系构建进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也获得恢复,并以构建现代国家体系为己任。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同时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 1978年4月22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强调教育事业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而且多次提出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和国家体系构建相适应问题,使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了一种与社会和国家体系自洽的发展逻辑中。

1992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逐渐展开,产生了两个方面巨大变革:在国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系,形成了一次体系转型发展的趋向;在社会层面,社会和市场主体获得自主性,社会资本平等地获得了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机会,其中就包括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逐渐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兴办高等教育的格局。综上所述,体系变革或替代必然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变革和发展,这就要求在社会和国家外壳下成长的高等教育体系随着变革和发展。正因如此,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现代体系的构建,并随着现代体系发展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高等教育逻辑地自洽现代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三、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自洽的再现代化建设任务。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早就提出了再现代化问题。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称《高等教育法》)就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5年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则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发现,在不到20年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转变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社会责任感”表达的增加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再现代化问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同时又是体系现代化问题。

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一个再现代化,这是一次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现代化。在这一意义上,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更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自身需要。构建契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代化体系,需要解决以下3方面问题:

1. 党的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的大学管理体制。相较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在中国,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通过高等教育管理者———政府,领导高等教育发展,从拨款、招生规模、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内容到机构设置、领导人选配,实现党对大学的间接领导;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实现实行党的直接政治领导。但是,在高校实际权力运行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工作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现程度、高校党政关系和谐程度,主要取决于党委书记与校长的个人理念、气质、风格和经历等契合度。尽管如此,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体系,必须坚持这一“中国特色”,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证明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是有效的。邓小平曾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包括高校在内的科学研究机构实行党的领导“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高校党委领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领导、计划领导和后勤保障。

高等教育除培育人才之外,还有社会化功能。今天,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功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有理由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发展进步承担历史责任。作为国家体系一部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承担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化功能。

2. 传承与创新。应该构建怎样的现代化体系?这种体系,要契合我国的需求,又要契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需求。这就可能有两个存在路径:一是照搬别人的;二是沿用现在的。从前者看,可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也存在能否与国情有效契合的问题;从后者看,好处是路径依赖,问题则是丧失现代化转型的契机。从中不难发现,最好的路径是在中国基础上实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嫁接。这就是传承与创新问题。

任何现代都孕育于传统。没有对传统的继承,也就不存在创新;没有传统的创新,也就不存在发展,从传统中走向现代。因此,任何现代都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而言,也面临着如何解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晚、发展过程中问题纷呈。但从总体上看,它是契合国情且有效发展的,而问题的呈现正好给改革以契机。从传承看,党的领导、人民办学等,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创新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主体多元、体系交错的现实,这些对我们而言是新鲜事物,但对于现代高等教育而言却已经是经历并得到部分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或者有机嫁接。

3. 体系生态及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教育要逐步实现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建立分类管理、差异化扶持的政策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这为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提供了实现路径,也为现代化高校治理提出了构建体系生态的需求。无论体系还是体系生态构建,不外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外部看,需要构建契合我国发展需要的政府和社会(包括市场)的体系生态;从内部看,需要构建政党、行政、学术与学生权力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为实现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及其治理提供内在动力。从外部看,需要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生态体系。

自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出并践行“放管服”,这就为政府职能进行了新的定位。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计利当计天下利,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以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主要在于制定法规、标准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政策指导,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和质量,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从而激活社会和市场活力,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体系现代化建设。

从内部看,需要构建四种权力有机运行的体系生态。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构成了大学内部体系结构,并在发展中创造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生态。对于我国而言,除了上述三种权力之外,还有一种关键权力,即政党权力。自现代高等教育在我国创建以来,党就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生态中存在着四种权力。随着政府权力下放,激活社会和市场并介入高等教育,同时个体自主性的实现,出现了多元主体并存的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生态。这对我们而言是一大挑战。一方面,要构建政党、行政、学术与学生权力为主体的权力结构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四种权力有机有效且合作治理的体系生态,坚持并实现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有效领导。

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构建与我国现实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生态。这个体系和生态,不是西方的,而是源自中国的、历史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自洽的。因此,无论是体系还是体系生态的生成,不是简单地否定和肯定,而是继承和创新的;同样,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及其生态也不存在一定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整体运行和效用必须是合理、有机和有效的。(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 7 期,作者系浙江行政学院政党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教资讯】

教育部:努力推进部省合建 开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新局面

日前,教育部在京召开支持和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部署启动部省合建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部省合建这一新的机制和模式,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支持河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南昌大学、郑州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4所高校建设。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采用部省合建模式支持中西部14所高校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创新和探索,对于进一步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陈宝生强调,部省合建支持中西部高水平大学建设,是在深入总结前期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等政策实施成效,并充分考虑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的基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既是中央要求,是地方和高校需求,也是百姓诉求。作为教育部2018年第一个“奋进之笔”,一定要把好事办好。一是支持举措体现合力,在不改变现有隶属关系和管理体制基础上,发挥部、省、校和支援方的作用。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参照教育部直属高校模式对合建高校的发展予以指导支持,在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考核评价、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与直属高校同等对待。各省要强化重点支持,形成上下合力。二是发挥合建高校内在动力,推动其在大学制度建设、学科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改革创新,成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头羊,高等教育改革的排头兵。三是选优配强合建高校领导班子,将合建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校级后备干部列入直属高校干部培训计划。四是坚持“一地一策、一校一案”,精准施策,指导合建高校做好发展规划,尽快形成优势特色,打造推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高地,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贡献。

陈宝生希望各地、各合建高校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发挥合建高校在全省乃至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龙头和辐射带动作用。二要统筹利用各方资源,特别是“双一流”建设、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共同推进、形成合力。利用好对口支援合作建设平台,全面提升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水平。三要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打造一支扎根西部高校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主持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出席会议。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作会议交流发言。14所部省合建高校主要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司局负责人,13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厅(教育局)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来源:教育部,2018-03-02)



195名教师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公布了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入选名单,共195人。据悉,中央财政将为每一位入选者提供50万元特殊支持经费。

此次入选的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涵盖各级各类学校,其中高校教师117人,中等以下学校(含普通中小学、中职、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等)教师78人。平均年龄53岁,地域上涵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科门类包含工学、理学、文学等全部13个学科门类,以及中等以下学校的综合实践、科技教育、聋哑教育等相关专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一面向全国各级各类教师、侧重考察教育教学和育人实绩的国家级人才项目。其遴选坚持突出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实绩、突出候选人的政治和师德表现,计划支持1000名,此前已遴选两批近200名。(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3-28)

新华社:师德将列入教师教育“必修课”

根据教育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我国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专业,并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教育全过程,作为师范生培养和教师培训课程的必修模块。

计划明确,要研制出台在教师培养培训中加强师德教育的文件和师德修养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师全面落实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制订教师法治培训大纲,开展法治教育,提升教师法治素养和依法执教能力。

计划提出,在师范生和在职教师中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注重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通过经典诵读、开设专门课程、组织专题培训等形式,汲取文化精髓,传承中华师道。将教书育人楷模、一线优秀教师校长请进课堂,采取组织公益支教、志愿服务等方式,着力培育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和社会责任感。

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该计划以十大行动为主要措施,即师德养成教育全面推进行动、教师培养层次提升行动、乡村教师素质提高行动、师范生生源质量改善行动、“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行动、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建设行动、教师教育师资队伍优化行动、教师教育学科专业建设行动和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行动。(来源:新华社,2018-03-29,有删减)

五部门启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3月28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教育部等五部门于日前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该计划目标为,经过5年左右努力,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专业,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基本健全,使得师德教育显著加强,教师培养培训的内容方式不断优化,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计划》指出,要实施教师培养层次提升行动。引导支持办好师范类本科专业,加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本科层次教师培养力度。增加一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引导鼓励有关高校扩大教育硕士招生规模, 对教师教育院校研究生推免指标予以统筹支持。适当增加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办好一批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若干所幼儿师范学院。各地扩大专科以上层次幼儿园教师培养规模。支持师范院校扩大特殊教育专业招生规模,加大特殊教育领域教育硕士培养力度。

《计划》还指出要实施“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研究制定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提高师范生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依托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在职教师培训信息化管理,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学分银行”。(来源:科技日报,2018-03-29)

高校八项成果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10项进展高校占了8项,高校在2月27日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表现十分抢眼,基础研究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充分显现。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是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标志性成果的展现,绝大多数入选科学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等国际顶尖刊物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视为“重大突破”或“填补空白”。

高校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成果分别是:实现星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将病毒直接转化为活疫苗及治疗性药物、首次探测到双粲重子、实现氢气的低温制备和存储、研发出基于共格纳米析出强化的新一代超高强钢、利用量子相变确定性制备出多粒子纠缠态、酵母长染色体的精准定制合成、研制出可实现自由状态脑成像的微型显微成像系统。

基础研究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根基。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工作坚持“引领创新、支撑发展、科教融合、开放协同、追求卓越”的发展理念,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贡献为核心,促进科技、教育、经济三结合。高校科学研究成就辉煌,创新能力实现跃升。高校以不到全国10%的R&D人员、不到全国8%的R&D经费,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承担60%以上包括863、科技支撑、重点研发等重大科研任务,建设60%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60%以上国家科技三大奖励,院士、杰青、千人、万人等高层次人才占60%以上,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分别占全国80%以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基础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加强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部署。教育部将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国家部署,进一步加强高校基础科学研究,实现原始创新引领,推动高校成为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力量。(来源:教育部,2018-03-02 )

附:

高校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项目简介

1. 实现星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和彭承志研究组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等,创新性地突破了包括天地双向高精度光跟瞄、空间高亮度量子纠缠源、抗强度涨落诱骗态量子光源以及空间长寿命低噪声单光子探测等多项国际领先的关键技术,利用“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和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为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空间尺度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检验前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成果一经发表,随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入选了Nature杂志点评的和美国著名科学媒体Science News评选的“2017年度重大科学事件”。“墨子号”首席科学家潘建伟教授也入选了Nature杂志评选的“2017年度改变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被称之为“让量子通信驰骋于天地之间的物理学家”。

2. 将病毒直接转化为活疫苗及治疗性药物(北京大学)

流感、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等烈性传染病时刻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稳定,其幕后“黑手”是结构和功能多样且快速变异的病毒,而疫苗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手段。北京大学药学院周德敏、张礼和研究组以流感病毒为模型,研发出活病毒疫苗的一种通用方法,并可针对几乎所有病毒。该研究进展是我国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并鼓励基础研究进行临床转化的典型范例。Science杂志评述该进展为病毒疫苗领域的革命性突破,Nature杂志称其为“驯服病毒的新方法”。

3. 首次探测到双粲重子(清华大学)

由清华大学高原宁领导的中国研究团队通过与国内理论家密切合作,主导了此次双粲重子发现的物理分析工作,对该粒子的发现做出了关键性贡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对双粲重子的发现作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受到全球媒体的竞相报道。审稿人评价:“该论文给出了期待已久的重要结果——首次观测到双粲重子。”美国《物理》杂志同时以“倍加迷人的粒子”为题进行了专论报道,认为该发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检验量子色动力学的独特体系”。

4. 实现氢气的低温制备和存储(北京大学)

氢能被誉为下一代二次清洁能源,但氢气的高效制备以及安全存储和运输一直以来是阻碍氢能源大规模应用的瓶颈。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马丁研究组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研究所温晓东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石川等合作研发的制氢方法,其优越的制氢能力远大于以前报道的低温甲醇重整催化剂(高出近两个数量级)。同时,该研究团队在在水煤气变换产氢过程中也突破了低温条件下高反应转化率与高反应速率不能兼得的难题。上述研究进展被多家科学媒体报道并高度评价,美国化学会C&E News杂志和英国皇家化学会Chemistry World杂志分别以“氢能源:制备氢燃料新过程”和“新型催化剂点亮氢能汽车未来”为题进行了亮点报道,认为“随着此高活性催化体系的成功,把氢气存储于甲醇并在需要时重整释放的概念可能得到实际应用,这是氢能储存和输运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

5. 研发出基于共格纳米析出强化的新一代超高强钢(北京科技大学)

超高强钢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先进核能以及国防装备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发挥支撑作用,而且也是未来轻型化结构设计和安全防护的关键材料。北京科技大学吕昭平研究组与合作者针对低成本高性能的目标,创新性提出利用高密度共格纳米析出相来强韧化超高强合金的设计思想,研发出共格纳米析出强化的新一代超高强钢。所涉及的颠覆性合金设计思想也可应用于其它结构材料的研发。《自然·材料》(Nature Materials)发表专门评述文章指出,该研究“以完美的超强马氏体钢设计思想,简化的合金元素及析出相强化本质,为研发具有优异的强度、塑性和成本相结合的结构材料提供了新的途径”。

6. 利用量子相变确定性制备出多粒子纠缠态(清华大学)

实现多粒子纠缠是量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一大追求。清华大学物理系尤力和郑盟锟研究组,通过调控铷-87原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中的自旋混合过程,使其连续发生两次量子相变,实现了包含约11000个原子的双数态的确定性制备。通过直接观测该纠缠态,他们表征其不同内态间原子数的差值的涨落低于经典极限10.7±0.6分贝,其集体自旋的归一化长度为近似完美的0.99±0.01。这两个指标创造了目前能确定性制备的量子纠缠粒子数目的世界纪录。这一全新的理解和纠缠态制备方法为未来其它多粒子纠缠态的制备提供了一种思路。

7. 酵母长染色体的精准定制合成(天津大学)

基因组设计合成是对基因组进行全新设计和从头构建,能够按需塑造生命,开启从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推动生命科学研究由理解生命向创造生命延伸。天津大学元英进、清华大学戴俊彪、深圳华大基因杨焕明等团队与合作者利用多级模块化和标准化人工基因组合成方法,成功设计构建了4条酿酒酵母长染色体;原创性地建立了基因组缺陷靶点快速定位方法,解决了合成基因组导致细胞失活的难题。该研究为深化理解生命进化、基因组与功能关系等基础科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Science同期发表专文评论,Nature、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 Reviews Genetics、Molecular Cell等多个顶级期刊均发表专文或亮点介绍,高度评价本工作,认为这是第一个全合成真核生物基因组的重要里程碑。

8. 研制出可实现自由状态脑成像的微型显微成像系统(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程和平及陈良怡研究组与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张云峰和王爱民等合作,运用微集成、微光学、超快光纤激光和半导体光电子学等技术,在高时空分辨在体成像系统研制方面取得突破性技术革新,成功研制出2.2克微型化佩戴式双光子荧光显微镜,在国际上首次记录了悬尾、跳台、社交等自然行为条件下,小鼠大脑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活动的高速高分辨图像。该成像系统被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Edvard I. Moser称之为研究大脑的空间定位神经系统的革命性新工具。

ESI最新排名公布 国科大位居内地高校榜首

3月15日,科睿唯安公司(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公布了最新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在全球大学排名107位,位居内地高校第一。

本月,在ESI的22个学科中,国内共有4所高校的3个学科入选含金量最高的ESI前万分之一学科,其中包括国科大的化学和材料科学,清华大学的工程和材料科学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程。

此外,国科大的农业、工程、环境生态、地球科学(本月新增)、植物与动物科学、化学和材料科学等7个学科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位列ESI前千分之一学科;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植物与动物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工程、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农业科学、药理学和毒理学、微生物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2017年11月新增)、计算机科学、免疫学(2017年5月新增)、社会科学等17个学科入选前百分之一学科。

与此同时,一共有117所研究机构进入全球前百分之一,其中中国科学院占了62所。

作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ESI针对22个专业领域,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SCIE、SSCI库中近11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通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六大指标,分别排出居世界前百分之一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等,所有统计数字每两个月更新一次。

国科大ESI国际排名的突出表现,与国内权威机构学科评估结果相互印证。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7年12月28日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北大清华各有21个学科获得A+;国科大紧随其后,有18个学科获得A+,而且理、工、农、医、管理门类下均有A以上学科,学科建设成效卓著。(来源:科学网,2018-03-19,有删减)

世界大学智库联盟成立

世界大学智库联盟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全球26家高校及其研究机构和所属智库参加会议。来自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五大洲的9家一流世界大学联盟成员高校派出代表团出席。围绕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主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与国际多边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大学联盟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8个学院共同承办,并得到世界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及其研究机构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