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探索】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体系建设

【高教视点】

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要把握好四个关键点

如何理解“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意义？

“互联网+智能时代”大学生信仰教育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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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探索】

我们在谈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 甚少谈及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生态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本文从现代化与体系构建关系视角阐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建设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与体系建设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总是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创制合适的制度、规则和结构，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总是处于不断打破束缚获得解放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制度、规则和结构不断被打破；另一方面，在一定时空场域内，恰当的制度、规则和结构被构建，并使之有机、有效地运转，促进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动力，也是现代化的目标———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一方面，人们认同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另一方面，在如何阐释并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中，却又在毫无节制的阐释中产生诸多各异甚至矛盾的理论。尽管如此，现代化是有一些基本共识的。 “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就是其中一个有基本共识的概念。基于此，帕森斯提出“分化”和“整合”作为现代化研究概念和分析框架。艾森斯塔德用帕森斯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现代化就是“持续的结构分化和变迁”。 后来种种现代化理论，其实是沿着这个路径展开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分化与整合的动力是内生的还是外源嵌入的。因此，现代化就是一个打破旧的制度、规则和结构，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度、规则和结构的变迁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获得“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过程，二是“在寻求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发现来解决古老的生存问题”的过程，即获得更好的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现代化是打破和构建制度、规则和结构，并使之有机、有效地运转的变迁过程。

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教育体系，等等。 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够严谨，他们提出如下概念：“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从这两个概念看，体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体系是客观的、动态的；二是体系以相互依存方式呈现，以有机性和整体性为价值追求；三是体系与环境有关，即内部和外部的体系生态。而体系生态的改变会导致体系替代。事实上，体系是人介入生态的产物。自从有人类介入以后，体系大多是人创造的作品。沃勒斯坦认为，体系是人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结果。因为，人所寄寓的社会完善和发展的程度，除了各种资源和努力外，重要的是“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洞察能力。”简言之，人在整体洞察基础上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机体系。因此，人总是在构建有机体系中：一方面，体系是人的需要。为了协调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构建各种体系，并使这些体系有机有效运转，形成一个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体系；另一方面，体系总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而构建的。当时空发生变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发生变迁，导致原有体系无法有效运转时，体系就会被另一种人所构建的体系所替代；再一方面，体系没有最佳，只有适当。只要是自洽的、有机的、有效的体系，都是适当的体系。正因如此，体系同现代化一样，也总是处在一个变迁过程中。

综上所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以人为核心取向的现代化过程。 而现代化是一个变迁过程，即用一种体系代替另一种体系的过程。因此，无论是人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还是体系的生成和发展，都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结果。这是人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体系变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和体系，都是人的作品，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作品。在人的需要中，他们是互相构建的。现代化是体系的需要，现代化需要体系支撑，体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标。

二、体系建设与高等教育发展

社会和国家体系变迁，需要教育的体认和固化。现代高等教育的发轫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和国家新旧体系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和国家体系的替代也促成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高等教育生长是体系替代的产物，也是体系建设的内在需要和重要内容。

一般认为，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中世纪，教育主体是教会办的学校。基督教教会为了研究神学、传播基督教教义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修道院学校、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教会办学校的目的是通过垄断圣经等经典的阐释权，培养与“上帝”对话的教士，从而固化教会对世俗的绝对权力。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本中心思想逐渐代替神学思想，同时社会和国家从教会中获得自主性。基于人本中心而产生的启蒙运动和社会、国家的自主性，导致社会和国家体系出现了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最早发生在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因此，意大利首先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研究发现，欧洲中世纪大学有两种称呼，即studium generale（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和universitas（教师和学生的社团）。从这两种称呼看，中世纪大学既继承了教会学校特点，又凸显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成果，在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神学迷信中，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体系对以神为中心的体系替代。在这里，人对神的替代，是以现代大学对教会学校的替代实现的。这种替代，固化了现代社会和国家体系，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孕育了现代高等教育。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英国社会和国家体系发生了革命性替代。在工业革命后，这种革命后体系产生了两个需求：一方面是固化革命后体系的需求，即体系获得社会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是向发展型体系转型的需要。前者要求通过大众教育把革命后体系植入民众，内化为民众的自觉性认同，后者则是对以科学技术为己任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变革需求。面对这两个需求，英国开始构建与革命后发展型体系相适应的现代高等教育———“新大学”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建立具有民主、自由精神，注重自然科学课程的新型高等学校；二是适应科学技术需要，发展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进修学院；三是满足区域差异，创办地方大学和城市大学。这场运动使英国高等教育在实现自我构建的同时，也契合了革命后发展型体系的需要，促进了英国体系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

工业革命后，德国逐渐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与此同时，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开始反思人文主义运动的单一目的性，提出结合工业体系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问题，威廉·冯·洪堡就是其中耳熟能详的学者之一。他提出“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德国现代大学教育理论，突破了教育培养人的单一职能，开创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新风尚———人文运动与现代工业体系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推动下，德国开始创办配合工业体系需要的工科大学，并逐渐成为欧洲“科学之首”的国家。

在美国，每一次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与体系变革密切相关。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现代工业体系形塑，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增强。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变化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在社会和州域产生了体系再造的契机，各州从自主状态转变为竞争状态。 这直接导致州层面抢夺科学技术和人才，州立大学由此兴起。“南北战争”打破了封建发展体系，开始形成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社会和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的作用下，美国出现农业产业革命的高潮，并兴办新型的高等学校———农工学院。而以鼓励农工学院为目的 1862 年《莫里尔法案》，导致私立大学兴起，多种形式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在美国构建。二战后，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同政治、经济相关，而且同生活紧密联系，形成了以综合国力为标志的社会和国家体系。 为因应这种体系需要，美国强化文、理、工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的高等教育，并形成以两个中心为内容的高等教育教育体系：一是培养人，发展各种专业、成人和继续教育，满足人在职业和人性方面发展的需要；二是为社会服务，产生了以“斯坦福—硅谷”为代表的高校直接服务社会经济的模式。

与意、英、德、美等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不同，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比较晚。尽管如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也是与我国社会和国家体系建设自洽的。在一般概念上，传统中国是帝国体系。 传统中国建立了一种为权力服务的教育和选拔制度———科举制度。这种自初等到高等一体化的教育制度高度契合了帝国体系，为传统国家有效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840年后，传统中国进入被现代化进程并导致帝国体系崩解，这也导致构建在帝国体系上的教育制度于1905年崩解。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和构建体系的无效，也使得无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尽管如此，这种与社会和国家体系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却作为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并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建设现代国家体系进程。尽管内在社会尚未全面建立、外在资源匮乏，唯有强大的政党及其所构建的国家体系支撑着现代中国的大厦，但是为了固化革命后国家和社会体系并实现构建发展型体系的任务，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开始构建与体系意识形态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模式———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以建立专门院系为主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模式在表象上是苏联的，但其内核却是中国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23—31日，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这种与苏联存在差异的苏联模式，有效规避了片面强化国防工业而脱离社会实践并导致发展失衡的现象。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在固化国家体系的同时，又推进了社会体系的构建，从而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发展，为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国家和社会体系出现转型中问题，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停滞。随着改革开放重启现代国家体系构建进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也获得恢复，并以构建现代国家体系为己任。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同时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 1978年4月22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强调教育事业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而且多次提出教育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和国家体系构建相适应问题，使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了一种与社会和国家体系自洽的发展逻辑中。

1992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并逐渐展开，产生了两个方面巨大变革：在国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系，形成了一次体系转型发展的趋向；在社会层面，社会和市场主体获得自主性，社会资本平等地获得了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机会，其中就包括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逐渐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兴办高等教育的格局。综上所述，体系变革或替代必然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变革和发展，这就要求在社会和国家外壳下成长的高等教育体系随着变革和发展。正因如此，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现代体系的构建，并随着现代体系发展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高等教育逻辑地自洽现代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三、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自洽的再现代化建设任务。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早就提出了再现代化问题。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称《高等教育法》）就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5年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则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发现，在不到20年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转变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社会责任感”表达的增加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再现代化问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同时又是体系现代化问题。

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一个再现代化，这是一次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现代化。在这一意义上，我国高等教育的体系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更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自身需要。构建契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代化体系，需要解决以下3方面问题：

1. 党的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的大学管理体制。相较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在中国，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通过高等教育管理者———政府，领导高等教育发展，从拨款、招生规模、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内容到机构设置、领导人选配，实现党对大学的间接领导；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实现实行党的直接政治领导。但是，在高校实际权力运行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工作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现程度、高校党政关系和谐程度，主要取决于党委书记与校长的个人理念、气质、风格和经历等契合度。尽管如此，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体系，必须坚持这一“中国特色”，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证明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是有效的。邓小平曾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包括高校在内的科学研究机构实行党的领导“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 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高校党委领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领导、计划领导和后勤保障。

高等教育除培育人才之外，还有社会化功能。今天，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功能。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我们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有理由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发展进步承担历史责任。作为国家体系一部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承担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化功能。

2. 传承与创新。应该构建怎样的现代化体系？这种体系，要契合我国的需求，又要契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需求。这就可能有两个存在路径：一是照搬别人的；二是沿用现在的。从前者看，可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但也存在能否与国情有效契合的问题；从后者看，好处是路径依赖，问题则是丧失现代化转型的契机。从中不难发现，最好的路径是在中国基础上实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嫁接。这就是传承与创新问题。

任何现代都孕育于传统。没有对传统的继承，也就不存在创新；没有传统的创新，也就不存在发展，从传统中走向现代。因此，任何现代都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而言，也面临着如何解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晚、发展过程中问题纷呈。但从总体上看，它是契合国情且有效发展的，而问题的呈现正好给改革以契机。从传承看，党的领导、人民办学等，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创新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主体多元、体系交错的现实，这些对我们而言是新鲜事物，但对于现代高等教育而言却已经是经历并得到部分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或者有机嫁接。

3. 体系生态及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教育要逐步实现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建立分类管理、差异化扶持的政策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这为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提供了实现路径，也为现代化高校治理提出了构建体系生态的需求。无论体系还是体系生态构建，不外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外部看，需要构建契合我国发展需要的政府和社会（包括市场）的体系生态；从内部看，需要构建政党、行政、学术与学生权力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为实现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及其治理提供内在动力。从外部看，需要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生态体系。

自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出并践行“放管服”，这就为政府职能进行了新的定位。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计利当计天下利，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以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主要在于制定法规、标准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政策指导，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和质量，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从而激活社会和市场活力，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体系现代化建设。

从内部看，需要构建四种权力有机运行的体系生态。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构成了大学内部体系结构，并在发展中创造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生态。对于我国而言，除了上述三种权力之外，还有一种关键权力，即政党权力。自现代高等教育在我国创建以来，党就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生态中存在着四种权力。随着政府权力下放，激活社会和市场并介入高等教育，同时个体自主性的实现，出现了多元主体并存的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生态。这对我们而言是一大挑战。一方面，要构建政党、行政、学术与学生权力为主体的权力结构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四种权力有机有效且合作治理的体系生态，坚持并实现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有效领导。

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构建与我国现实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生态。这个体系和生态，不是西方的，而是源自中国的、历史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自洽的。因此，无论是体系还是体系生态的生成，不是简单地否定和肯定，而是继承和创新的；同样，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及其生态也不存在一定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整体运行和效用必须是合理、有机和有效的。（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 7 期，作者系浙江行政学院政党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教视点】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加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必将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我理解，“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离开这个本源谈“双一流”建设，就会偏离正轨，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要把握好四个关键点。

1、建设“双一流”的前提是中国特色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流大学具有共同特征，更有鲜明的特色。对我国高校来说，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积极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服务中体现大学的价值追求。

这个道路和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核心要素。主要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大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学精神的思想基石；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大学育人的独特优势；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大学领导体制的核心坚守；把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大学治理的基本依托。这些方面是显著区别于世界其他高校的。从根本上讲，大学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四个服务”的要求，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真正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2、建设“双一流”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

建立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的一个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必须坚持综合评价的原则。从标准本身来讲，单一孤立的指标很难反映高校办学水平的全貌，特别是人才质量、治理结构等，既要通过量化指标来反映，又要防止指标片面化、绝对化。从学科角度讲，学科千差万别，必须充分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和特点，避免一把尺子僵化死板。从学校的历史传承和定位讲，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我国高校的使命任务显著区别于国外高校，必须分层次、分类别对高校进行评价。

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应该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标？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一是要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培养的学生优秀不优秀。一流大学应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涌现出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二是要把产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内外公认的成果作为重要考量。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的使命。一流大学的成果应该表现为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解决区域行业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等多种形式。三是要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一流大学的影响源自于大学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趋势的引领。要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审视一所大学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以及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的是，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在本科。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建设一流大学就缺乏根基。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在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投入等方面具备充足的保障。

一般讲，“双一流”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坐标系，不能“自说自话”。构建中国的“双一流”评价体系时，可以借鉴参考国外一些通行的做法，在可比领域和具有显示度的指标上，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赢得国际的认可和尊重。但是，我国的大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色，绝不能被国外的排名指标牵着鼻子走，更不能简单套用、完全依赖。建设“双一流”不能唯国际排名论英雄、论成败，关键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有影响力的评价体系，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这是我国大学不可回避、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

3、建设“双一流”要推动大学和学科两个一流协调并进

处理好建设一流大学和建设一流学科的关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建设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一流学科。以学科为基础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路径。另一方面，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简单等同于一流学科建设。良好的学术氛围和顺畅运行的体制机制，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础。没有一流大学的整体环境，也建不成一流学科。

应从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协调并进出发，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高校差别化发展。对于办学实力整体强，拥有多个一流学科的高水平大学，可以进一步凸显学科优势，瞄准一流大学的目标进行建设。对于办学实力有基础，若干学科实力明显的大学，可以瞄准一流学科目标进行建设。对于办学实力还不够强、学科水平还不够高，暂时列不进“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应该瞄准自身特色，寻求学科突破，有的还可以探索“一流学院、一流专业”进行建设。

说到底，建设“双一流”重在质量和特色，绝不是规模和数量上的比对。一流大学未必都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精而专、有特色的学校同样可以办成一流大学。争创一流，并不是争创“全能冠军”。如果一味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无学科特色亮点，争取一流建设也会失去优势。

在学科建设方面，要坚持学科有选择性的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关键要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学校要支持传统优势学科做大做强，也要大力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建设好一批能够支撑国家急需、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具体操作上，要强化学科高点，培育学科重点，扶持学科增长点。既要克服“唯学科论”的倾向，也要克服“撒芝麻盐”的倾向，把有限的资源统筹利用好，好钢用在刀刃上，形成学科发展优势带动、多元发展、交融并存的良好态势。

4、“双一流”认定只是第一步，关键要靠建设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到2020年、2030年和本世纪中叶的三个阶段性目标。这既是党和国家站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对我国高校进行的新一轮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也是为高校开启新一轮综合改革、内涵发展提供的难得战略机遇。

这次“双一流”高校遴选采取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的方式，是认定“双一流”建设高校，而不是确定“双一流”身份。“四选”的核心还是要体现公平竞争、学科基础、绩效杠杆和改革驱动。既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战略咨询作用，也强调由政府通盘考虑区域、类型和国家战略需要等因素进行适度调整。“双一流”建设，从方案设计之初就强调不是终身制，不是固化的，要根据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评估。中央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在遴选资格上同等对待，在遴选条件上同一个标准，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新扶需扶特，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学校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认识，不能将“双一流”建设简单认为是“发帽子”“报稿子”“分银子”，而要实实在在有所作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用建设实绩说话，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争出一席之地。在建设过程中，要合理设定建设目标。立足学校现有基础，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可充分考虑国际竞争，应用学科可兼顾国家需求、国际比较，人文社科可注重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要自觉提升思路站位。强调体现国家意志，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同向同行，不能把建设方案搞成科研方案，不能把学科建设当成课题任务，不能把争创“双一流”看成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竞争和实力比拼。要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注重改革，切实扭转单纯依靠加大投入的粗放型发展局面，通过改革提高建设效益。同时，要建立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决策运行机制，把各项措施有机组成合力，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释放学科自我发展的活力。要主动发挥引领作用。“双一流”既是一个突破性工程，也是一个引领性工程、示范性工程。应把“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的整体改革发展统筹起来，继续加大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和基础能力建设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力度，支持地方建设高水平大学，高校要充分认识和担负起引领带动的责任。（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9月24日，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我国高校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征程。近两年的时间里，相关部委积极推进，各省市区认真组织准备，各个高校积极响应，专家学者大谈热议，使得“双一流”建设几乎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头号话题。

一百年前，美国高等教育界同样讨论过如何办好大学，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在任40年校长，1869～1909年）有一句名言，“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敏锐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镜子。美国新型大学不是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自然地结成的硕果；是美国接受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无双的。”

“双一流”建设国家名单公布在即，坊间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话题再度升温。借此，我通过问答的形式，向读者呈现我对“双一流”建设的初步思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水平的中国一流学科”。

如何理解“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意义？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自然绕不开“211”工程和“985”工程。起始于1995年的“211”工程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曾引起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我当时在教育外事领域工作，当时接待的外国教育代表团，无一不谈中国的“211”工程。随后，“985”工程建设于1999年启动。这两项工程建设使中国的一批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一些大学正在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整体上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设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战略意义在于：是要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位相称的世界级大学。国家是要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使我国成为国际学术中心，而决不仅仅是使个别几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工程建设的思路，有的工程可能名垂千古，有的工程会褒贬不一。是建设工程就有完工竣工的时候，也有留下诟病的可能。进入“211”和“985”工程建设的大学被社会赋予了重点大学或好大学的标签，众多大学千方百计想进入工程建设行列。为了达到进入工程建设行列，又千方百计地按照指定的标准要求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办学模式的趋同现象。而“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有望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研究前沿为目标，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所确定的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和重大专项，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提高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承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能力以及解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产生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研究、工程应用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成功经验，适度超前布局我们的高等教育，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高。（来源：教育部微言教育，主编微讲堂，2017-09-25 ）

我们已进入“互联网+智能时代”，繁杂的网络信息展现出“双刃剑”效应，如何选择适当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让大学生在海量互联网信息影响下，仍能主动接受与认同高校传递的思想理念和信仰教育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及所在团队，利用相关大数据信息分析方法，精准化研究了“互联网+智能信息背景下”大学生信仰的分段状态。数据表明，当前大学生整体呈现出三个阶段的信仰状态：第一阶段，理想信仰看似坚定，实际上欠缺对个体行为的指导作用；第二阶段，个体开始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但不会有效、科学地接纳学校及主流媒体传递的信仰内容；第三个阶段，经过深入思考及视野的开拓，开始愿意接受信仰内容。当前大学生信仰的状态，虽然与消极的“互联网信息”密不可分，但高校信仰教育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树立信仰阵地建设的自信心，利用技术优势，积极探索与尝试大学生“互联网+信仰教育”的创新变革策略与实施路径。

首先，构建围绕大学生“心灵引导”为中心的高校网络信仰教育平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一些大学生出现“心理迷茫综合症”“网络沉溺综合症”，更有甚者情绪失控、沦落至害己害人，大大降低其现实生活的幸福感，削弱其获取心灵快乐的能力。因而，高校信仰教育在“心灵引导”的内容上，应当细化至对大学生个体心理的关注，引导他们“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思考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在“心灵引导”的具体形式上，应当顺应大学生的网络使用习惯，设置心理及信仰的“网络在线问答”环节，通过这种互动交流方式，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同时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将一些个人愁怨心理引导至“关注赏识他人、奉献中感受快乐，愉快地融入相应团队，从而找到归属感”的心理状态，从而激发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灵能量。例如，很多“互联网+”意识超前的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室设置微信公众号或在线团队为大学生“人生信仰心理症结”答疑解惑，帮助大学生发掘自我心灵力量，培养内心的清明、柔软与强大，学会爱护自己和接纳他人，保持快乐与宁静的心态。这样的“心灵引导”工作，以具体和细致的措施加强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充实和坚固了大学生的信仰根基。

其次，构建以“批判性思维方法”为支撑的高校“互联网+”信仰教育的思维引导技术体系。

有关人们思维方法和思考方式的科学性的研究，属于哲学范畴，理论性较强。在这一领域，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贡献颇多，例如：辩证思维的批判本性、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逻辑探讨等等。但大学生一方面身处于日常生活事件的处理，另一方面其抽象思维分析、理论思考及决策能力也处于初级萌芽阶段，因而大学生即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先进的思维辩证法，也难以有效消化理解。更何况，思维过程本身具有无形性、难以视觉化呈现、难以对比考量等特征，大学生难以有效灵活地运用马哲思维方式来指导自身行为决策。例如，有的大学生无法有效抉择“该考研还是毕业后直接就业”“该多多参加团委学生会等社团活动、还是全心搞好专业学习”，于是寄希望于他人、盲从权威人士或热门舆论，从而容易陷入“诉诸无关权威”“诉诸大众潮流”等信仰盲从的逻辑错误；还有，一些大学生缺乏对“金钱和权力腐败”的客观评价，缺乏“个人奋斗与拼爹发展”的中立价值准则，容易把“嫉妒抱怨”与“公平公正”混为一谈，他们识别“事实”的思维观念容易产生偏见却不自知，从而陷入盲目抵制的“愤青”误区。

大学生客观存在的这些实际学习生活中的思维疑惑，以往并未被纳入到高校信仰教育的引导范围，不是高校不愿意做如此细致的引导服务，而是欠缺有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方式。值得庆幸的是，伴随互联网信息浪潮涌入的“批判性思维”和“思维导图”等新思维工具，能够以视觉化方式呈现思维逻辑流程、头脑分析流程，能够对这项工作有所推进。高校信仰教育工作者在“互联网+”心灵沟通平台上，借助于视觉化思维引导分析方法，展示出一系列解决疑惑的可视化逻辑推理流程，可以帮助大学生有效识别各类潜意识里的思维谬误，弥补其思维独立判断经验不足的客观短板，科学地满足其“自我意识行使决策能力”迫切需求，从而引导和支持大学生主动操作对自己的心理调适与信仰梳理，实现大学生自我独立思维思考及行为决策执行能力的提升与改善。

最后，从宏观管控角度，落实与维护“互联网+信仰教育”的舆论信息管理网格化建设。

网格化管理模式，是“互联网+”时代的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有效重建途径，它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平台为支撑，有效提升基层政府应对各类“碎片化”信息资源、精细化引导社会舆论、跨领域动态联动管理的能力。因而，高校基层的思政与信仰教育工作也可以考虑积极加强官方微信、微博信息平台的网格化建设，如细化至高校思政教育教师、专业教师、党委团委管理教师的网格化互动配合，细化至高校的每个学院、学系、专业、班级、寝室及大学生个人的信息网点建设。同时，具体的信仰教育网格化运行管理过程，可以选择多种讨论主题与多种形式。例如，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忠宝推出全国首个思政类脱口秀《宝哥说》，受到学生欢迎。再如，我们一些兼职大学生班主任与信仰教育工作的专业课程教师，能够根据“专业介绍”“专业发展与职业规划”“每周总结个人精进及心灵感悟”等交流主题，在微信、微博、QQ、派派、人人网等网络平台开展互动讨论。另外，还可以经常聘请一些资深人士到“互联网+信仰教育”信息网格化课堂的讨论平台做客，一方面引导学生自身提高个人政治素养，增强爱国心；另一方面从讨论和答疑环节过程中解答大学生对人生、对价值观、对成长、对前景的一些困惑。总之，借助信息化网点建设中的“每位大学生”的“互联发言位置”，为每位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人生信仰发展提供一个孵化空间和参照空间，也使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信仰坚定的模范之地。（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7-11-28）

【高教资讯】

“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治疗专项重点攻关。”10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明确要求。

“我们已经在‘上天’‘下海’等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不俗进展，还要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攻克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难题。”总理说，“要集中更多科研力量和财力，尽早在这方面取得重点突破。这件事一旦有突破，不仅直接造福当代群众，还惠及子孙后代，功德无量！”

2013年全国肿瘤登记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癌症发病率为235/10万，死亡率为144.3/10万，癌症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李克强说，一些发达国家早在数十年前就提出要破解癌症发病机理，“攻克癌症”，如今已经见到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而我国目前的癌症治疗水平还与这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从现在起，我们要迎难赶上！”总理说。

当天会议还决定，要采取措施支持发展先进医疗设备和医药产业，突破提纯、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结合现代科技，大力发展和应用中医药。统计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医疗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超过15%，甚至成为“第一大产业”。而目前我国医疗健康产业GDP比重为6%，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李克强举例说，一些中药材提取物的治疗效果已经得到国际认可，但我们的提纯等相关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咱们就围绕这些关键性技术领域，切实弘扬‘工匠精神’，力争早日攻克这些难题！”总理说。

他强调，发展医药产业不能关起门来，要在对外开放中提高竞争力，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健康是生命的基础。”李克强说，“要更大力度支持先进医疗设备和医药产业发展，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来源：中国政府网，2017-10-11）

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

10月19日，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会议讨论向中外记者开放。陈宝生代表在讨论十九大报告时说，过去的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经评估取得成功，尽管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今年，还有4个省要开始试点，到2020年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全面建立起来。

他说，这次高考制度改革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难度最艰巨的一次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主持重大会议研究高考改革方案。

陈宝生介绍，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这5年我国实行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以及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多招收了37万名大学生。“这37万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大学一年如果有2000个新增新生的话，那就是建了100多所大学。”

他说，中西部高校录取率最低的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5年前的15.3%，降到了今天的4%以内。此外，到目前为止，30个省份出台了支持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今年15万名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报名参加高考，是5年前的36.5倍。2017-10-20 中国青年报

AI（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激辩仍在继续，并愈演愈烈，早已从科技大佬之间的交锋，蔓延至街头巷尾，成为大众化的话题。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渗透各行各业，AI时代正在加速到来，而AI岗位人才也开始成为各大企业新宠，紧缺、多金成为AI岗位关键词。

人工智能正深入各行各业

人工智能早已不仅仅只是深得科技领域“独宠”。

据不久前LinkedIn（领英）携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AI时代职场趋势洞察》报告显示，AI早已不仅是一个科技领域的话题，它已经深入到了多个传统行业和各个职能部门。AI开始对传统行业“非IT部门”产生影响，而产品开发与管理、工程、研究等岗位职能正在引领“非科技”行业变革。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全球32%掌握AI技能的领英用户就职于“非科技”行业，其中通信、物流运输、金融和保险业在转型中已经成为“非科技”行业中的先锋前沿，受到AI技术的影响较大。

伴随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是AI技术人才的走俏和紧缺。

据悉，过去三年间，通过领英平台发布的AI职位数量从2014年的5万飙升至2016年的44万，增长了近8倍。而至今年第一季度，领英上的全球AI领域技术人才仅190万，远远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早在2016年7月，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专业背景的应届毕业生就频繁接到各大AI相关企业抛来的橄榄枝。在领英上，每个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平均会收到上百个猎头的好友申请，甚至有人开出了1.5倍的高薪。（来源：北京晨报，2017-10-13 ）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医学物理中心光谱质谱研究室科研人员近期自主开发出一种检测呼气质谱仪，7秒钟就能完成1次宫颈癌筛查，首批实验判别准确率约9成。国际学术期刊《分析化学与生物分析化学》（论文链接）日前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现在常用的宫颈癌筛查方法主要包括细胞学检查、人乳头状瘤病毒检查等，需要器械进入人体，并且细胞或者病毒检测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呼气检测因为安全无创、简单便捷、接受度高等特点，成为医学诊断领域的研究热点。中科院科研人员近期研制的实时在线检测呼气质谱仪，只需7秒钟就能完成对一名受试人员呼气的直接测量。他们通过对13名宫颈癌患者和34名健康人的呼气检测，区分宫颈癌的四种呼气质谱特征离子，统计发现判别的真阳性率和真阴性率分别达到92.3%和88.2%。（来源：新华社，2017-10-27）

河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近日出台政策明确，今后河北省高校将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管理、教师职称评审和薪酬分配等多方面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高校可按规定探索实行高层次人才年薪制、协议工资和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办法。

河北省教育厅、省编委办等五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逐步推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制度，高校可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自主进行岗位设置和调整、自主公开招聘人才。对“总量外”人员，可实行劳务派遣和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其劳动报酬纳入部门预算。

今后，河北省高校将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加强绩效工资管理。对高层次人才集中、服务国家、省重大战略需求、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适当提高绩效工资总量。高校可自主制定、完善本校绩效工资结构和绩效考核分配办法。科研人才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以及高校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等收益用于人员奖励部分，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10-09 ）

科技部10月9日发布的《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16》显示，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普通高校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快速提高，特别是在创新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方面的变化尤为明显。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高校R&D人员全时当量为35.5万人年，比2006年增长46.7%，居世界第一。高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不断提高，2015年达998.6亿元，是2006年的3.6倍。

2015年，高校获得的横向科研经费总数超过350亿元，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20亿元。专利申请和授权增长迅速。高等学校专利授权量为13.6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5.7万件，超过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是十年前的9.2倍。

报告显示，在调查的1762所高校中，有573所高校汇报自身建立了专门的技术成果转化与扩散机构，有312所高校汇报自身建立了专门的技术成果转化与扩散网站。2006-2015年，作为卖方高校在技术市场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达到5.7万项。

高校创新能力监测和评价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教育部科技司、科技部创新发展司、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开展了全国普通高校创新调查，采集了全国1762所高校、3626名校企合作项目负责人的数据。

《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16》以2005—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创新调查数据，从高校创新情况、创新人才培养、研发活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5个方面，选取78个指标，对全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进行监测。（来源：新华社，2017-10-10 ）

从黑龙江省科技厅获悉，这个省将发挥科研资金、项目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作用，允许科研人员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

据了解，黑龙江省将针对科研人员岗位特点，统筹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门类、创新链的不同环节、不同岗位类型人员，构建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三元薪酬体系和收入增长机制。通过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研成果性收入等激励措施，完善分配机制，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

今年新修订施行的《黑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也明确，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在不侵害本单位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兼职或者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并设定一定比例，用于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国有企业也应完善科研人员收入与科技成果转化挂钩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