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7年第09期 总第28期
发展规划与高教研究中心 主办 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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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高教探索】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责任与担当
【高教视点】
兴学强国是“双一流”建设核心使命
双一流大学和985 211学校有什么不同
【高教资讯】
清华大学鼓励长聘教授任新生班主任
九校联盟“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清华举行
教育部：重点支持、放手使用青年优秀人才
武汉大学设立人才引进基金 校友捐资逾亿元
教育部上海市签约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
教育部：落实高校人员聘用自主权 下放职称评审权
教育部: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高校引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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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同时特别强调，“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布的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动员令，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开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征程的新任务正等待我们去落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应该沿着什么道路前进、应遵循什么原则、用什么方法指导，不仅是高等教育学术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大事要事，也是高等教育战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写好“奋进之笔”的关键任务。
一、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运用“新思维”、抓准“真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在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论述中同样充分体现，他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高等教育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同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研究要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必须树立为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而做学问的理想；必须自觉把个人学术兴趣转移到服务国家需求、回应社会关切上；必须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力争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对实践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咨询建议、改革方案等。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具备的“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要突出“问题导向”，必须着眼于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关键环节，抓准“真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促进教育理论创新、指导教育实践做出了贡献、发挥了作用。但是不容忽视，高等教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假大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源自高等教育实践，而是来自于书本资料中得来的假说和空想，闭门造车式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建构，提出的问题既无理论根据，又无实践根基，往往还会以繁琐、冗长、晦涩且高深莫测的论述去阐发不证自明的问题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伪问题。这样的研究如何担当起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如何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如何推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迫切需要运用新思维、探索新方法、抓准真问题，推进高等教育研究达到新境界。
教育部把2018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要切实抓好调查研究工作，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不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操作者，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只有这样，高等教育研究才能焕发活力，彰显价值。
二、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探索“新模式”、做好“真研究”
“不忘初心”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时刻要反思和警醒的事情，只有明确“初心”所在，才能廓清高等教育研究的终极目标与核心要义。高等教育研究的“初心”就是要解决高等教育存在的实践问题。但随着学科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逐渐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偏重于著书立说、发表文章以及申报各类课题，片面强调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化。通过研究形成著作、文章，对于学科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把高等教育研究看成“唯成果论”，这就偏离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初心”和出发点。高等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的需求，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仅仅是从书本到著作、从资料到文章，仅仅只是空讲学术观点，这就忘记了高等教育研究为什么出发。
既然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那我们就要有目的地转变高等教育研究现有的模式，积极去探索高等教育研究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就是要基于“真问题”，提倡探索“边实践、边研究、边应用、边总结、边宣传、边推广”的新模式。这六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从实践中进行的研究，才是“真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形成之后要在实践中应用，并在实践中去检验其是非成败，然后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成可供指导实践的理论。好的经验和成果还要借助各种途径广泛宣传，从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推广。这样的研究路径就形成了由实践到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完整的研究链条，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应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要探索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成果，在理论与实践上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华而不实的“伪研究”。这些“伪研究”打着各种课题的名义，采用不着实际的方法，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不仅扰乱了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而且还误导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那么，如何做高等教育研究的“真研究”呢？这就需要从“真问题”出发，真正广泛收集实践经验，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认认真真做调研，扎扎实实进行实证研究，踏踏实实做好案例库和数据库建设，切实保证研究程序不走过场、不摆样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研究能够形成规律性的认知成果。
三、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开拓“新境界”、推动“真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出新的全面部署，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高等教育研究要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先发展教育、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个大方向，扎根中国大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国际视野充分借鉴他国经验，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研究“新境界”。同时，如同前面所述，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具备的“新思维”是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上的，这里所指的“新境界”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发展思想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研究人民的教育需求，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让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要真正做到总结好中国经验，真正做到反映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服务高等教育改革创新。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高等教育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新理论，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真创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四、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作出“新贡献”、确保“真管用”
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要运用“新思维”，抓准“真问题”，探索“新模式”，做好“真研究”，最后的落脚点是要作出“新贡献”。“新贡献”不能限于学科建设，不能止于学术发表，不能囿于理论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服务”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针。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并不断强化“四个服务”意识。“新贡献”就要满足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现实需要，以“大格局”做“大研究”，真正把高等教育研究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美好向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与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同向而行，在回应关切、服务需求中作出“新贡献”。
这种“新贡献”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满足各级政府的高等教育决策需要，为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建言献策；二是为高校治理现代化服务，针对高校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三是为高校师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排忧解难；四是助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高等教育研究要抓好“成果导向”，确保研究成果“真管用”，这也是检验教育研究成果贡献度的重要标准之一。邓小平同志曾讲：“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个“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用”，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当前，推进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发展，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担当起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使高等教育研究真正满足服务人民、回应需求、创新理论、科学决策、推动实践等多方面需求，做好资政、咨教、咨询服务，切实保证研究“真问题”、做“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真管用”。（来源：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5期，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高教视点】
自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建立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已走过了120多年的历史。其间，伴随着多舛的国家命运，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几经浮沉。
在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王杰看来，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和使命，那就是兴学强国。
那么，兴学强国与我国高等教育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与当前的“双一流”建设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种正确的精神信仰
《中国科学报》：您是如何理解现代大学的功能的？
王杰：从功能上讲，世界上的大学大概有三个功能的发展，第一个是教育功能，指的是大学的使命是教书育人；第二个是德国教育学家洪堡提倡的那种模式，把学术研究置于教学之中；第三个是美国提出的服务社会的理念。这就是近代高等教育的三个模式：传统大学以教育、教学为主；现代大学是教学、科研、学术相结合；当代大学要加上服务社会的功能。
今天，我国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在这里，“中国特色”是一个定语。就是说，“双一流”首先应该具有中国特色。
那么，这个中国特色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兴学强国。
《中国科学报》：什么是兴学强国？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其与大学文化的关系？
王杰：在我看来，办大学就是办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定义很多，比如《易经》上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即文化就是人文化成，而教育正是教化人以成人，就是通过教育，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上有价值的人。
大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于人的文化的教育和文明的塑造，这是大学的本质。大学的本质是教育人、改变人。
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文化就是人的实践所产生的成果。对高等教育来说，它是人文因素，是一个人文汇集的地方，是精神高地。在这样一个精神高地，我们首先应该给人以信仰。
我们的大学是应该有正确信仰、正确价值观的大学，我们所培养的人是应该有正确的信仰、正确价值观的人。作为学术研究，可以谈学术自由，但是作为学术自由中的内容，就应该是在正确信仰基础上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带来危机甚至灾难。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加特·加赛特说，信仰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信念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醉生梦死了，对这社会不会有贡献，对自己的人生也不会负责任。
所以，大学首先是信仰，兴学强国就是一种信仰，它是近代大学的奋斗历史，是近代中国大学的信仰追求，这一点和西方大学是不一样的，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实实在在走出来的一条道路。
现代大学的精神元始
《中国科学报》：兴学强国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有着怎样的渊源？
王杰：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成长史。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不是像西方大学那样在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诞生于国家危亡时刻的需要。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才有了自己办的现代学堂，但属于技术教育层次，不仅培养的人才量少，而且水平也比较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才猛然醒悟，中国与西方之间不仅是物的差距，更是人的差距。于是，培养高层次人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并于1895年建立了北洋大学，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口号。
所以说，现代高等教育是在内忧外患下建立的，目的就是兴学强国。它与西方高等教育不一样，并非社会组织的一种自然分工，而是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信仰追求。这种信仰追求的目标就是兴学强国。
随后，盛宣怀于1896年创建南洋公学，提出“以培养一等人才为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李瑞芬于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提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
可见，在199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前，几所大学的创建思想内涵都有兴学强国。
《中国科学报》：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中，是否还有贯彻兴学强国使命的必要？
王杰：自北洋大学建立以来的120多年间，不管是清末的洋务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等教育，都是在走强国之路，而在这条路上，兴学强国始终是其精神定义。
可以说，兴学强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四大模式之一，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价值观，从中国近代大学一开始出现一直到现在的强国梦，都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我国不只是高等教育在兴学强国，其他行业也都在追求着强国梦，因为我国民族存亡的危机直到现在都没有解除。这一点，只要看看严峻的国际形势就一目了然了。
作为现存唯一一个四大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我国高等教育更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道路，最突出的就是兴学强国这面旗帜不能倒。
我国大学是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如果把我国高等教育比作一棵大树，那么，我们的知识构成就是以民族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为魂，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蓬勃为冠，以兴学强国为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
教育模式的全新突破
《中国科学报》：在推动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兴学强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杰：现在通常所讲的世界一流，其实是以美国大学为标准，因为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前十名主要是美国大学，前一百名也有近一半是美国大学。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一直在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很多大学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美国教育先进，我们主动学习的态度是正确的。但学习了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教育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如今，就像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我们学习美国教育模式也面临着一个临界点，要想实现突破，就得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我认为，突破点就在于兴学强国的观念，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突破。
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不是追求西方标准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是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特色就是兴学强国，具体来说，包括植根于传统文化、文化创造力等。
如果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看未来的话，我国的大学肯定是在中国特色前提下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美国大学的翻版，而是完全有中国特色、中国内涵的自己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一条新道路。（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08-23，作者系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王杰）
一、双一流”到底指的是什么？
“双一流”指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总体方案》从建设、改革两方面共安排了10项重点任务。5项建设任务包括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5项改革任务包括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梳理高校标签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985”、“211”都是国家为增强高等学校教育、科研水平以及学科水平而采取的一系列建设举措，而且这些举措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最初的“211”还是即将公布的“双一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全国顶尖高校、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世界一流高校。
二、“985”“211”、“双一流”这些标签意味着什么？
虽然前文已经解释了国家在高等教育建设上所实施的一系列大型的“工程”和“计划”，但估计大家依然觉得云里雾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国家折腾出的这些个举措，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凭这些来判断大学的优劣吗？
传统序列——985>211>普通高校
现在“985”和“211”基本上已经成了名校的代名词，而且在社会上、特别是招聘时也获得广泛认可。“985”一定是“211”，“211”不一定是“985”。在中国大学中，“985”、“211”、普通高校就像是金字塔一样的层级关系。关于这些高校“常识”，考生和家长并不陌生，但至于它为什么会成为判断大学优劣的标签，不少人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985/211”高校资金相比普通高校占有压倒性优势
从这两项工程的建设内容可以看到，入选的学校都需要在教学、科研、基础建设、国际合作交流等多方面全面进行改革和建设。为实现这些目标，国家每年在这些“985”、“211”高校投入的资金相比于其他普 通高校，占有压倒性优势，而39所“985”高校又是这一系列高校中的“高富帅”。在201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部门预算中，居于首位的清华大学2017年预算数达到了233.35亿元，而居于末位的中央戏剧学院（非985/211）经费只有3.98亿元，不过清华大学的一个零头。
科研
这些学校每年都会获得数额庞大的科研经费，用以引进国内外人才、建设科研基地和实验室、培养高水平的科研新人等等。
从2009年至2013年的数据显示，“211”和“985”高校拿走了全国七成的政府科研经费，其中“211”高校拿走19.3%，为510.66亿元，“985”高校拿走52.7%，为1394.94亿元，其他高校只拿走28%，为742.1亿元。另一数据是，“211”和“985”高校只占全国高校总量的14.3%（信息来源于凤凰财经）。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等等这些常常能在网上见到的全球性大学排名，其排名衡量指标中，科研与学术占有极高比例，例如《QS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体系中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包括获奖、著述发表等）所占比例就达到40%。在最新QS全球大学排名中，中国内地共有39所大学上榜，无一例外全是“985”、“211”高校，其中“985”高校32所，“211”高校7所。所以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985”、“211”高校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候选人，这是国家“985”、“211”工程的建设目的，也是其建设成果。
教学与基础建设
如果说高校在科研上的成就好像距离普通大学生还太远，那高校在教育教学以及校园基础建设上所采取的举措，必然是与每个大学生息息相关的了。为什么大家要追求“985”、“211”高校，从国家对这些学校教学和基础建设上的要求，就能看出原因。
例如“985工程”高校在体制机制改革、条件支撑方面的要求就包括（节选）：
“……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拓展国际视野，提高国际竞争力。”
“以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和高水平管理队伍为重点，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内部分配和薪酬激励制度。”
“加快建设公共资源与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配置合理、设施完备的教学科研用房。”
“加强教学科研信息化、数字化环境建设，构建基于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技术的教学科研环境。”
“使所建高校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库和自动化程度在整体上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国家除了在科研上投入大量经费，还会在教学与基础建设上进行扶持。而且正因为这些高校在科研基础建设上有了国家资金的支持，也使得高校自身的经费得以更多地用于完善校园基础设施、聘请优秀教育人才、营造学生创新创业等各方面良好环境等等。
不过，“985”、“211”高校之所以成为名校标签，除了因为“985”、“211”两项国家级举措鼓足了这些高校的钱袋子，也是因为这些高校不少在入选前本就有着深厚的学术底子和历史积淀。
用人单位对“985”“211”高校认可度高
在招聘时，用人单位会对毕业生的学历、甚至学校有一定的要求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企业这么做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事实就是如今不仅是学历为毕业生寻找工作竖起了门槛，学校的好坏与否也成为了能否应聘成功的“筹码”之一。究竟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标准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在这其中，“985”、“211”高校的确不一定就是好大学，但不得不承认随着“985”、“211”的深入人心，它们已经成为公认度最高的、判断学校层次的依据。而这个公认度的来源又与这些学校的强大后盾支持相关，可以说“985”、“211”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可两者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巩固下来的。
学校成为应聘时的隐性壁垒
现在在招聘时，学校是否是“985”、“211”确实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应聘的隐性壁垒，有的单位甚至会要求应聘学生的本科学历也必须是“985”、“211”，也就是说就算是考上了这些学校的研究生也会被一些单位拒之门外。有媒体报道，对于招聘过程中设立门槛的情况，某大型地产集团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坦言，虽然公司在招聘简章中没有明确表明门槛，但在具体招聘过程中，会对“985”、“211”院校毕业生有所侧重（信息来源于央广网）。另外，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表明，不同高校就业率不平衡，“985”、“211”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优于一般普通本科高校。
最新说法——“双一流”将取代“985”与“211”？
从2006年国家实施“111计划”到2012年启动“2011计划”，关于“‘985’、‘211’已经过时了，将要被取代”的传言就从未停止，而这一次，“双一流”将取代“985”、“211”的说法是否又只是谣传呢？
教育部回应：将“985”“211”纳入“双一流”建设
之所以“双一流”将取代“985”、“211”的讨论相比于之前“111计划”和“2011计划”出台时更为热烈，主要是因为2016年6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语委联合发文，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相关文件，对此有不少人猜测“985工程”“211工程”将停止实施。加之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在这个实施办法中已经没有了过往我国高校常用的“985”和“211”建设的名称。
实际上，教育部针对此事发出过回应：“985工程”和“211工程”将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以学科为资助主体每5年调整一次名单
“985”“211”以学校为资助主体名单形同“终身制”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双一流”和“985”、“211”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双一流”是以学科为资助主体，突出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一流学校建设，而“985”、“211”是以学校为资助主体。2015年10月教育部网站上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称“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
从前文介绍可以看出，在继“985”、“211”工程之后，国家所实施的“111计划”和“2011”计划也都是围绕学科建设来进行的。而且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例如上海、浙江两地开始实行“3+3”新高考方案，新的高考政策也意味着考生往往在高一时可能就需要考虑自己的专业方向，高考的学科倾向逐渐凸显。“双一流”以学科为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为考生和家长在提早定下报考目标上提供参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向，就像阿特巴赫教授说的：“不管用什么名称，好的一流大学，好在哪里，一流在什么地方，最终都是在学科上体现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着非常直接的内在联系，有了一流学科才可能有一流大学，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一流学科的一流大学，但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都达到一流”。不过，“双一流”以学科为基础也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学校都以优势学科竞争，在优势学科上持续投入，会导致现有一些相对薄弱的学科被边缘化，进而产生一系列人员、结构上的调整。
第二个是“双一流”建设名单将不再一层不变，会打破“身份固化”，引入竞争机制。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实施办法》明确高校“双一流”建设每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2015年发布的《总体方案》在肯定“985”、“211”成绩的同时就指了出现有重点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之前的“985”、“211”工程，一方面是先自上而下圈定一批高校，而把哪所高校划为“985”，哪所高校划为“211”却没有一个科学、可以服众的标准。就“211”而言，划定之时就有很多办学水平之外的考量，比如兼顾地方，每个省至少有一所入选，兼顾各个行业，保证每个行业至少有一所。另一方面，名单缺乏流动性，形同“终身制”，到了最近几年索性彻底关上了“985”、“211”的大门。可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高校的发展水平不一，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名单之外的学校不管如何努力，办学成绩多么优秀，都无法挤进这个排行榜。
不过，虽然《实施办法》明确高校“双一流”建设实行动态调整，并设立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综合多方意见来论证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但是这个认定标准如何具体设计以及实施，依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而且之前“985”、“211”所形成的基本格局不是一朝一夕会被扭转的，“985”、“211”所存在的“身份固化”问题，会不会因为“双一流”的动态调整有所好转，也未可知。
“985”“211”高校仍最有机会普通高校也有望翻盘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双一流”大学及学科的遴选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是经过长期重点建设、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办学实力强、社会认可度较高的高校，须拥有一定数量国内领先、国际前列的高水平学科，在改革创新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成效显著。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应具有居于国内前列或国际前沿的高水平学科，学科水平在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列，或者国家急需、具有重大的行业或区域影响、学科优势突出、具有不可替代性。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能进入“一流大学”名单的高校，“985”、“211”依然是最有机会的，一方面它们“经过了长期重点建设”，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因为有国家的支持，在学科建设上自然比其他高校走得更前， 目前“拥有一定数量国内领先、国际前列的高水平学科”的高校还是集中在“211”、特别是“985”高校。
不过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双一流”与“985”、“211”的区别，“双一流”以学科为资助主体，这也意味着在双一流的游戏规则下，一些高校完全有可能凭借一两个优势学科迅速崛起，而一些原来的“985”、“211”高校也可能被排除在“双一流”之外。
三、该如何理性对待这些大学“标签”？
继“985”、“211”后，又要来一个“双一流”，报考的风向要不要随之而动，还需要理性看待，大学的好坏不能仅仅以国家政策倾斜作为唯一依据。一方面，学校实力与国家遴选相辅相成，“标签”确实值得参考。这些学校之所以被选中，也正是因为学校在相关遴选标准中实力强大；而前文已经说明，国家政策为学校带来了数额庞大的建设资金，例如原先水平相当的两个高校，如果一个被选上而另一个落选，不出几年两所高校的差距就会被拉开。
但另一方面，考生和家长在报考时还是切忌掉入“唯标签论”的陷阱，“标签”对自身是否适用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一，国家资金支持确实会对高校建设带来极大的助力，但是获得资金支持的高校与一些未入选的高校相比却并不一定都很厉害。以学术科研为例，时下，一些人通过包装概念拿到科研经费，但最后并没有搞出有价值的成果，制造出大量“学术泡沫”。2013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更是显示，95.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学术泡沫”严重。
其二，从前文介绍可以看出，国家在评选高校名单时，其学科水平以及学术、科研水平是评选的主要依据，但是大学的好坏与否所包含的方面却比这些广阔得多。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尤其是对于没有读研读博计划的学生来说，这些“工程”、“计划”只是择校的参考之一，学校的教学水平、就业环境、实习机会、用人单位对学校学生的认可度等等其他方面也应该综合考虑。
其三，比起即将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更需要注意。一直以来，为了读“985”、“211”名校而无奈选择了该校的弱势学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大家都很清楚，好的大学也并不是所有学科都好，但“985”、“211”的名校标签效应太强，实在难以抉择。“双一流”名单公布之后，或许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困扰，所以考生和家长千万莫只盯着前一个“1”，而忽略后一个“1”。
综上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双一流”将取代“985”、“211”，不如说“双一流”是“985”、“211”的整合和推进。可以说，即便没有“985”、“211”了，但是“985”、“211”的概念、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即便官方不再强调，但“985”、“211”这些年的建设成果仍是其他一些普通高校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的。不过，一流大学从来不是“命名”的，而应该是竞争而来的，从“双一流”的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可以期盼，在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或将朝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双一流”名单据教育部称将在八月底左右揭晓，备受瞩目的“双一流”是否会成为新的报考指南针，我们拭目以待。（来源：新东方在线，2017-08-23）
【高教资讯】
8月24日，清华大学召开2017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在最新出炉的2017级本科新生班主任名单中，长聘正教授30人，长聘副教授10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彭刚表示，长聘教授往往在教学、科研以及人生阅历上有更深厚的积累和经验，班主任是离学生最近的老师，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十分有益。
彭刚表示，“学校正在研究制定新的政策，进一步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使命感，进一步明确教师在课程教学以外指导学生全面成长的要求，进一步推动更多长聘教授担任本科生班（级）主任。 ”
曾担任学校教学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教务处处长的热能系教授、2002年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段远源今年也担任了2017级本科新生班主任。由于之前多年担任院系和学校行政部门的管理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当班主任。
“见证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和成就。”段远源说，随着学校综合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教研系列教师、特别是长聘教授对于人才培养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
“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这是水利系原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锡平担任本科新生班主任的初衷。在他看来，清华老师们在繁重的科研、教学工作之余，再拿出精力和时间担任本科生班主任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是热爱，更是责任。（来源：中青在线，2017-08-25）
8月21日上午，九校联盟（C9）“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徐忠波，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蔡长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黄宝印，财政部科教司教育二处副处长高慧，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建、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丁雪梅、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荣命哲、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张淑林，及复旦大学等高校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围绕“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实施中的关键问题”展开研讨。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主持会议。
邱勇在致辞中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1997年，由上海交大倡议，九校联盟中的7所高校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对国家“双一流”建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双一流”建设已经启动。在启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各高校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在确定标准、形成名单过程中的决策作用，遴选过程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落实学科建设自主权，相关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
邱勇指出，高校“双一流”建设应与综合改革紧密结合，紧扣“一流”目标，将之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长远使命与内在驱动力。当前，清华正在全力推动巡视整改落实落地、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不久前，学校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为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希望，能够紧紧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扎根中国大地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共性问题值得共同探讨，希望今年研讨会能为“双一流”建设开局阶段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推动兄弟高校共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大业。
徐忠波表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高校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大家要进一步把握好政治方向、学术方向、育人方向、服务方向，处理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关系。既要有近期发展目标，又要有长远规划蓝图。坚持育人是核心、科研是推动力，不断完善评价机制，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将统一认识转化为全校共识，争做“双一流”建设的标杆。
蔡长华表示，“双一流”建设在新的阶段具有全球性、特色性、引领性、变革性等特点。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发改委将为各高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持续支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改革，给予高校充分自主权，保证高校的办学特色和水平。
黄宝印表示，推进“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思路设计、评价体系等方面有很多创新之处。“双一流”建设的根本是制度建设，高校应在继承中求发展，坚持把人才培养摆在首位，为学者服务、为学生服务，力争在制度建设方面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力量，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将会改变世界教育的格局。尤政简要介绍了清华“双一流”建设的重点任务，并围绕学科交叉、大类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一流大学建设的相关思考。他说，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是学科建设。清华在保障现有学科整体优势的基础上，制定学科分类发展路径，构建学科内涵发展模式，培育和发展前沿交叉学科，完善学科评估机制，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引领科技创新。同时，积极推进一流大学文化建设、一流大学环境建设，力争为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及人类文明进步和科学发展作出贡献，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
各高校代表先后作主题发言，围绕“双一流”建设的挑战与机遇、大学持续发展、学科建设与评估、国际比较与借鉴、管理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分享各自的经验和观点，提出从未来关照当下的建设性意见。（来源：清华新闻网）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日前，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了《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青年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普惠性支持措施，创新青年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善于发现、重点支持、放手使用青年优秀人才。
《意见》提出，今后，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要坚持党管人才、服务发展大局、突出育人导向、激发人才活力、优化人才布局和扩大人才开放等6条基本原则，到2020年实现高层次人才队伍规模、结构和质量适应事业发展需求，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校人才制度体系和发展环境。
在加强人才工作组织领导上，《意见》明确，要认真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机制，突出政治标准，严把政治方向；建立高校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将高层次人才发展列为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述职的重要内容。
在强化高层次人才培育支持的具体措施方面，《意见》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和政治引领，在人才引进、人才选聘、课题申报、职称评审等过程中，坚持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规范要求，实行“一票否决”制；通过完善人才发展投入机制、加大人才开发投入力度等方式，加大人才发展支持力度；通过深入实施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支持高校设立杰出人才工作室等多种形式，着力造就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
《意见》还明确要求，今后，直属高校在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时，要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围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点引进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高层次青年人才和急需紧缺青年专门人才。同时，支持高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院系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在海外建立办学机构、人才工作站；建立访问学者制度，实施多元化、柔性人才引进机制。
为了充分发挥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用，《意见》强调，坚持充分尊重、积极支持、放手使用的方针，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及课题，深度参与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适度放开外籍高层次人才参与教学科研奖项评选限制；高校要发挥用人主体作用，完善支持配套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生活上提供更多便利，在工作上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鼓励高校建立改革试验区，创新海外高层次人才组织和管理模式。
在优化高层次人才考核评价和创新高层次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方面，《意见》要求，要突出品德、能力和业绩导向，并根据学科、类型和人才发展阶段，逐步完善体现中国特色、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要改进评价方式，科学设置考核评价周期和考核办法，激励高层次人才投身重大原始创新研究。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的内部分配机制，鼓励高校实行高层次人才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绩效工资分配方式，统筹考虑引进高层次人才与现有高层次人才工资待遇，建立符合实际、水平适当、发展均衡、管理规范的薪酬分配体系。
为规范高层次人才有序流动，《意见》还明确指出，要加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规范化管理，强化高校与人才的契约关系和法治意识，落实聘用合同管理；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鼓励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发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作用，逐步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人才流动协商沟通机制。同时，鼓励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实现人才资源优势互补。
《意见》最后强调要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团结、引领、服务，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专家制度，班子成员要带头听取专家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密切思想感情联系。充分发挥人才在决策咨询、评审评估、科学普及和知识传播等方面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典型宣传。关心高层次人才身心健康，提供良好医疗保健服务。（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2017-08-25）
8月26日在此间举行的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捐赠及启动仪式上，陈东升、周旭洲、毛振华等7人分别与母校签订人才引进基金捐赠协议，捐资总额达1.05亿元（人民币，下同）。
今年是武汉大学“人才强校年”。该校提出的“人才强校”战略，得到广大校友响应和支持。陈东升、周旭洲、毛振华、曾文涛、陈作涛、何绍军、于成等校友纷纷表示，要捐资设立专门的“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支持母校引进高层次人才。
据介绍，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规模2亿元，由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为武汉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配套资助。基金来源于海内外校友、校友企业、社会爱心人士、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捐赠，各类捐赠收入产生的投资收益及其它合法收入。
窦贤康透露，在基金支持下，武大将利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引进更多优秀人才。未来5年，将努力引进20到30名顶尖科学家和文科知名专家、300余名优秀中青年人才，选派300到500位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国外一流高校、实验室进修。（来源：中国新闻网，2017-08-28，有删减）
2017年8月28日，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在沪举行签字仪式，深化部市合作，共同推进上海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签字仪式由上海市市长应勇主持，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通报了教育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相关情况，并与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近年来教育部全面加强和上海市的合作，2014年双方签署了部市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战略合作协议，今年2月，又围绕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签署了共建协议。此次，教育部与上海市政府签约共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双方进一步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新一轮合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示作为指引，旨在充分激发高等学校的创新活力，充分激发上海市创新驱动发展的改革动能，加快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我国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发挥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根据协议，教育部将组织和支持高等学校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技术创新集团军作用，加快抢占基础研究和战略必争领域制高点，在一些领域加速实现领跑，围绕加快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合力形成产业和区域发展新动能，引领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努力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双方还将协同落实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并选择了若干前期基础比较好的合作项目，作为首批共同支持和推进的具体事项。（来源：教育部）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印发《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对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规范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等多方面做出部署。《工作要点》强调，要向用人主体放权，落实高校人员聘用自主权、薪酬分配自主权，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
《工作要点》指出，要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向用人主体放权。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高校依法自主管理岗位设置，落实高校人员聘用自主权、薪酬分配自主权。落实《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
二是充分激发人才活力。研究出台《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高校制定完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则，建立符合教育人才特点的评价机制，实施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股权期权激励政策和激励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财税政策，实施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计划。
三是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完善高校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动态调整机制。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育建设一批国家级示范基地，研究制订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研究出台《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工作要点》指出，要规范人才合理有序流动。一是健全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合理流动，遏制恶性竞争。完善各类评估评价机制，引导高校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注重于打基础、利长远。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作用，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人才流动协商沟通机制，探索建立人才成果合理共享机制。强化高校与人才的契约关系和法治意识，落实聘用合同管理。引导高层次人才重诺守信，模范遵守聘任合同。建立人才在高校和企业间双向合理流动机制。
二是发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引导作用。深入实施国家“千人计划”和“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进一步加大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政策倾斜力度，吸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干事创业。
三是加大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支持力度。继续实施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着力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工作要点》提出，要深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强化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基本制度，坚持让优秀的教师为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鼓励高层次人才担任本科生班主任。严格教育教学工作量考核，加强教学质量评价，健全教学激励约束机制。
二是加大教科融合力度。引导、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完善高校教材管理相关规定，加快推动科研成果以出版专著、编辑教材、讲义等形式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革新教学技术，增强教学深度、广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是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健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鼓励高校吸纳科研机构、企业、行业部门和其他组织优秀人才到学校兼职，推进高层次人才流动共享。
《工作要点》强调，要大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一是完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完善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重要信息通报制度和重点工作督办制度。
二是做好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研究出台《教育部党组成员联系服务专家办法》，指导高校完善党委联系专家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形式，加强对专家的政治引领吸纳，密切思想感情联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发挥专家决策咨询作用。建立完善专家决策咨询制度，畅通建言献策渠道，建立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和建议机制。（来源：中国新闻网，2017-08-14）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快直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发布，《意见》提出，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支持东部地区高校向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输出人才，帮助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输血”“造血”。在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意见》提出，要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围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点引进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高层次青年人才和急需紧缺青年专门人才。对国家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开辟专门渠道，实现精准引进。高校要科学制定引才规划，明确引才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优先次序。
充分发挥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用。坚持充分尊重、积极支持、放手使用的方针，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参与专业决策、领衔重大项目、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扩大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及课题，深度参与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适度放开外籍高层次人才参与教学科研奖项评选限制。高校要发挥用人主体作用，完善支持配套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生活上提供更多便利，在工作上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鼓励高校建立改革试验区，创新海外高层次人才组织和管理模式。
在促进高层次人才顺畅有序流动方面，《意见》要求，支持高层次人才流动共享。鼓励高校在与科研机构、企业签署人才流动共享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协同创新、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开展重大科研攻关等方式，实现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教学科研人员在学校同意的前提下，按规范的制度和程序到科研机构、企业兼职。高校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一定比例的流动岗位，吸纳企业、科研机构、行业部门和其他组织优秀人才到学校兼职。
加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规范化管理。强化高校与人才的契约关系和法治意识，落实聘用合同管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国家人才计划入选者、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应重诺守信，模范遵守聘任合同，聘期内或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变更工作单位。发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作用，鼓励高校逐步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人才流动协商沟通机制，探索建立人才成果合理共享机制，探索人才流动中对前期培养投入的补偿机制，推动高层次人才诚信体系建设。
鼓励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坚持正确的人才流动导向，在薪酬、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突出重大人才项目政策导向，通过设立专项计划、适度放宽年龄限制、加大支持力度等方式进行倾斜。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发掘特色资源，搭建特色平台，发展特色学科，增强人才集聚优势。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支持东部地区高校向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输出人才，帮助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输血”“造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