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9年第10期 总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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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19年10月25日
（“一流大学”专期）
本期导读
【高教政策】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高教视点】
陈旭、邱勇：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谱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壮丽篇章
【高教研究】
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建设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实施“五大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他山之石】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发展规划：战略、管理及有效性——基于两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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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政策】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通知内容如下：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为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推进机制，坚持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
——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三）总体目标。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二、建设任务
（四）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才。遵循教师成长发展规律，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优化中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增强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能力。合理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将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导向正确、科学有效、简明清晰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健康成长。
（六）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全科研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提高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创新环境，保护创新、宽容失败，大力激发创新活力。
（七）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静心治学，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基本遵循，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八）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强化科技与经济、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力、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三、改革任务
（九）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坚定广大师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着力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推进工作创新，有效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体现高校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高校章程落实机制，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等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
（十一）实现关键环节突破。
加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加大对领军人才倾斜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在科研运行保障、经费筹措使用、绩效评价、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方面大胆尝试。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在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十二）构建社会参与机制。
坚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制定理事会章程，着力增强理事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健全与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监督等功能。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十三）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四、支持措施
（十四）总体规划，分级支持。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央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
（十五）强化绩效，动态支持。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完善管理方式，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
（十六）多元投入，合力支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鼓励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围绕培养所需人才、解决重大瓶颈等问题，加强与有关高校合作，通过共建、联合培养、科技合作攻关等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按照平稳有序、逐步推进原则，合理调整高校学费标准，进一步健全成本分担机制。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五、组织实施
（十七）加强组织管理。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经费投入等重要事项决策，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负责规划部署、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等工作，日常工作由教育部承担。
（十八）有序推进实施。
要完善配套政策，根据本方案组织制定绩效评价和资金管理等具体办法。
要编制建设方案，深入研究学校的建设基础、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任务和周期，明确改革举措、资源配置和资金筹集等安排。
要开展咨询论证，组织相关专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对学校建设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建议。
要强化跟踪指导，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建立信息公开公示网络平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来源：国务院，2015年10月24日）
【高教视点】
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谱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壮丽篇章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普及化，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华大学始终自觉把自身发展融入到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宏伟事业之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探索具有清华风格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发展道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
每一所大学都有深厚的民族根基，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致力于培养国家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全校师生员工满怀豪情投身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道路，努力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学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引导广大学生登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开展“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注重因材施教，创立了“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号召学生“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努力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学校坚持教师是“高等学校最宝贵的财富”，把当时清华的108位教授、副教授称为“一百单八将”，认为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并积极做一些著名教授入党的培养和发展工作，引导广大教师在又红又专的方向上实现“两种人会师”。
学校强调“清华大学不仅是一个教学的中心，同时要成为科学思想的中心”，创办了原子能、无线电等一批国家急需的新技术专业，积极参与“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完成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要设计，成为我国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1959年9月，毛泽东同志视察由清华师生负责设计的北京密云水库时，充分肯定了清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做法，认为是“高等工程教育的好经验”。
清华大学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人才。1999年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工作或学习。
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号角
一所大学只有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奋进，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开辟新境界，成就一流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着眼世界教育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逐步明确了新时期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完成了由多科性工业大学向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的转变。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工作汇报时，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扩大派遣留学人员，要大胆地派，要成千上万地派。我国向美国派遣新时期第一批52名留学人员中有9名清华教师。1985年，学校在第七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1993年，学校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提出到2011年即建校100周年时，争取把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8年，党中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实施了“985工程”，清华大学首批得到重点支持。清华大学紧密结合国家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形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激发了全校师生员工投身学校改革发展的热情。
清华大学全面推行学分制，调整本科专业学制，开展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实行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实施“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建立了研究型教学、探究式学习、国际化交流为支撑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厚基础、重实践、求创新”的鲜明育人特色，在实践中确立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积极引导广大学生“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坚持培养和引进并重，先后设立“学术新人奖”、“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和“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创新教师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人事管理制度，营造有利于教师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以学科建设为突破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完善综合学科布局，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培育新兴学科，促进学科交叉。确立“顶天、立地、树人”的科研宗旨，积极开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探索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多渠道、高层次、实质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延揽海外名师，通过联合培养、学生交换、主办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显著地促进了科学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化校园建设，学校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清华大学为改革开放事业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取得高温气冷堆等一大批先进科技成果和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迈出重大步伐、取得显著成绩。
建功立业新时代，奋力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大学更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有新作为、新担当。
新时代的开启之年正是清华大学新百年的开启之年。站在新百年的新起点上，清华大学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一流，坚定地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016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向清华大学105周年校庆发来贺信，指出“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殷切希望清华大学“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改革创新，面向世界、勇于进取，树立自信、保持特色，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坚持正确方向，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清华大学党委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优良传统，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2017年，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与“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紧密衔接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即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30年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学校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积极形成落实党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作格局。2018年，学校召开全校党建工作会议，制定《关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党的建设的意见》及配套实施分工方案，确保学校党委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年”活动，实施“强基、先锋、领航、领雁、智慧、保障”六项工程，有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完善“双肩挑”干部制度，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深化巡视整改，认真开展校内巡察，强化执纪问责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2017年，清华大学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2018年，清华大学入选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和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坚持立德树人，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清华大学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建设高质量思政课慕课，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以党建为龙头深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学校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建设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全面实施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以提升创新精神和职业胜任力为重点改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坚持以师德师风为第一标准，努力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明确教书育人作为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建立了以分系列管理、准聘长聘制度为核心的教师队伍管理体系，持续加大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推动高水平教师上讲台，强化各级党组织在教师队伍建设中把好政治关、师德关。2017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评价说：“一所大学和她所培养的人才，在一个大国自强和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放眼全球，也是少有的精彩！清华大学不愧为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面旗帜！”
坚持服务国家，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清华大学着力加强原始创新能力，聚焦“卡脖子”问题、“硬骨头”项目精准发力、艰苦攻关。主动请缨建设实体性的航空发动机研究院，致力于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关键核心问题。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出台教师跨院系兼职制度和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制度，设立了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研究中心、柔性电子技术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数据研究中心、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医工交叉研究院等七个跨学科交叉科研机构，以及未来实验室和脑与智能实验室两个实体实验室。学校深化同深圳的全面战略合作，成立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着力推进高层次的国际合作、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实践。成立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参与共建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创建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积极服务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深入开展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新疆大学工作，对口帮扶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工作。大力发展在线教育，学堂在线作为学习者规模全球第二大的慕课平台，成为了我国与国际平台慕课输出与引进的主要枢纽。2012年以来，清华大学作为第一单位获得国家三大奖6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2项。
坚持改革创新，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2014年，清华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启动综合改革，旨在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学校以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教育教学改革为攻坚任务，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动党政机构改革、职工人事制度改革、后勤综合改革和资源管理模式改革，坚持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2021—2030校园总体规划工作，形成了人文、绿色、开放、智慧的规划理念。加快“双一流”建设，完善学科自我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建设，深入实施文科“双高”计划，制定实施工科“双T”计划和理科“双E”计划，不断提升学科建设质量。制定实施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战略，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创新人才，开展服务中国和世界的高水平研究，深入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学校先后在美国西雅图成立全球创新学院，在意大利米兰成立中意设计创新基地，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成立东南亚中心，在智利圣地亚哥成立拉美中心。创立苏世民书院，致力于培养理解中国的全球未来领导者。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世界和平论坛，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发起成立亚洲大学联盟，倡议成立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清华大学以更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努力在全球发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声音。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清华大学70年来的奋斗历程，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大学的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必须牢记初心使命、立足育人根本任务，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勇于开拓创新，必须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必须紧紧依靠全体师生员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学只有在服务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中才能成就一流的高度。面向未来，清华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谱写出更加绚烂的清韵华章！（来源：澎湃新闻2019-09-30）
【高教研究】
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建设
王洪才
一、一流本科教育蕴含的理论命题
目前一流本科教育已然成为高等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与全国教育大会、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不无关系，当然也与人们对本科教育质量的抱怨有直接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双一流”建设，因为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本科教育被遗忘，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所比拼的主要是科研成果，而教学容易被冷落，特别是本科教学。虽然在一些大学排行榜上，教学排名一项也是有的，但那些数字指标与教学现实之间的关系却无从考证。 所以，提出一流本科教育这一命题主要是从现实出发的。
但这个现实问题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流本科教育的确切内涵是什么？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一流本科教育。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一流本科教育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若要建立一流本科教育的评价标准，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一般的或普通的本科教育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水平才能称得上一流本科教育水平？提出这个问题就衍生出第四个问题：本科教育究竟有多少层次，除了一流之外，是否还有二流、三流、四流？即本科教育究竟分成多少层次为宜？最后一个问题：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区别在哪里？究竟是层次区别，还是水平差别？或是规格差别？换言之，本科教育水平是否必然比专科教育水平高？研究生教育水平又必然比本科教育水平高？
我们首先必须区别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其次是区别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不然的话谈论一流本科教育就流于空谈。事实上，关于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区别的争议始终存在。如人们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学习的比较吃力，就建议他从本科转成专科。 这样的做法容易让人认为，本科教育比专科教育水平高，学习的难度也比较大，如果降一格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应的。也暗含了这样的假设：本科与专科相比仅仅是层次上的差别或水平上的差别，不是类型上的差别。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是否本科学习不好，就一定能够学好专科？很明显，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就坐实了人们的一种指责：专科是压缩后的本科，本科则是扩展了的专科。
今天有一种流行的观念是：本科与专科（指高职高专）区别是类型区别，不是层次区别。理由是专科教育偏向应用和操作，本科教育比较偏向理论和思辨。这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即专科教育必须有实践基地，必须有与现实结合的部门，本科教育主要是进行读书和学习理论知识，虽然也有一些实践环节，但往往是短时间的、观摩式的，不是常态性的、深度的。这种理论-应用、思辨-操作的区别似乎抓住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但似乎又使人们如坠云里雾中，因为现在新出现了一种新建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他们恰恰强调的是应用与实践， 这似乎在性质上与专科趋近，这该怎么理解？
可以说，新建本科院校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本科和专科划分的一次非常大的挑战，也说明传统的划分方式只是一种经验式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无法预见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同时，研究生教育发展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即出现了学术型与应用型的区分，似乎强调应用既不是专科教育的专利，更不是本科教育特有，而是分布于各个层次。因为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无人再认为它与本科教育是类型区别而非层次区别。人们普遍认为，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就是属于不同层次。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对于应用-理论的区别，似乎更适用于专业的划分，对于层次的划分而言越来越不适用了。如人们普遍认为工科、医科的操作性比较强，如果没有实践的话，基本上没法学到真知识。其实，对于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践也学不到真知识，如教育学就不是纯粹理论思辨能够解决的。艺术类更是实践性强的科目。看来，“应用-理论”维度不是划分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的标识，必须寻找新的标准才能解答分层问题和分类问题。二、关于本科教育如何分层问题关于本科教育内部该如何分层？当人们提出建设一流本科教育这一命题之后，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会不会存在一种‘超一流’的本科教育”？我们习惯了划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当突然出现超一流大学和超一流学科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适应，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划分方式。如果说这里的“一流”就相当于那里的“超一流”，那么人们就会说即使在“一流”里面也不都是同一个水平。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种排名的误区，乃至是陷入一种贴标签的误区中。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提出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就说明本科教育内部是存在着水平差异的，这种差异究竟到什么程度，却很难说得清楚。经常听到有人说，某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很差。究竟差到什么程度，却也说不清楚，反正人们可以描述一系列的不堪的现象。对于什么是好的本科教育，人们也能够列举一些现象，但要从本质上却说不清楚。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这里的教授水平很高，设备很先进，学生学习很认真，校园环境很整洁。对于那些印象不好的学校，描述方式自然就不同了：这里的教授水平很差，学校管理得一点都不严，学生主要不是在学习，校园乱七八糟。所以，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差异是自然的，究竟该怎么衡量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没有明确的标准。
是否所有的本科教育都是合格的？显然不是。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就说明一个学校在获得举办本科教育的资格后不代表它自然就是合格的，必须经过检验才行。至于检验得严格不严格，很难精确下结论。经过检验之后是否永远合格，也很难下结论。但合格评估总体上属于一种规范性评估，是对教学应该满足的客观条件的检查，并非对所有教学过程的检查，即使对个别课堂进行检查，也多半属于抽查性质的。 这种个别检查无法推断一般状况。实事求是地讲，即使对每门课都进行了抽查，也不可能保证被抽查的课程始终保持一个水平。那么究竟什么代表本科教育质量？
人们毫无异议地认为教师水平能够代表本科教育质量。教师的水平一般就决定了教学的水平，教学的水平就决定了教育的质量。在这个链条中，教师水平是一个核心因素。但这个推论中却存在着3个明显的逻辑错误。 ①“教师水平”概念指代不清，究竟是仅指学术水平，还是包括道德素养在内？这很关键。人们普遍认为师德师风与学术水平之间并非总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强调的“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就蕴含了这个道理。②如果是仅指学术水平的话，就很难保证教学水平一定好。因为学术水平主要是指科研水平或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与教学水平之间关系不大。要想学术水平高，同时教学水平好，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必须考虑进去，那就是教师必须保障教学时间与精力的投入。③教学水平涉及教师专业能力问题，这其中既有教师个体的教学天赋问题，也有其后天努力问题。因为有些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弥补的，但有的却是无法弥补的。所以直接从教师的学术水平推导出教学水平存在着逻辑错误。
可以说，学术水平高是教学水平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否则，人们都可以想当然地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其教学水平一定高，理由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的学术水平普遍高于非研究型大学的。事实上，这个推论在现实中不成立，中外大学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经常倡导对本科教育进行改革，或提出重建本科教育的原因了。正是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很多人就认为教授教本科的话就必然效果好，这也是这个逻辑错误的必然结果。
三、本科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本科教育质量究竟由什么决定？一个比较新的观察视角从教师的“教”转移到学生的“学”。 即考察本科教育质量不在于教师“教”的怎么样，而在于学生“学”的怎么样。这个说法让人听上去很费解，因为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教师教得不好，学生还能够学得好？确实这个问题似乎使人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说教师教得不好，学生可以学得好，那么要教师何用？如果教师教得好，学生怎么可以学得不好？这个两难困境其实是假的。因为提出这样的两难困境仍然是“教师决定论”思维在作祟，这里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何谓教师教得好？如教的内容多、知识讲授得很系统、教学很规范是否就是好的标准？这显然是传统上判断教师教得好坏的重要标准。但它适用于一流本科教育的评判标准吗？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仍然是学生学得怎么样，特别是学生是如何学的。具体而言，要检查学生是如何学习的，首先要问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热情，其次要问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如何，再次要问学生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最后要问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一般而言，学生的学习热情高，学习质量才能高。那么，要调动学生学习热情，教师的作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激发学生自己的内在求知动力。完全依靠教师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已经很被动，不过这已经是当下普通本科教育的常态，或者说低质量的本科教育主要是依赖于教师的激发作用，而一流本科教育则主要是基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学生在课堂内的参与程度无疑是教学质量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换言之，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说明教师教学内容不具有强大吸引力，其次说明教师教学方法不得当，再次说明教师没有真正研究学生，仍然是坚持教师中心主义，不能根据学生的需要来设计课程，最后则可能是教学内容比较艰涩，学生难以参与进去。这一切都说明，学生的参与程度依然是考核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的重要维度。
学生的学习方式可能是教学质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接受式学习与探究式学习对学生的挑战度不同，学生对知识获得层次也不同，只有当学生真正开展探究式学习时才体现出一流本科教育的本质特征，因为唯有此时，学生才是真正的学习主体，否则就是一个被动的受体，就会变成接受知识的容器。这样的学习方式与教学设计具有密切关系，如果教师采用直接传授方式的话，则很容易养成学生被动接受的习惯。相反，如果教学设计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是一种PBL教学模式设计，则学生很容易养成探究的习惯，并培养其探究的能力。但是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合适，是对教师教学智慧的考验。问题太易与太难都不适合，问题适中而且适合于大多数才合适。如果教师仍然以自我为中心，单纯强调固定知识的传授，那么就无法设计出这样的问题。这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案必须是弹性的、生成性的，必须能够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设计问题。这个实际不仅是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还有学生的实际经验与阅历，以及学生未来发展实际需求。很显然，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果教师不投入充分的时间与精力，不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也说明，一流的本科教育，师生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结成了教学共同体，结成了一个成长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相互支持性的氛围中，学生的学习动力才能持续，学生才会把探究作为一种乐趣，这样的教学必定是一种团队教学。
学习效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因素，但它并不是核心因素。它是探究式学习的自然结果。所以，对于今天流行的“结果导向型”教学观念应该慎重对待。因为这样的目标导向很容易造成机械化培养，容易采用机械训练方式进行操作，而非通过学生的自由探索来获得一种自由发展的结果。可以说，这种操作模式充其量是一种合格性的本科教育，但绝非一流的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必须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探讨空间，学生所进行的是一种探究式学习。在探究式学习的引导下，学生获得的是一种探究能力，是对探究的浓厚兴趣，是一种勇于探究的精神，也是一种勇于实践的精神。这恰好是我们今天最迫切需要的创新创业的核心素质。不仅如此，在探究过程中还能够衍生出一系列有益的副产品，如团队精神、合作意识、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责任意识、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这些都是创新创业教育所努力培养的目标。
可见，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品质在于通过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前提性条件。教师的引导作用表现在对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以及对学生探究过程的全程护航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不仅具有引导、设计和辅助的作用，而且对学生发展具有保护性的作用。在教师的引导过程中，也包含对学生发展的评价，但评价不是主要要素，而是一个辅助性因素，是促进教学过程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手段。
四、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路径
一流本科教育如何建设？首先要确定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观，如果这一点不确定的话，一切教学改革设计都无法进行。在这里要确定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学生发展” 不是以学生掌握的知识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衡量，因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个综合运用知识的过程，与知识掌握的多少关系不大， 而是与学生的探究能力有关。必须指出的是，学生掌握的知识并非越多越好和越难越好，而是以适度为宜。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考核不应集中在其备课的系统性上，也不应考核课堂教学秩序井然上，更不能把运用多媒体程度作为考核指标，因为这都是机械化教学的结果，是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目的教学的必然结果。
如何做好教学设计，这是对教师的教学能力素质的极大考验。 教师如果对本科教学工作不用心，就不可能对教学方案进行精心设计。这实质上是对教师考核条件的要求。如果教师的科研负担太重，教师就会对本科教学没有兴趣，那么就会直接拖累本科教育效果。这说明，合理的教师考核政策在一流本科教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对教师压力比较大的是那些硬性的课题和经费数量要求，这几乎成为每个教师晋升道路上必须跨越的主要障碍。当然，对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也成为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压力指数也很高，但相对于课题级别与经费数额而言仍然相对轻一点。如何破除这些考核的怪圈，实实在在促进教师投身科研，投身学术，投身教学，是每个大学管理者应该思考的课题。大学管理者首先需要从大学排行榜中解放出来，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师的学术创新贡献和教学发展贡献上来，鼓励教师从事基础性学术探讨和教学改革探讨，这样教师才能为构建师生共同体、教学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而努力。
要做好教学设计，教师必须从实践出发寻求问题，唯有这种问题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才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纯粹的理论问题很难吸引学生注意力，因为学生自身缺乏经验基础，从而很难参与。这显然对教师的学术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要求教师不能一味地躲在书斋中思考问题，必须去了解现实实践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找到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经过认真探究之后就可以转化为教学资源，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教师的学术造诣应该体现在对现实的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上。故而，研究现实问题不仅是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当然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途径。因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首先是建立于对现实事物的理解上，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现实事务的参与能力上。教师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现实问题，科学地分析和解答现实问题，会在无形中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对现实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也为他们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找到了途径。学生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性地解答了现实问题，就是他们创新能力的表现。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创新能力就体现在灵活地应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上。
当前本科教育的突出弊端在于理论教学脱离实际，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理论知识的价值，从而其学习目标局限于获得学历文凭，知识掌握变成了一种考前的突击活动，学习变得盲目和被动。所以，转变这种倾向的根本措施还是在于教师考核机制的转变，即考核的效益首先在于能够让教师投身于教学，让教师有精力研究教学，研究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师主动研究实践实际问题，并把这些生动的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享受知识探究的乐趣，如此才能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到那时，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就不再是一个困难。（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期；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眭依凡
一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笔者形成了三个学术观点。其一，在国与国的激烈竞争中，败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或将来一定是高新知识落后的国度。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垄断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权力，国家兴衰大学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一个关于高新知识及与其高度相关的大学之价值的判断；其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必要充分发挥我国体制“高度集中带来的高效率”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央政府要在制度供给侧为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创造必要的体制机制环境前提下，做出以资源配置为激励手段、以提高大学竞争效率为目的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即以“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数量控制、资源集中”“效率优先、实力取胜”“机会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遴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彻底改变传统学科的概念及“多多益善”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模式。这是对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如何遴选给予的宏观决策建议；其三，当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包括良好观念与制度环境及充足经费投入的外部条件完全具备且稳定后，一流大学建设的得与失、成与败取决于大学自身如何治理。这涉及大学内部治理之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及其如何治理才有利于一流大学建设的现实操作问题。
关于大学内部治理对一流大学建设是否具有影响和制约以及具有什么影响和制约，笔者有如下的思考。一是大学能否自觉按一流大学应有的规律办学治校育人，这属于大学治理之理念层面的问题。笔者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六要素》一文中予以了专门阐述；二是大学能否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确保资源高效率利用，这是关于大学资源如何科学配置及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笔者在《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性思考》及《学科还是领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概念的理性解读》中予以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三是大学必须构建有利于一流大学按规律办学治校“效率优先”的治理结构，这是涉及大学治理模式的问题，笔者在《论大学的善治》一文率先提出了大学善治结构的建构必须遵循“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治理原则。
大学理性、物质基础及治理模式这三个要素构成对一流大学建设发生影响的金字塔。（见图1）首先，大学的学术属性决定了其必须是一个自觉自律的理性组织，其行动受制于大学理性且其行动结果很大程度是被大学组织及其成员所持的理性预先决定的。一流大学建设必须以遵循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属性及规律为指导，所以大学理性之于一流大学建设中具有置顶的重要性。其次，大学是需要靠消耗大量资源以支撑的贵族型学术组织，对巨大资源的依赖是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基础，由于资源之于任何一所大学都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即便在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也只能是少数大学的理想和目标。其三，上述两个要素具备后，一流大学能否建成则完全取决于大学的内部治理模式，所以治理模式是一流大学建设底部厚重的不可逾越的操作性基础，对一流大学建设的得失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大学理性的问题学界已经讨论很多了，不必赘述。近3年我国在经费预算排名前10位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基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至2018年预算最低的武汉大学也达93.5亿元人民币，而清华大学高达269.5亿元人民币。尽管从决算情况看，上述大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大学的预决算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有些大学增速十分惊人。如清华大学2017年的预算比2016年增加了51.1亿元人民币，决算增加了24.99亿元人民币，每年预决算增幅数亿及上10亿元人民币的大学亦非少数。（见表1）为便于与欧美一流大学对照，笔者请熊万曦博士据相关大学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就2018年US. News世界大学综合实力排名前10位大学的年度经费开支情况制作了表2。其中年度开支最高的是斯坦福大学为58.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406.3亿元），普林斯顿大学最少为14.6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01.8亿元）。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凡一流大学无不是强资源依赖型学术组织。
二
就经费投入而言，我国排名居前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已经接近或不输于世界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欧美大学。若考虑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资源条件的极大改善是在中央高层基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在中央深改组对此专题研究后2015年10月由国务院制定推出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1月，又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并在同年10月把加快“双一流”建设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政策制度背景下的结果，所以可以断言，新一轮的一流大学建设无论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方面还是资源供给方面均极大满足了一流大学建设的需要，时下是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适逢其时的最好时期和最好环境。
然而，若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仰望星空的理想变为脚踏实地的现实并非易事。如图2所示，笔者把改革开放后40年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1998年提出，是“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阶段；第二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2015年开始，是“双一流”建设阶段，两个阶段正好相隔20年。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两个阶段的20年间我们都遇到了建设发展中的瓶颈。第一个瓶颈是“985工程”“211工程”期间的“经费短缺”，该阶段我国主要通过加大投入解决一流大学建设的资金困窘问题。但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缺口较大，这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费更多用于整体办学条件的改善；第二个瓶颈是进入“双一流”建设阶段后如何解决“治理效率不高”的问题，因为在制度供给和资源供给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如果我们的“双一流”建设成效不佳就不能再以制度供给不足、资源不足等外部环境不够好为借口加以推脱。若真是这样，中央高层以“双一流”建设取代“985工程”“211工程”的意义和价值则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事实上，就上述两个发展瓶颈而言，资源充足仅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资源充足并非一流大学建成唯一的必要条件。相对而言，富有效率的大学治理体系及与其高度相关的大学治理能力之于一流大学的建成更加重要，否则大学的资源优势就会因为治理效率的低下消减甚至变成沉没成本。在资源问题解决之后一流大学建设得失成败就没有了资源困窘的藉口，其内部治理体系的优与劣则成为决定大学竞争胜负的实力所在。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及其竞争中，我们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效率不高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若不对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加以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引领的改革即致力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恐怕其不仅难以肩负以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建成的重任，甚而连建成一所富有办学效率之大学都难成其为可能。在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中凡办学治校者必须认识到，旨在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大学竞争，其竞争力提升与资源困窘的矛盾已经发生了向竞争力提升与内部治理体系落后之矛盾的转化，进入一流大学建设生态群的大学竞争，决定其成败的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竞争。不解决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提升治理能力的问题，在一流大学的激烈竞争中，我们就可能由于一流大学竞争要素金字塔结构中具有底部承重作用的治理模式的问题而功亏一篑。
三
关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讨论，首先需要厘清现代化概念。《2017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一文，在“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的前沿热点标题下，专门辟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与标准”的内容，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内涵界定，引用了3位学者的观点。其一，“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教育现代化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有效增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评价的切入点是教育形态，是对教育管理、教育体系、课程与教学、教育资源等的评价以及对教育结果的评价。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须促进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实现教育的健康发展”；其二，“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应从‘公益性’和‘公共产品’概念转向‘共同利益’概念，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和学习形式应走向多元、平等，学习者的学习应具有终身性、连续性和自主性，应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纳入政策视野”；其三，“教育强国必定强在质量上，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保障和教育贡献四个维度。”上述关于教育现代化内涵的表述，让笔者更加坚信“现代化”在学术上是个涵义边界不清的模糊概念。事实亦然，在2013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主题为“改革·质量·责任：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论坛上，应邀在大会主会场和分论坛做学术报告的5位外国学者，无一人直接讨论现代化的概念，他们全部脱离论坛的主题自说自话言论高等教育不同领域的问题。会议期间，笔者专门问及个别海外学者为何不根据论坛主题需要讨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回答是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好把握。其实在西方学界多是把高等教育现代化“当作以某种价值为取向的社会发展进程来认识的，如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网络教育等，这是代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基于研究规范和给上述论坛做总结报告的需要，笔者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界定如下：“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以国际高等教育最高水平、最先进状态为参照的目标体系和追求，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反映未来某阶段或现实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进一步的认识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和状态，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适于国家竞争和国家需要又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并构成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为了有利于指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报告中我又具体提炼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操作意义的六大要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善治的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信息化及高等教育学习化社会。其中善治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具体到高等教育的实施者而言即属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被我们诸多大学所忽略而现在到了不得不加以高度重视的时候了。有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上位概念的认识，关于本研究“大学治理现代化”之概念的界定就有了如下的借用：所谓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大学从以控制为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向以效率为目的现代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以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的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为目标追求的，富有竞争力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素包括：大学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及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述关于大学治理体系的理解，无疑要比“大学治理现代化指以累积治理有效性来强化其合法性的过程”这一仅强调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提高治理有效性之说，要全面且更贴近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界定。
为加深对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借用物理学的“场论”及“耦合”两个概念及其理论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予以形象化的说明。何谓“场论”？物理学中把某个物理量在空间的一个区域内的分布称之为场，如温度场、密度场、引力场、电场、磁场等，任何物理场均有其势能且彼此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耦合”是与“场论”彼此密切关联的概念，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许多的物理场，物理学要解决的是这些物理场的叠加问题，即场与场之间能量的传递和接收，这种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问题就叫耦合。物理学的场论可以引进到社会组织系统的治理，借鉴这一理论可以把大学视为由诸多组织形式的能量场构成的巨大系统。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把大学组织系统简单划分行政子系统和学术子系统，但就权力体系而言大学是个复杂系统，其内部的场远不止这么简单。大学内部的行政子系统与学术子系统都是具有能量且彼此影响的势场，但两个系统在大学内部的职能约定不一样。如行政系统专司管理职能，其通过建立一套规则对学术系统施加影响以维护大学组织必要的运行秩序；而学术系统专司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职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主要取决于学术系统的能量大小及其作用的发挥，但在大学这个大系统中学术系统受制于行政系统的影响。所以有什么样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大学，若大学的行政体系像个官僚机构，大学就是一个难以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官僚机构至少是半官僚机构，学术系统的社会贡献因此就会受制。之于一流大学建设而言，只有该大学的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成为相互配合的协同系统，即两者形成的能量场发生高度耦合，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设计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结构安排两者的逻辑才能自洽。在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一流大学的建设成效才能达至最佳。有了上述关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感性认识后，下面简要讨论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3个问题。
1. 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关于大学治理理念的现代化的强调和认同，首先要回归对大学组织基本属性的认识。大学是高度依赖个人创造力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笔者曾作过如下的定义：除了其所有要素都必须是世界一流外，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这样三个特征，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实力，在学术上做出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知识贡献，因此获得了国际最高评价且广泛认同的社会声誉。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卓杰教师的遴选及其价值体现之于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决定性。由于经典意义上的大学是近一千年发展历程已经高度成熟的理性组织，就大学组织属性等理念而言，其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对其认识的返璞归真。如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学术组织，对其具有决定性的要素就是人才。一流大学是一流人才支撑的结果，如果一流大学希望在学术系统中的教师其积极性及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那么大学的行政系统要回答如下问题：学术系统及其成员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下能做什么及能否做得更好？我们是否有能够遴选和延聘到卓杰人才的制度设计？以及这些专业卓杰者是否处在受尊重且其聪明才智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文化环境中，等等。美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其大学校长均持有这样的治校理念并以此引领其治校：聘用最优秀教师并让他们心情舒畅地留下来安心工作。2018年6月笔者带着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的几位同事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总校及伯克利分校去调研，在对硅谷的创建者、计算机图灵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约翰·亨尼西先生的访谈中，他对关于“大学治理最重要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做了如下的回答：如果要我选择一个最重要因素的话，那就是信任教师并与教师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如果教师不信任你，认为你不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大学将一事无成。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大学发展的历史，大多数失败或被迫辞职的校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师对其提出了异议而非董事会。在对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的回答，他的重点依旧在教师以及学生：我们一直努力确保教师和学生能够做得最好，即教师从事最好的研究，学生获得最好的学习机会。就我和教务长而言，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为教师服务，我们一直视自己为教师的服务人员。当然，关于教师及其学生之于一流大学建设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并不是大学治理理念现代化的全部，但他们是最具引领性的，脱离了教师和学生，大学失之存在的意义也失之存在的基础，一流大学尤其如此。
2.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在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时要克服两个误判：其一，把加强大学内部的管制与大学的秩序混为一谈，以为加强对大学内部的管制就能强化了大学的秩序；其二，大学的行政权力是指向效率的而学术权力是有悖于效率的，所以学术权力必须服从行政权力。大学是一个以智力劳动为特征的学术系统，过度控制带来的所谓秩序只会导致对学术生态的伤害和学术活力的窒息。关于大学治理效率的最终判据绝非大学的行政权力的效率本身，而根本取决于由大学学术系统决定的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知识创新的社会贡献度。所以，一流大学其治理结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行政系统不再是对学术系统的简单管控而是通过共同治理方式让两个系统形成的能量场高度耦合，行政系统的价值所在是让学术系统的能量得以充分的释放而不是相反。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行动方案应该做出如下的选择：建立健全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权力机构并通过《大学章程》明确其权力责任及其合法性，特别是要积极推进治理重心向学术系统的下移及治理权力的下放这一治理结构调整，让学院（学部、学系）更多地决定和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如同大学向政府提出自主办学的诉求一样，大学内部的学术机构也有类似的诉求，一流大学在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进程中，其领导层对来自诸如学院（学部、学系）等学术组织的这一权利诉求不仅要予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付诸于行动。关于斯坦福大学的治理结构约翰·亨尼西先生如是说：斯坦福大学的决策及其治理实行分权制，董事会在斯坦福大学的权力架构设计方面具有最终权力，校长和教务长在诸如财政等事务上也有一定权力，但诸如教师招聘、学位授予和课程设置等学术事务则由教师他们自己的学术权力系统决定。大学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主体在学院，斯坦福大学一方面赋予院长很多权力以便其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注意招聘那些具有领导力的能够引领学院开展开拓性工作的学术领导者，以便他们能够很好地担负起诸如决定学院预算等学院治理的事务。
3.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量子力学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以科学家的睿智和敏感发现人类在对世界认识上的一个不足。他提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系统论与普朗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并有了自己的发展，其强调两个基本观点：系统具有整体性，系统要素的结构决定功能。可以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理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并以结构主义特有的高屋建瓴对社会系统的重大决策开始注重顶层设计、整体思维。大学治理尤其是一流大学治理的有效性与大学治理要素间的关联性即结构高度相关。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上决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方式进行简单处理，因为大学治理结构本身就是对大学建设不可或缺重要影响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大学治理结构并非是与大学治理能力提升唯一相关的要素，当大学的治理结构确定后谁担任治理主角对大学的治理成效影响甚大。组织理论及社会行为学、领导力理论认为：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亦即领导力之于治理成效与治理结构同样重要，中外都循此规律。英国华威大学Amanda Goodall教授在其关于“研究型大学与校长的关系”追踪研究发现：优秀学者担任校长与大学领导力的关系呈正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上特别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建议，关于一流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根据大学之学术组织和复杂组织的基本属性和特殊规律，一方面要用更高标准的德才素质能力体系遴选大学及其学院（学部、学系）、职能部门的领导者、负责人，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定的有效形式不断地、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及其学院（学部、学系）和职能部门领导和管理人员办学治校能力的提升。一流大学建设必须靠一流德才品质的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去引领去建设。
惟有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之时，才会有中国一流大学建成之日。（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系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教授）
实施“五大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何秀超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央财经大学成为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中应用经济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学校建设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我国高校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迎接挑战，着力深化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在“双一流”建设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未来。
根据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央财经大学立足于70年的办学积淀，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特色，进一步明确了“把学校建设成为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目标。学校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左右，应用经济学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理论经济学和统计学进入国内一流学科前列。建校百年目标是：到2050年，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学校整体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际名校。
为了实现这两大建设目标，学校正在以加强学科建设为基础，以培养一流人才为根本，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大力实施精英教育战略、协同创新战略、人才强校战略、国际化战略和依法治校战略，积极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按照“中财大方案” ，以“五大战略”为抓手，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在财经类院校中树立起一面旗帜，已经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学校安身立命的根本，并在全校师生中达成了广泛共识。
大力推进精英教育战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任务和中心工作。作为高校，要回归大学的本质职能，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学校牢固树立“一流”“精英”意识，确定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精湛的专业知识，具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把高水平人才培养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各个环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一是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着力深化“三全育人”。结合财经类院校学生特点，把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首位，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国情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的协同培养，深化思想政治课教学法改革，用“问题链教学”点燃学生的头脑和心灵，打造“问题链”教学法的中财大品牌。
二是强化教师责任，质量为先抓培养。强化教师教书育人本业意识，坚守三尺讲台。让更多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搭建教师教学能力比拼平台，广泛开展教学比武，积极开展传帮带，做好教学名师培育、评选和宣传推广；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鼓励开展课程教学研究，推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课程吸引力，打造一批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和优秀教材；加强过程管理，加强考核监测，健全教学质量监督、反馈和保障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
三是全程规划学生发展，提升服务学生创业就业水平。从学生进校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将就业观和成才观的涵育和养成贯穿培养过程始终，引导毕业生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树立起“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就业观念，形成“让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的良好就业氛围，鼓励毕业生成长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向上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强学生毕业离校就业后的评估、追踪，将信息反馈到招生、培养环节，形成培养全过程的有机闭环；提高就业指导部门的服务意识，为毕业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更精准的就业创业服务，提升毕业学生的就业技能；主动对接用人单位，帮助学生实现好的就业，让每一位走出中财大校门的毕业生都成为宣传中财大的活名片。
着力推进协同创新战略，全面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和科研实力
学科建设作为学校持续发展的龙头，是学校能够在高等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抓好学科建设，就抓住了学校发展的牛鼻子。学校立足于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努力优化学科布局，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一是立足传统稳固优势。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为核心，根据学科发展的主流、前沿及趋势，确定应用经济学等传统优势学科未来建设的目标、路径和配套措施，在此基础上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建设。二是注重特色培育优势。特色就是质量和竞争力。立足学校办学特色，着力发掘、培育中财大的特色学科，形成中财大特色优势学科领域、学科群，努力在差异化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三是瞄准前沿培育新兴学科。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前沿问题，加强统筹管理，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以社会需求和学术贡献为导向，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培育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学校目前申请到两个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学科都是交叉学科或新兴学科，下一步将设立校内交叉学科培育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支持，努力培育一批具有中财大特色、展示中财大优势的新兴、交叉学科。四是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进一步明确学院在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院长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结合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促进重心下移、权力下放、权责统一。建立“稳定发展”的基础性经费、“择优支持”的竞争性经费和“鼓励争先”的奖励性经费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经费支持模式，更好地支持各学科建设单位加强学科建设。强化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主动服务意识，穿针引线搭建平台、引进资源，做好人才、资金、科研项目的对接，形成共同推进学科建设的合力。
科研水平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学校建设的重要抓手。学校紧密围绕“国家急需和世界一流”的任务目标，坚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力求产出若干项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理论成果；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研究和智库建设，努力产出若干项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应用成果；通过协同创新、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全面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和科研实力。一是创新科研体制机制。进一步做好“放管服”，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以质量为导向改革和完善科研评价机制，增强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提升科研服务水平。提升科研处等部门的服务意识，优化工作流程，不让科研人员把精力全用在填写各种表格、考虑如何报销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三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进一步加强学校与政府、业界、科研机构的合作，鼓励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全面提高人才队伍整体水平
人才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头，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学校针对一流学者、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偏少，人力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努力在做优增量、激发存量上做文章。
一是在增量方面，有计划地引进高水平人才。紧贴学校“双一流”建设急需，主动出击，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巩固应用经济学学科高原地位、厚实理论经济学队伍，做强法学学科、管理学科群、统计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学科，把师资、课程、教材、教学成果、论文、专著、科研项目和成果等做厚做尖。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立足当下谋划长远，做好人才的引进计划和梯队建设，做好人才的排兵布阵。
二是在存量方面，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深化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科学的评价导向体系，按照奉献度和贡献度来设计评价导向政策体系，激发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要做到优劳优酬，充分体现奖励性绩效工资是教职工工作量及工作业绩的重要载体，激发教职工积极性；要做到项目规范，根据国家绩效工资改革要求，规范绩效工资发放项目；要注重公平，合理调整收入差距，引导教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保质保量完成岗位职责和任务，在合理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保护创收等工作的积极性。
深入推进国际化战略，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双一流”建设要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建设和考量，必须深入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发展，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必由之路。学校努力实行开放办学，找准对标学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提升学校的整体国际化水平。
一是提升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水准。引入教学科研的国际通行标准，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精品课程与教材，在具备条件的学科推进专业、课程、项目、管理的国际认证，提高学科的全球竞争力。通过建立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设立国际化教学科研项目，推进与国际知名高校的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竞争，着力提升学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二是加大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学生国外访学制度和国际交流制度。扩大在校生海外学习的比例，进一步推进与更多国际知名大学联合培养，开展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着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三是改革完善国际学生招生与培养。建立健全校院两级国际学生招生与培养机制，建设国际学生生源基地，提高招生质量，扩大学生规模；完善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建设具有中财大特色的国际学生课程和教学体系。
深入推进依法治校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加强制度建设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保障。学校以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不断规范内部治理体系。
一是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需要，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需要，是适应高等教育竞争的需要。学校于2004年发布了《关于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经过十多年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学校在校院两级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办学效益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权责方面，校院之间权责划分不尽合理，权责不对称；运转方面，办学重心下移不够，二级学院没有真正成为办学实体；目标与任务导向方面，校部与学院协同不够，学院目标任务不够清晰；条块管理方面，头重脚轻，条条碎片化、项目化，块块疲于应付、各自为战；合约与编制方面，编制内合约管理、定岗定编不健全，进人、职称指标、绩效分配等存在大锅饭问题；激励方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激励体系不够不健全，导向还需优化。为此，学校将“按照一院一策、院为实体、权责匹配、分类支持”的基本原则，稳妥推进改革，有效激发学院办学活力和内生动力，形成权责清晰、目标明确、制度规范、考核标准完善、激励体系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科学发展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机制。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完善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科学规范、层次清晰、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的约束刚性，着力推进管理中心下移，强化依法治校。
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对中央财经大学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需要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共识，全面加强战略布局和战略实施，广泛挖掘师生员工、中财大校友以及各方资源，调动大家参与“双一流”建设的积极性，强化综合改革创新，强化多方协同推进，最终实现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愿景。（来源：《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2019年第12期，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他山之石】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发展规划：战略、管理及有效性
——基于两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案例分析
张继龙 陈廷柱
“双一流”建设是党和政府确立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高等学校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学科是大学的细胞和基础单元，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础，学科发展规划是各高校“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核心部分和精华所在。当前围绕“双一流”建设的研究和讨论渐入热潮，然而对学科发展规划的关注明显不足。本研究试以两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案例，聚焦其学科发展规划的战略演进和实施过程，探究学科发展规划有效性的深层制约因素。J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F大学是一所以文理基础学科见长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两所大学在本轮“双一流”建设中同属于一流大学建设 A 类高校，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两校A档学科数量（含 A+，A和A-）均超过20个，其中 A+ 数同为5个，综合实力较为接近，两校均计划到202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本研究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两校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学科发展规划文本，以及笔者对两校发展规划部门负责人进行的深度访谈。
一、学科发展规划的战略历程透视
（一）J大学学科发展的战略选择
J大学的学科发展战略是大学整体战略的核心构成，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学科规划文本及实践回顾，呈现出清晰的学科发展战略轨迹。 以 SWOT 战略分析矩阵加以审视，这一轨迹更为清晰。
1.学科发展的战略扩张时期——规模扩展，抢滩布点。“十五”时期， J大学利用自身优势抢抓外部机遇，实施增长型战略。“十五” 期间国家继续实施“ 985工程”，所在城市确立四大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定位和一流城市建设目标，为J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现实需要。J大学内部优势显著，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同时跻身“ 211 工程”和“985工程”建设序列，经过“九五”建设，学校综合实力获得显著提升，工科实力尤为突出。 结合外部机遇和内部优势，J校于 2002 年编制了 《 J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和“十五”建设计划》，正式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路径。“十五”是三步走的第一步，具体建设目标是“整体办学实力居于国内高校前列， 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若干学科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一建设目标，战略扩张成为“十五”学科发展的战略主题，重点解决“学科不齐全、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实现由多科性大学向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形成以一流的理科为基础，以强大的工科和医科为主干，管、农、文、法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学科结构布局。该校规划处处长回忆道：“我们当时发现生命学科是一块短板，因此我们要重点发展生命学科；我们的人文社科类太少，因此我们要增加人文社科类；我们的理科太偏应用型了，因此我们要转型做基础理科。”体现在“十五”规划文本中，就是确定了不同学科的建设主题和任务：对于优势明显的工科，建设主题是“提高水平，优化结构”；对于偏应用型的理科，建设任务是“完成由应用理科到主流理科的转变”；对于明显短板的生命科学，建设思路是“高起点、超常规地建设医学院，实现医科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数量较少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主题是“重新构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重点是加强经济与管理学科，超常规发展法学学科”。
2. 学科发展的战略维持时期——多种经营，分类建设。“十一五”时期，J大学利用自身优势消除外部威胁，实施多种经营战略。 这一时期 J大学最大的优势源于 2005年完成了与一所医科大学的强强合并，综合实力大增，学科布局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最大的挑战是学科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外部竞争力弱。规划处处长指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学科慢慢多起来了，但是参差不齐，我们要使整体的实力能够相对均衡，学科之间相对均衡的发展，因此当时就提出了多种经营、分类发展的战略。”据此，“十一五”的学科发展目标被确定为：继续依托“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建设一流的理科，强大的工科、医科和管理学科，高水平的经济学、法学、农学和人文学科。为实现这一目标，推进多学科均衡发展，提出了学科分类建设的具体策略，即根据现有学科布局和水平，顺应世界学科发展潮流，将学科分为强势学科群、未来优势学科群、培育性学科群和特色交叉学科。其中，明确了强势学科群和未来优势学科群的内涵界定及学科范围，但对培育性学科群和特色交叉学科未予以具体限定，目的在于预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
3. 学科发展的战略收缩时期——收缩防御，动态调整。“十二五”时期，J大学克服内部劣势抵御外部威胁，实施防御型战略。J大学对“十二五”时期内外部形势的基本研判是，外部机遇不显著，拓展空间有限，内部劣势较为突出，亟需化解。规划处处长回忆指出：“2005年以后国家新增博士点停掉了，我们当时觉得外部没有太好的机会；内部劣势比较大，原因在于我们战略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当时提出更多地把竞争目标放在海外，我们所谓的一些优势，人才啊，资金啊，地缘啊，跟海外竞争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相反我们的劣势会比较大一点。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收缩防御。”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学科发展的态势概括为“学科发展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要求”，即“学校在国内具有绝对优势的学科为数不多，在世界一流学科中尚无一席之地，工科亟需拓展前沿研究领域， 理科整体水平尚待快速提升，生命医学的发展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人文社科的发展依然滞后，新兴交叉学科产生与发展尚缺乏有效机制，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和学科结构优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为此，“有所为、有所不为”成为该时期的核心发展理念，中心议题是“优化学科结构”，重点是“调整和优化一级学科的总量规模和建设范围，在质量目标导向下适当调减学科数量”。对于一些长期建设效果欠佳、且不能很好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痛下决心，实施关、停、并、转。规划处处长指出：“收缩防御简单说就是砍学科。” 2011 年J大学撤销了第一批学位点， 2013年撤销了第二批学位点，两次一共撤销了13个一级学科学位点，经过该轮学科调整，J大学在建一级学科数量由69个缩减为56个，学科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学科调整后，开始正式实施学科分层建设。
4. 学科发展的战略跃升时期——全面提升，协同发展。“十三五”时期，J大学利用外部机遇消除内部劣势，实施扭转性战略。 J 大学把“十三五”视为新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抓住机遇，整体提升，消除学科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规划处处长指出：“现在，国家各个方面包括‘新常态’‘一带一路’，包括‘双一流’建设，学位点重新进行整合和调整，我们觉得又有新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内部的优势和能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提升，因此我们会对学科做一些动态的调整，有些学科虽然相对比较弱，但我们必须得扶持，有些学科虽然还不错，但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研判加以整合和调整。”“十三五”规划准确分析了学科发展与“一流”的距离：“保障高峰学科崛起的支撑体系不够完善，在国内具有绝对优势的学科数目不多，学科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学科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学科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部分传统学科呈现下滑趋势，部分优势学科方向老化，部分新兴学科缺乏必要的支持；交叉学科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新的学科增长点尚未形成突破，新兴交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尚缺乏有效机制。”据此，J大学将“十三五”确定为从“重点突破”向“全面提升”的阶段，发展总体目标是“建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学科发展具体目标是18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百分之一，万分之一学科实现突破，跻身世界一流前列；理科、生命医学和人文社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理科进入全球100强，生命医学和人文社科进入全球200强。
实现学科水平全面提升的基本策略有两个：一是继续深入实施分层建设和动态调整，并明确了潜力学科和薄弱学科的扶持政策；二是深化学科的深度协同，重点是强化学科交叉，围绕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以及国家安全、技术进步的重大需求，打破院系壁垒，组建跨学科团队，按照学科群集中建设和配置资源，建设一批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综合交叉平台。
（二）F大学学科发展的战略布局
F大学的学科发展战略突出地体现在其学科布局的规划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战略布局经历了从“文理并重”到“三足鼎立”，再到“四轮驱动”以及“五大门类均衡发展”的演进历程。
1. 基于知识分化的学科生长规划：“文理并重”的学科布局。 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共有十余所高校的文理系科并入F校，同时将该校原有的经济类、法政类和农学类系科调出，使F大学成为华东地区仅存的四所文理综合院校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20年间，该校在传统文理优势学科的基础上顺应学科分化的需要，拓展了一批新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这不仅凸显了文理基础学科作为众多学科母体的重要性，更是该校的学科优势所在。 正如F大学前校长所说：“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这些基础学科做强，学科发展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基础学科是F大学发展的内核，也是大学人才培养最为本质的部分。”该校规划处处长指出，F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学科布点，而且强调众多新兴学科都是“长”出来的，彰显了学科的生长属性。“F大学主要以文理基础学科见长，然后从数学‘长’出计算机，从物理‘长’出电子科学与信息技术，从化学‘长’出能源，‘长’出环境，这都是布点布出来的，但以前不太强调国家战略，都是根据学科内在需要产生的。”
2. 基于院校合并的超常规学科增长规划：“三足鼎立”的学科布局。“九五”时期，F大学进入首批“ 211工程”建设序列，编制了《 F大学“ 211工程”整体建设规划》，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并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设计。F大学的学科建设目标被确立为“建成完整的、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其中完整的学科体系是针对F大学的学科结构缺陷而言的，即该校虽然有基础强大的文理基础学科，并且通过新闻、经济、管理、法律等学科的发展使文理综合模式有所改变，但“医学、农学等学科空缺、工程技术类学科薄弱”仍使其短板过于突出。因此，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思路是扶优补缺，一方面重点建设一批基础较好的学科，使其大步追赶世界一流水平；另一方面利用该校生命学科的优势，通过合作合并，建立较强的医学学科。2000年，F校与一所“ 211工程”医科大学合并，实现了由“文理并重”向“文理医三足鼎立”的学科布局跨越，学科综合性明显提高，学校综合实力也获得显著增强。在“十五”规划中，F大学基于“三足鼎立”的学科架构，提出“用三到五年时间进行学科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做好学科交叉综合这篇大文章，发展强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的新优势，扶植新的学科生长点，争取形成一个布局合理、结构优化、有发展前景的研究型大学学科体系。”
3. 基于国家重大需求的学科拓展规划：“四轮驱动”及“五大学科门类均衡发展”的学科布局。对于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言，拓展并壮大工程技术学科一直是F大学努力的方向，然而工科的发展在一所文理学科占统治地位的综合大学中并非易事，因为客观存在着不同学科文化的冲突。2009年8月，时任 F大学校长在一次校内讲话中指出，“F大学是一所以基础学科见长，适当兼有技术学科的学校，由于学科文化以基础学科为主，因此F大学工程科学的‘团队文化’不够浓厚，工程学科在F校的发展难度较大。有的技术学科教师感到压抑，实际上只是学科文化上的不相容性。如何让比较自由的基础学科文化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团队文化贯通起来，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F大学认为，发展工程技术学科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必然选择，考虑到学校的传统和优势，“十一五”规划确立了在文理医三足鼎立的基础上“发展高起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学科”的学科建设思路，即“按照高水平、综合化的要求，结合国家和 S 市在新材料、信息、能源、环境等领域的重大发展战略及学科的现有基础，积极发展高起点、有特色的工程技术学科。”这就形成了“四轮驱动”学科发展战略。
“十二五”规划延续了这一学科发展思路：以文理医优势学科为依托，瞄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意义的基础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前沿领域，推进学科整合和交叉，逐步建成具有 F 大学特色的高水平工程技术学科群。从“十三五”规划开始，F大学开始使用“五大学科门类”的提法，将人文和社科从文科中分列，实质上是“四轮驱动”学科布局的升级版。该校的“双一流”建设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五大学科门类均衡发展”的构想，并将工程技术学科的发展方向定义为“新工科”。学科发展规划的总体思路是“既要继承并发扬传统优势，强化已有人文、社科、理科、医科优势，同时加强新工科布局”，“工程技术学科，以新工科建设和‘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为抓手，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学科建设目标是到 2020年完成新工科布局，到2030年实现“五大学科门类均衡发展”，学校“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二、学科发展规划的管理过程透视
从规划管理的角度审视，学科发展规划可以分为规划制定、规划实施和规划评估三个基本阶段。 三个阶段在实践中不是彼此割裂、完全分离的，恰恰相反，三者互相渗透、彼此嵌入，构成了复杂的有机过程。我们从三个基本阶段出发，可以总结出两所案例学校在学科发展规划过程中的特征、特点与特色。
（一）规划制定的特征：精心设计与紧急应变
明茨伯格将战略依照付诸实践的程度区分为“精心设计的战略”和“紧急应变的战略”两种基本类型，并认为大多数的战略均属于这两者之间的连续体范围，兼具精心设计和紧急应变两个因素。两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也兼具精心设计和紧急应变的复合特征。“双一流”建设在性质上仍属于政府主导的“重点建设”工程，与“ 211 工程”“ 985 工程”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 “双一流”建设名单正式公布前，政府部门已要求入围建设名单的高校拟定本校的建设方案，即发展规划文本。因此，各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是政府要求的规定动作，指令性色彩浓厚。其中，学科建设总体规划是“双一流”建设方案的重中之重，对纳入规划的重点建设学科还有数量上的限制。虽然“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发展规划是政府强力干预的结果，但高校依然有一定的自主自为空间。从规划上报预留的空间来看，高校只有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但“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基调早在 2015 年已经确定，对于善于谋划的高校，早已开始筹划“双一流”建设的应对之策和发展道路。J大学认为“一流学科”建设所采用的“一级学科”口径对学校的学科发展有所限制，因此在规划上报中采用了“学科群”建设的策略，并获得了上级的认可。 该校规划处处长表示：“从J大学的角度上讲，我们必须跟着国家的学科目录口径走。但在这次‘双一流’建设当中，我们觉得这种口径会越来越限制我们。因此，我们希望按照学科发展需要、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来重新组织学科。我们越来越觉得，未来的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这次在做‘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时候比较重视学科群。我们希望把一些学科进行整合，更加注重的是学科的交叉。 我们的学科交叉规模有大有小，我们有一级学科的名称，也有跨越一级学科的名称，甚至也有二级学科的名称。 我们希望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呈现。”J大学在建设方案列出的“拟建设学科”，包括了工科领域、生命医学领域、理学领域、人文社科领域的17个学科群，可以看出，该校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和措施。规划处处长进一步解释说：“在做‘双一流’建设规划的时候，虽然说是按重点来建设，教育部也要求我们上报有意向性的重点学科，但其实我们是全覆盖的，我们知道很多学科共同抬升之后才能有高峰。 如J大学很强的学科如船舶，我们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天花板，因为它需要新的学科支撑。整个船舶学科，需要有机械、动力、控制、信息、材料等学科来支撑，其他学科不起来，单一船舶学科也不可能成为高峰。我们做学科群，就是希望在学科群里进行一个共同的提升。”F大学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F大学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共列入了27个“拟建设一流学科”，分为“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组合”“一级学科及学科前沿组合”三种类型。该校规划处处长强调，不是列进方案的学科就会相应地获得资源，资源配置的方式完全采用项目化的形式进行运作，即要获得相应的资源必须申报一定的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后才会获得相应的资源投入。“F大学的院系不是做了预算就有资源，还要通过重点建设项目来竞争。我们是按照人文、社科、理、工、医不同类别进行整体的重点项目设计，如针对重大研发计划预研的项目，院系组织申报，学校评审，评不上就没有这块资源，因为你在方向凝练和项目组织上存在问题，这样做是必须的。”
（二）规划实施的特点：组织支持与项目引导通过制定学科规划， 大学确立了学科发展的方向、预期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路径。 而实施学科规划，就是将学科发展蓝图变为现实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说，“用于执行是对编制规划的最大支持与最高要求。”规划实施过程的关键性挑战是“在组织中发展出一套得到大学内外成员支持的系统，以支撑大学的战略变革方向。”对于J大学和F大学而言，学科规划实施的关键支持系统分别是“院为实体”的组织变革和“项目驱动”的运行模式。J大学重视院系在学科规划和规划实施中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校院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充分激活了院系的发展活力，调动了院系实施规划的主动性。J大学党委书记在2013年的学科建设大会上强调：“学院要成为学科建设的主体，院长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到有思路、有胸怀、有坚持、有决心，全身心投入学科建设中，把握学科现状，明晰发展思路，谋划实现路径。”调动院系在学科建设中积极性主动性，无疑需要资源配置方式和校院管理模式的相应调整。J大学从2000年开始，围绕学校的战略目标逐步推进“院为实体”的校院管理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以学科群整合为目的的院系调整，以支撑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二级办学，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以配合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改革的二级资源分配改革，以“结构优化、减权增效”为目的的校部机关结构调整等。 学校的实践表明“院为实体”改革涉及面广，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始终跟随着学校的中心工作和阶段性发展目标而不断调整具体内涵。 2012年，时任J大学校长提出了学校的管理模式由“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的改革目标，实现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转变。J大学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重点推进了校院两级资源配置改革和 “简政放权”改革，建立了校院两级人、财、物、房资源配置体系，学校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为依据进行资源配置的调整；明确了学校、学院、系所的责权利关系，理顺了校部机关的组织架构， 加速了管理重心下移和服务能力提升。 自 2015 年起， J大学开始研究和策划“协议授权”改革。 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规划与综合改革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注重通过推进综合改革激发院系的办学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十三五”规划目标管理工作， J 大学探索学校与院系签署 “院系十三五建设协议书”，启动校院协同治理改革的新思路。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协议授权”改革任务，“研究制定一套权责对等、边界清晰、责任明确、违约负责的权责清单，加快推进清单管理方式的协议授权。尽量缩减负面清单事项的范围，更多采取事中、事后监管方式。 根据院系的学科特色、发展阶段和建设需求，以‘授权协议’方式予以个性化政策支持。” 2018年学校正式启动“协议授权”改革试点，首批7个学院纳入了“院为实体”协议授权改革试点学院，校长与试点学院院长签订《校院授权协议》，以书面形式明确学校、学院双方的权责，人、事、财、物等方面的权责进一步下放至学院，学院获得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F校的规划实施始终扣紧项目制这一主题。“以项目为抓手”是 F 大学在规划实施中的突出特点，该校规划处处长强调：“我们学科规划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把它项目化。原来规划写得很笼统，现在要求把可操作的项目列出来，并对项目进行排序，这些项目要跟学校重点发展的方向契合，契合度越高，支持越多，契合度越低，支持越少。 学校层面围绕‘双一流’制定整体的项目指南，项目指南发布以后，有的项目是论证，有的项目是竞争性的答辩，从而确定学科自己设置的各类项目，包括平台类项目，科研类项目，人才类项目，然后就获得竞争性的资源，资源就落到学科。 ”F大学将项目化确立为规划实施的核心，抓住了项目制运作的精髓——通过对基层组织提供特殊增量资源达到高效动员的效果。“这种增量资源直接由项目‘发包’部门掌控，绕开了常规的行政程序，快速有效地动员基层单位，实现上级部门意志。” 项目化运作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规划处处长指出：“规划中要发展的学科方向，一定要把这个方向可承载的平台以及重点要做的事情列出来，列出来就能看到这个方向到底有没有真正在建设。如果没有，就不应该有资源支持。在文科中施行是蛮难的，下一步就是要紧密跟预算挂钩，虽然是很痛苦的事情，但还是必须要做。”由此可见，项目化运作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学科建设的可操作性，这也可以视为国家项目制治理在高校的延伸和复制，因为“项目制不仅是一种体制，也是一种能够使体制积极运转起来的机制；同时，它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决定着国家、社会集团乃至具体的个人如何构建决策和行动的战略和策略。”
（三）规划评估的特色：结果导向与持续追踪
对规划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监控和有效评估，始终是规划面临的一项难题。F大学规划处处长坦言，“我们现在的评估工作其实做得还不够。针对单一的学科评估，有时候我们会委托第三方做，但是效果不好。 这是因为第三方公司对学科、学术发展的了解和把握能力还比较欠缺。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一块做好。现在我们明确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开展比较简单的评估，主要看指标的达成度，但可能还是过于数目化管理了。我们还是应该更强调学科的内在生长机制。 如现在对师资队伍的评价，无非是按照人头有帽子没帽子来看你的队伍结构是不是合理，怎样的年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难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还是要找最有经验、最熟悉这个学科的人去评价，才能做出良好的评价来，才能保证这个学科按照自身的规律成长和发展，这一点我们也不敢轻易去动。 ”J校的规划评估采用的是持续追踪的方法。规划处处长指出：“从文本到实践，当然要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对规划文本进行持续的跟踪。”J大学在评价技术上颇有优势，该校推出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在学术界得到高度关注和普遍认可。规划处处长对排名的看法颇能代表该校的态度，一方面，各类排名“不是学科建设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排名仍然“是帮助学科建设部门和管理部门观测学科发展优势与不足的有效工具”。规划部门在开展动态跟踪时，首先建构了不同学科类型的动态监控指标体系，然后以标杆对比为分析基准，建立标杆学科体系，观测目标学科相对于标杆的发展情况，从而有效掌握各个学科的发展进步情况。持续追踪还意味着规划部门对规划工作的持续跟进，即“反复提醒”。“反复提醒最好的一招就是必须参与学校年度工作计划的制定，我们必须把规划当中的指标和工作不断地放到年度工作计划中去。同时，年度计划所有的指标都必须转化为对学校各个部门、各个学院的考核指标，考核结束之后要跟绩效分配挂钩，这是我们一直做的。我们会在会议上不断地回顾这个事情，我们通过年度跟踪不断地督促和监督——只要是落在纸上的工作就必须得做，必须去推进。因此，学校的年度工作计划我们会比较深入地介入。绩效分配呢，我们会对各个学院的绩效完成情况给出一个分数，但是绩效分配怎么分主要由人力资源部门来执行。”
三、学科发展规划的有效性透视
通过两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学科发展规划从战略历程的角度和规划管理的角度都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二者的相同点在于均通过学科发展规划，确立学科发展路径，优化学科结构布局，促进学科实力提升。由此，“学科发展规划是否有用、如何有用”就成为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笔者尝试从学科发展规划的战略思维、控制强度、逻辑遵循、共识程度等维度来分析学科发展规划的有效性问题，即学科发展规划能否取得实效所需要把握的系列问题。
（一）学科发展规划的战略思维：战略适应与战略延伸的统合大竞争时代，战略就是生存之道。学科发展规划承载着大学的学术发展战略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包含有落实战略的实施方案和重点工作。战略依据其制定的基础不同，可以分为以环境为主导的战略适应（strategic fit）和以资源为主导的战略延伸（strategicstretch）两种基本类型。战略适应，强调在市场机遇与组织资源之间寻找匹配和适应，因此也被称为战略匹配。战略适应的重点是“设法识别经营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对其配以相应的资源和能力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展战略。”无论对J大学还是对F大学来说，“双一流” 建设都是当前最大的政策机遇和利好。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通过建设一流学科建成一流大学是两校共同的战略选择。“双一流”建设提出的强烈要求是学科发展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 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我们可以看到两校为适应形势和政策要求所作出的战略调整，无论是J校的学科交叉平台建设，还是F大学的“新工科”布局，都属于战略适应的范畴。战略延伸所“延伸”的是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强调“充分发挥组织的资源优势以提供更大的价值”，组织“具备满足市场需求或创造市场需求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战略”。战略延伸在两所案例学校均有突出的表现：一方面是学科优势的延伸；另一方面是资源优势的延伸。在学科优势延伸方面，J 大学在“双一流”学科发展规划中强调工科的优势地位，理科的基础地位，医科的重要地位，以及交叉学科的潜力；F大学也在“双一流”学科发展规划中强调人文、社科、医学的强大优势，发挥学科交叉的潜力，探索学科交叉的前沿地带。 在资源优势延伸方面，两校都具有很强的资源获取能力，2018年度的预算总经费均超过了百亿，J大学甚至达到144亿的水平。“占有较多资源能降低高校的相关风险，这意味着，资源充足的高校可以比它们的那些穷对手们更早地开始变革。”20两校基于学科和资源优势的延伸，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学科重点领域和学科交叉方向。由此可见，学科发展规划既是一种战略适应行为， 也要一种战略延伸行为，处于一种统合叠加的状态，既能利用优势抢抓机遇，也能基于优势创造差异和特色。
（二）学科发展规划的控制强度：强控制与弱控制的分野
学科发展规划从制定到执行普遍涉及 “两张皮”的现象，因此施加一定的控制显得尤为必要，但控制的强度以何种为宜尚存在激烈的争论。J大学重视过程管理和过程控制，强化KPI的考核并与资源配置“硬连接”，属于典型的强控制模式。强控制产生的争议是明显的，甚至在 J 大学内部也一度争论颇多。规划处处长介绍：“内控 KPI 这个关键指标也是备受批判了，校领导也多次讲你们这些指标到底对还是不对？指标到底能不能反应内涵和质量？我们据理力争，坚持 KPI ，因为没有指标规划在实际中是推行不下去的。但对指标的功能——是以考评为主还是以日常观测为主——我们可以重新再认识。针对‘五个一流’的目标，我们做了40个KPI指标。”有强控制传统的J大学也在逐步转变控制的灵活性，正如规划处处长所说，“我们更重视规划的思路，大家做规划不要老是盯着目标，否则最后就变成 KPI了。KPI只是规划的一部分，不是规划的全部。 我们更加希望认识到规划的思路和思想。”即使对院系的 KPI 设定，也强调规划部门与院系共同协商，更加重视规划的认同和自觉行动，以及领导力建设等方面。F大学对学科发展规划的控制则相对重视项目引领和结果导向，相对淡化过程的监控，其考核结果对资源分配也仅作为“参考”，是一种“软连接”，总体控制强度相对较弱。这与该校的学科文化和管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规划处处长指出：“从 F 大学来说，学科规划是要做一个矩阵式的，我们做不到像J大学那样对院系有非常细致的指标来控制。我们也认为，在F大学很难做这项工作，因为一个文理综合大学，不能变得太数字化，但是也不能过于无为而治。 所以我们现在的学科规划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把它项目化。”将项目化作为规划管理的抓手，正反映了F大学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规划控制力度又不至于招致强烈的抵制，其中的“度”也是需要仔细拿捏的。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躁动的年代，多数规划者“往往忽视了人们的自我意识、政治和传统等因素以及他们制定的规划付诸实施的必要性。 ”
（三）学科发展规划的逻辑遵循：知识生长与外部需求的叠加
布鲁贝克将高等教育哲学划分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前者强调知识探究的动力源于“闲逸的好奇”，后者则强调知识探究的动力源于“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 丹尼尔·若雷认为有两种基本的院校哲学，即“提供者导向”的哲学和“消费者导向”的哲学。前者遵循内部学术的驱动方式开展教学和科研，后者则遵循外部市场的驱动方式提供教学和科研。学科发展规划也存在两种逻辑，即基于知识生长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基于社会需求的外部发展逻辑。一方面，学科发展规划要顺应知识生长的分化、综合、交叉等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学科发展规划要满足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上述两条学科发展规划的逻辑复合叠加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时知识生长是主要的逻辑遵循，同时兼顾社会的外部需求；有时外部需求是主要的逻辑遵循，同时兼顾内在的知识生长。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一，基础学科的生长是新兴学科发展的力量来源。 F 大学高度重视文理基础学科，在“文理并重” 时期就顺应知识分化的趋势建设了一批新兴学科。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文理基础学科仍处于重要位置，保持了传统优势地位。其二，应用学科的发展主要依据外部需求的增长以及内在学科的优势。 J 大学的工科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在重要技术进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双一流”建设中学科规划重点建设船海工程与科学、制造科学与工程、电子电气工程、计算智能与系统控制、先进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5个学科群。 其三，交叉学科的生长往往兼顾国际前沿和社会重大需求。 F 大学推进学科融合创新发展锁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创新型国家”“健康中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创新型国家”主题为例，重在通过理科、工科和医科优势学科，对接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研究中心。 J 大学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提出“以优势学科为主干，以特色学科、新兴学科、需求学科为支撑， 以学科群模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体系建设思路，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双重逻辑遵循。 因此，学科发展规划普遍重视将学术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以此作为规划学科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
（四）学科发展规划的共识程度：从顺从到认同的跨越
J 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提出“规划的最高境界是认同”的观点，并认为规划的认同是指“认知—顺从—同化”的心理过程。 “认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一个理念如果你非常认同，然后充分调动你的团队和智慧来共同实现目标，这是最难的，也是我们一直力推的。首先， 我们得告诉他们有规划和没规划会不一样，如果你跟从规划， 如果你一直把规划作为工作的指导，你的工作将得到很大的变化。 其次，我们会主动介入到各个口子的改革和政策制定中。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使规划的思想渗透进去，注入到他们那里，潜移默化地贯彻下去。 我们在机关层面渗透的比较好，院系层面还不是主攻方向，因为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院系层面我们还是以 KPI 为主要的名头在做。 再次，别人认为规划都是说大话的，说假话的，但我们说规划是可以实现的。从规划的实施来讲，通过计划分解、年度考核和持续跟踪，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对规划的顺从。 写进规划的内容你必须做，这就叫顺从。最后，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同化过程，从顺从走向自觉行动，比如能够主动描绘战略地图、主动开展国际评估等。 ”F 大学规划处处长也认为学科规划实施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共识，最困难的部分也在于形成共识。“共识度越高的事情，肯定越容易实施，共识度越低的事情，越不容易实施。这里面的共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个共识。一是对现有队伍和引进人才应该处在什么样的学术水准的共识。二是对发展方向的共识。两个共识中最核心的是人。怎样去形成学科自身的共识是最大的问题。 ”
综上，学科发展规划的有效性是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适度融合的结果。 这种融合状态“与理性主义的规划相比，少一些精确；与渐进论相比，对未来的展望不受那么多限制；不如理性主义那么乌托邦，但也不如渐进论那么保守；不是那种难以把握的不现实的模型，但也不是那种走形式的、缺乏远见的、自我中心的、缺乏创新性的决策。 ”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7期，作者张继龙，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上海 200234；陈廷柱，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