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发展参考
2019年第03期 总第46期
发展规划与法规处 主办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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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高教新政】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
【高教研究】
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建设
【高教视点】
科技部：将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当成重点
雷朝滋司长：高等学校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双一流”建设必须找准三个坐标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高教资讯】
教育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教育部2019年发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首次发布
2017年2766家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增长超六成
北京市发明专利奖揭晓 产学研结合受关注
19位华人学者获2019年斯隆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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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新政】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成果导向，精简科研项目管理流程，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机制，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自主权。要坚持国家目标导向，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分类改革，精准施策，加强监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3月1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很多重大改革已经进入推进落实的关键时期，改革任务越是繁重，越要把稳方向、突出实效、全力攻坚，通过改革有效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继续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突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会议强调——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成果导向，精简科研项目管理流程，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机制，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自主权。要坚持国家目标导向，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分类改革，精准施策，加强监管。
会议指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深化改革要乘势而上，推出一些实举措，坚定不移推进重大改革，加快推动金融、减税降费、营商环境、科技、法治、政府管理、教育、医疗、就业、环保等群众关注的改革举措，通过改革解决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
会议强调——
今年改革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较多，要把握形势发展变化，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完善政策和制度设计。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改革任务是实打实的，责任也是实打实的，必须一级抓一级。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想为敢为、勤为善为。要发挥督察促落实作用，避免多头督察、重复检查。（来源：教育部新闻办，2019-03-20）
【高教研究】
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建设
王洪才
一、一流本科教育蕴含的理论命题
目前一流本科教育已然成为高等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与全国教育大会、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不无关系，当然也与人们对本科教育质量的抱怨有直接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双一流”建设，因为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本科教育被遗忘，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所比拼的主要是科研成果，而教学容易被冷落，特别是本科教学。虽然在一些大学排行榜上，教学排名一项也是有的，但那些数字指标与教学现实之间的关系却无从考证。 所以，提出一流本科教育这一命题主要是从现实出发的。
但这个现实问题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流本科教育的确切内涵是什么？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一流本科教育。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一流本科教育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若要建立一流本科教育的评价标准，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一般的或普通的本科教育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水平才能称得上一流本科教育水平？提出这个问题就衍生出第四个问题：本科教育究竟有多少层次，除了一流之外，是否还有二流、三流、四流？即本科教育究竟分成多少层次为宜？最后一个问题：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区别在哪里？究竟是层次区别，还是水平差别？或是规格差别？换言之，本科教育水平是否必然比专科教育水平高？研究生教育水平又必然比本科教育水平高？
我们首先必须区别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其次是区别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不然的话谈论一流本科教育就流于空谈。事实上，关于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区别的争议始终存在。如人们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学习的比较吃力，就建议他从本科转成专科。 这样的做法容易让人认为，本科教育比专科教育水平高，学习的难度也比较大，如果降一格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应的。也暗含了这样的假设：本科与专科相比仅仅是层次上的差别或水平上的差别，不是类型上的差别。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是否本科学习不好，就一定能够学好专科？很明显，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就坐实了人们的一种指责：专科是压缩后的本科，本科则是扩展了的专科。
今天有一种流行的观念是：本科与专科（指高职高专）区别是类型区别，不是层次区别。理由是专科教育偏向应用和操作，本科教育比较偏向理论和思辨。这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即专科教育必须有实践基地，必须有与现实结合的部门，本科教育主要是进行读书和学习理论知识，虽然也有一些实践环节，但往往是短时间的、观摩式的，不是常态性的、深度的。这种理论-应用、思辨-操作的区别似乎抓住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但似乎又使人们如坠云里雾中，因为现在新出现了一种新建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他们恰恰强调的是应用与实践， 这似乎在性质上与专科趋近，这该怎么理解？
可以说，新建本科院校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本科和专科划分的一次非常大的挑战，也说明传统的划分方式只是一种经验式划分，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无法预见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同时，研究生教育发展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即出现了学术型与应用型的区分，似乎强调应用既不是专科教育的专利，更不是本科教育特有，而是分布于各个层次。因为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无人再认为它与本科教育是类型区别而非层次区别。人们普遍认为，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就是属于不同层次。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对于应用-理论的区别，似乎更适用于专业的划分，对于层次的划分而言越来越不适用了。如人们普遍认为工科、医科的操作性比较强，如果没有实践的话，基本上没法学到真知识。其实，对于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践也学不到真知识，如教育学就不是纯粹理论思辨能够解决的。艺术类更是实践性强的科目。看来，“应用-理论”维度不是划分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的标识，必须寻找新的标准才能解答分层问题和分类问题。二、关于本科教育如何分层问题关于本科教育内部该如何分层？当人们提出建设一流本科教育这一命题之后，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会不会存在一种‘超一流’的本科教育”？我们习惯了划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当突然出现超一流大学和超一流学科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适应，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划分方式。如果说这里的“一流”就相当于那里的“超一流”，那么人们就会说即使在“一流”里面也不都是同一个水平。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种排名的误区，乃至是陷入一种贴标签的误区中。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提出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就说明本科教育内部是存在着水平差异的，这种差异究竟到什么程度，却很难说得清楚。经常听到有人说，某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很差。究竟差到什么程度，却也说不清楚，反正人们可以描述一系列的不堪的现象。对于什么是好的本科教育，人们也能够列举一些现象，但要从本质上却说不清楚。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这里的教授水平很高，设备很先进，学生学习很认真，校园环境很整洁。对于那些印象不好的学校，描述方式自然就不同了：这里的教授水平很差，学校管理得一点都不严，学生主要不是在学习，校园乱七八糟。所以，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差异是自然的，究竟该怎么衡量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没有明确的标准。
是否所有的本科教育都是合格的？显然不是。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作，就说明一个学校在获得本科教育的资格后不代表它自然就是合格的，必须经过检验才行。至于检验得严格不严格，很难精确下结论。经过检验之后是否永远合格，也很难下结论。但合格评估总体上属于一种规范性评估，是对教学应该满足的客观条件的检查，并非对所有教学过程的检查，即使对个别课堂进行检查，也多半属于抽查性质的。 这种个别检查无法推断一般状况。实事求是地讲，即使对每门课都进行了抽查，也不可能保证被抽查的课程始终保持一个水平。那么究竟什么代表本科教育质量？
人们毫无异议地认为教师水平能够代表本科教育质量。教师的水平一般就决定了教学的水平，教学的水平就决定了教育的质量。在这个链条中，教师水平是一个核心因素。但这个推论中却存在着3个明显的逻辑错误。 ①“教师水平”概念指代不清，究竟是仅指学术水平，还是包括道德素养在内？这很关键。人们普遍认为师德师风与学术水平之间并非总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强调的“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就蕴含了这个道理。②如果是仅指学术水平的话，就很难保证教学水平一定好。因为学术水平主要是指科研水平或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与教学水平之间关系不大。要想学术水平高，同时教学水平好，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必须考虑进去，那就是教师必须保障教学时间与精力的投入。③教学水平涉及教师专业能力问题，这其中既有教师个体的教学天赋问题，也有其后天努力问题。因为有些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弥补的，但有的却是无法弥补的。所以直接从教师的学术水平推导出教学水平存在着逻辑错误。
可以说，学术水平高是教学水平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否则，人们都可以想当然地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其教学水平一定高，理由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的学术水平普遍高于非研究型大学的。事实上，这个推论在现实中不成立，中外大学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经常倡导对本科教育进行改革，或提出重建本科教育的原因了。正是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很多人就认为教授教本科的话就必然效果好，这也是这个逻辑错误的必然结果。
三、本科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本科教育质量究竟由什么决定？一个比较新的观察视角从教师的“教”转移到学生的“学”。 即考察本科教育质量不在于教师“教”的怎么样，而在于学生“学”的怎么样。这个说法让人听上去很费解，因为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教师教得不好，学生还能够学得好？确实这个问题似乎使人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说教师教得不好，学生可以学得好，那么要教师何用？如果教师教得好，学生怎么可以学得不好？这个两难困境其实是假的。因为提出这样的两难困境仍然是“教师决定论”思维在作祟，这里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何谓教师教得好？如教的内容多、知识讲授得很系统、教学很规范是否就是好的标准？这显然是传统上判断教师教得好坏的重要标准。但它适用于一流本科教育的评判标准吗？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仍然是学生学得怎么样，特别是学生是如何学的。具体而言，要检查学生是如何学习的，首先要问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热情，其次要问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如何，再次要问学生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最后要问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一般而言，学生的学习热情高，学习质量才能高。那么，要调动学生学习热情，教师的作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激发学生自己的内在求知动力。完全依靠教师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已经很被动，不过这已经是当下普通本科教育的常态，或者说低质量的本科教育主要是依赖于教师的激发作用，而一流本科教育则主要是基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学生在课堂内的参与程度无疑是教学质量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换言之，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说明教师教学内容不具有强大吸引力，其次说明教师教学方法不得当，再次说明教师没有真正研究学生，仍然是坚持教师中心主义，不能根据学生的需要来设计课程，最后则可能是教学内容比较艰涩，学生难以参与进去。这一切都说明，学生的参与程度依然是考核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的重要维度。
学生的学习方式可能是教学质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接受式学习与探究式学习对学生的挑战度不同，学生对知识获得层次也不同，只有当学生真正开展探究式学习时才体现出一流本科教育的本质特征，因为唯有此时，学生才是真正的学习主体，否则就是一个被动的受体，就会变成接受知识的容器。这样的学习方式与教学设计具有密切关系，如果教师采用直接传授方式的话，则很容易养成学生被动接受的习惯。相反，如果教学设计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是一种PBL教学模式设计，则学生很容易养成探究的习惯，并培养其探究的能力。但是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合适，是对教师教学智慧的考验。问题太易与太难都不适合，问题适中而且适合于大多数才合适。如果教师仍然以自我为中心，单纯强调固定知识的传授，那么就无法设计出这样的问题。这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案必须是弹性的、生成性的，必须能够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设计问题。这个实际不仅是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还有学生的实际经验与阅历，以及学生未来发展实际需求。很显然，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果教师不投入充分的时间与精力，不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也说明，一流的本科教育，师生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结成了教学共同体，结成了一个成长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相互支持性的氛围中，学生的学习动力才能持续，学生才会把探究作为一种乐趣，这样的教学必定是一种团队教学。
学习效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因素，但它并不是核心因素。它是探究式学习的自然结果。所以，对于今天流行的“结果导向型”教学观念应该慎重对待。因为这样的目标导向很容易造成机械化培养，容易采用机械训练方式进行操作，而非通过学生的自由探索来获得一种自由发展的结果。可以说，这种操作模式充其量是一种合格性的本科教育，但绝非一流的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必须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探讨空间，学生所进行的是一种探究式学习。在探究式学习的引导下，学生获得的是一种探究能力，是对探究的浓厚兴趣，是一种勇于探究的精神，也是一种勇于实践的精神。这恰好是我们今天最迫切需要的创新创业的核心素质。不仅如此，在探究过程中还能够衍生出一系列有益的副产品，如团队精神、合作意识、沟通能力、协调能力、责任意识、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这些都是创新创业教育所努力培养的目标。
可见，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品质在于通过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前提性条件。教师的引导作用表现在对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以及对学生探究过程的全程护航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不仅具有引导、设计和辅助的作用，而且对学生发展具有保护性的作用。在教师的引导过程中，也包含对学生发展的评价，但评价不是主要要素，而是一个辅助性因素，是促进教学过程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手段。
四、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路径
一流本科教育如何建设？首先要确定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观，如果这一点不确定的话，一切教学改革设计都无法进行。在这里要确定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学生发展” 不是以学生掌握的知识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衡量，因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个综合运用知识的过程，与知识掌握的多少关系不大， 而是与学生的探究能力有关。必须指出的是，学生掌握的知识并非越多越好和越难越好，而是以适度为宜。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考核不应集中在其备课的系统性上，也不应考核课堂教学秩序井然上，更不能把运用多媒体程度作为考核指标，因为这都是机械化教学的结果，是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目的教学的必然结果。
如何做好教学设计，这是对教师的教学能力素质的极大考验。 教师如果对本科教学工作不用心，就不可能对教学方案进行精心设计。这实质上是对教师考核条件的要求。如果教师的科研负担太重，教师就会对本科教学没有兴趣，那么就会直接拖累本科教育效果。这说明，合理的教师考核政策在一流本科教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对教师压力比较大的是那些硬性的课题和经费数量要求，这几乎成为每个教师晋升道路上必须跨越的主要障碍。当然，对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也成为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压力指数也很高，但相对于课题级别与经费数额而言仍然相对轻一点。如何破除这些考核的怪圈，实实在在促进教师投身科研，投身学术，投身教学，是每个大学管理者应该思考的课题。大学管理者首先需要从大学排行榜中解放出来，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师的学术创新贡献和教学发展贡献上来，鼓励教师从事基础性学术探讨和教学改革探讨，这样教师才能为构建师生共同体、教学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而努力。
要做好教学设计，教师必须从实践出发寻求问题，唯有这种问题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才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纯粹的理论问题很难吸引学生注意力，因为学生自身缺乏经验基础，从而很难参与。这显然对教师的学术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要求教师不能一味地躲在书斋中思考问题，必须去了解现实实践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找到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经过认真探究之后就可以转化为教学资源，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教师的学术造诣应该体现在对现实的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上。故而，研究现实问题不仅是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当然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途径。因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首先是建立于对现实事物的理解上，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现实事务的参与能力上。教师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现实问题，科学地分析和解答现实问题，会在无形中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对现实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也为他们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找到了途径。学生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性地解答了现实问题，就是他们创新能力的表现。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创新能力就体现在灵活地应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上。
当前本科教育的突出弊端在于理论教学脱离实际，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理论知识的价值，从而其学习目标局限于获得学历文凭，知识掌握变成了一种考前的突击活动，学习变得盲目和被动。所以，转变这种倾向的根本措施还是在于教师考核机制的转变，即考核的效益首先在于能够让教师投身于教学，让教师有精力研究教学，研究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师主动研究实践实际问题，并把这些生动的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享受知识探究的乐趣，如此才能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到那时，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就不再是一个困难。（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期；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高教视点】
科技部：将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当成重点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副部长李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3月11日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推动国家高科技创新发展，必须要解决高科技水平供给不足的问题。有代表委员认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落实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请问，科技部在推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哪些考虑？未来如何打造国家强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
王志刚：确实，推动高科技发展，提高发展能力和水平，这是整个科技界和社会各界要持续做的功课，科技部当然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好。刚才你讲到科技成果转化，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科技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这样“三个面向”推进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必须做好的一门课。
王志刚：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求，比如说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是实体经济，第二是科技创新，第三是人才，第四是金融。所以，科技成果转化在这一块上都有关系。实体经济，怎么样能够把高科技实体经济作为发展重点，更可持续，更有竞争力。当然，科技创新本身是这样的，人才是创新的主体，金融也需要创新。另外，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好，把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应对好，这都需要科技创新。同时，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很多，如何摆位？我们考虑把科技成果本身作为一个充分条件，把政策、法律、金融、政府服务、产业界参与、社会各界支持等方面，作为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充分条件，我们的颠覆性产业就出不来。所以，颠覆性产业的充分条件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出现，后面那些是必要条件。
王志刚：所以，我们在把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首先得出成果，在成果方面也要分它的成熟度。一种状态是，仅仅是一个想法，或仅仅是实验室里刚开始讨论的想法，它本身是一些假设，而没有印证，或者印证之后还不能转化；还有一种已经到了转化的时候，能不能有转化的合适主体，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成熟度，我们把握的时候，作为手上有成果的和承接成果的，都要注意这个事情，一定是可转化的。
王志刚：另外，是市场机制，一定是市场机制来促进转化。成果的拥有者、成果的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在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确实这些年我们更重视了科技成果转化，全国人大专门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应该说这个成果转化法的含金量很高，在各国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法律，中国这部法律应该是最优惠和最贴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的。2017年，高校科研机构2700多家，转让各项科技成果35.4万项，增长了近60%，合同额达到了751.76亿元，同比增长27.5%。我们看到，一部好的法律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这部法律确实是贴近中国实际，符合科技成果拥有方和承接方两方的意愿。
王志刚：下一步，我们还要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当成重点。一是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技术转移基地、技术转移主体，以及技术转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好。二是推动符合技术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管理的制度建设。因为它更多的是无形资产，不是像土地、房地产一样的实物资产。包括最近的科创板，目的也是推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中间有很多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也是把无形资产、把能力作为重点，而不是把资金流、把交易额当做重点，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同时，科技金融结合也非常重要。如果科技是充分条件，金融就是必要条件。我们知道，论证一个数学题，充要条件都成立，这个数学题就证明结束了。（来源：中国新闻网，2019-03-13 ）
雷朝滋司长：高等学校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两会期间，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针对记者提出的高等学校“珠峰计划”进展和高校自主创新等问题，雷朝滋司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雷朝滋说，“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是教育部党组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写好教育部“奋进之笔”的重要战略部署。“珠峰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四大，即建设大平台，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产出大成果，核心是组建大团队，主要抓手是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布局一批前沿科学中心，通过打造政策特区，给予稳定的支持保障，建设成为具有国际“领跑者”地位的创新中心和人才摇篮，成为我国在相关基础前沿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高峰。引导科研人员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一些“从0到1”的科学研究。
谈到高校的科技创新地位，雷朝滋表示，高等学校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虽然高等学校研发人员不到全国的10%，研发费用不到全国的8%，但是他们承担了2/3以上的基础研究任务，承担了80%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承担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研究，发表的论文占到全国的80%，发表的SCI论文占到世界总数的1/8，他们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项目就占到全国的70%左右。
在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上，雷朝滋认为，高等学校有能力为国家“自主创新”做出更大贡献，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加强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加强创新的源头供给。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在高校建设一批集成攻关平台，解决“卡脖子”问题。三是深度开展协同，加强校企合作，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四是坚持开放创新，要建立好一些开放创新的平台，大力推进国际合作交流。五是强化人才培养，特别是发挥科研育人作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来源：中国网-中国双创，2019-03-15 ）
“双一流”建设必须找准三个坐标
刘承波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创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新变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双一流”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准新坐标，瞄准发展方向，科学选择建设路径，解决新问题，作出新贡献。
一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根本使命。是否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世界发达国家都将追求大学卓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双一流”建设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根本使命，首先是要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与学校所具有的学术地位相匹配，为社会各界培养精英和领袖是一流大学当仁不让的选择。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与康奈尔大学等都是享誉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它们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性的领导者和优秀人才。“双一流”建设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努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次是增强国家创新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一流大学是为了适应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都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双一流”建设既要瞄准世界前沿的学科，争取有所突破，又要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多出成果，而不单纯是追求排名指标、追求在Nature（《自然》）、Science（《科学》）上发表多少文章。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既加强对能源、环境、水资源等传统学科的研究，又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二是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双一流”建设是“突破性工程”，同时也被赋予 “引领性工程”“示范性工程”的新使命。即“双一流”建设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目前我国有普通高校2631所，其中大量的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地方院校，由于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高校内涵发展不充分、教育质量下滑、支撑国家战略发展能力偏弱等问题。另外，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高校在教育投入、办学条件等方面差异巨大，高等教育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校际发展不平衡、结构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双一流”建设要积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引领和带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促进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和基础能力建设。“双一流”不同于“211”“985”工程的重要特点是“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动态调整支持力度”，打破“终身制”，避免贴标签、身份固化。通过建立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双一流”建设有助于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引领高等教育从一流的大学建设转向一流的体系建设。要看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所长，都有在各自层次与类型中争创一流的潜质。要坚持统筹兼顾、多元发展，把“一流”的精神推进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高校与学科，以此引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防止“双一流”的高校和学科成为天马行空的“独行侠”。
三是要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国际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多边主义，在世界舞台发挥着更大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双一流”建设要紧紧把握时代主题，为推进世界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综观世界一流大学，总是处于世界科研前沿，取得一批标志性科研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如剑桥大学取得了麦克斯韦方程、凯恩斯经济理论等重大理论突破，麻省理工学院在雷达、原子弹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面向国际学术前沿，站在科学技术的前端，在人类共同面对重大挑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大力开展国际项目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取得新进展，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办成了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研究机构，我国的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也迈出实质性步伐，孔子学院综合文化传播功能进一步拓展。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双一流”建设应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和视野，建立全球性的发展坐标，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02-12，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部副主任、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国际一流大学及全国高等院校170多所，拥有40余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以及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基础雄厚，新兴产业发展迅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实力不容小觑！
近期规划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对于中国高校来说，有何重大意义？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家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制度优势
制度差异并非是共融障碍，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存在制度差异的区域，也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及经济合作。看待区域发展的时候一般均会考虑什么会阻碍生产要素的流通，而纲要中已有所提及将如何促进湾区内生产要素的流通。
反而“一国两制”一定是香港优势，“一国两制”让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能够发挥其独特性及制度优势。纲要其实是要规划大湾区成为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及创新能力的地区，这是一个很高的层面，香港利用“一国两制”优势确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能够协助大湾区与国际接轨。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湾区建设离不开“知识影响力”
粤港澳大湾区长远发展需要做好人才培养，而发展高等教育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要素。
与世界著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吞吐量、GDP都差不了多少。我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一是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二是把新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比不上，三是缺少国际化的文化影响力。
世界三大湾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能力都非常强，而它们的创新源泉，是有好的大学在支撑。要发挥大学在大湾区里的作用，创造新知识，并把新知识转化成生产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影响力的湾区。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章熙春：用引领式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对于我国科技强国具有独特意义，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我们更加意识到“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的重要性。
《规划纲要》提出，要“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题中之义在于，中国不能再走模仿创新、跟随式创新的道路了，必须要有引领性的创新，我们的产业发展也要摆脱旧有格局，在新兴产业上发力，实现“弯道超车”。但科技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必须面向世界、紧跟前沿。因而，国际科创中心必须是开放性很高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国内现阶段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区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大湾区具备国际科创中心的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对我们来说太及时了，因为我们这个大学实际上就是基于大湾区这个背景建立起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个国际化的大学，不仅传承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同时也是结合深圳这样一个国家制造基地、创新创业基地的机制发展。
大湾区有条件打造成为国际的创新和科研中心。国际化的创新中心其实很难打造，但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深圳其实也做得不错。深圳可以说是具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一个产业链。在这样的基础上，联动香港的人才、基础建设、基础科学研究，深圳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创新的科学中心。香港的科学研究建立也有很长时间了，怎么让它真正发挥作用？还是要和产业链连接起来，这个产业链就在深圳。
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赵淦森：齐心协力推动办学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扎实推进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要以内涵发展、提高质量为核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齐心协力推动办学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暨南大学学生、青年创业者孙维：大湾区为创新创业带来无限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为创新创业带来无限机遇。我们身逢其时，也责任在肩，要拥抱大湾区，主动融入大湾区发展。
我们要把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与已有的创新创业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发挥青年人的聪明才智与创新精神，勇敢尝试，一展所长。同时，青年创业者也是连接粤港澳三地交流的一座“桥”，要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扎实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优势，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来源：中国教育网2019-02-22，张伟静综合整理)
【高教资讯】
教育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2月26日，教育部召开2019年第四场教育新春发布会，介绍2018年教育事业发展有关情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介绍基本情况，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教育督导局巡视员胡延品、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分别介绍义务教育超大班额、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薄弱学校改造工作、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有关情况。
2018年一年来，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取得哪些新进展？一起来听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的介绍。
举措篇
2018年，教育部围绕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提升质量干了十件大事。具体有哪些？一起看看。
一、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提出了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四个回归”的基本遵循、“以本为本”的时代命题以及“三个不合格”“八个首先”的基本要求。各地各高校积极行动，形成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压倒性态势。
二、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通过大力发展“四个新”，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增设外语非通用语种等紧缺专业，基本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全覆盖。
三、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按照“兜住底线，留足空间”的原则，发布实施了涵盖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的标准，涉及到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点，为高校开展专业设置、专业建设和专业认证提供了依据。
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分两批认定公布1291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上线数量快速增长至8000余门（年增长量4800余门），学习人数超过1亿4000万人次（年增长量8500万人次）。认定首批105项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发布全球首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集中展示平台，实现“网上做实验、虚拟做真实验”。
五、评选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评出四川大学《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科教育川大实践》、华中师范大学《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探索实践》两项特等奖，50项一等奖和400项二等奖，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六、成立新一届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立了覆盖92个专业类以及课程建设的151个教指委，聘请委员5550人。引导新一届教指委充分发挥参谋咨询、指导引领、凝聚队伍、监督推动的重要作用，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七、举办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2278所高校的265万名大学生踊跃参赛，实现了地域、学校、学生类型全覆盖。推出了全国最大的一堂有温度的思政课和一堂有激情的创新课，组织了31个省（市、区）的70万名大学生、14万个团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支境外团队同台竞技。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推进。
八、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狠抓本科教学秩序
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瞄准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本科教育工作会后，教育部部署全面整顿本科教育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取消“清考”，推动高校切实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把振兴本科的各项举措抓到位，抓出实效。
九、研究制定“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与14个部委、16个部内司局联合制定印发“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以“拓围、增量、提质、创新”为重点，打造覆盖文、理、工、农、医、教等领域的卓越拔尖人才培养领跑计划，探索中国模式、提供中国方案、树立中国标准。
十、召开第一次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工作座谈会
引导新建本科院校坚持走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之路，瞄准服务域，紧紧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个中心，突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核心，走从“新建”到“新型”的建设发展之路，建设神形兼备的一流地方应用型大学。（来源：微言教育，2019-02-27）
教育部2019年发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教育部近日发布2019年工作要点，明确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大力加强劳动教育、推进学前普惠教育发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系统推进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等34项重点。
在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方面，教育部提出，深入开展教育评价体系改革调查研究，分类推出评价改革相关举措，形成相对完整的教育评价改革制度框架。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改革融入“双一流”建设、教学审核评估、学科评估的核心指标。进一步健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研究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和评价办法。规范科研评价结果使用，进一步改革高校科技奖励工作。实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研究制订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标准，完善义务教育评价体系。
在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面，将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研究中国智能教育发展方案等。
为大力加强劳动教育，教育部将出台加强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和劳动教育指导大纲，修订教育法将“劳”纳入教育方针。鼓励职业院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学生参加劳动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在系统推进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教育部提出，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启动全国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继续开展中西部教育发展监测评估。开展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继续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稳妥推进专业评估，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2-27，井溢）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首次发布
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月28在京召开《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新闻发布会。来自部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近百名代表参会。
年度报告以全国2766家公立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为样本，综合分析了这些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典型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报告认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现状的主要特点是：
一是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快速增长。2017年，2766家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合同项数增长迅速。合同金额达121亿元，同比增长66%，合同项数为9907项，同比增长34%。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质量不断提升。科技成果交易合同均价显著提高，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22万元，同比增长约24%。同时，转化合同收入超过1亿元的机构达到31家，同比增长55%。
三是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现。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大幅增长，2017年达47亿元，同比增长24%，政策红利显著释放。
四是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校院所输出技术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强化，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简称“四技”）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6457家，同比增长37%，创设和参股新公司1676家，同比增长近33%。
报告指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既有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也有承接企业科研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是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还不够完善，落地困难。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队伍缺乏，如仅有9.5%（264家）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明显不足。
三是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尚未有效建立。
四是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企业转化能力不强，对于中试、熟化投入不足。
发布会上，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任、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长解敏代表编委会介绍，这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的首次发布。（来源：经济日报，2019-03-01）
2017年2766家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增长超六成
2月28日，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京发布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以下简称《年度报告》）。据统计，2017年2766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获得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达1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
《年度报告》综合分析了这些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典型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目前，科研成果的主要特点是：转化项目和金额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7年合同项数为9907 项，同比增长34%。科技成果转化质量迅速提升，交易合同均价显著提高，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22万元，同比增长约24%。同时，转化合同收入超过1亿元的机构达31 家，同比增长55%。科技创富效应凸显，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大幅增长，2017年达47亿元，同比增长24%，政策红利显著释放。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校院所输出技术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强化，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简称“四技”）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6457 家，同比增长37%，创设和参股新公司1676 家，同比增长近33%。
发布会上，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任、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长解敏，代表编委会介绍了年度报告编制的有关情况。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强调“要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彻底打通关卡，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实施，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和行动方案，各部门、各地方也分别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措施，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大部分科研机构落实中央政策，完善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
与此同时，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朱希铎等调查发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既有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也有承接企业科研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是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还不够完善，落地困难。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队伍缺乏，如仅有9.5%，仅264 家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明显不足。三是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四是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企业转化能力不强，对于中试、熟化投入不足。（来源：新华社，2019-03-01）
北京市发明专利奖揭晓 产学研结合受关注
北京市知识产权工作会27日召开，会上为第五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颁奖。本次获奖的36个项目中，有8个为高校项目或高校与企业联合项目。
北京市发明专利奖是市政府为评选表彰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而设立的专项奖励项目，每两年评选一次，设立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
本次获奖项目经过各单位的长期研发投入，已成为各自细分领域的核心技术，代表相应领域的国内外顶尖水平。获得特等奖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一种时分双工系统的数据传输方法和系统”专利技术中的相关帧结构设计内容已经写入4G TD-LTE标准，并在后续的演进版本中得到完整的继承和使用，对中国引领TD-LTE标准、提升产业地位做出重要贡献。（来源：新华社，2019-03-01 ）
19位华人学者获2019年斯隆研究奖
日前，美国艾尔弗-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公布了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2019年的获奖名单，19位华人学者榜上有名。本年度获奖者共126位，分属化学、计算与进化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数学、神经科学、海洋科学、物理学等8个领域。每位获奖者将获得70000美元的奖金。
斯隆研究奖于1955年设立，每年颁发一次，该奖项旨在支持和奖励处于职业早期阶段的杰出科学家和学者。迄今为止，已有47位该奖项获奖人获得了诺贝尔奖、17位获奖人获得了数学菲尔兹奖。（来源：科学网2019-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