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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等教育体制对大学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欧美的比较研究
【高教视点】
书写高校科技和教育信息化工作新篇章
高校科技40年：科技强国战略下的高校力量
【高教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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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等教育体制对大学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欧美的比较研究
余继 闵维方
一、引言
“不创新，就落后＂（Innovate or fall behind）。＾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一轮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今天，创新已经成为引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不仅影响其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而且会从根本上影响其国运兴衰。因此，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非常重视自身的创新能力建设，而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知识，尤其是开展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只有拥有基础科学的进步，才会有战略性、原创性的重大科技进步。例如，十几年前，美国的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提出了压缩传感理论？，使得应用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有可能以此理论为基础，在图像处理、医疗成像、模式识别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二是培养和聚集创新人才。人才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根本，教育则是源头。大学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科研资源以及各学科综合交叉的学术环境，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三是孕育和传承创新文化。创新是发生或产生新事物、新思想、新产品的活动，首先依赖于人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大学作为文化建设和精神传承的重地，这一功能亦是其他创新主体所无法取代的。
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大学创新能力”这一话题也不断升温。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与创新相关的排行榜，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与康奈尔大学等机构自2007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5年路透社首度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Top100榜单》，2016年科睿唯安发布的《全球创新企业100强》；这些排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推动着研发、制造、教育等各领域的态势。尽管“大学创新能力”这一词汇已被广泛使用，但其涵义常不甚清晰，测度的指标体系亦有简单化的趋向。这种局部而表层化的研究趋势，常常侧重在原框架下增量建设的讨论，缺乏对影响大学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作用方式及适用范围的探究。然而，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是系统和多层次的，涉及多层多主体的互动，单个要素的变化难以改变创新的整体性质。因此，单纯移植一两条政策安排和具体做法，其效果是需要审慎考虑的，更不能认为个别高校创新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和院校简单照搬。本文旨在通过比较美国和欧洲大陆这两大发达经济体的大学创新能力，探寻高等教育体制在大学创新能力建设中的深刻意义，以期为我国大学的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一些启示。
二、相关文献和本文的分析路径
如何界定大学的创新能力是本文论述的逻辑起点。在众多的现有文献中，一般意义上的“创新＂（Innovation）主要是与生产、市场和产业中的技术进步相联系。与此相关，国内外关于大学创新能力的研究大都重点关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大学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大学作为以知识生产、创造和传授为核心业务的组织形式，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发现亦是其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学者对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性研究。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吉本斯等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埃兹科维兹的三螺旋理论、斯特劳和莱斯利等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以弗里曼和尼尔森等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我国学者在讨论大学创新能力时大都借鉴和发展了上述创新领域的经典理论，陈晓宇等在一项国际比较研究中，除了考察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还将个体（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教师队伍建设纳人高校创新能力的概念范畴。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实证研究在指标测度和具体方法上存在差别。梅轶群和张燕通过专家咨询法确定了包含科技基础实力创新、知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５个方面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梁剑莹和安宁以专利申请量为高校创新能力指标，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广东高校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其结果显示，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源因素，其次是产学研合作因素，最后是政府支持因素。陈晓宇等通过对41个国家15年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了四大知识创新主体——高等院校、政府的科研机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论文产出和专利产出效率上的差异，发现在论文产出方面，高校的效率最高，政府研究机构次之，企业最低；而在专利产出方面，企业最高，政府研究机构次之，高校较低。
总体而言，知识生产和科研成果转化是学者们在研究大学创新能力时的两项主要考察内容，也是本文着重关注的对象。然而，既有研究通常以单一的论文产出数量和专利持有数量对二者加以衡量，对相应影响力的关注较少，且关于深层次体制因素对大学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体制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是制度形之为外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社会生活各方面事务的规范体系。它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的，反过来又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决定了人们行为的特殊方式和社会特征”。本研究拟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大学创新能力的差异分析人手，进而探寻形成这一差异的体制性因素。
三、欧美大学创新能力的比较
本文首先通过两个权威性的世界大学排名——“路透社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排名”（下文简称“路透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下文简称“上交排名”），力求以一种更综合的视角对大学的创新能力加以考察。目前，为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大学排名还有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News大学排名等。本文选用“路透排名”和“上交排名”的原因在于：第一，这两个排名的考察内容与大学创新能力紧密相关，但又各有侧重、彼此互补。前者是首个通过论文、专利影响力、大学创新成果产业化来直接测度大学创新能力的大学排名，旨在评选出对全球经济创新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大学；后者则侧重于大学的基础研究表现和学术地位。第二，这两个排名的指标选择都是完全基于客观的数据，而不像其他排名那样或多或少包含人为评分的指标，而带有一些主观判断的成分。第三，这两个排名都通过多项指标以兼顾考察对象的深度和广度。换言之，二者分别体现了对大学知识生产和科研成果转化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关注。需要注意的是，“上交排名”的指标有明显侧重于科学和数学领域的倾向，但鉴于大学创新能力的相关政策制定中尤为关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本文认为，这一指标偏差是可接受的。这两个排名的指标体系见表１和表２。
对比两个排名2015—2017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在“路透排名”中连续拔得头筹，而“上交排名”中哈佛大学蝉联榜首。从两个排名2017年的分布情况（见表３）来看，美国上榜的大学数量遥遥领先于欧洲大陆的国家，占据近半壁江山：在“路透排名”前100位中，美国49所，欧洲大陆２１所；在“上交排名”前100位中，美国48所，欧洲大陆25所。欧洲大陆的大学不仅无缘两个排名的前三甲，而且欧洲大陆国家也无缘上榜院校最多国家的前三甲，甚至在大学创新能力的表现上不及日本和韩国。欧洲大陆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而德国更是19世纪初期就率先提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理念，即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自由为核心的“洪堡思想”，引领着世界髙等教育的发展潮流，德国也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19世纪中叶，德国不仅是世界的学术中心和科技中心，也是以发电机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那时，美国学者以学习德国为荣，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留学德国浪潮。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今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力超过了欧洲大陆的大学？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研发投人不足，大学科研经费的匮乏造成了欧洲大陆大学的创新能力落后于美国大学吗？表４呈现了近年来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与美国的高等教育研发投入状况。
从表４可以发现，欧洲大陆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研发经费投入的平均水平并不低于美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甚至远高于美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前欧洲大学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低于美国呢？这驱使笔者深入到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方面去探寻原因，因为体制机制对于大学创新能力，即知识创造及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而言，是更重要、更根本、更稳定、更长远的因素，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规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更能够激发大学及其学术队伍的创新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四、欧美高等教育体制差别
（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制度安排
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活动的协调一致，也是大学同其他知识创新主体的显著区别，而美国大学在这方面较之于欧洲大陆大学体现出了体制上的优越性。从院校的微观层面看，尽管德国人率先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思想，但美国率先在大学里建立了强大的研究生院。1876年，世界上第一所研究生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成立。劳伦斯？维赛写道：“霍普金斯直接象征着德国研究，它的存在触手可及，给人新奇而戏剧化的感觉，即就科学而言，德国并非遥不可及。”这是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思想制度化的体现。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哈佛研究生院的全面发展以及类似机构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成立，这种变化进人了美国主要的大学组织。此后，独立实验室等政府设立的专门科研机构，都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亦或成为大学的附属机构；同时，许多独立的“专业学院”（如医学院），也被吸纳到大学中，否则就难逃被淘汰的厄运。这种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制度又逐渐内化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共享价值观，从而实现了制度的思想化。这是办学思想和管理体制的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和大学创新能力的建设奠定了体制基础。相比之下，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学生跟着教授学习和研究的一对一“师徒制”，培养过程高度个人化，没有严密的培养程序和制度规约。20世纪后期，德国逐步认识到知识生产模式的改变，传统的学科界限日益模糊，参与知识生产的利益相关者增多，传统“师徒制”存在局限性，第一个研究生院才于1984年在科隆大学建立。而此后对德国研究生院效果的调查评估显示，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在“拓宽思维”“团队工作”“跨学科科研能力”等多方面优于传统方式培养的研究生。
更重要的是，除了在学校管理体制微观层面上的差别，在国家知识创新主体的职能设计上，美国设立了促进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的宏观制度安排。美国没有像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那样设有一个国家支持的独立科研机构系统，如德国的马普学会与弗朗霍夫协会、法国的国家科研中心。在美国，大学是国家的主要基础研究承担者；同时，建立了完善有效的依托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制度，以强化研究型大学教学和研究结合的功能。大部分国家实验室都建立在大学内，与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例如，美国国家加速器实验室（ＳＬＡＣ）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方案设在斯坦福大学，由斯坦福大学领导运作，已由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实验室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天体物理、光子科学、加速器和粒子物理等多学科研究的综合实验室，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多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斯坦福大学90%以上的科研经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也是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其研究范围包括防空系统的高级电子学、空间监控、导弹防御、战场监控、空中交通管制等领域，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此外，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则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其科研经费主要来自美国的能源部和国防部，从事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学等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同时还包括能源效率、回旋加速器、计算机科学、先进材料等。截至2015年，该实验室的13名科学家及组织？获得诺贝尔科学奖、70位科学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把“学术卓越”作为衡量大学的核心指标，以突出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不仅要善于教学，而且必须是一流的科研人员；而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这个没有思想束缚、最容易产生思想闪光的年轻群体，有更多机会跟着导师参与前沿的科学研究。这也使得致力于专业科学研究的教师们，能了解一代代青年学子从真实生活中带来的困惑、挑战和灵感，避免了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沉溺于学究式的细枝末节，为大学的知识创造活动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相比之下，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大都有一个国家设立的强大的、包括众多研究所的独立科研机构系统。在德国，大学与国家科研系统分别设置，大学侧重教学；马普学会和弗朗霍夫协会等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则专注科学研究。虽然这些科研机构与大学通过差异性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均衡互动以共同推进知识创造，但在一些方面与大学存在较为明显的利益冲突。例如，马普学会的规模与两所大学相当，不仅经费充足，而且没有教学负担，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个人待遇，使其在拔尖创新人才上与大学存在竞争关系。而在法国，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并不鲜明，且国家科研机构与大学在科研上是主辅定位，科研机构经费较之大学更为充裕，二者并没有竞争的基础。但是，这些独立的研究机构无法使大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到科学研究和知识创造中。因此，从宏观制度安排上看，教学与科研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这可能是欧洲大学在创新能力上落后于美国大学的原因之一。
（二）大学自主权的体制差异
大学自主权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世界高等教育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类大学：一是以法国、德国等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大学治理模式，政府在大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政府是大学的创办者、经费提供者，是教授和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雇主，大学的教职工和建筑物等设施也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把这类大学称为“国家设施型”大学或“国家控制模式”。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学治理模式，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管制程度低，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发生较为直接的作用，被称为“独立法人型”大学或“国家监督模式”。就预算的自由度来看，尽管洪堡曾希望大学有自己的基金，从而获得财务上的独立，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阿格因等学者的一项调査研究显示，法国、德国、芬兰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预算全部需要政府批准。在受访的１９０余所欧洲大学中，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四国超过半数的大学表示，教员的薪资不由大学内部控制，而是按照政府相关制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在大学运行的资源受到较大政府约束的条件下，从总体上看，大学的自主权相对较小。而19世纪建立在自由市场模式基础上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欧洲大陆由政府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存在天壤之别。在美国，董事会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尽管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董事会产生的途径有所不同，但二者职能相同。通常大学的董事会由律师、医生、会计师和企业家等社会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制度确立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有效契约，实现了大学与外部的信息、资源等的交流，有效地扩大了大学的社会影响与支持。公立大学的董事会通常由民选的州长（或市长）提名，州（市）议会批准任命。亦有一些州立大学的董事会直接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因为大学董事会被认为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对大学进行管理。例如，德克萨斯大学董事会共有九名成员，每人任期为六年，可以连选连任。董事会每届更换三分之一的成员。也就是说，州长每次只能提名三名董事，并需得到议会的批准。这样，尽管每任州长可能属于不同的政治党派，但每任州长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董事会。根据宪法，联邦政府对大学董事会并无管辖权。这就使得大学董事会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大学的日常工作较少地受到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和社会政治浪潮的直接冲击。董事会选择和聘任校长，批准学校的预算，裁决学校重大事务（例如大学要增加学费需由董事会批准）；但董事会并不介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和运行，董事也不从学校领取薪酬。校长全权管理校务，只对董事会负责。因此，董事会制度为美国大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大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续发展。
此外，美国髙等教育在微观上实行大学的独立法人治理，宏观上实行各州分权管理，这一体制不仅有助于美国各地的大学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和自主权有助于各地髙校保持自身的传统和特色，促进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方面的竞争，从而推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发展。在市场条件下，政府、产业、基金会等资金提供机构决定支持的领域，并寻找最能满足条件需要的研究者，不管他们身处何处。而竞争在政府的集权和控制之下是难以充分开展起来的。作为第一个把竞争概念引人高等教育的国家，竞争性是美国高等教育最不寻常的特点之一。美国大学在争取优秀教员、学生、科研经费和社会声望等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大学系统分权化、竞争性的结构有利于培育并激励创新行为［３１］。大学享有的自主权越大，竞争性越强，产生创新成果的动力也越大。欧洲大陆国家众多，各国大学所享有的自主权也各不相同。研究显示，大学自主权越大的欧洲国家，知识创新产出水平也越高（见图１）。图１中不仅包含欧洲大陆的大学，还包括英国大学。在英国，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发挥着连接政府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桥梁作用，大学自主权既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国家控制型”模式，也不同于美国的“独立法人”模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其创新表现在总体上也高于欧洲大陆的大学。图２显示，美国各州的大学自主权也存在差异，在那些给大学自主权越多的州，大学的知识创新产出水平也越高。
大学的自主权与学术自由亦相生相伴。创新活动需要环境的形塑，创造性来源于、发展于、表现于、被认可于具体的环境之中。为了创新，大学需要自由的学术精神，创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鼓励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和对科学前沿的自由探索。尽管在欧洲大陆的大学里，教学科研人员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具有学术研究的自由，但是由于在经费等方面对政府的高度依赖，缺少独立运行的制度保障。而在美国，对于学术自由的强调转变成一场现实而有力的运动。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成立并发表《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原则的声明》，推荐施行终身教职制度（tenure）。此后，终身教职制度成为美国高校普遍执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虽然近年来这一制度饱受争议，存废之争激烈，但其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学术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即“为了追求真理，高校教师须拥有在课堂内或出版物中负责任地表达自己专业观点的自由”。除了给予工作保障和学术自由，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通过提高效率和激励以保证较高的学术创新水平，使多学科的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促使教授与大学这个共同体休戚与共，共同推动它的发展。从此，学术自由不仅成为美国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并具有管理上的制度性保障。这对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知识创新成果转化的哲学基础和法律保障
美国大学在创新能力上的领先优势同时取决于其独特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和相关的法律保障。在认识论方面，德国对于学术目标的表述倾向于某种包容一切的唯心主义，即不考虑社会的直接需要而自由追逐非实用知识的价值，教学自由（Lehrfreiheit）保护的“纯”知识。与之不同的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支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就包括两种较大差别的哲学观念种以追求知识本身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另一则强调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发展与民族强盛的深远影响。前者在1828年发表的《耶鲁报告》中可见一斑，体现了大学对追求真理的坚持和创造知识这一学术使命的捍卫。但同时，即便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这样以培养教派牧师和“基督徒绅士”为初衷的古老学府，对市场的作用也有深刻的意识。而根据1862年《莫雷尔法案及后来一系列相关法案创办的州立赠地学院则更是有意识地去适应地方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较好地适应了美国经济腾飞的需要。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中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从而促使美国高等教育逐渐呈现出既重效用又不忽视高深学术研究的哲学特征。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是独特而蓬勃的，既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又伴随着对高深学术和新思想新观点的热情欢迎。
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提出了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威斯康星思想”，倡导大学的第三职能——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即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打破大学的传统封闭状态，努力发挥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这一思想促使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1年，斯坦福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大学创立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斯坦福研究园，奠定了硅谷发展的基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高新技术密集型企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斯坦福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技术授权办公室，源源不断地向企业输出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成果，通过企业将这些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则源源不断地向大学提供发展资金和研发经费。汉斯.魏勒认为，硅谷的特征及“创新基础”在于大学与产业行动者的亲密关系及体现在结果上的互惠性交流。在硅谷，许多企业由学术企业家创立，形成了密切的互惠关系，经济溢出累积并主要保持在区域内，这种经济回报给大学的创新活动带来了额外的投资来源和激励。
促进美国的大学与企业良性互动的制度因素既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保障，也包括政府为加强大学与企业的纽带推动多种模式合作的努力。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科研成果加快转化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1980年推出的《贝耶－多尔法案ＫＢａｙｈ－ＤｏｌｅＡｃｔ）。该法案给予大学基于联邦研究经费资助成果的专利所有权。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许多州通过支持合作研究中心来鼓励技术转化，例如“大学一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中心”。这些中心助力大学科技成果的产生、中试直至商品化的前后衔接，促使大学与企业的互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速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每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建立或重建了技术转化办公室，以便将大学科学研究的创新成果申请为专利。到90年代后期，伴随着科技的繁荣，大学与企业的协作进一步深入，大学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动者。20世纪末，为强化大学和企业的纽带关系，美国又建立了如半导体技术联盟、生物技术产业组织等产学研联盟或产业技术战略联盟。美国大学与企业的现有合作模式广泛而多样，其中正式合作便包括：大学向企业转让专利、设立大学科技园、企业委托大学开发研究、大学与企业联合建立实验室、大学与产业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大学与企业开展人员互聘和交流、大学创办科技型企业等。在美国，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学科技工业园已达100多个，各类大学与产业合作中心也超过100个。
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大学与企业的联系起步较晚，且形式相对零散。德国法学家汉斯？沃尔夫（ＨａｎｓＪ．Ｗｏｌｆｆ）曾指出，“无论在概念、学理和制度方面，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公（作为公共部门的大学）私（私人企业）伙伴关系都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公私伙伴关系没有明确的适法性和限定标准”［４３］。２１世纪初，为加快经济改革、促进就业，欧盟１５国领导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特别首脑会议，达成并通过了一项关于欧盟十年经济发展的规划，即“里斯本战略”（Ｌｉｓｂ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其目标是通过鼓励创新、大力推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探索面向知识经济的下一代创新。其中包括要通过大学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创新，推进欧盟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与美国大学经费来源渠道与资金支持多样化、市场化相比，欧洲大陆的大学运营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拨款，大学在与企业合作中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因此，同美国大学相比，欧洲大陆大学的创新资助和创新活力在整体上尚有一定差距。
五、结语
大学创新能力的提升，无疑是各种因素辐辏会合的结果？，本文以两个与大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的世界大学排名人手，对比了当前美国和欧洲大陆在大学创新能力上的竞争态势，并尝试寻求其中体制因素的深刻影响。讨论的重点包括促进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大学享有的自主权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性结构，以及推动大学知识创新成果转化的教育哲学基础和法律保障。虽然计量方法在这一话题的文献中多有尝试，但是其本身并不能代替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事实上，后者是前者结果具有准确意义的基础。
然而，大学创新能力的提升本身是有待深人探索的话题。事实上，学者们至今对大学是否应该积极地与产业结盟、大学在通过教育教学传播通用知识和通过专利行为保护专有知识的职责上仍存在不同意见。同时，体制分析亦是错综复杂的。体制关系通常带有层次性，一些制度镶嵌在另一些更有影响力的制度上。同时，也应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当前的优势地位不单单是体制因素所致，更与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以及知识和科研发展的累积密切相关。例如，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垄断地位，美国二战期间对犹太科学家的大量接收，以及依靠其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对于全球人才的集聚作用都可能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创新优势的原因。但通过本文可以看出，大学的创新行为离不开本地体制框架的规制。中国虽历经近４０年的市场化改革，但基本制度框架依然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深水区的教育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要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是提升我国大学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16卷第3期）
【高教视点】
全国教育大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历史时期，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教育会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制定了行动指南、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入脑入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时刻保持“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把握部党组提出的“新、高、实、深”的要求和“转时态、转语态、转状态、转心态”的方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要求上来，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二、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让学习成果变成书写“奋进之笔”的实际行动。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科技水平提升和教育理念转变至关紧要。一个基础科学缺乏贡献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教育强国；因循守旧的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理念，无法培养出适应新时代强国建设需要、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结合具体工作，转化成落实工作的具体行动，写好高校科技工作和教育信息化的“奋进之笔”。
一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高质量发展。高校科技工作是教育距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近的一项工作，直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主战场。其一，要强化基础研究规划布局，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探索建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组织承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前沿科学中心建设。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团队，争取尽快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二，要聚焦关键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问题。深入实施高校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行动，研究制定推进关键领域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其三，要加强科教融合推动教育科学发展。与基金委建立联合工作机制，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大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支持，围绕人类学习与发展规律，以及前沿科学、新兴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等方面，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加强前瞻布局，为教育事业改革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其四，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尤其是在科技评价导向方面。制定更加明确具体的高校科技评价实施办法，实行分类评价和开放评价。对高校落实评价改革要求情况开展专项督查，严肃问责不担当不作为。
二是实施教育信息化2.0，共享优质资源，引领教育变革。教育信息化1.0阶段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基础，重点推动“教育+互联网”模式的应用普及。进入教育信息化2.0时代，以“三全两高一大”为目标，着力推进“互联网+教育”的融合创新发展。要实现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实现“三个转变”，形成“三个新模式”。要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要努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实施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网络学习空间覆盖行动、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百区千校万课引领行动等八大行动，书写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12-07，作者系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党支部书记、司长雷朝滋）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一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喷涌而出，高等院校在今后的创新研发、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等诸多领域竭智尽力、大放异彩。
高校科研引领知识黄金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尤其是科研人员的黄金时代开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知识变成了被依靠的力量，“哥德巴赫猜想”与“薛定谔的猫”成为年轻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国家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经费投入大大增加，中国的科研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前沿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推动着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和发展，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天体力学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推动了国家科技整体实力和发展潜力的提升，也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主动权。
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了“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与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两项重大科技任务。“墨子号”是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京沪干线”是世界上第一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墨子号”与“京沪干线”还实现了星地对接，构建了空地一体化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络雏形。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在国际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并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率先创立了肝癌转移复发综合防治体系，首次创立了肝癌早诊、复发预测的新技术。使得肝癌从“不治之症”向“部分可治之症”转化，也奠定了中国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光学是一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学科。近几十年来，光学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大学龚旗煌院士团队长期坚持在介观光学、超快光物理和纳光电子学等极端光学前沿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在部分方向上引领了国际学术前沿，已经成为极端光学领域的国际学术高地。
2016年2月11日，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第一次“听”到了宇宙的“声音”。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陆唯一成员参与实现首次引力波直接探测，开启了多信使天文学的新时代，团队开发的引力波数据分析软件工具被来自全球90多家科研院所900余位LIGO科学合作组织成员广泛使用。
十八大以来，高校以不到全国10%的研发人员、不到全国8%的研发经费，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承担了60%以上的重大科研任务，包括“863”、科技支撑、重点研发等；建设了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高层次人才占到了60%以上；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分别占到了全国80%以上。2012-2017六年来，高校占据了国家科技三大奖的半壁江山（总占比55.08%），其中自然科学奖以及技术发明奖主要来自高校，充分体现了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基于论文及其被引用次数的国际学科评估中，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高校进入ESI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了893个，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了219所。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各项政策推动下，高校在各项科技产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三大国家科技奖。科研工作者的思想创新与学术碰撞，让中国的基础研究焕发了生机。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将推动高校成为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力量。
高校开拓战略高技术的突破之路
1982年，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高校科技在服务民生产业上开始崭露头角。
在信息技术领域，自1983年起，国防科技大学先后研制出以银河-Ⅰ、银河-Ⅱ和银河-Ⅲ为代表的银河巨型系列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重大科研工程计算能力的国家之一；2013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它以峰值计算速度每秒5.49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3.39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位居世界超算500强榜首，成为2013年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在工业领域，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光斗参与主持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主持设计了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参加人民胜利渠、荆江分洪、丹江口工程、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二滩水电站、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工程等的设计和咨询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和水利科技的进步。北京理工大学孙逢春院士创造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诸多“第一”：制造出我国第一辆电动大型豪华客车、第一辆电动公交客车、第一辆低地板电动客车、第一辆燃料电池电动轿车，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及技术成果转化基地、第一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监测平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2007年中国高铁正式通车，它的成功离不开北交大、同济、浙大、中南、清华、西南交大、北科大等高校的科研成果和人才；2018年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通行，背后是清华、同济、华南理工、浙大、西交大、天大等等数十所高校默默的支持。
在农业领域，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大108系列优质玉米新品种到2004年全国种植面积累计超1.9亿亩，增产粮食约95亿公斤，增值近100亿元。
在国防建设领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功研制出“长鹰”长航时无人机，它是我国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长航时无人侦察机系统，成功使我国无人机实现了由近中程、短航时，向远程、长航时的历史性跨越；2015年，北理工参与‘9.3’大阅兵的装备研制工作，涉及精确打击、高效毁伤、机动突防、远程压制等多个领域，受到世人瞩目。
经过多年的发展，高等院校通过承担国家重大项目、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输送等一系列工作将科技成果应用于国民生活改善的方方面面，推动中国水电火电核电、国防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全线发展，中国完成了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评价中国的创新浪潮：“从世界最大的无现金交易总量到世界最快的大数据计算速度，从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到世界最先进的高铁网络，从世界最多产的人工智能科学论文到世界最领先的光伏产业链，中国在许多行业突破了科技瓶颈，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事实上，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亦或是国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都离不开高校的力量。时至今日，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高等院校也必将继续助力我国科技发展。（来源：光明日报，2018-12-12）
【高教资讯】
12月20日，2018年度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新形势，明确新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系统部署了2019年高校科技工作。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占元指出，过去一年来，高校科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奋进之笔”绘就“得意之作”。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五年计划、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启动实施，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广大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杜占元强调，当前国家发展对高校科技原始创新和核心攻关的需求更加急迫，国际科技教育竞争对“双一流”建设的挑战更加急迫，面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高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更加急迫。高校科技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牢固树立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把握人工智能、智能科技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深刻认识科教融合发展规律，扎实推动新时代高校科技高质量发展。
杜占元要求，2019年高校科技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扎实做好六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党对新时代高校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二是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优良学术生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三是突出高校科技优势和特色，加强基础研究，聚焦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四是深入开展服务国家战略行动，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推进高校军民深度融合，服务国家科创中心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五是推进科教融合，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添加科技引擎。六是大力拓展高水平实质性国际合作，打造新时代开放创新的战略平台。（教育部，2018-12-21）
最近，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的新闻引发关注。
12月1日，清华大学与深圳市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有合作共建世界一流水平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以及清华大学校长等重量级领导均出席。
同样在12月1日，另一所知名高校——天津大学也爆出将在福州建设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的新闻，福建省领导、福州市领导以及天津大学校长等出席。
除清华和天大外，近年来还有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已经建成或拟建设国际校区（国际联合学院）。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国际校区已成为各大名校推进国际化办学的重要选择。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至少有7所双一流名校已建成或拟建国际校区。虽然目前仅有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正在建设或已建成，但从近期多所高校密集与其他机构签约，也可以看出名校对“国际校区”的青睐。（来源：青塔，2018-12-04日，有删减）
北京市属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在履行本校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利用本人及其所在团队科技成果到与本校业务领域相近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机构兼职或者在职创办企业，并按规定获取相应报酬。北京市教委最新下发了《关于支持和鼓励市属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办法》，明确支持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或在职创办企业。
办法规定，该部分人员兼职或者创办企业期间取得的业绩，可作为其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考核奖励等重要参考依据。按照规定，市属高校应当将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和在职创办企业情况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
北京同时支持和鼓励市属高校设置流动岗位，聘用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海外高水平创新人才到本校兼职（工作）。流动岗位不受本单位岗位总量限制，不占本单位高级岗位职数。流动岗位人员通过公开招聘、人才项目引进等方式被市属高校正式聘用的，其兼职经历以及在原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资历，可作为市属高校评聘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参考依据。
为支持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在岗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市属高校还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位，用于科研人员进行应用技术研究、项目开发与技术合作、成果推广转化，与企业进行产业化合作等工作；也可按规定申请设置特设岗位，聘用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特设岗位不受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限制，对特设岗位聘用人员可实行年薪制、项目工资、协议工资等灵活分配方式。
北京市教委表示，市属高校应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按照创新创业要求和与本单位业务领域相近企业的需求，与企业合作建立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和机制，积极选派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同时明确，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人员与原市属高校其他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等方面的权利，取得的业绩，可作为其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考核奖励等重要参考依据。
北京还将通过一系列举措，支持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也就是说，市属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经申请批准后，可携带科研项目和成果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者到企业开展创新创业工作。离岗创业期限为3年；确因工作需要延长离岗创业期限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可相应延长，但最长不超过5年。
该部分人员福利待遇如何划分？办法规定，原市属高校与离岗创业人员协商后可发放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离岗创业人员应每年向原单位报告创业情况，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正常晋升薪级工资；创业业绩突出，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不占原市属高校年度考核优秀比例；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的，由原市属高校决定离岗创业人员停止创业，并按市属高校工作人员考核相关规定处理。
市属高校在岗位总量已满的情况下，对离岗创业人员离岗创业期间空出的岗位，确因工作需要，经同级人力社保部门同意，可按有关规定用于聘用急需人才。离岗创业人员返回的，如无相应岗位空缺，可暂时突破岗位总量聘用，并逐步消化。
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领导人员，辞去领导职务后可申请离岗创业。返回时，原市属高校应按其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做好岗位聘用工作。离岗创业人员与原市属高校解除聘用合同流动到企业的，原市属高校有空缺岗位时，愿意返回原市属高校工作且符合岗位聘用条件的，可按有关规定优先聘用。（来源：北京日报，2018-12-20）
12月17日，深圳技术大学接到教育部日前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深圳技术大学的函》，文件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深圳技术大学”。
据介绍，深圳技术大学的设立，是广东省和深圳市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是广东省和深圳市落实中央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发展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高等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广东省和深圳市优化广东、深圳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补齐高层次创新型应用技术人才短板的积极探索。
上述文件指出，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和《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有关规定，以及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评议结果，同意建立深圳技术大学，学校代码为4144014655。
文件明确，深圳技术大学系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学校定位于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首批设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物联网工程、交通运输、汽车服务工程、光源与照明、工业设计6个本科专业。
文件提出，学校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文件强调，广东省和深圳市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学校建设速度，提高建设质量，引导学校坚持公益办学导向，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据了解，深圳技术大学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借鉴和引进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一流应用技术大学办学经验，倡导“工匠精神、人文情怀”，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国际交流，致力于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具有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水平工程师、设计师等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应用型技术大学。
该校目前设有中德智能制造、大数据与互联网、城市交通与物流、新材料与新能源、健康与环境工程、创意设计六个学院，共有在校生1000余人。到2020年，争取在校生达5000人。远期规模，在校生达2.5万人，其中本科生1.9万人，专业硕士研究生3000人，留学生3000人。（来源：南方网，2018-12-18）
四川大学紧扣珠峰计划的“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核心内容，在制定“双一流”建设规划过程中，将建设前沿科学中心纳入学校“双一流”重点工作。
在建设过程中，学校充分思考论证，凝练方向。一、确定学科方向，提出“办最好的医科，办一流的文科、理科和新工科”的发展思路和“文优-理进-工改-医强”的发展路径。二、凝练科学问题，聚焦中心发展主线，深入分析临床医学、精准诊疗对基础医学研究的需求，设置协同共进的主要研究方向，形成中心架构关系图，保证中心组建方案骨架的定型。三、教育部珠峰计划启动后，学校决定由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领衔，成立了由29位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前沿科学中心工作组”，向学校提供中心组建方案。
学校高度重视前沿科学中心的建设，同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校全力建设“疾病分子网络前沿科学中心”，把中心及其主要依托的学科纳入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支持中心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示范区，设立管理委员会。目前，学校已在2019年“双一流”专项资金中为该中心单列年度经费预算，在研究生招生中给予特区政策支持。成都市政府积极支持，提供了10万平米空间支持。
未来，中心将吸引一批全球顶尖科学家合作参与，力争建成5-10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协同攻坚团队，吸引世界著名科学家来工作或建联合实验室，聚集200位高水平人才。（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8-12-27 ，有删减）
